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目前的经济形势

除非有大规模的新科技创新发生，目前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可能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西方国家面临长期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转变过去出口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转而采取以“减税富民”为主轴的扩大内需的增长模式。

当前世界经济衰退亟需深层的理论解释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接踵而至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从最近各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数据来看，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已经见底，但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似乎仍然是扑朔迷离、长路漫漫。在近一两年世界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中，每当一些新的经济数据传出，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们就纷纷对经济形势发表一些即时解读与判断。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层面努力去探索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做一些表面的现象描述，或者凭借一些即时的调查数据对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做些随意的臆断和预测。自1979到1983年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已经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繁荣，以至于人们似乎在21世纪初淡忘了经济衰退这回事，因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好像是突然而降。在既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深层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左右摇摆，缺乏政策的连续性，甚至有些慌乱不已。

由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肇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人士也多从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谈论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现象层面上，目前理论界和业界已达成的共识大致是：（1）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2）由于前些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力，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上升，加剧了金融产品过度杠杆化的破坏程度；（3）随着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需求骤减；另一方面，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信贷收缩，新增投资来源枯竭；最终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按照上述这种现象描述，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祸根全出在金融体系的问题上。现在的问题是：果真如此吗？

在学界并没有从基本理论层面完全理清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全球金融风暴接连袭来，各国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别无选择，全部一股脑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并尽最大可能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大货币发行，以期用一些临时的宏观政策选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自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猛药一剂接一剂，且一剂更比一剂猛，既不管短期是否有效，也不考虑长期的负面效应，只要能促使经济有一点复苏，又怎管它日后洪水滔天！

目前来看，虽然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还不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和最深的一次。从这一点来看，比较这两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基本经济理论层面分析和梳理这两次大危机的原因和机理，对各国政府制定合宜的战略性经济复苏政策，显然是必要和必须的。基于这一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和解释，似乎不无教益。在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思想遗产中，目前人们较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而对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以及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商业周期理论，至今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在理解和认识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尤其是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要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更发人深思，且有可能更有解释力。

经济衰退的理论解释：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到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浪潮

1929—1933年世界性大危机的骤然爆发，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当时的形势迫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和政府官员们努力去反思前人的经济理论，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大危机的根源以及从衰退和萧条中快速复苏的政策良方。在此情况下，凯恩斯（Keynes, 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应运而生。在《通论》及其前后的文著中，凯恩斯鲜明地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过程，来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借助工资率的变化来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转而采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促动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中，经济不景气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则决定于人们的“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凯恩斯进一步指出，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构成。人们的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稳定的，但在长期则有下降的趋势，结果会造成人们的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还认为，投资量由利息率和预期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所决定。由于人们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非常脆弱，常常会发生波动，这就常常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在这三个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还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一般会对资本的未来收益有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之上升，这时投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引起投资的吸引力减弱，加上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增加了对持有货币财富的需求，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又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加剧股票未来收益的跌落。在这一系列机制和过程的综合作用下，最终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根据上述推理，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就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潜势，以至于市场经济体系运行本身不能自动达致充分就业，常常陷入非充分就业均衡。

今天细读凯恩斯的《通论》，我们发现，凯恩斯本人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解释，而不是政策建议，从而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也主要是旨在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产生原因，而不是直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然而，《通论》的出版，适逢西方世界深陷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不能自拔，当时人们正绝望地寻求不知何时终结的那场经济大萧条的出路。在此情况下，凯恩斯《通论》的出版，让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者们感到突然找到了一剂从大危机走出来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纷纷把凯恩斯奉为神明和先知，在政策手段上则按照凯恩斯的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思路，纷纷采取了依靠政府加大赤字财政来扩张投资并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复苏的宏观政策。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的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其理论影响是巨大的和持久的。尤其是每当经济衰退和萧条发生，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了凯恩斯那里。在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进入任何一个财经网站，读到或听到财经评论家和经济学家的评论，你就会发现好像大家都在复述凯恩斯的理论和观点，以至于凯恩斯的理论似乎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们和财经评论员们自己感觉不到、更无法取出的一副观察经济世界的有色隐形眼镜。

