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舆论及其概念家族

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

——[德]恩格斯

概念本身被继续使用足以证明它是富有含义的。

——[美]普赖斯

对于舆论的不同解释，到处都是定义的冲动。

——[美]蔡尔兹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与话语表达中，“民意”“舆论”“公共舆论”“舆情”等相近概念之间替代性使用频率非常高，而这种替代性使用使得新闻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舆论的现代性自我理解显得颇有些混乱和混淆。整体印象上，更多中国人在日常或正式场合会倾向于使用“舆论”“公众舆论”这样的表达，而把“民意”更多地对应于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舆情”随着几年网络舆情监测开始流行，一般的词典中还未有将其作为词条进行规范的定义和详细解释，在学术公共话语中，虽然清议、清谈时而被唤起，偶尔还会穿上一层复活的外衣，但终将无法摆脱成为传统历史构成部分被逐渐淡忘的命运。正如前文所探讨，思想史研究方法之一“语言转向”，将研究的对象指向概念的观念含义，按照概念的历史文化语境及时代背景等解读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追寻思想变迁的轨迹，较大限度地避免对概念跨时代、跨文本的应用所产生的思想误读。正如学者所言，“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本章将关注舆论概念随时间、语境等因素变化而发生的观念内涵的变化，讨论与舆论相近概念术语或者说其概念家庭背后的词源历史、惯用实践所折射出的思想流变的特征及过程。

第一节 清议及清议传统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活跃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清流派，构成了特有的晚清清议现象。其成员多为中青年新进御史、翰林，属于统治集团中虽有学识但位不高权不重的官僚群体。他们不畏权贵，关心政事，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他们在表达意见的同时，逐渐成为晚清政局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然而，晚清清流派浓墨登场后，却又悄然消失。清议传统最终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批评性言说思想在19世纪末之后逐渐被舆论思想所代替。本节旨在探讨“清议”从中国传统主流批判话语方式逐渐地被边缘化以及被舆论完全替代的社会历史动因，从而反衬出舆论在现代中国兴起的内在历史逻辑。

一、清议传统及其特点

中国历史传统上，对于官员的批评性公开言论与意见，还有一种称谓，叫做“清议”。“清”，有“纯洁”之意或“高尚”之态。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历史的最高峰。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olyd E. Eastman）指出，作为儒家价值的守护者，清议派或其成员经常站在丧失道德统治特权的衰落政权的反对面。清议，这个术语从而与抗议当权者的爱国传统联系在一起。这些运动总体上出现在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前期，如后汉、南宋与明朝。林语堂对清议的看法较为类似，“公众批判总是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兴起，在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整个南宋时期就是如此。当时的学生强烈要求抗击外敌侵略，而朝廷却软弱动摇并企图避开这个话题，在压制舆论和利用舆论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感觉到他们与汉代的太学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般的亲近关系”。后人也论述到：“明末历史，内有流寇扰乱，外有满洲窥伺，朝政不纲，宵小用事，东林诸贤，倡为清议，对朝政边事，多所论列。虽不能挽回当时亡国之祸，而气节凛然，全国感动，民族大义，深入人心，明亡二百余年，而革命暗潮，时起时兴，至辛亥而光复旧物。昔贤清议之力，演成事实，播为学说，国家民族，才能绝而复续，亡而复兴”。因此，清议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一种特有的传统，一般出现在王朝政权面临危机的衰败时刻，发挥一种“起敝振衰”的言论力量，代表着士阶层的道德境界。

王维江先生在对晚清“清流”称谓进行考证时，对中国清议传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论述。首先，“清”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如屈原的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沧浪之水清兮”。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濯，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在中国古代，“清”象征着直言敢谏，洁身自好。王维江先生通过对范晔的《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推断出在大一统时代与建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清议”，不单是指言官词臣的谏讽，也包含在野士绅的评议。然而，由于东汉太学生的议政活动以“党议”的罪名被封杀，“清议”称谓被蒙上了结党营私的阴影。宋代清议称谓再度出现，不过这时被褪去“党议”的阴影，成为正义的、精忠报国的代名词。明代士绅的清议多有关心国事，结社讲学之意。时至清廷大兴文字狱，清议又与党争、朋党、以言乱政等联系起来。综上所述，王维江认为，清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既可作褒义又可作贬义的称谓。进言之，褒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主动的自取，一种自我标榜；贬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被动的他称，含有讥讽嘲笑之意。

