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虞我诈:中国古代四千年谍海风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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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宋 辽 金 元的间谍活动(10)

第十五节 挟使节以自重

金末,在金国统治地区山东兴起了由李全、杨妙真夫妇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

李全(?—公元1231年),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人,农家子弟,有机变,善于交结人,为人勇敢善战,人称“李铁枪”。李全起义之初,曾率军助宋军进攻金兵,后来专门袭击各股义军,反复于南宋、蒙古两国之间以求自保,成为一股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为人狡诈,又有部下的一些原金国山东胥吏出谋划策,因此充分利用了南宋、金、蒙古三国的利害冲突。

李全善于用间。向北发展受到蒙古军抑制后,他图谋向南宋发展。为此在公元1229年四月,李全派人以缺粮为借口,乘海船自苏州入平江、嘉兴。表面上是向南宋借粮,实际上是借此侦察、熟悉水路,以备南下。

公元1230年二月,南宋京城的甲仗库(存放兵器、铠甲等军用物资的地方)突然起火。纵火者原宋军逃亡士兵穆春被卫士擒获。一把大火把南宋多年积蓄的军需烧得一干二净。原来穆春是李全派来的间谍。穆春临刑前仰天大笑:“这下大事可成了!”足见李全之善于收揽人心。

李全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后,于同年五月准备先占据扬州,然后渡江,占领通泰盐场,夺取南宋之盐利。这次李全又想出一个计谋。他找了两个山东卖药的商贩,冒充蒙古使者,公然往来,以吓唬南宋。李全还扬言,蒙古将出兵支持他,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之事。随后李全派使者至南宋,挟“蒙古使者”之威,要求南宋对李全裂地封王,并增加钱粮供应。南宋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也不敢深究。

公元1231年初,李全在扬州与宋军作战时被杀。

李全利用卖药的商贩制造了外交假情报,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做法却对人不无启发。制造外交方面的假情报,一是要充分利用各方矛盾;二是有些事可以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故意半露半掩,引人猜测;三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制造一些让人生疑的事,不必坐等真的有类似的事发生。这样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推动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当然制造这类假情报要以客观大形势为背景,方才可信。当时蒙古、南宋对峙,李全又与蒙古有过一段关系,因此此计才能显得可信,才有依据。

第十六节 金杯的故事

公元1227年六月,蒙古军终于消灭了存在于南北两大对峙政权间长达二百余年的西夏政权。同年七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结束了其震撼世界的一生。公元1229年八月,蒙古诸王拥立窝阔台即汗位,是为元太宗。窝阔台(公元1186—1241年)即位后,全力攻金。

公元1230年十月,窝阔台派速哥出使金国。速哥出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窥探金国虚实。窝阔台之所以选中了速哥,是因为他深知速哥外表看似朴实粗鲁,实际上有胆略和智谋。临行前窝阔台为其打气:“即便你回不来了,你的子孙也不愁富贵!”速哥大为感激:“臣决心以死报答陛下!”窝阔台赐以所乘之马。速哥渡黄河到达南岸,被金人关在舟中七天方准登岸。

速哥到了金国南京(今河南开封),见到金国皇帝。他十分放肆地对金国皇帝说:“天子念你土地日狭,民力日疲,故派我来向你传达天子之意。如果你能按时进贡,经常派使者去表示友好,就会转祸为福。”金国礼宾官命其下拜,速哥大声回答:“我乃大国使臣,岂能为你们屈膝!”金国皇帝倒也喜欢他这股豪气,另外也考虑到蒙古此时的实力,就命人以金杯赐他酒喝。金国皇帝对速哥表面上也不示弱:“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如果一定要对金用兵,我愿率精锐与之周旋。每年进贡的事我从未听说过!”

速哥接过酒一饮而尽,把金杯往怀中一揣就走出了宫殿,踏上归途。一路上他装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实际上留心观察金国山川地理形势,金兵布防的情况,人民的强悍与否。回国后,速哥把侦察到的情况向窝阔台作了详细的汇报,受到窝阔台夸奖:“我从你手中得到了金国。”那只金杯也被献给窝阔台,窝阔台又作为此行的奖品回赐给速哥。

速哥此行,说明当时对间谍的使用日趋周全,连间谍的身后都考虑到了,以使之放心大胆地去做事。间谍随时处于生死的分界线上,因此对其身后之事的许诺与安排,是鼓舞间谍士气极为重要的因素。

