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意想不到的矿区待遇

当矿工从矿井里爬到地面时，他们的脸庞是如此苍白，即使在满脸的煤尘下也清晰可辨。这都是他们所呼吸的污浊空气所致，不久就会消退。对刚到矿区的南方人来说，几百名矿工换班时从矿井中鱼贯而出的场面怪异且略带邪气。那疲惫的脸庞上，所有凹陷都附着着煤尘，带着一种激烈、狂野的表情。其他时候，当他们脸上干净的时候，就和普罗大众没有多大区别了。他们走起路来格外昂首挺胸，双肩后张，这是在地下长期弯腰的一个习惯性反应，但大多数人都身材矮小，被不合身的厚衣服掩盖了健美的躯体。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鼻子上蓝色的伤疤。每个矿工的鼻子和额头上都有一些蓝色的伤疤，并会一直伴随他们直到死亡。地下空气中弥漫着煤尘，煤尘会进入每一处伤口，然后皮肤长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痕迹，就像纹身一样，实际上也成了纹身。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年纪大的男人额头上纵横交错，就像罗克福尔羊乳干酪[17]一样。

矿工们一上地面，马上就会拿点水漱口，把最顽固的煤尘从喉咙和鼻孔里清出来，然后回家，有人洗澡，有人不洗，全凭各人喜好。据我所见，应该说大部分矿工都喜欢先吃饭后洗澡，我若是他们也会这样。常常可以看见一个矿工坐着喝茶，一张脸像克里斯蒂乐团的歌手一样，除了鲜红的嘴唇以外全然漆黑，吃着东西就慢慢干净了。吃完饭后，他取一大盆水，有条不紊地洗起来，先是双手，然后是胸、脖子、腋窝，然后是额头，再是脸和头皮（头皮上灰尘沾得最厚），然后他的妻子拿来毛巾，擦洗他的背。他才洗了上半身，很可能肚脐上仍然有煤尘盘踞，但即使如此，也要讲些技巧，才能仅用一盆水洗到勉强干净的地步。就我自己，我发现下过煤矿后我需要好好洗两次澡才行。光是清掉眼睑里的灰尘就要十分钟的工夫。

一些较大的设施较好的煤矿，矿口处都有浴室。这是个大大的好处，因为矿工不仅可以每天彻彻底底、舒舒服服甚至奢侈地洗个澡，而且浴室里有两个储物柜可以让他分开存放工作服和日常衣物，这样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能从原本黑得跟个黑人一样变成能盛装参加足球比赛的样子。但这样的条件相对只是少数，因为一段煤矿矿层不会永远存在，所以不见得值得打一次矿井就建一座浴室。我无法获得具体的数据，但有矿口浴室的煤矿可能不足三分之一。很可能绝大部分矿工都是一周六天的时间里腰部以下完全漆黑。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彻底地洗个澡。每一滴水都要加热。而且在一间窄小的客厅里，除了厨房炉灶和部分家具，还容纳了一位妻子、几个孩子，很可能还有一只狗，实在没有空间再安插一间像样的浴室了。就算用盆也不行，水必然要溅到家具上。中产阶级人士喜欢说，矿工们就算有条件也不肯好好洗澡，但这是胡说。凡是矿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会使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只有非常年老的人中才残存这样的迷信说法，认为洗了腿会“导致腰痛”。另外，在有矿口浴室的地方，也是要矿工自己出部分或全部费用的，这会从矿工福利基金中扣除。有时煤矿公司会捐款，有时基金承担全部支出。但毫无疑问，即使是当今社会，布赖顿旅馆的老太太们还在说，如果你给那些矿工弄个浴室，他们只会拿来放煤块。

事实上，眼见着矿工除了工作和睡觉以外的时间如此紧张，他们竟还洗澡洗得那么勤，实在出人意料。你要是以为矿工一天的工作时长只有七个半小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七个半小时是实际干活的时间，但是，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还必须要加上“走矿”所花的时间，基本不少于一小时，往往是三小时。此外，大部分矿工还要花大量时间往返矿井。整个工业区住房都十分紧缺，只有在小型矿村，村子环聚矿井周围，才能保证大家都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在我待过的大型采矿城镇，几乎所有人都要乘公交车上班，正常情况下每周的车费是半克朗[18]。和我同住的一个矿工上早班，也就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半。他三点四十五就要起床，下午三点过后才能回家。在我住的另一户人家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上晚班。他晚上九点去上班，早上八点才回来，吃早餐，然后马上上床睡觉，一直到晚上六点，所以他每天的闲暇时间大约四小时，如果去掉洗衣、吃饭、穿衣等时间，实际上还要少得多。

