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九四八年十月(2)
“一郎！”节子惊愕地叫道。可是一郎继续用那种最吓人的目光看着我，他母亲只好从自己的垫子上起身，走了过来。“一郎！”她摇晃着他的胳膊，轻声地说。“不许那样瞪着外公。”
听了这话，一郎又躺倒在地，悬空踢蹬双脚。他母亲又朝我不安地笑了笑。
“这么没有教养。”她说。她似乎不知道再说点什么，便又笑了笑。
“一郎君，”仙子说着，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不来帮我收拾收拾早饭的东西呢？”
“女人干的活。”一郎说，两只脚仍然乱踢着。
“这么说一郎不肯帮我喽？这就麻烦了。桌子这么重，我力气这么小，一个人可没法把它搬走。不知道有谁能帮我呢？”
话音未落，一郎一跃而起，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大步走进屋去。仙子呵呵笑着，跟了进去。
节子看了一眼他们的背影，然后端起茶壶，给我斟满。“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她说，声音压得低低的，“我说的是仙子的婚事。”
“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摇了摇头，“实际上，八字还没一撇呢。这才刚刚开始。”
“请原谅，可是听了仙子刚才的话，我自然以为事情多半已经……”她的话没有说完，接着又补了一句，“请原谅。”然而听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仙子恐怕不是第一次这样说话了，”我说，“实际上，自从开始议论这档婚事以来，她的表现就一直有些异样。上个星期，毛利先生来看我们——你还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他还好吧？”
“挺好的。他只是路过，进来问候一声。问题是，仙子就开始当着他的面谈起了这档婚事。她当时的态度就跟刚才差不多，好像一切都谈妥了似的。真是让人尴尬。毛利先生走的时候还向我表示祝贺，并问我新郎是做什么的。”
“天哪，”节子若有所思地说，“那肯定让人怪难堪的。”
“这可不能怪毛利先生。你自己刚才也听见了。一个陌生人会怎么想呢？”
女儿没有回答，我们在那里默默地坐了一阵。后来，我朝节子看去时，她正出神地看着园子，两只手托着茶杯，似乎已经把它给忘记了。她上个月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也有几次——也许是光线照在她身上的样子，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因——发现自己在仔细端详她的容貌。毫无疑问，随着年岁增长，节子越变越好看了。她小时候，我和她母亲担心她长相平平，以后找不到好婆家。节子小小年纪五官就有点男性化，到了青春期这个特点越发明显。因此，我的两个女儿每次吵架，仙子总是喊姐姐“假小子！假小子！”，使她无言以对。谁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人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仙子长大后这么任性，节子却这么害羞、腼腆，绝对不是偶然的。可是现在，节子年近三十，容貌却大有改观，看上去自有一种风韵。我还记得她母亲的预言——“我们的节子是夏季开花，”她经常这么说。我以前以为妻子只是在自我安慰，可是上个月有好几次，我吃惊地发现她的预言多么正确。
节子从深思中回过神来，又朝屋子里看了一眼。然后她说：“以我的看法，恐怕去年的事给仙子伤害很大。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还要严重。”
我叹了口气，点点头。“当时我可能对她不够在意。”
“我相信爸爸已经尽力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对女人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
“不得不承认，我当时以为她在演戏，你妹妹有时候就喜欢那样。她一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情的结合’，后来黄了，便也只好把戏演下去。唉，也许根本就不是演戏。”
“我们当时还把它当笑话，”节子说，“说不定真的是爱情的结合。”
我们又沉默了。我屋里传出一郎的声音，一迭声地嚷嚷着什么。
“请原谅，”节子换了一种口吻说，“有没有听说去年的婚事究竟为什么会泡汤？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不知道。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是吗？”
“那当然，请原谅。”节子似乎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说：“只是池田总是追问我去年的事，追问三宅家为什么要那样突然反悔。”她轻笑了一声，几乎是对自己笑。“他似乎认准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我们都瞒着他。我只能一再地向他保证，我什么也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有点冷淡地说，“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如果我知道，肯定不会瞒着你和池田的。”