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则从另一个视角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衰退提供另一种解释，并曾在西方理论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其主要观点主要集中在熊彼特（1927、1934、1939）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商业周期》两部著作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1942）和其他文著（熊彼特，1986）中也有一些论述。尤其是《商业周期》一书，熊彼特在写作这部1100多页的皇皇巨著时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当这本书在1939年出版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风行天下，其政策主张也已经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采纳，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却没有引起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真正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来临之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适宜性问题至今还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注意。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在纯理论模式中，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创新”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总支出等于总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不断地进行创新，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5种情形：（1）创生新产品；（2）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掌控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还提出，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依照这一思路，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还特别明确指出，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当企业家成批和成群地出现时，他们会竞相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的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赢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当一些新的企业家“创新”重新开始，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由此熊彼特认为，每一次萧条都包括着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和新的商业机会，市场也很难从萧条中复苏，或者复苏过程将会很长。

根据上述商业周期的纯理论推论，熊彼特又提出了商业周期“四阶段论”的现实模式，即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按照这个“四阶段论”，在“第一波”中，“创新”引起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伴随而生的是银行信贷的扩张，建立新工厂，新增机器设备，就业也会增加。这又会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生产资料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物价上涨。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会有许多投资机会，并伴随着大量的“投机”行为。这就形成了“第二波”。其中，许多投资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样如此，而只是为一般企业的扩张和投机提供资金。于是，在“第二波”中，不仅包含“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经济体系本身不能自行调整而走向新的均衡。“第二波”中的过度扩张和投机会引起经济自动地从“繁荣”走向“衰退”。在“衰退”时期，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还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到了“萧条”阶段，“第二波”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体系进入恢复调整阶段，最后走向“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大批企业家的“创新”浪潮。熊彼特认为，由于企业家的创新并不是平稳进行的，同时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因而经济周期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在上述理论推理的基础上，熊彼特还总结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论述，提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商业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和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时间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首先，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1979）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2）从1842年到1897年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铁路化时代”，其特征是蒸汽机成为主动力机，在这个过程中，机器化大生产得到普及；（3）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熊彼特还提出，从历史上看，每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而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一路径演进的，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科技创新浪潮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看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包括马克思）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现象的理论解释而提出来的，并显然带有对1929至1933年大危机的理论分析和反思的痕迹。今天看来，熊彼特的一些极端的提法（如“创造性破坏”）在当今“信息化的理性社会”中已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他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框架，似乎比凯恩斯从社会心理因素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非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思路，更能启迪人们认识和把握当前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原因以及未来走势。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视角来审视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发生机制，我们会发现，尽管这场表面上看来是由全球金融风暴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有点像是突如其来，或者说是悄然而至，但若反思回顾过去20多年中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就会觉得似乎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因为，无论是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还是从朱格拉中周期预言来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演变过程，都会发现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本来早就应该发生，只不过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发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二者互动过程中，由于美联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华尔街和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国际资本的跨国快速流动等因素而有所延缓和推迟了。事实上，西方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的动力早在20世纪末已经显得乏力，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沉醉在虚拟金融资产膨胀所造成的持续繁荣迷梦之中。只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金融资产泡沫破灭，金融资产的去杠杆化和实体部门的衰退随之而来，人们这时才如梦初醒。由此看来，2008年以来美国和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实则是一场延迟发生的经济衰退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实际发生了而已。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具体解释：