从现有文献看，对于晚清时期的“清议”大体上有两种认识：在朝的官方舆论与在野的民间舆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上》谈到，“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给谏”也就是给事中，“侍御”即御史，可见，郑氏赞同清议是指出自科道言官类的京官的言论，是指“在朝”的，也就是官方的舆论力量。王韬在日记中论及，“予谓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可见，王韬认为清议是出自庶人，是指“在野”的，也就是民间的舆论。有学者考证认为，清议历史悠远，晚明时以东林党人的清议为主体，曾出现过高潮，但清前期的文字狱却使清议一度窒息，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到了晚清，民间的清议也未有大的复苏，影响朝局国政的，主要是在朝的清流派的清议言论。因此，清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指的是中下层官员，或者预备级官员对朝局的言论。清议的传播主体由士族阶层所担当，其内容往往包含对时政的议论与批评。

国外汉学界较早对清议进行系统严谨的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olyd E. Eastman）认为清议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纯洁的讨论”（pure discussion），但是“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或者“士大夫的意见”（literati opinion）对于西方来说更容易理解一些。上述翻译都不是非常的令人满意，但又找到不到更好的词语。汉学家琼·贾吉（Joan Judge）也认为将清议直接翻译成为pure discussion或public opinion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歪曲了清议的含义。因为清议包含了儒家伦理精神，这一点通过英语是很难体现出来的。此外，琼·贾吉认为清议专指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地位官员的议论，并不能代表全体公众（public）的意愿。最后，她建议使用“righteous elite opinion”（正义的精英舆论）作为清议的翻译。

易劳逸研究认为清议应从两个层面加以了解，对晚清清议的实质提出批评性反思。第一个层面是指中下层官员（或者没有官职的士绅）为了维护或改进建立在儒学道德体系下国家与社会而发表的意见。这些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性意见，或者对于贪赃枉法、贪污腐败，或者其他违反儒家精神的行为的公众人物的大力抨击。无论哪种形式的清议，从理论上讲，它们都应是出于儒家的崇高理想与毫无任何的私人与党派利益的考虑。第二个层面是指清议某种程度上是中下层官员的政治工具，参与清议的官员事实上比他们声称的带有更多的利益诉求，如晋升、发泄私愤、满足小范围利益。这一层面在传统中国较少受到质疑。事实表明，通过严格的儒家戒律吸引统治者与同僚注意的官员往往获得了晋升。但晚清时期盲目地指责政敌无视儒家礼仪，蔑视皇帝，或者崇洋媚外，这些最终违背了帝国转型的最高利益。

此外，易劳逸还发现，清议不仅是指一种陈述，而且还指一种特定的所谓“清议”类型的言论形式。也就是说，清议既指表达者（expresser），也指表达的内容（expression）。但不能武断地将发表清议言论的官员等同于一个政治党派。虽然他们共享一种自命不凡的儒家操守，发表意见的口吻或者精神气质差不多，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纲领或规划，而且多数的建议与批评之间充满分歧与矛盾。清议者没有紧密的组织机构，仅靠地缘关系或者同学关系，他们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尽管如此，清议仍是一个充满内涵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它组成一种强大的“当前思想”（current of thought），虽然模糊了隐藏在清议背后的真正动机，但的确维持了一种儒家核心价值与传统道德实践。士阶层在清议的沟通方面形式多样，如面对面的交谈、信件、诗作、甚至歌曲以及精美卷轴等。而最让清议官员们青睐的是直接上书或上呈奏折给皇上。所有上层官员和部分中间官员被允许就非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也可直接上奏给皇帝。少数没有此项权利的官员会请求上级官员帮助他们把意见转呈皇上。

