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执行能力的现代化
实现执行能力现代化必须对历史进行追溯，才能在面向未来的执行中形成更好的基础；执行能力现代化必须对未来进行预测，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代执行的价值和方向。提升领导干部的现代执行能力，既要承接历史，又要面向未来。
第一节 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的发展轨迹
追溯历史，手工业时代执行能力的核心是“人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维系整个手工业时代生产要素的整合，靠的是两种强有力的执行：人身依附关系和血缘关系。如，以基层的地缘关系形成的人身依附，以家庭作坊形成的人身依附；高层的宗法等级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据史料记载，当年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大喜，讲了这么一句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应该是对手工业时代人身依附关系的最好体现。什么叫“彀”？原来是张弓的意思，唐太宗说“天下的有为人士，都进入了我的圈套”，都为他所用了。为什么要形成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概括起来还是为了捍卫“人治”。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被中断、得以绵延连续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创造了在大国情况极其复杂、上下极其不平衡的情况下执行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实现了令行禁止，创造了一系列保持国家的执行套路。从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科举制，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构建，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场景，手工业时代的执行把道德上升了很高的位置。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赦免390名死囚的故事。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他看到那些死囚时觉得很可怜，出于仁慈就下了一道圣旨，放这些死囚回家，与家人团聚，并约定一年之后的秋天回京问斩。（接着，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再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全国390个死囚就都回家了。到了约定的时间，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被放回去的390个死囚，竟然在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都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所谓“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宅心仁厚的唐太宗决定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后白居易有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歌颂的就是唐太宗的德行。
“人治”的核心强调的是人活着的生命价值。体验中华民族执行智慧的核心点就在于，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只有让每个人活着，才能执行到位。只有高度尊重每个人活着的价值，才会形成有效的“人身依附”，才会使人听话于当权者，才会执行顺畅。然而，“人治”的弊病在于没有形成利益分配的制约机制和交易机制。在传统的等级制度下，好像上级就是做决策得利益的，下级就是执行做事的。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造成一种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当上层获利太多的时候，下层执行的积极性就会锐减，最终发展到反抗阶段。历史上解决这种弊病的最终方式就是改朝换代。这种方式的代价很大，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有一批人牺牲，都要进行一轮全新的社会洗牌。
工业时代执行能力的核心是“法治”，是以契约和交易精神把执行做到位。工业时代出现了细致的分工和协作，把具体的岗位、具体要做的事情进行分解、细化、界定，它把即时的现状的执行力推到了极端，通过规范手脚、规范行为来实现最大的执行效果。泰罗制的目标管理与任务分解就是把每一个手脚动作规范到位，通过执行，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性价比，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把控制需要把握的方方面面因素全部梳理出来，把让下级听话、让下级执行的艺术变成一种科学的东西。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他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执行一定是一个系统和组织的执行，而不是个人的执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是执行的组织，在当时是官僚主义的执行组织，也称为科层制组织，它从组织架构上保证了上级的决策传达到下级时不走样，让下级可以快速高效地执行。
工业时代的“法治”也有其弊病所在。第一，泰罗制解决的是手脚执行的问题，没有解决复杂劳动、高级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执行。第二，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解决的是控制的执行，没有解决一个引导和上下同欲的执行。第三，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或科层制组织解决的是把上级的决策机械地贯彻到下面去，没有解决组织活化的问题。今天，任何一个手脚，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其生命的意义，都有头脑，都有智慧。怎样形成一种整体的、生物组织的活化的执行是领导干部面向未来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互联网+”时代执行能力的核心应该是“法治”加“人治”。“法治”给人公平公正，但如果没有“人治”，没有体现对人生价值的尊重，根本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执行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的环境要求，无法做到面向未来的执行到位。
第二节 执行能力现代化的特征
执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执行，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执行。由工业时代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执行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
一、复杂性
