第50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50)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进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专横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的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拚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的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象寄生虫般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的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起。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的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曲，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的要跟舒曼与舒伯特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迷娘或《威廉·迈斯特》中的竖琴师等等，刻划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犷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的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坐啤酒店，危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做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的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例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的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罢，尽量的生活罢！……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象十月的雾，象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见，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扬扬的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的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孟特尔仲的《哀丽阿》称做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芒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的回答说：“听你他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声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起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筪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的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的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的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的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辞：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