汉学家玛丽·巴克斯·兰金（Mary Backus Rankin）认为清议专指批评意味的，但理论上又是一种处于超脱状态的貌似聊无兴趣的意见表达。清议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于帝国的体制之下。有时，清议表现为大批改革者对当前政策的不满，如南宋时期的爱国运动。有时，清议关注一些繁文缛节，甚至成为一种不负责的言辞。总体上，清议是一种道德说教式的，有时用一种夸张的带着情绪的修辞方式发表反对意见。玛丽·兰金进一步指出，清议在历史上时断时续是由于中国帝王专制的本性所决定的。强有力的统治者会鼓励批评性的公共意见，从而获得有效的信息用以监测高级官员的权力，但是批评性的公共意见难以控制，并会对专制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大范围的批评声音不可能受到君主的长期忍受，即便在帝国的晚期也缺乏制度保障下的独立批评意见。因此，清议在中国历史上呈零星式偶尔出现，特别是当危机出现时，士阶层的焦虑与上层官僚的虚弱与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清议才会应运而生。这种舆论多在朝代衰亡期出现，民间之舆论诉求与官方之舆论监督随着朝代政权稳定性的变化，处于相互交织与博弈的状态。

清议传统是在漫长的文化历史中逐渐沉淀下来的，代表了中国士绅阶层参与政治决策与议论国事的言论传统与文化惯例。这些言论传统犹如闪亮的星火一样点缀在中国皇权统治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被蒙上了一层朋党以言乱政，结党营私的阴影，但无法掩盖士大夫守护儒家义理与道统的使命感与道德情操。历史规律表明，清议只有在政权衰败、外侮侵犯或者开明君主的偶然状态下才会有一席之地。因此，清议不是帝制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而是一种非常态，是政治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末党锢、明末社团等都是清流士大夫阶级比较极端的政治表现。如果不是政治极端黑暗，士大夫阶级无处正常表达政治主张，一般都不发动清议，而是通过上书或庭诤的方式影响朝政。上书和庭诤既然是正常的表达政见的渠道，它的特点便是百折不挠，冒死谏言，以达圣听。古代的言官制度，形成了一种道义的威慑力。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困境。国泰民安的大一统格局下，清议哑然失声，黯然失色；国难民灾的危机时期，清议击破寂静，群情激昂。历史再次重演，19世纪中期以来，在对外战争上的军事失败导致整个中华帝国逐渐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再加上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等，康乾盛世已经是落日余辉，存在于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清议观念在晚清政府面临新的挑战时迅速复苏兴起，成为晚清政局中独特的言论现象。

二、晚清政局中清议现象

对于晚清政局中的清议现象的出现，从宏大纵向的历史角度看，是19世纪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内外冲突与危机的展现，表明中央集权力量开始削弱，大一统下关闭的言路被部分打开。据统计，晚清清议成员主要在翰林院、督察院、詹事府、国子监等中央机关供职。他们当中有50%的成员属于讲官（翰林官）系列，有35%的成员属于言官（即科道官）系列，合计占总人数的85%。因此，参与清议的人员以讲官与言官为主。辜鸿铭将晚清清流派称作为“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他的理由便是“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是全国贵族知识分子精华之地，于是，翰林院就成了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所在。参与并支持过这个中国牛津运动的翰林们，被叫做清流党，就是致力于使民族精神净化的党派。这个中国的民族运动，像英格兰的牛津运动一样，是儒家教义的英国高派教会保守党的复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反对当时李鸿章和自由党人所推许的外国方法与外国思想的同时，通过倡导全国遵照儒家教义，使生活更为严谨，净化国民生活的潮流。”

晚清清议现象与中国传统的言说传统既有联系，也有新的内涵。当时的清议成员是否对等于英国的牛津学人暂且保留，但的确代表着晚清政坛上升中的精英少壮层，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在科举制度上可谓是“少年得志”，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如飞蛾扑火一般投入到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玛丽·兰金认为从1870年代后期到19世纪末期，清议从官员的个人批评行为转变民族主义者与改革主义者。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包括以下5个阶段：①1870年代晚期和1880年代早期：意见表达的复苏时期；②中法战争：主战排外言论；③1880年代晚期到1890年代早期：受挫与重新调整；④中日甲午战争：主战爱国；⑤战后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帝党与清议。1898年迎来最后一轮清议高潮，戊戌变法失败后进入新的政治时期，在野人员与政府的冲突公开化。虽然政敌之间对抗的具体细节不能完全了解，但通过清议成员的意见表达，展现好战爱国者对政局演变的推动。玛丽·兰金认为，晚清清议现象中，所讨论的议题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甚至被视为是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拒绝西方文明的排外者和阻挠者。但是有关当时危机的判断有三种是趋予一致的：①中国农业危机；②官僚腐败；③外国势力的入侵。这些观点都来自于清流或者帝党成员的奏折之中。中心城市中的中等偏下官员也有类似的批评性意见，清议成员的观点与京城的意见气氛之间保持一定的默契。

