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抗战前的薛岳(1)

三年的牢狱生活

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九峰乡人，此地位于粤湘两省的交界处，属于比较穷困、落后的山区。乐昌县旧属韶州府，据《韶州府志》记载：乐昌人性耿直，尚气节。薛岳正是最典型的乐昌人。

薛岳生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他是家中五兄弟两姐妹中的老大。薛家属于一个世代耕读的农樵之家，先祖可以追溯到一个唐代的名人，此人中过进士、做过刺史；传到“仰”字辈的薛岳已经是第二十八代。“岳”即岳飞之意，薛岳原名“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直到后来他以精忠报国的岳飞自励，乃直名“薛岳”[1]。

薛岳之父薛宗元年轻时聪明俊秀，但由于家贫，后更因子女多而无力完成学业，只好以力耕养活家口。薛宗元是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宿彦，乡邻有纠纷，他都会出面为之排解；遇上意外事件，薛宗元也常常为之想方设法、筹措钱物。薛宗元名声在外，乃至于县官遇上棘手的事情，都会命人抬着轿子来请，活脱脱一位“山中宰相”。

薛母李氏出自名门，持家有道，为乡里所称誉。传说有一次薛父想要上树去摘取蜂巢，薛母认为这种行为有些缺德，所以力劝丈夫不要上树；后来其他乡人上了树，却被摔下来成了残废。从此薛母更加相信善恶有报，加深了向善之心。

在管教子女方面，薛母从不含糊，所以薛岳小时候就以孝名传闻乡里，乳名“孝松”，即孝顺祖父母的意思。

为了让子女们自幼养成勤耕敬业、独立自主的习性，薛母在家里还特意制备了一套小型的农耕工具和家事器皿，供子女们习作。因此，薛岳从小不但好学知礼，而且勤勉诚笃，“协助族人，下田耕作，上山伐木，至于家务劳作，洒扫炊饪……更不在话下”[2]。薛岳初入革命之途时，就曾替大家买菜、做饭，可谓“上得厅堂，入得厨房”，活脱脱一副“暖男”范儿。

正是由于这种敦厚的家风和笃实的家教，一旦与大时代的潮流相结合，忠孝务本的薛家子弟便大多投身于从军报国之列，以至于产生了一支闻名全粤的“薛家将”——薛岳之外，还有其三弟薛仲述（中将）、四弟薛叔达（中将）、五弟薛季良（少将）、堂弟薛仰茂（上校）、薛仰森（上校），以及同宗族的薛超（中将）、薛仰宗（中将）、薛仰仁（少将）、薛纯武（少将）等几十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薛岳这棵大树在，薛家子弟的晋升之路也变得容易得多。

薛岳六岁入学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由于其颖异过人，所以每每可以背诵先生前一天所教授的课文。薛岳八岁入九峰乡初等小学，十二岁入乐昌高等小学。乐昌高等小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校长为曾举孝廉方正的前清进士周承烈，加上薛岳的刻苦，这一时期令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陶冶出了一种耿介超脱、刚毅不苟的风格。

薛岳有一位堂叔，喜欢给孩子们讲一些诸如薛仁贵征东征西、罗通扫北、岳飞抗金、太平天国洪杨革命之类的历史故事，薛岳的民族意识、革命思想都是在这些小故事中潜移默化地熏陶出来的。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深受西风影响，是开革命风气之先的地方，从“拜上帝教”的洪秀全、杨秀清到“三民主义”的孙中山、黄兴，薛岳受此影响，渐渐生出了投笔从戎之念。薛宗元也常常教导儿子：“光复汉族，唯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须习戎，以应时变。”但是薛母爱子情切，她不舍得放儿子去冒险，可是架不住儿子的再三恳求。为了考验儿子的意志，薛母特意给儿子安排了一堆重活、累活，直到她眼见儿子又快又好地完成工作时，才不得不嘉许儿子之志向坚定，乃许其成行。

1910年底，眼看除夕将至，薛岳无心过节，却含泪拜别了双亲[3]，踏上了南下广州投考陆军小学的道路。

这是他一生兴衰荣辱的转折点，从此云路宽阔、鹏翼翩然，一个少不更事的农家少年，朝着自己“百战名将”的人生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由于当时考期未到，以及随后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原因，薛岳不得不先在广东新军中当了一年的少年兵，新军中有一位连长是他的表叔，对他照顾有加，所以这个时期薛岳的生活还过得去。