速哥以鲁莽的性格为自己的间谍使命做了掩护。看来即便以外交官的身份执行间谍使命,也需要以种种方式迷惑敌人,掩护自己的真实面目和意图。

第十七节 善诱敌将

公元1234年初,蒙古军与南宋军合攻蔡州,终于破城。金国皇帝完颜守绪(公元1198—1234年)在此之前传位给完颜承麟。城破之日,完颜守绪自杀身死,完颜承麟也为敌兵所杀。金国灭亡了。和前一次一样,这次与人合作攻灭北部对峙之政权,并未给南宋带来任何好处。缓冲国消失了,蒙古、南宋直接对峙之局形成了。这一次对手更加强大,更加凶悍。蒙古骑兵的铁骑很快就频频南下,南宋连招架都十分费力了。

公元1261年六月,南宋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以泸州投降蒙古。此时南宋是著名奸相贾似道专权。贾似道是整人能手,南宋将领高达、曹世雄看不起他,他就命人逼死了曹世雄,罢免了高达。这引起了刘整的恐惧。贾似道还命人清查刘整的边防费用。刘整受到诬陷,派使者到临安申诉,未能上达皇帝。经过一番秘密接洽,刘整终于投降了蒙古。

刘整(公元1213—1275年)是南宋末年尚能率军与蒙古军一战的将领。刘整投降后,蒙古尽得“国事虚实”。为嘉奖刘整来降,蒙古皇帝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任命其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并赐以金虎符。刘整不仅善战,了解南宋高级将领的个性,熟知襄阳水域及防务,而且有谋略。这一点在蒙古军攻取襄阳时充分显示出来。

公元1267年十一月,刘整入朝觐见忽必烈,力言先攻襄阳之利害。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刘整与都元帅阿术督诸军进击襄阳。第二年七月蒙古军进抵襄阳附近。

此时南宋鄂州守将是吕文德。吕文德颇有威名,对蒙古军的行动牵制较大。刘整想在襄阳城外南宋军补给要道上筑城。又怕吕文德出兵干扰,就想了一条妙计。

他根据吕文德贪财好利之弱点,向忽必烈献计“可以利诱”之。忽必烈同意了这个办法。蒙古使节带着玉带到吕文德处,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双方做买卖。吕文德糊里糊涂认为这是利之所在,一口答应了。

八月,蒙古军以置榷场为名,乘机在襄阳东三十里的鹿门山构筑了堡垒,其后又在白鹤城增筑了第二个堡垒。这样一来,南宋军补给遇到极大困难。吕文德这才明白过来。但蒙古军已逐步依托堡垒站稳了脚,并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

这年底,吕文德在悔恨与自责中死去。临死前常常叹息道:“是我误国呵!”

公元1273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后,战略形势对南宋更为不利,为蒙古军攻打东南创造了条件,其后三年,南宋灭亡了。

刘整对吕文德之“收买”(严格地说并非收买,只是利诱)是值得玩味的。吕文德基本上是一个忠于宋朝的将领,如果赤裸裸地以金钱相收买,说不定会被拒之门外。刘整以玉带相赠,又以“设置榷场互通有无”这个含糊的题目相诱,从吕文德的良心上是说得过去的。刘整实际上是把银弹攻势与欺骗结合起来,取得了成功。

金钱这个东西,在间谍战中既可以用于收买叛变者,又可以根据敌方人员的不同弱点、动摇程度、思想状况,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

第十八节 礼尚往来

刘整的投降,使南宋感到极大威胁,特别是得知其策划进攻襄阳之后,更感到非除掉他不可。

公元1272年十一月,襄阳之战到了最后关头。南宋荆湖制置李庭芝命人造了金印、牙符,并写了书信,派永宁的一个和尚送给刘整。信中表示宋朝封刘整为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燕郡王。这些印符、书信为蒙古永宁县令所得,马上派人送给忽必烈。忽必烈下令由张易、姚枢等大臣查问此事。刘整知道后,上奏章为自己进行辩解:“宋朝对臣策划攻襄阳痛恨之至,故设此计以杀臣。臣对这些事确实一无所知。”刘整还亲自从军中入朝求见,揭穿南宋这一离间计。忽必烈命人将送印符、书信的和尚处死,并重赏刘整。他还让刘整写信给宋朝,在信中对宋朝大加斥责。

忽必烈对南宋这一套已颇有经验了。宋、元对峙初期,南宋就经常派间谍到江北侦察。双方边境上间谍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267年,忽必烈曾下诏:“诸越界私商及谍人与伪造钞者送京师审讯。”伪钞通行于双方边界也是当时边境一大特色。公元1271年七月,下面的大臣上奏忽必烈,南宋投奔元的百姓揭发,侍郎张大悦曾与南宋勾结。经过调查后,并无此事。忽必烈专门下诏给张大悦:“南宋善用间,朕不会轻信他们,你不必有什么疑虑。”所以忽必烈在处理刘整一事时,很快识破了南宋的阴谋。