玛丽·兰金总结出以下三种方式构成晚清清议的结构模式：①中央官僚体系中的中等偏下官员。原因为：第一，新中进士有一种不安全感，认为他们合情合理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阻挠。第二，他们往往没有好的工作，缺乏权力自主性，对上层官员的影响甚微。因此，一种挫败感油然升起，这种挫败感不是由于他们处于政府之外，而是由于他们所取得的荣耀地位没有得到确认与回报。②自治管理。精英管理主要表现在地方事务方面。清议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有着相似的政见与政治需求的官员聚集在一起；第二种是地缘建立起来的联系网络。③通商口岸。通商口岸通过促进新的政治需求间接有助于扩大了清议范围，有助于对国家意识层面上的舆论思想的形式。官员、学者与绅商居住在一起，信息、金钱、其他组织能力汇集在一起。通商口岸的媒体的角色是相当关键的，它们是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政治需求的扩大的催化剂。如《申报》《字林沪报》等。报纸加快政治思想的传播，刺激政治活动的开展，扩大政治组织的规模。通商口岸的现代媒体是发展政治舆论的重要新维度。

19世纪中叶晚清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一个时期，清议再次在历史上如期而至地复活重现。而晚清时期的清议现象则主要演变为中下层官员对位高权重的官员的政见与决策的言论干预与监督。当然这其中不乏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的权谋制衡之术。正如玛丽·兰金指出，清议是下级官员反对上级官员制订的内外政策。这种批评有时是盲目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19世纪80—90年代，清议派反对某些高级官员20年，其背后有慈禧的政治承诺。总体上，晚清清议现象的出现，虽然不能对政治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但孕育了改革中的政治决策格局。上层官员对中下层官员的清议与清流派颇持贬低打压的政敌态度，中下层官员则以清议成为一股制约皇权与权贵的不可小视的政治新势力，也不排除中下层官员的清议行为除了对传统道德价值与帝国利益的维护之外，也有年轻的上升中的官员对仕途与利益的考量。

国内学者陈勇勤从思想研究角度，认为晚清清议现象是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五个思想要素构成：①“尊王攘夷”的传统民族精神。清议带有强烈的主战倾向，既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气息，又要忠君排外的虚骄自大，但总体上烘托出抵御外侮的社会共鸣。②“维持圣人之道”的传统卫道思想。所谓“道”，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清流派成员具有“士志于道”的共性。时人辜鸿铭“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的评说，点出了“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是清流派清议观最主要的特点。③“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的传统谏诤信念。将为臣的直言敢谏同士的卫道精神相结合。直言和广言都是使得民情得以上达的途径，此外，谏诤对专制强权产生一种制约效应。④“为政，爱人为大”的传统“民本”意识。“为政，爱人为大”要求君对民应实施仁德。“民本”的政治思想倾向集中反映在清流为调和社会矛盾，呼吁整顿吏治、注重恤民、清理冤狱等方面。⑤“经世致用”的近代务实风尚。清流派清议的主体成分是传统卫道思想，但对近代经世致用观的吸收，又带有实用的色彩。总体而言，给衰败的社会带来一线改革的生机。

以上五点对晚清清议现象做出一个相对公允的分析。晚清清议既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直言进谏传统的复苏，为专制的决策环境注入清新的空气，预示着政局与社会的变革。面对晚清洋务派以富强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诉求，清流秉持儒家义理，从天下意识和民本意识出发，试图平衡洋务派的急功近利，而在国富与民生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平衡点，士人清议得到最后的张扬。同时，也应认识到，晚清清议现象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议题的讨论的思维与眼光仍然停留在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儒家学说的总体框架之下，“尊王攘夷”“士志于道”等思想使得清议的话题与方案缺乏世界眼光与外交策略，狂热的民族情绪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导致决策上的激进、卤莽等非理性成分居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晚清政局演变的方向，同时为后世以言参政议政埋下新的伏笔。