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小范围的问题，它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扩大到全球。现实中产生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到未来。如今施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实行倒查追责，有些干部是由于十年、二十年前犯的错，如今显示出来。同样，领导干部如果在当前做出不正确的决策，或者执行不力，那么在十年、二十年后就可能面对人生和历史痕迹留下负面评价。
执行条件的复杂性，使得执行效果不能简单直接地以好坏判断。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认为好的执行效果，后面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更大。比如，教育政策的执行就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稳定性、不可预测和随机性。我们听到过人们埋怨教育政策不合理的声音，也听到过批评教育行政部门政策执行不得力、落实不到位的声音。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育政策的宏观实践和具体问题、具体区域的不确定性因素之间难免发生矛盾，这会导致教育政策执行产生的结果与预期有所偏差。
例如，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问题。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初衷在于坚持一个基本精神，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不可否认，这一系列教育政策的颁布，明显改善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其受教育也不再是无法可依。但在实现政策目标，将政策内容转变为教育现实的过程中，由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政策自身的缺陷、资源配置的问题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相关政策的执行形式与内容不契合，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预期效果。从“两为主”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受教育还是难，能够接受质量好、成本低的教育更难。农民工子女仍然无法同城市儿童一样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即便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也经常被“单独编班”，被公办学校的城市学生排斥，甚至没有机会参加荣誉称号评选和一些体育竞赛等。可见，现实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面向未来，领导干部需要树立执行的长远意识，要认真考虑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和困难，做好多手准备，选择最佳方案执行。
二、综合性
现如今要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不是按照工业时代的归属原则，可以归属到一个对应部门来解决。所谓“有关部门”已经成为网民调侃的词汇。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群众关注的急、危、难问题，往往与多部门相关，涉及多层次多部门共同决策、执行的问题。仍以教育政策的执行为例，其执行必须放置在与外界关系的整个系统来看，它是一个处在外部环境中，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的综合过程，政策执行过程牵扯到流入地政府、流出地政府、农民工家庭、城乡文化冲突等众多变量，当政策执行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形成回路时，就会制约教育政策目标的存活。政策执行环境的综合性不仅会影响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效果，甚至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最终可能导致教育政策执行的失败。
面对错综复杂的执行环境，领导干部要善于提升执行的质效。这一点，邵武市“民生110”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20世纪90年代初“漳州110”喊出了“有困难找警察”这个口号，立志用“110”解决群众的急、危、难问题。这个做法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需要，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20年来，“110”在满足群众警务求助和需求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群众的综合需求日益繁杂，民生新需求不断涌现，“110”呈现出了疲态，难以应对。“110”承诺的“有警必接、有险必救、有难必帮、有求必应”的动机是好的，但“110”和警察不是“万金油”，一刀切地让群众“有困难找警察”是对人民警察职责的认识不清，把人民警察的职责扩大化，将很多不应由民警处理的问题也列入了他们的工作范围，不仅带来了警力浪费严重等问题，同时还为警察的工作执行带来了不少的问题。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发展成市民“慎拨110”。然而，邵武市却用“110”一个号码建成了一个既不影响警务出警，又聚集、解决群众诉求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一个既能让老百姓便捷对接，又能让党政、企业、社会各部门在后台协同有序解决问题的系统，成功地把群众难题、政府困境、部门协同串联在一起，集中解决，做到了“一个号码，一站式服务”。
在纷繁复杂的群众需求面前，邵武市是怎样通过一个号码，全方位打造执行综合性事务中心，解决民生问题的？梳理起来有这两个方面经验：
（一）建立了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解决“群众的事有地方说、有处找”的问题
首先，建立一个平台提供服务。针对党政部门为民服务平台职能相对单一、分散设置，群众反映诉求不便的问题，依托行政服务中心，建立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并在功能上相应拓展，除受理各类登记、许可、审批等事项外，还可受理群众意见投诉、便民服务、困难求助、信息咨询服务等事项，并将涉民生警务也纳入“民生110”平台。
其次，实现一个号码对外。将警务“110”、市长热线、“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城管、环保、工商、质监等投诉电话进行整合，开通统一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与警务“110”电话联动，群众只要有困难、有需求，只要拨打“110”即可得到及时回应和对接服务。
再次，形成一个中心调度。“民生110”服务中心具有转办、督办、反馈等职能，在受理群众热线后，可直接指令相关单位开展警情处置、突发事件救援、社会应急求助等事项。联动单位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负责对接落实群众反映事项，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服务中心。由中心对当事人进行电话回访，确保“事事有人办理、件件都有回音”。