“那当然。请原谅，我不是故意暗示……”她又一次尴尬地停住了话头。
那天早晨我对女儿表现得有点急躁，但节子不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追问我去年的事，以及三宅家解除婚约的原因。她为什么认定我有事瞒着她呢？我不知道。即使三宅家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突然毁约，按理也不会如实告诉我的。
按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内幕。诚然，他们最后一刻突然毁婚，确实令人十分意外，但凭什么就断定其中必有隐情呢？我感觉事情很简单，就是家庭地位过于悬殊。从我对三宅一家的观察来看，他们只是又骄傲又厚道的人，想到儿子要攀高枝，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其实，他们早在几年前就想解除婚约的，只是小两口儿口口声声说是“爱情的结合”，再加上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说新事新办，三宅家就搞不清怎么办才好了。是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会比这更复杂了。
也有可能，看到我似乎赞成这桩婚事，他们觉得迷惑不解。我把名声地位之类的东西看得很淡，本能地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即使现在，某件事，或某人说的什么话，使我想起我所拥有的较高地位时，我还经常感到惊讶。比如那天晚上，我去了老地方“逍遥区”，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喝酒，结果我和绅太郎发现里面只有我们两位客人，这种情况最近越来越频繁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吧台前我们的高凳子上，跟川上夫人闲聊，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再没有别的顾客进来，我们的话便越说越亲密。后来，川上夫人说起了她的几个亲戚，抱怨那个年轻人怀才不遇，找不到诚心如意的工作，这时绅太郎突然喊了起来：
“你得把他领到先生这儿来，欧巴桑！只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好话，你亲戚立马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你在说什么呀，绅太郎？”我不满地说。“我已经退休。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
“像先生这样地位的人推荐一下，不管是谁都会买账的，”绅太郎不肯罢休。“就让那个小伙子来见见先生好了，欧巴桑。”
绅太郎说得这样肯定，我先是感到很吃惊，接着我意识到，他是又想起了许多年前我为他弟弟做的一件小事。
那应该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记得当时我只是例行公事，给国务院的一个熟人写了一封推荐信，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吧。我本来根本没当一回事，可是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休息，妻子来报说门口有客人。
“请他们进来。”我说。
“可他们硬是不肯进来打扰你。”
我来到门口，那里站着绅太郎和他的弟弟——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他们一看见我，就开始鞠躬、赔笑。
“请上来吧，”我说，可他们只是一味地鞠躬、赔笑。“绅太郎，请上来，到榻榻米上坐。”
“不了，先生，”绅太郎说，一边不停地鞠躬，满脸堆笑，“我们冒昧到您府上来，实在是太失礼了。实在是太叨扰了。但是我们在家里呆不住，一定要来谢谢您才是。”
“快进来吧。好像节子正在沏茶呢。”
“不了，先生，实在是太叨扰了。太叨扰了。”然后绅太郎转向他弟弟，急促地小声说：“良夫！良夫！”
年轻人这才停止鞠躬，局促地抬头看着我。接着他说：“我将一辈子对您感恩不尽。我一定发奋图强，不辜负您的推荐。我向您保证，绝不让您失望。我要勤勉工作，努力让上司满意。不管我将来有了什么出息，都不会忘记让我事业起步的恩人。”
“其实这不算什么。也是你本来应得的。”
听了这话，两人立刻一迭声地表示反对，然后绅太郎对他弟弟说：“良夫，我们已经占用了先生太多时间。不过在离开之前，你要再好好地看看帮助过你的恩人。我们真是三生有幸，遇到这样德高望重又这样仁慈的恩人。”
“是啊。”年轻人喃喃地说，抬头看着我。
“别这样，绅太郎，弄得怪不好意思的。快请进来，我们喝几杯清酒庆祝一下。”
“不了，先生，我们必须走了。像这样跑来打扰您下午的清静，实在是太叨扰了。可是我们等不及了，必须立刻来向您表示感谢。”