三、清议向现代舆论演替

与清议传统与清议术语相比，舆论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常用词汇，但还是在各种文献资料之中可以追寻回想。“舆论”由“舆”和“论”两个汉字组成，是一个偏正结构，在古代指的是“舆人之论”。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舆”字上为“车”，下为“八”。从舁（yu）声，舁有轿子之意。现代词典《辞海》中关于“舆人”有三个基本含义，其词源基本上与许慎相一致，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属于零争议：①造车舆的工人。《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②众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③古代职位低微的吏卒。《左传·昭公四年》:“舆人纳之，隶人藏之。”第一种特指造车工匠的“舆人”渐渐隐去，“众人”“地位低的人”这两层引申含义逐渐稳定，例如《说文解字》注释，舆者，众也。“论”（論）字是一个会意字，从以仑会意，从“曰”部。仑，思也，思如玉部，理也，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周易》中“君子以经论”，《中庸》“经论天下之大经”，皆谓言之有伦有脊者，这说明“论”中含有说理、判断之意。论者，议者，议者，语也，“舆”与“论”两个字的联用，可以推导出其意为众人的议论，同时也隐含某种众人言说所具有的一定正当性与合理性。

鉴于金观涛、刘青峰反复实践的观念史研究范式——对革命、民主、共和、权利、权力、自由等现代中国转型期所出现的众多政治术语采用关键词句段提取与数据库统计方法，可以从数据对比的角度，较为显著地发现某个概念的活跃程度与使用频率。因此，为了说明清议在向舆论演替这个历史现象，本文试图将运用观念史研究范式——关键词句段提取与数据库统计方法，对舆论与清议概念在古今文本的使用过程中的变化线索加以描述与分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选取的数据库是《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关键词研究与数据库方法是指将过去所有文献的专业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文章和人物，而是句子。最重要的是根据句子及其上下文来区分关键词的意义类型。

通过《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共有45篇文献中使用“舆论”一词。依据《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中有关“舆论”一词的使用次数统计和意义聚类分析，古代“舆论”的意义类型可以分为：品评人物；政治批评；民心民意；方法建议。品评人物是指在选拔人才、考核官员过程中对乡邻熟人对人才、官员的好恶评价；政治批评是指普通民众对皇帝、朝臣之间的政见的带为批评与谴责意味的反应；民心民意是指某项举措与决策来自并符合人民的意愿；方法建议是指在采取某种措施之前听取来自底层人民的多方意见，收集本地底层百姓对基础设施治理的看法。由于清史稿中的舆论观念渐含现代因子，如“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各省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暌隔之弊少。”（摘自《选举志八·新选举条》，《清史稿》卷一一三志第八八），对于舆论观念的传统结构源于二十四史文献。从表2-1可以看出四种意义类型及其举例。

从表2-1可以将古代“舆论”的意义类型分为：品评人物；政治批评；民心民意；方法建议，与古代的清议、清谈的意义结构有部分的交集，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唐小兵将清议在传统中国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点：从内容上看，清议大多数是对实际的政治事务和政治人物的评论，尤其注重对当朝政治官员的评判；其次，从身份或主体上看，清议的发出者是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士子，也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预备阶层，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分不事；再次，从功能上看，清议在东汉乃至其后的历代王朝，具有影响士人进退的能力，清议往往具有一种道德判定的功能，清议是传统中国德行政治伦理的“表达与实践”的集大成者；从对象上来看，清议的主要诉诸对象是皇权、士大夫官僚及作为预备队伍的士人，清议具有鲜明的道德性格的同时，也浸透着浓郁的政治性格，是一种以影响朝廷政治精英的言行为目的政治话语。可见，清议同样具有“品评人物”“政治批评”的义理意涵，并且受到士人与朝廷的双重重视。然而舆论的主体更多地强调是普通民众，或者说“非”士阶层，和清议的主体四民之首的士阶层形成较为界线分明的区别。

同样通过关键词研究与数据库方法，在传统中国，清议相比于舆论在指称言论表达与政治监督上更具有广泛的应用，从二十五史数据库的文献数据也可以获得用于证明的经验依据。从图2-1我们可以看出，清议在中国古代的使用次数明显高于舆论，在宋明时期（宋史出现21次，明史出现30次），清议的使用达到高峰，其次清史稿出现14次，处于第三使用高峰。相比之下，舆论在清史稿之前史书中有所存在，其意义结构中的“品评人物”“政治批评”和清议的内涵有相似之处，但使用频率并不高，直到晚清时期才开始呈现活跃趋势。