（二）建立联动运作机制，解决“群众的事有人办、能办好”的问题
对群众反映的事项，统一收集，分门别类，分别交予相关职能部门、基层管理组织、专业服务机构，采取联动调处、社区服务、专业服务等方式，逐项落实。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服务中心的指挥调度，迅速到位，主动上门，直接办理，并实行全程免费代理，做到“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属于社区、农村可以解决的事项，由基层组织协调解决；属于市场服务的事项，由与政府签订协议的32家专业公司提供专门服务。通过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有效联动的运行机制，“民生110”的具体执行者能够明确每一项工作内容的责任主体，特别是时间期限与操作方式，有了相应配套的工作机制，他们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执行事务的处理，高效地完成执行任务。
任何一项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不是单一的，他们所涉及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领导干部要顺利实现政策目标，必须以系统思维为指导，在执行过程中加强沟通和协调，要善于整合资源，采取有效措施，系统解决执行中的各种难题。
三、动态性
执行要怎样做到“吃一，挟二，眼观三”？领导干部要考虑变化的需求，掌握执行的分寸，既要落到实处，又不能把政策绝对化。在执行中留有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执行的余地，这是对领导干部执行能力提升的一个新要求。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领导干部在战略执行过程中要深化认识，放眼长远，要敢于走前一步。长期以来，GDP一直是各界最关心的经济发展量度，GDP的规模、增速，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各省市各地区热衷于追求GDP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就提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他认为，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他提出要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针对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问题，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构想，并采取系列措施，随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同样在2002年，习近平同志还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支持，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来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习近平同志认为，领导干部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当时他就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余村进行调研时，针对余村如何利用青山绿水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做法，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习近平同志的“两山理论”产生于乡村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新出路。“两山理论”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在绿色消费、生态消费成为新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的背景下，青山绿水成为乡村发展的优势，给乡村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既要基于现实的考量，又要避免政策执行的短视，要善于从全局和长远出发，进行科学谋划，及时调整政策执行的举措。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现今，我们大部分城市面临的窘境是，一下大雨就被迫免费“看海”。城市建设初期，由于一味强调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对看不见的排水设施、地下管网建设投入不足，这给现今城市排水埋下了问题的伏笔。历史遗留下来的下水道问题，也是缺乏长远意识造成的执行不到位。
法国人牢牢记住了雨果的话，他们十分重视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规划。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和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巴黎甚至请了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寻找到失物的概率高达80%。这样的市政工程，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们考虑到了百年以后的排水情况进行设计，在当时一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历史反复证明当时的政策执行是正确的。百年工程，惠及今日。
新的情况要求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克服工业时代机械化执行带来的弊病，要始终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去考虑执行的分寸，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把上级的指标、体系做到位的标准上。
第三节 执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提高执行的能力。“互联网+”时代，随着执行环境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动态化，执行能力的现代化表现为以下六种能力的现代化：学习认知能力、共建愿景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制度执行能力和激励管理能力。
一、学习认知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强化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切实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让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兴趣、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方式。”他还将学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学习认知能力现代化是“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刻不停增强本领”，提升认知水平，对全局有系统的认识，对执行的目的和工作的现实情况有体会，把做出来的政绩和上级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要做的事情和自身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并把语言转化为让群众听得懂的话在执行中落实到位，从简单的权力执行成长为执行的权力认同。