当矿工从一个班次换到另一个班次时，他们一家人都得进行极为麻烦的调整。如果他上晚班，就在早餐时间到家，上早班就在下午两三点到家，而上下午班就会在半夜到家。在每种情况中，他都想一回家就能马上吃上当天最主要的一顿饭。我注意到，W.R.英[19]牧师在他的著作《英格兰》一书中，指责矿工犯暴食之罪[20]。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他们的食量小得惊人。与我同住的矿工中，大部分都比我吃得略少些。他们很多人都说，如果事先吃饭吃得太多，就没法做当天的工作了，而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只是一点零食，通常是面包配牛油和冷茶。他们把食物装在一个名为“扣罐”的扁平锡盒中，挂在腰带上。矿工晚上回来时，会有妻子等着他，但他早上上早班时，似乎就得自己解决早餐。显然，认为上早班前见到女人会招厄运的古老迷信还没有完全消失。据说，以前矿工大早上碰巧见了女人，常常就会转身返回，那天不工作。

在我来到煤矿地区之前，我也怀有广泛的错误观念，以为矿工相对而言报酬丰厚。人们听到那些不准确的消息说，矿工上一个班能拿十或十一先令，于是简单一乘，就得出结论，每个矿工一周大约能挣三英镑[21]，或者一年一百五十英镑。但矿工上一个班拿十或十一先令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挖煤工”的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计日工”，例如处理巷顶的按天计算工资的工人，收入就低一些，通常是一个班八九先令。其次，在很多煤矿，“挖煤工”的工资是计件的，按挖出来一吨多少钱算，这时，矿工工资就取决于煤的质量。如果机器出了故障或者出了“差错”——也就是煤层里混进了一段岩石——就可能让他一天或者一连两天的辛苦打水漂。而且不管怎样，不该认为矿工能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地工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日子他会“下岗”。1934年，无论男女老幼，大不列颠所有矿工一个班的平均收入是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数据来自1935年《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如果所有人都一直有工作，那就意味着矿工每年的收入略多于一百四十二英镑，或者接近于每周两英镑十五先令。但是，他的真实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只是实际工作班次的平均计算结果，没有考虑空白天数。

我面前有1936年初非连续的五个星期的五张工资条，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平均下来，它们代表的总体周工资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平均每班接近九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但这是冬天的工资条，这时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全力运转。春天来临，煤矿业随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暂时停工”，其他名义上仍算在职的工人也会每周下岗一两天。显而易见，一百五十英镑，甚至一百四十二英镑都是对煤矿工人年收入的大大高估。实际上，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所有矿工的平均总收入只有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这个数字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在苏格兰高达一百三十三英镑两先令八便士，而在达勒姆则略低于一百零五英镑，或者说一周只有两英镑左右。这些数据来自约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所著的《煤篓》。琼斯先生补充道：

这些数据涵盖了少年人和成年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等不同层次……所有畸高收入都包含在这些数据中，某些官员和其他高收入者，以及加班获得的较高报酬也都包括进来。

这些数据，作为平均数据，无法……展现成千上万成年工人的处境，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每周仅获得三十到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斜体为琼斯先生所加。但请注意，即使这样微薄的收入也是整体收入。在此之上，对矿工每周的工资还要进行各类扣减。下面是我获得的每周扣减情况的列表，代表了兰开夏郡一个矿区的典型情况：

＼ 先令 便士

保险（失业险和健康险） 1 5

灯具租赁 ＼ 6

工具打磨 ＼ 6

过磅员收验费 ＼ 9

医务室 ＼ 2

医院 ＼ 1

慈善基金 ＼ 6

工会费 ＼ 6

总计 4 5

其中的某些扣减，例如慈善基金和工会费，可以说是矿工本身的责任，其他则是煤矿公司强加其上的，在不同地区数额不同。例如，让矿工付灯具租赁费（一周六先令，一年下来够他买几盏灯了）就是邪恶的骗局，有些地方并不收取。但扣除的总额似乎总是差不多。在约克郡矿工的那五张工资单上，平均每周的总收入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去掉各项扣减后，平均的净收入只有两英镑十一先令四便士——每周减少了三先令十便士。但是自然，工资单上只会包括由煤矿公司扣除或通过煤矿公司代缴的那部分扣减；另外再加上工会费，总的扣减就不止四先令。大概可以说，这样或那样的扣减从每位成人矿工的周工资中扣除了四先令左右。因此，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矿工的平均收入为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实际应该接近一百零五英镑。对此，多数矿工获得了某种补助，能够以优惠价购买自用煤，通常为八九先令一吨。但根据前面引用的琼斯先生所说的话，全国总体而言，以货代款发放的全部补助，平均价值仅有每天四便士。而很多情况下，每天的这四便士也被矿工往返矿井的交通费抵销了。因此，就煤矿业整体而言，矿工每周可以真正拿回家算作自己的钱的金额不超过也许还略少于两英镑。