1912年春，薛岳正式考入位于黄埔岛的陆军小学第六期，校长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士龙，黄还曾留学德国，在新军中任过标统（团长）。在薛岳的同期同学中，不乏后来的风云人物，如张发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朱晖日、黄琪翔、吴奇伟、韩汉英、叶显、叶挺等人。

在陆小训练期间，薛岳即有过人表现：“有一次夜间演习，情况是敌人来袭，测验学生如何应变。同学们大都向山区散开闪避，独薛将军不为所惧，设伏要隘地点，迎击来袭之敌，先发制人。当敌未及登陆小岛之前，即予击败于珠江水际。演习终了，教官讲评，对薛岳之战法，深为激赏，认为攻击是防御的最佳手段。”[4]不得不说，张发奎曾经是北伐名将，可是却被后起之秀的薛岳所超越，大概即在于薛岳的这种始终如一的大胆进攻精神，也即如今所谓的“亮剑”精神。

张发奎、谭在汉、黄之怀、叶显等九人一向服膺薛岳胆识过人，于是共推薛为小领袖。他们十个人志同道合，于是仿效桃园三结义，在黄埔后山的一块大石旁边，结成了“石家十兄弟”，以示志坚如石。

十兄弟心向革命，当时正值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他们跃跃欲试，于是在某天夜里闯入黄士龙的校长室，要求校长率领全体同学前去参加革命。黄氏虽然倾向革命，但是他心知这帮半大小子羽翼未丰，去革命就是白白送死，于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道：“汝辈年纪尚幼，应先多读书，充实知识为是……”[5]

薛岳等人只好遵从师言，在学校暂时安心待到了临近毕业。

在陆小时，薛岳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叫邓士章，每到假期，邓士章都要邀请薛岳到自己位于香港九龙的家中小住一段，这样薛岳就有机会结识了邓的胞兄、著名的革命家邓铿（原名邓士元）。

邓铿、朱执信二人是孙中山麾下重要的军事干部，皆拥有非凡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在邓家时，邓铿见小薛气宇非凡，以至爱如手足；薛岳也一向崇敬邓铿，于是尊称他为“铿哥”。不久，薛岳又结识了朱执信，“朱、邓两位革命先烈的志节，伟大的人格和忠于革命的精神，所给予薛将军个人的熏陶和直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6]。

正是在邓铿、朱执信的影响下，1914年3月，薛岳、张发奎等一帮热血青年未及陆小毕业，便追随邓、朱赴港，参加了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反袁革命团体。在邓铿的介绍下，薛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从此走上了一段比较曲折、坎坷的革命之路。

张发奎不久进入了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1916年初，由于反袁，他被迫离开了学校。此后，张发奎遭遇了一系列人生低谷，乃至险些自杀。作为同窗好友的薛岳的遭遇，事实上却比张的境况还要糟糕，甚至两度入狱。

薛岳参加革命以后，和一帮革命青年负责送信和联络工作，有时候连打杂、买菜、做饭等事情都要做。

这段时日尽管是辛苦、穷困的（出门都没件像样的衣服，几个人换着穿），却磨炼了薛岳的坚强意志。1914年秋，薛岳等人在广州湾的法租界内开设了一家商店，以作为革命联络工作之用。联络点后来不幸被人侦知，广东军阀龙济光极端仇视这帮革命者，于是他便找到法国领事，诬称薛岳等人是“安南革命党”[7]，并且向其行贿。

法国领事受贿徇情，便于9月22日派兵抓捕了薛岳、林直勉等八人。就在法国人要将薛岳等人引渡给龙济光之时，在孙中山的直接干涉下，安南总督迫于孙、龙两方的压力，便决定将薛岳等人作为政治犯拘押于安南海防，后又押禁于河内监狱。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坐监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该处狱房设备简陋，夏日则酷热难耐，且土地潮湿，蚊虫滋扰；冬天则仅有草席权充铺盖，每日粗饭两顿，备受法国狱卒凌辱，历尽艰辛。”[8]薛岳等人为此苦不堪言，所幸在当地华侨的同情和帮助下，他们还是硬挺了过来，没有被瘐毙。

在孙中山的积极营救下，薛岳等人很快获得释放。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就在薛岳等人由西贡准备前往香港之时，龙济光再次向法国方面使用软硬两手，以至于薛岳等人再陷囹圄，直至1917年年初才最终获得自由。