获得权力认同、让群众拥护、让下级努力的关键在于换位，对群众和下级的需求要有明确的认知，要把群众、下级的需求和上级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领导干部有愿景，有目标，这些都很有价值，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群众和下级的想法，考虑群众和下级在他们的位置上，在他们的现阶段上，下一步的愿望和成长的空间是什么，再思考群众的愿望、下级的成长空间和领导干部的权力认同怎样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实现从权力执行到权力认同的执行能力现代化。
二、共建愿景能力现代化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随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在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国家主席的就任宣言的25分钟讲话中，再度9次提及“中国梦”，共获得了10余次长久不息的掌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这个愿景不仅与中华民族相关，也与全世界的各个民族相关。习近平总书记与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建愿景的恢宏气魄值得我们反复揣摩和体会。因为共建愿景能力不仅是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的体现，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干部面对上级任务一个又一个地不断布置下来，都要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腾挪空间，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最重要的是要发现人民群众要的是什么，上级的政策可以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领导干部必须在这个点上夯实夯深。首先，在夯实夯深过程中发现一个小缺点，一定要善于承认错误。其次，夯实夯深一定要在给全局带来价值、给系统带来价值点上做深做透，要善于动态平衡。再次，更为关键的是，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挖掘人民群众要创造的东西和全局系统需要的东西的结合点。
三、资源整合能力现代化
企业讲利益，组织讲资源，利益要靠资源整合来创造。上级的政策从全局出发，可能会对局部的利益、对执行的利益造成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人民群众认同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需求，怎样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到贯彻上级利益，又让人民群众有一种长远的愿景、盼望和梦想？这对领导干部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要求，是实现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比如，一个地区要关闭污染企业，很可能会给这个地区的群众带来损失。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就要考虑关掉污染企业以后群众怎么办，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有些领导干部强制执行，后果是让一些群众流离失所，反弹作用很大，最终达不到执行的效果。领导干部应该给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众提供新的利益保障，这是考验基层领导干部执行智慧的核心点。在“互联网+”时代，全球都在一个“地球村”的情况下，每一个地区的资源都有其价值，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不能挖掘并实现它的价值。作为执行者，能不能通过资源整合，尽量减少对群众眼前利益、切身利益的损害，多为群众长远利益的创造进行考虑，能不能把自己“豁出去”，给群众带来愿景，带来实际的价值，这是对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的考验。
四、组织协调能力现代化
执行能力不是单干、盲干的能力。领导干部要通过组织协调来创造执行的价值。今天，我们的政府主要还是科层组织的架构。科层制组织，是工业时代高效、低耗、高价值的经营模式的重要保障。以金字塔组织为标志的科层制组织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一对一”原则，即一个人只能对一个人负责；二是“下八率”原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只能下辖八个人或八个组织。这两大原则使科层组织在贯彻执行上级决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组织内部任务相对确定，组织外部系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它是高效的。比如我们政府组织对于上级指示的传达还是很高效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组织外部的变化在不断加快，原有科层组织执行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首先，基层的信息向上传递过程显得缓慢耗时，常常出现中梗阻的现象，由于下情上传过程的失真弱化速缓，高层决策可能滞后于变化了的情况。其次，科层制组织是一种纵向分层、横向分部的结构，这种结构要把组织需要完成的任务划分给各个部门，由各个部门履行各自的职能，相应会带来困难，特别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成为一个难点。在组织架构不发生大的改变的前提下，这对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领导干部通过沟通充分调动下级、群众、其他部门乃至上级领导的力量，保证组织在执行上的活力。领导干部组织协调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保障。
五、制度执行能力现代化
