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个民族，两种军队

没有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像耶路撒冷哈加纳司令伊斯雷尔·阿米尔一样，迫切需要以户·阿弗里尔在欧洲购置的武器了。在耶路撒冷，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武器匮乏是哈加纳最棘手的问题。耶路撒冷少得可怜的武器储藏在24个斯里克（slicks），也就是散布在城里的秘密仓库里，对此了如指掌的，只有阿米尔手下的武器专家，一个做奶酪的也门人。阿米尔的女兵将它们带往城市，部件藏在胸罩或紧身褡里，或者用带子捆绑在两腿之间。枪总是比人少，而有时枪的种类和需要用枪的人一样多。

在分治投票以后八天，阿米尔后来回顾道，多亏了“少许的计划和诸多的混乱”，耶路撒冷的哈加纳动员了500名全职军人。一个电话、一张小纸条，甚至街头一声口哨，这些人就放下平民生活，立刻成为一名战士。

阿米尔把他们集合在犹太人的利哈维亚（Rehavia）中学。他把其中一些人留作他的保家团的后备军，主要是那些大龄的、训练较少的人。其余的人安排在很可能出问题的暴露的邻里或者混合居住的地区。他们身穿黑橄榄色灯芯绒裤子和旧工装衬衫，在屋顶、花园、门窗后面站岗放哨，监视每一次突发事件，查看过往行人，跟踪陌生人的活动。这些人身边带着一个女孩子，装扮成恋人在人行道上闲逛，女孩宽松的衬衫里藏着手枪。

认为分治之夜“舞蹈是天真烂漫者的事”的内塔尼尔·罗尔赤和20名男孩、6名女孩被派遣到宗教氛围最浓的米亚·夏林姆。他按照女孩能够偷运的武器大小将她们分为几类。让其中一些带手枪过去，罗尔赤觉得大一些的女孩都能给他偷运一门野战炮了——但愿他有一门野战炮可以偷运。男孩女孩一起出现在一个小公寓里，在虔诚的保守派社区是有辱门风的事。罗尔赤最后不得不组建两个守卫系统，一个保护他不被附近英国警察局发现，另一个保护他不被米亚·夏林姆愤怒的拉比发现。

阿米尔的另一个军官以利亚胡·阿尔贝（Eliyahu Arbel）也进入了那些虔诚的保守派社区。有一位拉比想要得到一份书面保证，让他的学生不在安息日打仗，阿尔贝和他争论到口干舌燥，终于举手投降。“瞧，”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样的保证，去问阿拉伯人要，不是问我要。”

拉起一支新的队伍，这项任务落在沙龙·德洛尔（Shalom Dror）身上，他是个说话轻声轻气的德国犹太人，总是围着装运工穿的围裙。为了武装这支尚未存在的队伍，他让女兵挨家挨户收集毯子、行军床、衣服和器皿。为了让他首批招募到的士兵能填饱肚子，他印制了一套就餐券，可在周边餐馆使用。至于他的兵源，他只得向有着白色建筑的希伯来大学求助，它坐落在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的松树林里，俯瞰通往该城的西北通道。这所大学对于巴勒斯坦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也成了颇吸引全世界犹太青年的磁石。哈加纳现在求助于其中一些年轻人，在即将到来的为了耶路撒冷的斗争中，他们将见证世界犹太社团的团结一致。

博比·莱斯曼（Bobby Reisman）原本不会到希伯来大学就读。他真正想去的是巴黎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水牛城商人之子莱斯曼在第101空运大队服役，因负伤中断了军旅生涯。战后根据《军人安置法》，他决心到巴黎求学，但是在路上，一位朋友说服博比去耶路撒冷，因为他肯定在大学里面他们可以说英语。但是让他们气馁的是，这两个人到达之后才发现，希伯来大学说希伯来语，不说英语。他的朋友离开了，而博比留了下来，学习哲学，不久和本地一位名叫利亚（Leah）的犹太女孩好上了。1947年12月，他们结了婚，住在拜特·哈克雷姆（Bet Hakerem）的学生宿舍。