首先，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西欧诸国纺织工业的创新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时代，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则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这一长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叶，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因而即使从朱格拉中周期来判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早在七八年前就应该有一次商业衰退的调整了。然而，自从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一次短暂下滑以来，到2008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西方发达国家迄今却已经有18年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计1990至1991年的轻微衰退和2001年美国宏观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自1979至1983年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衰退到2008年以来的这场经济衰退，整个西方世界已经保持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这是一种很少见——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常”——的历史现象。然而，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以美国为领头羊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已显露出进一步增长乏力的许多征兆，以至于2001年美国经济曾出现经济增速下滑至近乎零的短期现象。当时，为了避免出现衰退，美联储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譬如，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连续13次下调，从6.5%下调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些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缓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在美联储这些经济宏观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房价上升，资产价格也随之膨胀。同时，美国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进行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并发行了大量消费信贷。美国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又造成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让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沉迷于个人资产财富迅速膨胀的幻象之中。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人举债消费的需求。结果，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均高达3.5%（陈继勇等，2009，第74页）。正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延缓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时间表。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到21世纪初，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制造业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之中，同时各国金融体系的全球化进程也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加速进行。在这种金融体系全球化、制造业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自己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以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科技领先地位，在引领全球高科技发展的同时，依靠自己在科技规范标准、知识产权、市场营销渠道、金融资产定价权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在国内制造资产财富膨胀的幻象，另一方面则依靠在全球化的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大量进口来自东亚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廉价商品，结果导致美国的经常性账户多年来出现了大量逆差。在此格局中，石油输出国的巨额美元以及东亚经济体由于巨额贸易顺差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美元又回流美国，填补了美国国内多年来高消费、低储蓄的缺口，支撑了美国近年来金融部门和其他“虚拟经济部门”繁荣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这事实上也延缓了本来早就应该在21世纪初发生的美国经济衰退。

最后，过去20多年中由金融资产膨胀所推动的美国经济的“虚拟增长”，又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后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大潮中，大量外资和制造业新技术流入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外资的流入和制造业新技术的引进，加上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丰裕这一要素禀赋，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又与前几年美国金融市场的虚拟繁荣和资产泡沫化形成互补，使得美国一方面能够在虚拟经济部门繁荣的条件下享受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又可依靠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入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对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大企业融资短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制约。在这样一个科技研发与制造业分工、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分工，以及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印度、东南亚各国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得益于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引进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这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大范围的科技“创新”）而保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弥补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期实体部门的增长动力衰减问题，从而也在世界经济的整体上延缓了处在全球化分工链条另一端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该发生的经济衰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又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技术创新的“第二波创新者”（新科技在这些国家的运用）或者说“接棒者”。结果，在过去20多年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共同持续增长，从而给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一种错觉：经济增长中的商业周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经济周期理论也似乎全都过时了。只是在2006年下半年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一波又一波地发生，才开始把西方国家实体部门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人们才似乎如梦初醒，意识到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又好像突然回来了，过去的商业周期理论也并没有过时，从而对人们的信心打击沉重。然而，如果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尤其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当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一切又好像是在一个自然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之中，似乎没有什么是难以理解的了。

从以上的视角来分析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发生原因，我们就可以对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怀疑乃至责难作出一些回应了。一些左派人士将这次乍看起来是由于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说成是自由市场理论的惨败，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干预主义的主张和政策选择导向目前可谓是甚嚣尘上。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均表明，凡是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或者取消、抵制乃至“钳制”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其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几乎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当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哈耶克眼中的那种自发—扩展秩序并不是万能的，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且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来看，市场经济总是随着科技创新的浪潮而出现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在自发扩展和成长中存在问题就怀疑市场机制是不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样，也不能因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杠杆化造成了金融风暴，就全面怀疑或否定金融创新的进步作用和意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固然离不开政府的调控，但是，政府运用宏观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也同样有其必然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正如一位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经济学家罗斯巴德（Rothbard, 1963）在他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如果政府有违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而过度地去计划、安排、干预、刺激经济，即使在短期内会延缓经济衰退，但是当导致经济衰退的因素越积越多的时候，危机一旦爆发，经济将会跌得更深，破坏性也会更大，复苏之路也会更长。概言之，如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直接操控过多，乃至政府本身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和掌控者，从长期来看，结果将会更加糟糕。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都大幅缩水，多国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有不少公司倒闭，工厂关门，大批雇员和工人失业，许多新进入就业市场的人找不到工作，甚至一些人被迫拍卖自己的房产，这都是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带给人们的不幸和灾难。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经济衰退的糟糕状况还没有过去，这场危机将延续多久，何时才能复苏，均无法断言。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然而，在全球金融风暴有可能再起、世界性经济衰退目前仍难以判断是否见底的情况下，这里仍有四点我们似乎不该忘记：