制度是工业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工业时代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上至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下至清洁工的扫地标准，把复杂劳动分解成简单劳动，拼装组合，把原本要高级人才才能操作的事情转化为一般人员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完成的动作，从而带来执行的高效率。工业时代通过制度的细化，把成功的经验用制度固化下来，把失败的教训通过制度控制进行风险规避。通过制度的完善缔造了贯穿整个工业时代文明的以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它的作用在于引导工业时代一整套制度规则落地，将具体的复杂的劳动分解为简单的动作规范。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工作依然有很大的价值，是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互联网+”时代，制度的外延乃至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价值产生漂移，即分解劳动、大规模生产已经产生局限性以后，在多样化、个性化、分众化和瞬时化的价值变迁过程中，工业时代形成的一整套以控制为目的的制度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局限。人们逐渐意识到提升组织价值和效益方式并不是单靠制度的完善再完善、细化再细化就可以实现，对于制度执行的力度也并非越强越好，有时候并不是有制度就一定比没有制度来得好。“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制度带来价值的方式已悄然发生改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仅是通过制度控制、制度规范来产生价值，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的引导来创造价值。这是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标尺。
六、激励管理能力现代化
工业时代保障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于借助以罚为主的奖惩机制。根据论功行赏、论过处罚的一整套奖惩机制，鲜明地规定什么是“雷区”，什么是“奖池”，下级把事情执行到位，就会得到相应的金钱报酬，没有执行到位，就要受到金钱上的惩罚。工业时代通过奖惩机制让人守住底线，让手脚勤快的人留在组织中，同时也让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人纷纷离去。留在组织的人，在以罚为主的奖惩机制下，总担心因犯错而受罚，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弊平衡法则下，人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不突破不犯错，由此带来了整个工业时代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作业方式，在这样机械化、常规性工作氛围下很难带来新的价值创造。
“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面对的情况极其复杂，保障执行效果不能单靠工业时代那套简单机械的奖惩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瞬时化的发展。简单的一刀切的奖惩措施只能让人守住底线，创新执行必须根据对象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激励。面对群众、面对下属，要实现高效执行，领导干部所采取的激励方式，不能是简单的赏罚，而是要努力体验个体、特别是有价值的个体的真实需求。价值激励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不能只考虑组织要什么，而要考虑跟着组织干的执行者心里要的是什么。可以创造一种模式，让个人的价值与组织的价值实现更好的结合，学会用“空杯”的心态来体会每个具体的执行者要的是什么，给他想要的东西。这是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加速器。
延伸阅读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英国治理理论学者杰瑞·斯托克曾指出：“公共管理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向治理的转变，反映了政府在当代环境中运作方式的重大及持久的变化；相应地，政府履行功能与任务的能力框架也要随之发生重大及持久的变化。”没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就无法搭建起真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会使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徒具形式。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调适政府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等现代性因素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强调要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合“大转型”，要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
在强调治理的新时代，合同外包、结成公私伙伴关系、第三部门服务供给、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等新的治理方式将大量采用，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的发起问题、可持续问题、绩效问题、责任控制问题都将出现。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政府单一主体管理时代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与控制方式，将不足以应对。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新要求。在政府的层面，治理能力毫无疑问会延续管理时代对政府能力的关注，但会更强调政府在治理背景下新的能力要求。要尽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厘清从政府能力到治理能力转变的逻辑线索，从四个关键点突破。
目标凝聚能力。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必须围绕一定的目标来进行。传统的管理时代，目标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政策目标与责任目标，相对稳定统一；但在治理时代，不仅每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治理”的目标会是多样、变动的，而且参与治理的不同组织、不同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诉求。没有目标的共识，不仅难以达到治理的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与对抗。
资源整合能力。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目标的实现，核心都是围绕资源配置与整合来进行。传统的管理时代，资源基本上集中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治理时代，虽然政府依然掌握了庞大的资源，但越来越多的资源会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公民手中，特别是一些稀缺资源往往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有时候政府甚至根本无法获取。在当前政府掌握和配置资源既定事实的基础上，如何识别并优化使用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一些志愿性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如何发挥共识、信任以及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源的作用，从而促成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与集体行动，就成了政府在治理时代必须具备的能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求政府将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作为重要目标，甚至是围绕资源整合与配置进行组织重构和转变职能。