一天晚上，莱斯曼仰面躺在床上，听到一阵纸张的窸窸窣窣声。一张字条塞进了门缝。他捡了起来。字条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看不懂，就把字条递给妻子。她默默地读着。接着字条就从她手中滑了下去，她深沉地凝视着他好一会儿。她说，那是一份邀请函，参加哈加纳的邀请函。

莱斯曼一言不发，回到床上。他到这片土地上来可不是为了打仗。在欧洲，他什么样的仗都打过。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妻子的黑眼睛在望着他，等待他的答复。在房间的几英尺外一堆衣服下藏着一把小手枪，标志着她是该组织的成员。看着她期待的目光，他明白，自己不能只做他妻子的战争的旁观者。“那好吧，”他叹了一口气，“我也干。”

卡尔米·恰尼（Carmi Charny）的情况正好相反。卡尔米想方设法加入哈加纳，问题是哈加纳不要卡尔米。1925年元旦前夜，卡尔米生于紧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家里，父亲是个拉比。和父亲一样，他命定也要做拉比。大萧条时期的布朗克斯，意味着暗淡的、毫无乐趣的学习。卡尔米付出了代价。他长大了，变得害羞、内向、孱弱。戴着厚厚的眼镜、苍白敏感的脸、驼背，是邻居小恶霸想要欺负无助的犹太人时的对象，是在街头杂货铺给人展示拳脚功夫的目标。卡尔米从锡安之地的梦想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些梦想萦绕在他用少年时代就已通晓的希伯来文写的文章和诗歌里。战后，就像搭乘开往市区去的地铁一样，他登上蒸汽船“海鲤鱼”号，永远离开布朗克斯拥挤的住房，前往孩提时代就觉得是自己归宿的土地。

自从踏入耶路撒冷以来，他就试图加入哈加纳。然而脸色苍白、学究气十足的卡尔米不是哈加纳中意的招募对象。最后，多亏了参加哈加纳的女友，卡尔米终于来到利哈维亚中学一间黑暗的地下室。他看不清对面坐着的三个男人。他们问完话，他就被带进一个囚室一样的房间，面前摆着两支蜡烛、一本《圣经》和一支手枪。一台投影机穿过黑暗，灯光照亮了他的脸。卡尔米能感觉到，在投影机后面的黑暗里另一个人在盯着他看。他一只手放在《圣经》上，另一只手放在冰冷的手枪柄上，那是他儿童时代梦想的金属化身。他激动地颤抖起来，这个来自布朗克斯的柔弱的拉比之子，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良心”面前，宣誓忠诚于哈加纳的地下部队。

经过这场简短而又令人记忆深刻的仪式，一代巴勒斯坦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以此作为他们生存的共同点。这个组织代号为“阿姨”的哈加纳，将它所属社区的每一个部分都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哈加纳深知阿拉伯人占绝对多数，从一开始就用和男子一样的标准接受女子加入。它在女童子军和男童子军的掩护下，大量扩张其青年组织加德纳（Gadna），为哈加纳预备年轻人。因此，到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分治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犹太年轻人已大多接受过哈加纳的训练。

对于像内塔尼尔·罗尔赤这些人，在哈加纳服役是父子相传的传统。他第一次接触该组织，是在1936年阿拉伯起义时，他把子弹藏在校服夹克衫的内衬里带给了参加哈加纳的父亲。对其他人而言，16岁的宣誓仪式是一种世俗的受戒礼，象征性地向巴勒斯坦的成年迈进一步。对于那些被纳粹迫害的受害者而言，欧洲地下哈加纳代表着一种和巴勒斯坦最初的联系。