但进入20世纪之后，舆论在与多个相似术语的竞争过程中由隐入显，特别是代替在古代占据较高使用地位的“清议”“公论”，与新闻、报刊、言论等现代新兴术语并肩雄霸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及其相关领域，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晚清民国全文报刊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中得到定量性证据。从图2-2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清议进入晚清民国之后，完全不敌舆论的使用次数，除1898—1902年清议使用次数由于维新派创办《清议报》《知新报》，维新士大夫将传统清议类比于现代报刊舆论活动，此阶段数据库中所出的清议字段频率高达6192次，接下来是抗战结束后清议概念又被短暂地唤起，但与舆论相比，20世纪以降，清议基本上淡出人们使用的视野，被完全边缘化。舆论则从1898年这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开始，它的使用就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使用相当地频繁与集中，例如1933-1937年使用1818次，1943-1949年使用1588次，其态势已经将清议所替代，成为现代中国人言论表达，意见评说的日常性专有名词。

舆论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其意义结构中的品评人物、政治批评、民心民意、建言建策、监督政府等传统含义被持续呼唤与强化，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与媒体、政治与新闻之间正当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从深层结构说明清议与舆论之间的替代变更关系，接下来将考察清议隐退而舆论兴起背后所透视出来的中国传统言论思想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动因，反映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兴起与演变的丰富内涵。

首先，清议向现代舆论演替的历史动因来自于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清议代表中国士绅阶层以言议政的一种传统方式，沟通与传播的形式主要是通过信件、奏折、诗作、会谈等，表现为一种隐秘的、非正式的、私人性的人际传播方式，即便是上朝廷议也属小范围的半公开式的内部讨论。伴随近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现代报纸逐渐与中国士阶层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办报高潮迭起，新式报刊大量涌现，王朝体制内狭小言路顿开，体制外的言论狂飙突起，表现出一种面向大众的政治宣传与言论表达方式。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与有一定西学背景的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史地图中两个最具时代意义的坐标，代表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诞生与演生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次，在传播内容上，清议传统的形成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带有很强的道德批判力量。一般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中下层官员对上层官员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决策与个人品行的反对与批评。但这种批评表达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仅凭一线皇权与绅权之间微弱的妥协式制衡而维系。清议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只有在当权者统治力度削弱，政权不稳的危机下，清议现象才会呈复苏之势。这是与中国皇权专制下对思想与意见的强行压制有直接的联系。当皇权对绅权的控制力减弱时，言路才会被迫撕开一个小小的空隙。由于清议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下讨论公共政治议题，再加上处于政权受到外族（如南宋、明未、晚清）的侵入，或者政权分裂动荡与腐败衰落（后汉），清议的内容与见解往往带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抵御外侮、实施仁政、整治吏治等思想。晚清清议的复苏既有与以往清议现象相同之处，但更应注意到新的历史变化与时代内涵。虽然同样面临强敌入侵，但这次是与一场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一味地盲目排外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与侮辱。

再次，从传播影响力与传播价值上看，清议的传播范围以士大夫为主体，其传播影响力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属于士大夫的专利，尽管有时会面向民众进行的讲学，亦相当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舆论，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众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许纪霖论述到，清议之所以向舆论演变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有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是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钱穆也曾类似观点，清议在19世纪未期到20世纪初期有一个向舆论转变的过程。他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

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影响力三个层面上的变化，使得清议概念应对时代的需求捉襟见肘，舆论这个概念顺势而生，显得长袖善舞，在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影响力的背后还被进一步赋予了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与思想。琼·贾吉通过对《时报》中发表有关对舆论概念的文章的解读，得出舆论概念受到中国新兴政治势力与媒体人员的青睐，以及舆论概念经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的调配与加工，体现了以下几点新的思想内涵：