工具使用能力。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管理工具来进行。对政府来说，一次管理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直接表现就是管理工具使用的转变。传统的管理时代，政府常用的管理工具是财力工具、权威工具、组织工具、信息工具等，在使用过程中更注重工具理性本身，带有强制性的普遍特点；但在强调民主、参与、互动的多元主体治理时代，政府需要更多地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合作，共享公共权力，共同治理公共事务，人们不仅会继续关注“政府应当做什么”，而且会更加关注“政府应当怎样做”，即更加强调政府使用管理工具的价值理性，政府将由过多地依赖强制性的工具转向较多地依靠多种非强制性的工具，以合同外包、公私伙伴关系管理与社区自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治理途径成为新的工具选择。否则，就容易导致政府失灵、政策失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创新增加管理工具，并根据不同性质增强管理工具的相匹配性。
责任控制能力。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存在权力划分与责任担当的问题。传统的管理时代，权力更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责任也更多地由政府承担；而在治理时代，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分享的，也应该由社会来共同承担责任。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当我们从严格单纯的等级管理时代转为更具流动性和关系更为复杂的治理时代，政府就必须着力培育和其他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志愿性群体或公民个人、公民之间的合作意识与信任机制。在我国当前低信任度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控制责任，就会加大监督成本甚至导致多元治理瘫痪或毫无作为。因此，政府责任控制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了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中的关键。
“民生110”的“郡县治，天下安”[7]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指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并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基层政权，特别是县（市）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保持基层政权建设稳定繁荣是国家安定团结的基本保障。”
什么是“郡县治”？郡县治，就是在这个郡县中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生产老百姓自己会、生活老百姓自己也会，劳动有价值、生产产品有价值，通过政府的服务后台使劳动的价值可以在更广袤的空间中得到扩散和增加，这就是安居乐业。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人的生产、生活都涉及到基层政权、社会、国家等无限复杂的方方面面。
什么是“天下安”？从大的方面说，就是使人类的每一份子都有可以有自己劳动的条件，都可以在全球实现自己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要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传统的经济开发模式中，有些地方政府过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硬件投入，没有实事求是地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大量资金、资源都投入到工业园区、高楼大厦中，往往造成一批荒芜的工业园区、人去楼空的现象。从历史来看，只投入硬件式的发展模式无法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没有辅以软件式的支持，经济发展无法取得长足动力。
“民生110”既是民生“110”，又不局限于民生“110”，它是一个以“110”民生服务为基础的民生服务系统。它的价值是搭建一个让群众安居乐业，让万众创新，由“维稳”上升到“服务”的平台。民生工作要落到基层，落到县、乡镇、村，“民生110”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和便捷的手段。如果像各级官员引进企业、建高楼修大厦那样建好“民生110”这个公共服务平台，致力于为人民群众创造创业条件，致力于服务群众，其成效和意义远远大于建立一个大楼，一个市场、一个工业园区。它甚至是我们党重铸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事业部制”和“矩阵式组织”相结合的“基层大部制”
互联网时代，人民政权怎样真正为人民服务？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以及机制都是职能化的体制，受所有历史传统、计划经济、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组织变革异常艰难，已经开始不适应基层政权发展的要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个机构挂着七八块牌子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进入互联网时代，科层式组织向事业部制和矩阵式组织转变是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新趋势。大量企业，远到微软、谷歌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近到腾讯、阿里巴巴、小米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普遍都采取了事业部制与矩阵式组织结合的组织架构，这是组织变革的大趋势。“民生110”在探索中考虑：在市县一级能否成立一个类似国外“不管部”的“大事业部”，对各类问题进行分类、综合，形成一种“始于问题、终于问题”的运行机制？能否借鉴“矩阵式组织”，创造一种“始于问题，终于问题”，对问题负责的责任追踪机制，使党政各个职能部门在问题面前，职责到位，工作到位？能否以中央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精神为指导，“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构建“事业部制”和“矩阵式组织”相结合的“基层大部制”？
“事业部制”的实质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民生110”借助“110”这个群众耳熟能详的号码拓展成立“民生110”中心这个“不管部”，以群众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群众问题为目的，与另一基层“大事业部”——行政服务中心相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构建了一个“全覆盖、无缝隙、全天候、精细化”的社会服务“基层大部制”。