哈加纳的主要纪律是严守秘密。没有照片，文字记录减少到极致，其训练中心通常设在学校或者工会俱乐部等犹太组织的地下室里。在三重守卫的保护下，其成员每周三次训练柔道、学习拆卸武器、爬绳梯、闯入房间、跳下疾驶的汽车，在有任何英国人突袭迹象时装扮成用功的学生和玩扑克的工人。然后他们参加实习，送信或者跟踪一些阿拉伯和英国的头面人物的一举一动。最后他们每月进行两到三天的野外训练，通常选择一些偏远的山谷，在烈日下以惩罚式的行军抵达那里，沙漠荒野之处可以湮没步枪声。带有引爆装置的橘子和土豆充当演习用的手榴弹。弹药奇缺，招募者只有在射击课程结束时，作为奖赏才能进行首轮实弹射击。夏天到来，装扮成临时招募的农业工人，哈加纳部队被派往基布兹外，进行两周或一个月的训练。阿拉伯人厌恶的游击战术和夜间射击是他们的长项。哈加纳指挥部甚至在英国人的监视下，设法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军官培训，在耶斯列谷一个农业实验场同时培训了150人。这些课程是根据一本小红书——《英军训练手册》——摘编而成的，小红书是从一些委任统治部队的营房里小心偷出来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加纳大体上形成了其早期部队，成员分散在特拉维夫周围，分别位于犹太总工会的住房部，一家建筑商的办公室、一家银行、一家农机进口商的办公室，还有供水局里。它为数不多的档案锁在特拉维夫一家公寓建筑地下室改造的隐蔽所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战士提供了实战训练的机会。大约有43000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战争中服役。

讽刺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渴望获得的核心目标耶路撒冷，却从来没有成为哈加纳的沃土。英国在这里的监管强度胜过其他地方。城市里的年轻人不像基布兹的年轻人那样对哈加纳反响热烈。耶路撒冷的正统社团常常对哈加纳视而不见，甚至敌视其宗旨。

可是在耶路撒冷，如同在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哈加纳是犹太社会的主要动力之源。除了它的训练课程、它的组织、它的秘密成就，哈加纳的力量还在于它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形成的一种精神：既讲究平等主义又讲究个人主义，既组织严密而又行动灵活，哈加纳是它所寻求捍卫的犹太社团精神的一种精确反映。那些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年轻人迅速成为他们的领袖。以他们为榜样，他们赋予哈加纳一种献身和服务的传统，卡尔米·恰尼在利哈维亚中学的黑暗的地下室，双手放在《圣经》和手枪上，就是把自己和这种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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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社团中，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传统。在阿拉伯资产阶级年轻的男子中，和武器或者军事训练有过任何系统接触的，可谓凤毛麟角。阿拉伯资产阶级在传统上看不起这些行为，他们把当兵看作其他阶层的任务。当哈希姆·努赛比，这位年轻的电台编辑和他的邻居发现，在通往斯科普斯山的道路附近他们的数十个村庄里居然连一把手枪也没有时，他们的反应是十分典型的。每个人都跑去露天市场，从遍地都是的非法枪支商人那里购买火器，哪怕支付比已经高涨的价格还贵的价钱。接着，努赛比带领一支乡邻代表团到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办公室请求保护。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其间还点了几杯咖啡，委员会终于同意给他们配备来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的10个农民步枪手，每人每月支付10个巴勒斯坦镑。

在上贝加（Upper Beqaa）一个位于火车站南面的中产阶级社团里，耶路撒冷别克零售商迪布家的三兄弟，乔治、雷蒙德和嘉比（Gaby）着手组建一支家庭卫队。从上贝加的5000居民中他们招募到的志愿者不足75人。大多数家庭寻找各种借口，不让他们的儿子或者丈夫当兵。邻居中一些比较富裕的商人，将他们的儿子送到贝鲁特或者安曼读书以逃避入伍。