第一，2007年以来世界各国在全球金融风暴和实体部门衰退的危机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过去美国乃至全世界保持的20多年持续经济增长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福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危机来了人们总会觉得痛，但是现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际上是从10年前拖延到了今天，这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了。我们不能因为目前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就将过去20多年来由金融创新、经济全球化、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所推动的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就一笔抹杀，更不能因为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怀疑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优长。如果是这样，不但是非理性的，也同样是不公平的。这次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的仅仅是，各国政府更加应该坚持市场经济，同时加强政府对市场尤其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通过建立新的法律规则来规制和规范市场运行，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二，尽管数十年来理论经济学的各学科及其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法则的认识和掌握还远远不够，以至于市场运行本身对整个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必然王国”。换句话说，在对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仍然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诸多“必然的无知”。当然，这么说绝非否定过去数十年来人类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在对市场经济运行法则的认识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更不是主张政府在消除或减缓商业周期上应该无所作为。前文已经指出，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认识、运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掌握市场运行法则上的进步。但是，过去20多年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社会繁荣，恰恰应该主要归功于市场深化和市场自发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即经济的全球化，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而，在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来之后，政府决策者和货币当局更应该反思过去宏观政策选择的问题和实际效果，以及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能反过来责怪市场经济的成长和扩展。在当前经济下滑的格局中，各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也不能只考虑短期的快速经济复苏，而更应该清醒和综合地考虑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决策者的最高理性，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更不是相信宏观政策的万能，而在于认识到政府干预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手段的有限性，因而政府最应该做的，绝非是违反市场运行的自然法则而企图去规划、驾驭、操控甚至用鞭子赶着市场朝前走，而是应该更多地考虑给市场一点“喘息”和“自我调整”的机会。不然，一旦经济危机来了，就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想去缩小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就来推动一波国有化的浪潮，这只会使经济萧条的时间拖得更长，并在长期有损社会的整体和长远福祉。

这里也顺便指出，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z，2002）曾提出，“只要信息不完备或市场不完全，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完善地运行”。这显然是斯蒂格利茨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按照斯密与哈耶克提出的自发市场秩序的原理，不是只有具备了“完备信息”和“完全市场”这一高度限制性的条件，“看不见的手”才工作，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现实市场中信息不完备和市场本身的不完全，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和效力。试想一下，如果一切信息都是完全对称的话，中央指令性计划就完全可以做得跟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一样好了，那还要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做什么？！

第三，不应该将造成这场金融危机乃至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责任完全推到那些贪婪的金融家，尤其是那些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年轻创新者身上，指责他们道德败坏，将各国经济和人民推进了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衰退旋涡之中。尽管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者们是美国次贷危机乃至前几年美国金融资产过度杠杆化的始作俑者，但是对于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衰退，不能以一些虚幻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评判。作为追求自己利益和财富最大化的金融家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甚至利用法律的空隙来赚钱发财，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以谋利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这些金融创新者在过去和现在实际上都是在与体制博弈，与系统博弈，与法律与监管体制博弈，而与他们个人的道德水平无关。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罪于这些金融创新者，正如不能因为一批批企业家的科技创新，以及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投机活动会导致经济周期性的波动而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企业家一样。人类社会的科技创新没错，制度和组织创新也没错，同样，金融产品的创新也无可厚非。然而，创新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就意味着成本和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某种程度上正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过程。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不断创新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进步的。就此而言，人们现在所能做的，包括政府决策者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这种周期性的经济衰退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和不幸，应该在体制上多做些工作，并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而不是完全禁止或扼杀金融创新。