同时，矿工平均生产多少煤呢？

尽管增长缓慢，但煤矿业平均每名雇员的年产煤量一直在稳步攀升。1914年，每位矿工平均生产二百五十三吨煤，1934年为二百八十吨（《煤篓》《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给出的数据略高一些）。这当然是各类工种全部矿工的平均数据，那些真正在工作面干活的工人挖出的煤量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每人远超一千吨。但就算拿二百八十吨作为代表数据也值得注意，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成就。将矿工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比较一番，就可以深刻理解这一点。如果我活到六十岁，大概能写出三十本小说，足以塞满两层中等大小的图书馆书架。同样的时间里，一名普通的矿工产出了八千四百吨煤，足以将特拉法尔加广场[22]铺上两英尺厚，或是供应七户大家庭一百多年的燃料所需。

在我上文提到的五张工资单上，有三张以上盖了“死亡扣减”字样的橡皮章。矿工若出现因工死亡，通常其他矿工要派份子给死者遗孀，一般为每人一先令，这个钱由煤矿公司收取，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这里有个重要细节是这个橡皮章。与其他行业相比，矿工的事故率非常之高，伤亡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简直赶得上一场小型战争。矿工每年的死亡率达九百分之一，工伤率达六分之一，当然，大多数伤都是皮肉伤，但日积月累会导致彻底残废。这意味着，如果矿工的工作年限为四十年，他能逃过工伤的概率为八分之一，直接致死的概率差不多是二十一分之一。没有哪个行业危险性如此之高，其次危险的就是造船业，水手每年的死亡率略大于一千三百分之一。当然，我所给的数据是针对煤矿工人整体的，对于那些真正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受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老资格矿工，都是要么亲身经历过十分严重的事故，要么目睹过同伴的死亡。在每一个煤矿之家，他们都会告诉你父亲、兄弟、叔伯因工死亡的故事。（“他的尸身散落了七百英尺，要不是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油布西装，他们甚至没法收齐尸体碎片。”等等等等）有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例如，一个矿工向我讲述他的一个同伴，一个“计日工”被掉落的岩石活埋了。他们冲向他，把他的头和肩挖掘出来从而让他呼吸，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发现巷顶又在往下掉，于是跑开逃命，“计日工”被第二次活埋。他们又一次冲向他，解放了他的头和肩，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巷顶第三次坠落，这一次他们一连几小时都没法把他挖出来，后来，他死了。但跟我说这个故事的矿工并不觉得这有多么恐怖。（他自己也有一次被活埋过，但他很幸运，把自己的头夹在两腿之间，于是有了一小片可以呼吸的空间）对他来说，整个故事的要义在于，那个“计日工”万分清楚，他工作的地方并不安全，每天上班都准备着会发生事故。“这对他影响很大，都到了必须亲吻妻子之后才去上班的地步。她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二十年没吻过她了。”

最容易理解的事故原因是瓦斯爆炸。矿井中总是存在多多少少的瓦斯。有一种专用灯可以检测空气中的瓦斯含量，如果含量极高，普通戴维安全灯的蓝色火焰就能检测出来。如果把灯芯拉到最长，火焰仍然呈蓝色，就说明瓦斯含量高得危险。然而，这并不容易检测，因为瓦斯并不会在整个空气中平均分布，而是聚集在细缝裂隙中。在开工之前，矿工常常把灯向各个角落探照一遍，检测瓦斯。爆破行动中的一个火星，锄头触击岩石的一个火花都能触发瓦斯爆炸，哪怕是一盏不合格的灯。有时候的“自然发火”——在煤层里“闷烧”的自燃火，都极难扑灭。不时发生，导致数百人遇难的严重矿难，通常都是由爆炸引起的，因此人们往往以为爆炸就是采矿的主要危险。实际上，绝大部分事故都是由矿井中习以为常的危险引起的，尤其是巷顶坠落。例如“涡坑”——岩壁上出现圆洞，大得足以杀人的石块以子弹般的速度激射而出。只有一个例外。与我交谈过的矿工全都宣称，新型机械以及一般的“加速工具”都增加了工作的危险性。这种看法或许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但矿工们给出了大量理由。首先，现在的挖煤速度过快，意味着一连几小时的时间里一段危险的巨大巷顶没有支撑；然后还有震动，容易把所有东西都震松；还有噪音，会使人更难察觉危险的信号。要记住，矿工在地下的安全大大依赖于他自己的谨慎和技巧。所有富有经验的矿工都声称能够凭借一种直觉知道巷顶不安全。按他的话说，是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压力”。比如，他能听见轻微的坑柱开裂声。木柱仍然比铁梁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木柱将塌时会喀喀开裂令人警觉，铁梁则会毫无预兆地飞出去。机器铺天盖地的噪音让人什么都听不见，因此增加了危险性。