（1）舆论相较于清议标志着一种新的“代言模式”的诞生。整个中国历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从公共的角度运用他们的理智，从而被排除在了公众讨论领域之外。于是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代言机制，从而更好地表达普通民众的想法。在传统阶段有三种方式：帝国模式，皇帝扮演着一种对全体人民意志的代言者，以及人们福利的保护者；官员模式，科举制度与官僚体系用来促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交流；精英模式，在野的低级或中级水平的官僚或者士大夫，为那些排除在王朝等级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代言。20世纪早期，现代报刊的大量涌现，使得编辑与记者形成了一种新的代言机制。作为反抗传统的“启蒙精英”，从事报业人员本身也相当的独特，他们在西方接受了教育，他们的决策不再服务于官方，他们通过自身定义、告之与表达公众声音。虽然他们仍然信奉孔子的君子伦理，但他们打破了传统的代言方式。最为重要的是，晚清报业记者不仅代表普通人民，而且有更深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违背了传统文人的沟通模式——只与地位相当，或者地位更高的人沟通，将沟通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并引导社会的能动性与公民的责任感，不仅表达民众的物质上的需求，而且还表达民众的精神需求，包括教育、进取与参政，而不是传统皇权体制下的照看与驯服。

（2）舆论相较于清议赋予了“历史发动机”的功能想象。对舆论概念的建构并使舆论概念发挥效用，新兴阶层首先转向古老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国传统中正面的社会形象的最丰富的资源。民本思想源起于孟子学说：“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们是国家的基础，该理论强调统治者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从而使得政治保持稳定与社会变得繁荣。虽然民本思想最初是关注统治者的角色，但逐渐变成后世社会批评者的精神支柱，用孟子的民本思想谴责专制统治，呼吁统治者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从孔孟学说出发论证舆论思想的合情合理合法之处。

（3）作为新的政治裁决的舆论。对于晚清的宪法主义者，舆论成为社会最终的权威原则。作为一种独立的裁决，舆论是道德标准的仲裁者，以及在官场定夺之前最后的“正义法庭”。因为在思想启蒙者看来，舆论代表着理智与善良，代表着“好与坏的标准”，是由所有人们共同做出的决定（天下为公）。公众概念的引入，开启了中国言论传统的新的里程碑。公众这个概念来自于天下为公的思想原点，晚清时期“公众”的概念从一个最高的抽象的对与错的原则转变为一种争取最高原则的具体的政治力量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舆论概念便也演变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力量。

最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清议现象伴随着现代媒体如报纸、期刊与传播工具如电报、铁路等，此外还伴随着开放中的通商口岸、国际贸易交流、现代城市化进程、沿海城市与发达地区的地方自治、新的城市阶层的崛起、海外移民与留学生等新兴的社会变革与潜在转型，这些都为晚清的清议现象注入新的内涵与评价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历史上清议传统在19世纪末期的再次出现却变成了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便沉寂下来，逐渐难以承载新兴政治势力与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想的诉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明清时期的清议已经从秦汉时期的乡间德行监督演变成为统治阶层的政见之争，清议从本质上属于在朝官员内部的政见竞争与利益角逐，这种政治性批评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言论范围与意见表达领域过于褊狭，依附于王朝体制之内的极其有限的言论自由，最终代表的还是统治集团利益分配。

第二，清议毕竟从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专制皇权统治的政治体系之下，无法容纳与适用于新的来自于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权理论。

第三，现代媒体扮演了新的言说工具，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与此同时，逐渐崛起与上升的新兴阶层在影响社会、改变社会方面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与表达冲动，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需求。

最后，科举制废除之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崩解，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精英转型，“士”的社会角色发生“位移”，从庙堂上的直接辅佐君主转移到社会层面的“处士横议”，诉求的视野不再仅仅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向社会传播扩散。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清议”基本在体制里面，面向朝廷发声，或者是在士大夫群体内部，形成“公论”。现代舆论则超越了体制，借助民间的报纸、刊物、演讲、大众化读物和戏曲等传媒手段，直接面向大众。随着现代的报业、杂志和出版物的崛起，特别是白话文的诞生，舆论重心开始下移，出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而不是单纯的以精英身份自居的“士”的清议之音。正如徐复观所言，“知识分子一变向朝廷钻出路、向君王上奏疏的可怜心理，转而向社会大众找出路、向社会大众明是非的气概。”历史的滚滚洪流奔腾而过，在中国传统框架下的清议概念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概念所代替，完成一个现代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