“矩阵式组织”的突出特点是通过设立横向岗位，把企业的利润目标根据产品、服务分门别类分解下放到项目经理手中，通过绩效考核落实目标的完成。“民生110”则以群众问题的最终解决为目标，根据问题的类型、特点下放到接线员手中，由同一名接线员负责跟踪问题受理立案、派遣处置、核查反馈、结案督察的全过程。接线员就是“问题经理”，负责问题的沟通、协调、反馈，对问题的解决负责。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接线员可以申请中心主任、副主任的协助，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上升到决策中心、市长办公会、15日信访接待日暨“民生110”专报日、市委常委会等更高的沟通层面去落实问题的解决。在党委领导下，根据各部门对问题的配合和完成情况以及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在党政部门的年度考评、事业单位的评先评优，企业的续约、奖励，个人的奖励、转干等考核中体现，树立“民生110”服务中心引导问题解决方面的权威，促使每一个部门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
“民生110”把“事业部制”与“矩阵式组织”相结合，在现有的部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探索建立了一种“始于问题、终于问题”，高、中、低联动的迅速解决问题的“基层大部制”。“民生110”的“基层大部制”探索与将小部门分类整合成大部门的探索不同，“民生110”的探索始终立足在解决群众问题的视角，是群众需求和群众问题为导向的，从尝试解决群众日益繁杂的综合问题和新问题考虑，把“事业部制”和“矩阵式组织”的优点相互结合，在不对现有组织和部门进行大幅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决策中心领导和制度化流程筛选，将群众问题分类、分层、分级，协同各部门分类、分批、分次解决，从问题汇集开始，到问题解决终结，是一种有别于以往行政体制改革的“基层大部制”新探索。
组织变革是一个复杂而又代价巨大的过程，所以往往我们采取的策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通过人员的变动来调节组织对现实工作的适应性。一般来说，组织只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才会出现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必须相当谨慎。中央从顶层设计出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和举措，适应了中国改革的新需要，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自上而下的大部制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间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上下一致，二是代价承受。一些地方“副局扎堆”的安排看似荒谬，实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怎样的大部制改革不可能由一个部门面对所有群众的问题，一定要有类似于“不管部”这样的用问题与各部门联动的协调部门出现，以“事业部制”的解决问题为导向落实问题的解决，并通过“矩阵式组织”把每一个问题分类分解下放，跟踪落实解决。这种源自实践的融合了“事业部制”和“矩阵式组织”优点的“基层大部制”创新探索是基层政权改革的一个方向，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新趋势。
二、对从严治党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促进作用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必先治吏，吏治严方天下安。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治国理政的经验表明，没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管理、严肃的监督，就很难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只有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牢固，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这种约束除了靠铁打的纪律保障，更要靠软性的制度激励。
“民生110”受理办结等绩效监督、考核的过程，就是一种对官员甚至包含基层公务人员个人成长、晋升等的全新的考核、倒逼机制。
现在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网络提出观点，发表看法，进行政治参与。党和政府一直提倡政务公开，支持政府信息公开，使网络曝光立竿见影，释放社会负面情绪。互联网思维不仅提高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更强化了普通民众的情感诉求。网络开放给予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使公民能够平等地参政议政，通过合法途径健康有序地提出个人主张，解决问题，学会理性温和地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政治态度。
“民生110”为老百姓提供了可以反映意见、集中表达、沟通联系的平台，形成官民互动的机制，促进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日益趋向有序释放。
三、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创新
基层政权的民生公共服务平台实际上是有很多层次的，上至国家领导人研究才能决定的国家战略，下至一个村的村民讨论后就可以实施的事情。这么广的跨度，怎样形成一种流畅的信息传输系统？并不是什么服务都要采用云平台、大数据技术的手段。在一个村里，大家天天见面，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好的体制就可以有效地服务民生。同样，还是在一个村，正如产品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卖到海外去一样，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地方的一些信息足以对这个村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民生110”的实质不在于是不是运用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甚至不在于是不是采用了“110”一个号码（当然，实践证明一个号码仍是当前最便捷有效的形式），而在于是不是方便解决了群众的需求这一衡量标准。“民生110”不是时尚，而是实用。它突破了原有纵向分层、横向分部的体制结构，突破了原有层层报批的繁琐流程，形成一种“始于问题，终于问题”的多方协同的快捷解决模式。这种模式实质留给了各个尝试的地方很大的创新空间。我们提倡万众创新，基层政权的创新，公共服务的创新，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往往是个体的创新带动社会的创新，再由社会的创新带动公共服务的创新。在以“中国梦”为引领，“四个全面”为战略的新常态新形势下，有没有可能以基层政权为基点，以“民生110”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打造基层的创新平台和氛围，以公共服务创新带动社会创新，进而连成一片，从而实现全面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