他们的拜访——我必须承认——使我体会到某种成就感。在忙碌的事业生涯中，很少有机会停下来观望一下，但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使你突然看清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事实摆在眼前，我几乎浑然不觉地就让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有了好的开始。早在几年前，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我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
“今非昔比，许多事情都变了，绅太郎，”那天夜里我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说道，“我现在退休了，已经没有那么多关系。”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绅太郎的断言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愿意去试一试，说不定又会为我的影响力之大而感到惊讶。就像我说的，我对自己的地位从来没有清醒的认识。
不管怎样，绅太郎虽说有时候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天真幼稚，但决不应该因此就轻视他，现如今，已经很难碰到一个像他这样没有被这个时代的冷漠和怨恨玷污的人了。走进川上夫人的酒馆，看见绅太郎就像过去约十七年的任何一个夜晚一样坐在吧台前，看见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以他独特的方式一圈圈地转动他的帽子，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似乎对绅太郎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会彬彬有礼地跟我打招呼，就好像仍旧是我的学生，然后整个晚上，不管他喝得多醉，都会一如既往地称我“先生”，并始终对我毕恭毕敬。有时，他甚至会带着年轻学徒那种恳切的表情，问我一些关于技巧或风格的问题——事实上，绅太郎早就跟艺术分道扬镳了。这些年来，他把时间都用来给图书画插图，而且我得知他目前的专长是画消防车。他整天整天呆在自己的阁楼上，画出一辆又一辆消防车的草图。但是我认为到了晚上，几杯酒下肚之后，绅太郎愿意相信自己仍是当初跟我学画的那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画家。
川上夫人有一股促狭劲儿，绅太郎的这股孩子气经常成为她打趣的对象。比如，最近的一天晚上，外面下着暴雨，绅太郎冲进小酒馆，把帽子里的水挤在门垫上。
“哎哟，绅太郎君！”川上夫人冲他嚷道。“太不像话了！”
听了这话，绅太郎非常痛苦地抬起头，似乎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然后他开始一迭声地道歉，川上夫人更是得理不饶人。
“我从没见过这么粗野的，绅太郎君。你好像压根儿就不尊重我。”
“得了得了，欧巴桑，”过了一会儿，我恳求她道，“够了，快告诉他你只是在开玩笑。”
“开玩笑？才不是呢。实在是太粗野了。”
就这么一路数落，最后绅太郎的样子惨不忍睹。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认认真真地跟绅太郎说话，他却认准了对方是在捉弄他。有一次，他高兴地大声谈论一位刚刚作为战争罪犯被处死的将军，弄得川上夫人十分为难。他嚷嚷道：“我从小就一直很崇拜那个人。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肯定已经退休了。”
那天夜里，酒馆里来了几个新的客人，他们都不满地看着他。川上夫人为生意考虑，走到他身前，轻声把将军的遭遇告诉了他，绅太郎却放声大笑起来。
“天哪，欧巴桑，”他大声说，“你的有些玩笑开得真过分。”
绅太郎在这些事情上的无知经常令人吃惊，不过就像我说的，不应该因此而轻视他。如今还有这样没被世态炎凉玷污的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实际上，大概就是因为绅太郎的这个特点——始终不受世俗损害的天性——我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愿意跟他在一起。
至于川上夫人，她虽然尽量不让现行的生活方式影响自己，但不可否认，几年的战争使她衰老了不少。战争前，她或许仍可以被称为“年轻女人”，战争后，似乎她内在的什么东西破碎、萎缩了。如果想起她在战争中失去的那些亲人，这就不足为怪了。对她来说，生意也越来越难做。她肯定很难相信这里就是她十六七年前开小酒馆的那个地方。我们过去的那个“逍遥地”，现在已几乎荡然无存。她昔日的那些竞争对手早就关门离开了，川上夫人肯定也不止一次考虑过这么做。
回想她的酒馆刚开张的时候，挤在众多酒吧和小吃店中间，我还记得当时有人怀疑它能不能开得下去。确实，只要你走在那些小街小巷，总会碰到数不清的布幌，它们挂在小店的门前，从四面八方朝你逼来，每个布幌上都用醒目的字迹写着店里有吸引力的东西。当时，那片地方热闹非凡，店铺再多也不愁没有生意。特别是比较暖和的夜晚，更是人头攒动，人们不急不忙地从一个酒馆逛到另一个酒馆，或者就站在马路中间聊天。汽车早就不敢往那里开了，就连自行车也只能费力地推着，才能穿过那些挤挤挨挨、目中无人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