第四，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及其采取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手段，如果说不是不无益处的，但也往往不是完全有效的。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反周期宏观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的时点上延缓周期，却不能完全“抹平”周期或“消除”周期。尽管我们还很难评估政府和货币当局反周期的宏观政策从长期来说到底是增进了人类社会福祉，还是让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在经济衰退到来之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无为显然是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但是，政府和货币当局在经济衰退和萧条到来之际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时，一定要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有自己内在的运行法则，同时要认识到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的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果从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各国经济的四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理论视角来观察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我们就会意识到，现在与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采取扩大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宏观政策去刺激或强行拉升“有效需求”，不如按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去支持企业家进行科技创新，去寻求能长期提高社会整体福祉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增长发动机。

简短的结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和理论判断：

1. 熊彼特提出的以技术创新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为主轴的商业周期理论，为理解西方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经济增长轨迹中的波动和周期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提供了一些深邃的理论解释，因而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在看来，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可能要比凯恩斯的基于三大社会心理因素解释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萧条的理论思路，更能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周期现象。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视角来观察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可以确认，尽管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不能全部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但毋庸置疑，至少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一波又一波经济繁荣的强大推动力，且当一波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衰竭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也会随之衰减。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和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可以在短期人为地维持一国经济增长的速率，但最终也消弭不了经济衰退的潜势从而完全“抹平”经济增长的波动。

2. 尽管熊彼特的“四阶段”和“三层次”的商业周期理论均有些道理，且过去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也部分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和“朱格拉中周期”的存在，但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诸多复杂因素综合发生作用，尤其是科学发现和发明以及技术创新本身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加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诸多随机因素，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中的“长波”即使存在，也不一定如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所断言的那样就一定是40年到60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伴随着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以及市场扩展和分工的深化，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长波或长周期。

3. 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来审视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轨迹，可以认为，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确实出现过4个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纺织工业所带动的创新增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时代，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核能、航空和航天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所推动的当代经济增长时代。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到目前为止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这第四个长波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慢性的衰退期？是否在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期之后仍将会进入一个熊彼特商业周期理论范式中的长期萧条时期？如果这一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确实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开始衰竭，那么，整个西方国家一剂又一剂刺激经济复苏的猛药是否会有成效，成效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能否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这一点目前看来非常值得怀疑。

4.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并不高，以至于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种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空前加速，以至于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仍然领先中国。由于中国现在还只是处在工业化起飞的前中期阶段，因而在目前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经济增长长波理论直到目前为止还不太适用于解释中国过去的动态经济演变过程。然而，由于20世纪末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了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70%，出口依存度也超过40%，在此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复苏直接关联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如果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和萧条，中国经济靠外贸出口来保持高速增长的模式很显然将难以为继。

5. 在找到真正推动新一轮经济复苏和繁荣新动能的科技革命之前，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慢性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受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可能的长期萧条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下降的明显负面影响，中国必须转向着力扩大内需，以求逐渐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决策层首先要考虑采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减税富民”，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与GDP的增速同步增长。要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6. 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要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采取“减税富民”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就要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大幅度地增加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政府投入，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再由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从而转入依靠内需来维系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良性轨道。

7. 随着近些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对西方国家的赶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及其行业的迅速发展，尽管中国经济本身还没有进入那种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增长轨道，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未来中国自身的工业、科技和市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也自然会慢慢落入这种长周期的商业循环之中。因此，在目前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相对有利的地位，以及在资金和外汇储备较充裕的条件下，中国要密切关注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进展及其成效，加大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能够居于人类科学发明和新技术创新的最前列。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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