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
Kasmir Edschmid

这里还有一个来自南黑森的达姆施塔特人，他的作品被焚毁，但是他选择留在德国。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Kasmir Edschmid, 1890—1966），出生时的名字是爱德华·施米德（Edward Schmid）。有一个奇特的共通处，不知跟出生地达姆施塔特的传统是否有关。一如当地民族英雄恩斯特·埃利亚斯·尼贝加尔（Ernst Elias Niebergall）所写的角色“达特里希”（Datterich）被视为永恒的人物？虎头蛇尾的艺术家和生活大师达特里希，再加上他牢骚不断以及对家乡永远的忠贞，化为一股革命的意志。前市长路德维希·恩格尔（Ludwig Engel）谈起这个城市诗人时曾说：“埃德施米德是不折不扣的达姆施塔特人。而达姆施塔特人是一种特别的物种。他们常常是慢条斯理却立场坚定，加上对政治的爱好、对叛逆的爱好以及要求进步的意志，如果我说的话不太冒犯大家的话。”

而埃德施米德是进步的思想家。他属于德国第一波表现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像机关枪发射一般地写作，他下笔速度飞快，作品像秋风扫落叶——像赛车、故事发展迅速，节奏一部比一部更快：“她飞速驶进弯道还继续踩紧油门，差速装置将它深情的叹息回荡在暗夜空气的裂缝中。加油！加油！传动轴转得像一只发情的猫，时速115、117、117.5。”在这种速度之下，不太可能精准地掌握象征手法，“发情的猫”、“暗夜空气的裂缝”，没有时间多想，创作要赶快继续下去，灵感之车是如此神速。从埃德施米德当时的照片看来，他的身体极度不安，一个男性的身躯，暗棕色的皮肤，肌肉发达，在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蓄势待发，坚实、强壮。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作家像他一样，那么常被艺术家当成入画对象。他以作品《卡加立与运动》（Sport um Gagaly, 1928）写出德国第一部运动小说，热内·席克勒（René Schickele）如此描述他：“他骑得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埃德施米德！他骑得真美，不是吗？当他顺着马步的韵律在马鞍上起伏时，全世界的风都吹拂过他的脸庞，如此优雅，他的小说倾尽所有，包括他的知识，他情绪的高低。像他一样的评论只有优秀的诗人才写得出来。我对文学不再有信心。但是我相信埃德施米德和他的作品。”

他们相信他。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也是相信他的人之一，跟随他到“散文风暴的第一声低语，消融在表现主义的普遍概念中”。

埃德施米德是表现派第一人，同时也是退出这股潮流的第一人。同样来自达姆施塔特的评论家格奥尔格·亨泽尔（George Hensel），曾对他的同乡做过评论：“埃德施米德想钓上的，不只是文法，而是整个世界。”而诗人自己见到的，只剩“空无的拥挤和余震”，便往世界出发，去非洲、南美洲，尤其是意大利，写旅行小说和大篇幅的游记报道。之后他的书虽被焚毁，埃德施米德却仍留在德国。当他的爱人，犹太裔的埃尔娜·平纳（Erna Pinner）也必须离开德国，逃往英国时，他还是选择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他们虽发生摩擦，但复合的可能性还在的时候，曾多次相约在地中海的小岛上见面。然后战争爆发，他们就失散了。后来埃德施米德结婚了，他和太太生了两个孩子。战后当这两个恋人又开始通信时，发现彼此已成陌路。一次，仅只一次，他们触及到这个大问题，她写信问他：“前些日子我听说我的医生西蒙斯（Simons）教授，在一个集中营里被杀害。我表哥皮南医师，神经外科的，也是。我们如何忘得了这类事件，或者不再对纳粹高官太太房里用人皮做灯罩的灯感到恐惧？”埃德施米德回答：“亲爱的蔼娜，老实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你信中的一些字句令我耿耿于怀，挥之不去。我们不要再提起这些了，但请不要误会：其实我很清楚，德国人百分之百上了纳粹的当。然而德国民族跟人皮灯罩的关系，就像连环杀手哈曼把他玩过的男童做成香肠一样，跟德国民族没有关系……我这么写是为了正义。人对什么都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因为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要再提这些了。”不论里里外外，或者是埃尔娜·平纳和埃德施米德之间，都再也无法互相理解。

我把发言权暂时先交给别人：“现在，终于停战。至少没有穿制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