迪布家只好放弃，转而从耶路撒冷仅有的人力资源，也就是穆夫提的武装团伙那里获得兵员。他们从北方一座村庄里按现行汇率以每月每人10镑的价格，雇用了28人。他们把这些人安置在邻居的谷仓、阁楼里，让他们在厨房里吃饭。迪布家还雇用了一个前警官来领导这些雇佣兵。这个前警官名叫阿布·哈利里·杰诺（Abou Khalil Genno），他嗓音刺耳，脾气又坏，酷爱苏格兰威士忌。

出人意料的是，杰诺和他的团伙很快就成为迪布和邻里的噩梦。有一次，一颗手榴弹偶然爆炸，造成邻里的首次伤亡。而雇佣兵钻进弃家逃亡的屋子里找酒喝的时间，和他们守卫的时间一样长。一只跳跃的猫咪、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一次来自犹太哨卡的侦察性射击，都会招来一阵胡乱开火，令贝加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犹太邻居无不惊恐万分。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胡乱开火体现了阿拉伯村民的心态。在他们看来，拥有一件武器可以确证其拥有者的男性魅力，也可以确证他的第一男性继承人的身份。既是武器，也是玩物，万枪齐发时的枪声，已成为举行婚礼、葬礼和全村宴席的标志。他们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天然地熟悉武器，但是也造成一种毫无节制地射击的癖好，这和他们的犹太敌人大相异趣，犹太人认为每个弹夹都是一个小宝藏。

通常那些有一两代人在贝都因以外的区域生活过的村民，才是真正勇敢的战士，天生精通埋伏和游击战。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成为勇猛顽强的战士，正是从他们的队伍里，穆夫提找到了他最为忠实的追随者。他在耶路撒冷的代表将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团结奋战的军队，作为阿拉伯人对哈加纳的回应。哈吉·爱敏亲自举行仪式，使他们成为圣战斗士（Holy War Struggler）。就像哈加纳的年轻犹太人一样，他们在丛林和谷地接受秘密训练，学习操作战后散落在巴勒斯坦的各类数量惊人的枪支。像哈加纳一样，也有一个少年团体，称作伏特维（Futweh），广纳年轻人入伍。

尽管如此，作为作战部队，穆夫提的手下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分散在巴勒斯坦的村庄和部落组织里。它局限于提供给其补给的村庄里，其成员除了基本的军事技术外一无所知，其指挥体系基于部落和家族而不是能力，纪律松懈，力量有限。

对成员的第一要求首先是效忠穆夫提，他们完全忠诚于部落、家族和村庄，而正是后者响应号召，为穆夫提提供人力资源。与深深植根于犹太社团的哈加纳有所不同，穆夫提的战士都只不过是某种类型的家丁而已，他们的作用充其量就是提醒巴勒斯坦社团与犹太人，作战时他们的领袖是谁。

其领袖人物，往好里说是平庸之辈，往坏里说，糟糕透顶，几近文盲，更适合于恐吓他们的犹太邻居，而不是领导他们的人民冲锋陷阵。他们的首领是一个42岁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总监，耶路撒冷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名叫卡末尔·伊雷卡特（Kamal Irekat）。他总是职业性地板着脸，留着潘丘·维拉式的胡子，目光如炬，喜欢站在他手下前面，穿着马裤，戴着飘逸的阿拉伯头巾拍照。伊雷卡特作为第一个发誓“把犹太人统统赶进大海”的阿拉伯领袖而声名大振。

这些在社会和军事上显而易见的缺陷，并没有促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猛醒。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他们所属的社团人数超过犹太人两倍。在中东，他们比犹太人更容易获得武器。他们的村庄环绕着耶路撒冷，战略位置险要，坐拥区位优势。

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他们得救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此。几个星期以来，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不断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保证，他们的困境就是全体阿拉伯人的困境。奥马尔和萨拉丁的战士曾经解救过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而阿拉伯各国的军队也将带着大炮、飞机和装甲车前来解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