矿工受伤后当然不可能马上得到救助。他要在千钧巨石之下、地底狭缝之中躺着，就算解救出来之后，也许还必须在根本站不直的巷道里，把他的身体拖动一英里或者更远。和曾经受过伤的人谈谈，你就会发现，通常要过好几个小时，他们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当然，笼车有时也会出事故。笼车能以高速列车的速度迅疾升降几码的距离，并且是由地面上的人操作，操作者根本看不见是什么情况，只是利用非常精妙的指示器来判断笼车走了多远，但他可能会出错，曾有过笼车以最大速度撞向矿井井底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因为当那个小小的钢铁盒子嗖嗖穿过黑暗时，一定有一刻，锁在里面的十个人明白过来出了问题，他们被撞得粉身碎骨之前的那几秒简直让人不忍想象。一个矿工告诉我，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出了问题的笼车里。它该减速的时候没减速，他们以为肯定是钢缆断了。没想到，他们安全下到了井底。但当他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断了一颗牙；原来他一直紧咬牙关，等待着那可怕的撞击。

若不发生事故，矿工们还是挺健康的，他们也没法不健康，想想他们得付出多少体力劳动。他们容易患风湿，在那灰尘漫天的空气里撑不了多久就要得肺病，但最具特征性的行业病是眼球震颤。这是一种眼科疾病，当眼睛靠近灯光时，眼球会奇怪地震颤，想必这是在半黑暗环境中工作所致，有时会导致完全失明。煤矿公司会对因此或因其他原因致残的矿工给予赔偿，有时是一次结清，有时是每周给抚恤金。这项抚恤金从不超过每周二十九先令。如果低于十五先令，残疾人可以另外获得一些失业救济金和公共援助。如果我是残疾矿工，我会大大倾向于一次结清，因为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我可以确保拿到钱。残疾抚恤金没有受到任何中央基金的保障，所以一旦煤矿公司破产，残疾矿工的抚恤金也就到此为止了，尽管他还算是债权人。

我在威根和一位患有眼球震颤的矿工住过一段时间。他能看到房间那头，但再远就不太行了。过去九个月，他一直领着每周二十九先令的抚恤金，但现在煤矿公司在考虑把他划入每周十四先令的“部分抚恤金”范畴。这完全取决于医生是否会判定他适合做“地上”的轻松工作。不用说，即使医生让他通过，那也没有轻松工作可做，但那样他就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公司也可以省下每周的十五先令。看着这个男人去煤矿公司领取赔偿金，我猛然意识到地位仍然能造成天壤之别。这个男人干的是所有工作中最有用的，为此成了半个盲人。如果人真的有权利可言的话，那他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去领取他的救济金。但可以说，他无法要求这份救济金——比如说，他无法在自己愿意的时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领取。他必须在煤矿公司规定的时间，每周去一次公司，等他去了那里，他要在寒风中等上几个小时。就我所知，他还应该对给他钱的人脱帽敬礼，表示感激。可无论如何，他都得浪费一个下午，花六便士的公交车费。而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即使是像我这种底层资产阶级的人——情况都是大不一样的。尽管我挣扎在温饱边缘，但我的资产阶级地位还是附带了一些必然的权利。我挣得不比矿工多，但我的工资至少是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任我随心所欲地取用。而即使我的账户见底了，银行的人也还是客客气气的。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我以前摘啤酒花[23]的时候，问过汗流浃背的摘花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六便士以下），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他们马上回答说“他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是谁？我问。似乎没人知道，但显然“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生中都认定，在合理的范围内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面对压力，往往“文化人”会挺身而出。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有天赋，而且这种“文化”本身通常百无一用，但他们习惯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有脸发号施令。似乎不管何时何地，想当然就该他们挺身而出。在利沙加勒的《公社史》[24]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描述了公社遭到镇压后发生的枪决。当局要枪决罪魁祸首，由于他们不知道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就按照上等阶级者为祸首的原则来挑。一位军官走过一列囚犯，挑出那些看起来可能是的。一个人因为戴手表被枪决了，另一个因为“长了一张聪明的脸”被枪决。我并不想因为长了聪明的脸就被枪决，但我确实同意，几乎所有的暴动中，带头者往往是说话带H音[25]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