两次被铺和三年牢狱生活的独特经历，对于薛岳的革命意志是一个很大的磨炼和考验，何况他正值血气方刚之年。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此番特殊的遭遇，确实不失为解读薛岳何以为“名将”的一大关键。

坚忍不拔可谓薛岳身上最鲜明的特质，也正是一个军人最可贵的品格。

从三剑客到主力师师长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是经薛岳亲自审定的，其中指出薛岳在出狱之后就跟张发奎等人入读了保定军校第六期[9]。

可是，据《张发奎口述自传》中的记载，张本人并未前往保定，那两年里薛岳也总是跟他在一起。另外，在刘茂恩、何柱国、樊松甫、李洁之等保定第六期校友的回忆录中，他们也始终没有提到“同学”薛岳的名字。

跟蒋介石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样，大概薛岳在这里也冒充了一回科班生，目的无非是拉近与保定系同学（陈诚等）的关系，或者是为了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价（抗日名将蔡廷锴也通常被人说成是保定生，但是在蔡的自传中，却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是据说薛岳的学籍的确曾经进入过武昌、保定等军校，大约是被推荐保送的，只是后来被除名，可算半个保定生吧。

显然，陆军小学的学历对于指挥现代战争尤其是大兵团作战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战争的复杂，使得对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大大提高，军队的协调配合非常不易，各种要素还都要考虑到位。比如交通、补给、气象，乃至对于情报的搜集、判断等。但薛岳之所以成长为一位统军之才，主要还是在于其长期的实战经历，这是特殊的时代提供的难得机遇。这就像那些黄埔生，学历也很可怜（仅仅受训半年），但后来不少人都成长为军事大才（不过主要是将而不是帅），还是源于长期的实战锻炼（不过薛岳诚然善于捕捉战机，但计划总是不够周密，这也与其专业训练不足有关）。

再如薛岳后来的对手、解放军方面的粟裕，更是一天科班都没有进过，全是“绿林大学”自修来的。薛岳的同龄人、苏军名将朱可夫也是出身行伍，只是在1929年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进修班学习过军事，朱可夫自言：“在我担任（骑兵）第六军军长时，我下功夫研究战役战略问题，因为我知道，对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阅读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我努力对于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想定，这使我得益最大。”[10]

中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军事装备尚没有实现现代化，只能说已近代化，勤于学习的薛岳对于战术保守、资源有限的日本人，也只能说可以勉强应付之。

从1917年到1920年，广东已经是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天下，按照张发奎的交代，“（同情革命人士的）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

当时粤军主力已经进入福建，统辖闽西南二十六县，在那里进行整编和训练，以备来日反攻广东。1919年7月，在邓铿的召唤下，薛岳等革命青年毅然前往福建（张发奎由于要照顾弟弟的学业，未能抽身）。薛岳被邓铿委任为上尉参谋，追随在邓的左右学习、策划军事——大概薛岳的军事才能正是于此时初步打下了根基。

革命军在邓铿、朱执信、陈炯明、许崇智等人的改造和训练下，成为一支劲旅。经过一番反攻，1920年10月，桂系退出广州，粤军大获全胜。

此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为了加强第一师的战斗力，首先成立了独立机关枪连，任命薛岳为少校连长，可见邓氏对于薛小弟的重视和信任。不久，这个连又扩编为营，薛岳升任营长。

为了加强大总统府的警卫兵力，邓铿专门负责组建了大总统府警卫团，由老好人陈可钰任团长。薛岳的独立机枪营为第一营；第二营由第一师工兵营改编，起初营长为李章达，后由副营长叶挺接掌；第三营营长为张发奎，薛、叶、张既为同龄的陆小同学，私交也甚好，更由于他们的护驾职命，因此被时人誉为“三剑客”（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是保王党）。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非常复杂，粤桂矛盾之外，更有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以至于朱执信、邓铿二人先后被暗杀。

邓的死至今是一个谜，倾向孙的人认为邓氏系陈炯明所杀，倾向陈的人则认为邓氏系孙所杀；另外，还有人指出邓氏系走私鸦片的恶商报复所杀，因为邓曾查没大量的走私鸦片。不管如何，邓铿的死大大加快了孙、陈二人决裂的步伐，乃至二人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