忽必烈对刘整表示了信任。刘整对南宋又加深一分仇恨。来而不往非礼也!刘整想了一条妙计,对南宋进行报复。

公元1272年十二月,宋将昝万寿率兵奔袭了为蒙古军据有的成都。这时有刘整故吏罗鉴从北方回归。罗鉴献出了据说是刘整的一些书稿。其中有“取江南二策”。其一为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为清口、桃源,河、淮要冲,宜先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第二年初,宋度宗接到了关于刘整文书的奏报,下诏:淮东制司往清口,择要害之处筑城以备之。

实际刘整提出的攻宋战略,其要害是“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罗鉴带回的文稿中,唯独没有涉及这一点。可见这是一次战略欺敌行动。至于罗鉴是故意为间,还是也受了刘整的欺骗,故意把一些文稿让其逃归时带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从宋度宗的行动上,可以看出刘整转移了宋朝的战略注意力,报了一箭之仇。

以精心编制的假情报,开展战略欺敌活动,在假情报使用诸方面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伪造或故意泄露一些经过挑选的文件,则是散布战略假情报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十九节 焚毁名单

元朝灭宋后,林融发动了反抗蒙古的起义。元朝一面派兵镇压林融率领的起义军,一面派使节带着写有林融家乡人全部名单的有关档案,到林融家乡去,准备将与起义军有关系的人斩尽杀绝。

元朝使节到了林融家乡,躲避在家的宋朝大臣刘濠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将元朝使节迎入家中。刘濠装出十分巴结的样子连连劝酒。元朝使节连日赶路感到十分疲乏,也就连连干杯,大嚼特嚼起来。不一会就沉沉入睡了。刘濠乘其大醉,翻了他随身带的箱子,发现了那份记有人名的档案。刘濠原来在宋朝任翰林掌书,有过目不忘之能。他记住了其中二百名参加起义头领的名字,然后伪装成不慎失火的样子,放火焚烧了自己的房屋。那位元朝使节虽然从火中逃出,但看到档案已失,非常着急。刘濠装成帮使者回忆的样子把自己记的二百人的名字写出。元朝使节只好按这个名单抓人,而这些人又几乎不在村中。

刘濠的机智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同样的事情在北宋末年也发生过一次。“靖康之变”后,金将想劫持北宋宗室北移。有人给金将献计,可以从宗正寺(主管皇室宗族的机构)玉牒(皇室宗族档案)中查取。金将命立即将玉牒取来。不一会儿,有人将玉牒取到了南薰门亭子中。负责此事的金国官员正巧有事暂时离去,亭中只剩几个叫来帮助办事的北宋官员。其中有一名户部官员叫邵溥。他乘金国官员不在的机会,取出玉牒阅读。每阅读两三板,就将一板投之于火。阅读完毕后,玉牒已烧了十分之二三。过了半天,金国使者回来了。在他命令下,按玉牒所载将北宋宗室一一抓获。由于邵溥焚毁了一部分玉牒,因此玉牒上部分宗室侥幸脱身,总算逃过了被押往冰天雪地的北国的厄运。

这两件事从另一面说明了文书、档案之重要。在中国古代缴获的文书、档案不仅有着供相对落后的政权进行模仿、学习的文化作用;起着帮助新兴政权治理天下的作用;而且也的确起着为镇压反对派、政敌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和线索的作用。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对敌方文书、档案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是胜利者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之事,仍然存在着敌人予以破坏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尽力避免重要的文书、档案落入敌人手中,在斗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在斗争中失利或暂时处于不利态势的一方,应当把适时地处理好文书、档案纳入应变方案之中,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损失。

Chapter 3 元代的间谍活动

第一节 草原铁骑

蒙古入主中原,固然善于用“间”侦察敌人内部情况,在战术侦察上也颇有一套办法。认为蒙古铁骑纵横欧亚,仅仅凭的是勇气与长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蒙古铁骑行军,即便是小部队,也要先以精锐骑兵,四散而出,登高眺望。这些侦察的骑兵进行深远、广泛的侦察,有的远至一二百里。在草原上以骑兵来往相争,这么深远的距离足以尽早发现敌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这些侦骑不仅要发现敌军,还承担着捕捉当地人和来往行人进行审讯了解情况的任务。对出征地前后左右之虚实,例如某条道路可以进军,某条道路不宜前进,某城可以进攻,某城不可攻,某处宜于作战,某处可以驻扎,某处有敌兵,某处有粮草,等等,统统在打听之列,并须立即派哨马回报。从打探内容看,已有进入内地作战的特点了。其侦骑一般是一个有组织的小侦察部队,否则绝难胜任如此繁多的情报搜集任务。

蒙古军作战,并不把重兵驻扎于城内。城外哨马星罗棋布。一有警报,哨马响应,四处打探。如得到情报,就马上回报统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