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转战大江南北(5)
兰封会战的结果不理想，尽管蒋介石指责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占据迁延”。然而作为最高负责人，他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如果不是他的内外有别、亲疏有别、杂牌与嫡系有别的基本政策，造成部队严重的离心倾向，国民党军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自私、自保行为。
薛岳处于这种不利环境下，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儿了！而且受这种环境的不良熏染，薛岳本人也有不少自私的行为。
花园口决堤
商丘失守以后，战场上的主动权落入日军之手。为此日军大本营于5月29日下达了如下的作战命令：
一、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
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之间作战地区境界，为阜宁、泗州、南平镇、蒙城、颍州联结线（线上属华中派遣军）。[44]
然而，战争一旦开始，往往很难被遏止，战争有它自身的一套逻辑，这就像两个斗红了眼的人，彼此是很难被人劝住的，何况抗命是日军的“优良传统”。因此，华北方面军根本不顾大本营的命令，直接下令向兰封以西进行追击。
在此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正拟增厚兵力，并从后方积极运送炮弹等物资，希望能在短期内消灭土肥原师团；曾在台儿庄战役中立功的汤恩伯第二兵团此时也已到达豫东战场，5月30日，薛岳被提升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等部拒敌，“自5月杪至6月9日，与敌激战宁陵、睢县、民权、鹿邑、柘城、太康、扶沟、杞县、陈留、开封、中牟一带经旬”。
然而，这时沿铁道两侧西进之敌已于6月1日窜陷睢县，迫近兰封、杞县，而另一股敌人则由安徽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进逼，其目的不仅在于救援土肥原师团，且大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如此一来，开封、兰封间的国军主力部队就有了被包围的危险。
国军的防守未能阻挡敌人的猛进，6月3日，杞县、通许、陈留被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4日，土肥原师团再占兰封，并会同第十六师团一部合攻开封，6日，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失守；8日，日军已进达中牟、尉氏，一部分骑兵更伸展到郑州南方的平汉路附近，形势相当危急。
蒋介石深恐第一战区主力被敌人消灭，早在6月初，他便命令薛岳将部队撤往平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则迁往洛阳。
薛岳于是向第一战区各部下达命令：为“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决定全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以商震指挥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九军、新三十五师，万福麟指挥第五十三军、新八师，彭进之指挥第一九六师、第四十五师分任开封至郑州，黄河铁桥至汜水、汜水至张茅镇间黄河南岸守备；以商震军一部、孙铜萱军、张自忠军团、李延年军、陈大庆师、冯治安军、刘汝明军、罗奇师、梁恺师分驻开封、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淮阳、沈丘、商水，掩护主力撤退；主力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军分向禹县、郏县、汜水、巩县、密县、洛阳、襄城、叶显、泌阳转移。”
就是在国军西撤过程中，为了阻遏日军的追击，蒋介石授意薛岳，密令守河部队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来遏阻日军的西进。
“黄河流经郑州东面的开封附近时，折向东北，因而形成一个弯曲部，如在这个弯曲部决堤放水，则黄河的浊流将泻入地势低洼的东南方，使徐州、大运河一带成为泽国。”
据宋希濂的交代，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情况紧急时特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郑州一带决堤，造成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泛滥，以阻止敌军的西进。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不恤民众的大独裁者蒋氏的批准（此前已有陈果夫等人提过类似的建议）。第一战区长官部派驻在郑州附近的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和一个工兵营执行挖掘和爆破的任务[45]。6月4日，守河部队先在中牟县境的赵口进行决堤作业，预定在当天下午使合流决口，然而该处水量有限，虽然连续三昼夜作业，但没有达到目的。
决堤位置于是就转移到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9日上午9时，打开了缺口，河水即奔流堤外。“横决的河流，淹及豫省东南大平原的中牟、尉氏、扶沟各县以及皖、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使日军的车辆、战车、重武器等陷入泥淖，进退维谷。”
豫、皖、苏三省的四十四个县市、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顿成泽国，近百万无辜民众葬身鱼腹，上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抗战无能、御敌无方的蒋介石，终使广大百姓遭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黄、淮地区人民的生命线。在中国历史上，自大禹以降，历代为政者都非常重视治理黄河。河治则安，河泛则危，而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掘开黄河，让河水泛滥成灾，不论其理由是什么，此举确系大逆不道、丧尽民心。”[46]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重庆隧道惨案等，都反映了专制统治下的麻木不仁。
不过，蒋所使用的“以水阻兵”的伎俩其实是一个笨招，根本不可能真正阻止日军的攻势，此次黄河决堤，虽然令千余日军丧命，且令日军六年内未能西进一步，可是实际上日军在华的行动始终是有所节制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双方也一直没有宣战），大本营在对华用兵规模上始终严格控制，如中国派遣军总兵力基本维持在七十万左右——1944年4月，当日军感到有占领河南大部的需要时，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击溃了在河南的国军驻防部队。而且，尽管迫使日军改变了进攻武汉的路线，但对于整个战局发展，影响微乎其微。
不过最早提出“以水阻兵”观念的还是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他在1935年时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待到抗战爆发以后，法肯豪森眼见中国军队无力在北方阻挡日军的机械化兵团，而且日军一旦攻取郑州，就可以借助平汉路迅速南下武汉，不给中国军队以喘息之机。蒋介石及其手下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诚可痛哉！
当然，有些问题还是可以见仁见智的，假如在河南作战中国军真的遭受重创，那么对于国军的抗战意志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呢？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中，国军的实力又是否会大受影响呢？这些倒是可以具体探讨的。
薛岳自知掘开黄河不得人心，故对此事讳莫如深，在他所撰写的《抗战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此事。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国民政府也只得把决堤的责任推到了日本人身上，并谎称系日军飞机所炸；这一宣传非常有效，连日本国内很多人也信以为真——因为日军本来就造孽很多，日本人也就不怀疑日军的作恶能力了。
此次，花园口黄河决堤给予日军最大的伤害，自然非靠近黄河的土肥原师团莫属。“这一绝招，使在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师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47]
如此一来，土肥原师团就成了中国飞机攻击的好目标，开战以来一直不大露面的飞机，此时却联袂飞来了。土肥原师团有如袋中之鼠，无处逃避，束手无策，在万分苦难中度过了一个月。华北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肥原师团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队，与炸弹、洪水搏斗了一个月，才终于救出了土肥原师团——这一场景，倒有些类似后来英国上下在敦刻尔克营救被围困的英法联军。
不过，就在土肥原师团脱出危难之际，他本人作为一位特殊的人才却奉命调任参谋本部部附，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政策[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