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信使·筚路蓝缕，开辟山林(3)
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
楚人留下一声叹息，继续向南迁徙而去。日子总要继续，楚人只能在挫折中学着更坚强，更机智。在这之后，楚人不断地提醒自己，一味地恭顺并不能换来尊重，发展才是王道——只有扩张才能改变命运！
此时，楚国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首领，名叫熊渠。他可以说是整个楚国的精神领袖，楚人都对他十分信服。正是对熊渠的崇拜，导致楚人开始对周王朝的忽视更加不满起来。他们觉得像熊渠这样优秀的人，周王朝应加以封赏才对。熊渠最开始对这些觐见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楚国如今形势大好，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子民生活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何必纠结于周王朝的一个封号呢？
楚国子民的这种情绪越发高涨。这一天，楚国子民聚集在丹阳城头，又一次提议熊渠向周朝天子讨封。而熊渠这天的装束将在场的子民吓了一跳。他没有穿周天子赐予的朝服，而是同其他子民一样身着布衣布鞋。他面对他的子民们大声疾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周王朝不是看不起我们楚人吗，他们不是嘲笑我们是蛮夷吗？我们今天就做这个蛮夷了！他不给我封侯，我还懒得理睬他呢。如今楚国地盘这么大，赶得上他分封的十几个诸侯国了吧？我已经不稀罕做诸侯了，我要称王！
据一些史料和传说记载，熊渠并不是自封为楚王，而是将他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既然中原王朝把“王”看成是最高权威，那就来挑战一下这个权威吧。
熊渠的三个儿子，老大熊康封为句亶王，老二熊挚红为鄂王，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封王的意义非同小可，这表明熊渠和周朝天子已经是平起平坐，没有君臣之分了。
关于熊渠的封王举动，后人做了颇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之中，人们通常认为周成王封土地给熊绎，代表着楚国诸侯身份的确立。所封的这块土地，后来也为楚所承袭。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以采邑制为主；二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采邑制逐渐被分封制所取代。
熊渠对他三个儿子的分封，可谓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学术界多数认为这是楚国内部分封制的初始。但是对于他对三子的封王，仍存在很多疑点。熊渠说过“不与中国之号谥”，可他现在却给三个儿子封王，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另外，《左传》和《国语》中都有很多春秋时期楚人对祖先历史回顾的记载，很少有内容提及熊渠封三子为王的事，因此，一些人认为此事是虚构的。
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通常认为的“王”与熊渠所封的王不是相同意思。也就是说，熊渠对三个儿子所封的王，只是一种尊称，与周天子的“王”并非相同意义。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之前所说的熊渠对三个儿子封王的事，起初只是一些关于熊渠三个儿子的传说和祭祀现象，是后人误读了这些信息，认为是熊渠故意冒犯周天子而做出封王之事。不过，我们也不必深究到底这个“王”是何含义，就算熊渠果真以下犯上做出此事，又当如何呢？
这一下楚国子民算是喜笑颜开了，他们心中勇猛智慧的首领绝对配得上这样的称号。但是令熊渠不解的是，称王的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王朝都没有任何表示。按理说周朝天子不可能还没有听说此事，但他竟然不闻不问。而其他诸侯国更是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或反对。这种平静反而令熊渠惴惴不安，或者说竟有些失落。其他人的不理睬，说明楚国在他们眼里依然不值一提，随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不会影响他们分毫。既然如此，咱们就再扩张给他们看看！
熊渠本人是一位极有开拓精神的国君，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使用手段。当时江汉之间除了楚国自己的地盘，周围的很多部落也逐渐归顺于他。到周夷王在位时，周王朝已经衰弱不堪。一部分诸侯国开始不按期朝贡，彼此为了争夺地盘而拼命厮杀。对于这些现象，周夷王完全没办法制止。他开始不敢坐受朝拜，而是下堂会见诸侯。熊渠见此情形，清楚这是一个大规模扩张的良机。于是熊渠开始出兵攻打杨粤等小国，占为楚国地盘，并将一些当地的居民驱逐出去。
在地盘又一次疯狂扩张之后，熊渠还将这些土地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看管。既然你们认为我们是蛮夷，那现在就让你们看看蛮夷的厉害吧。
这一次，楚人要让整个天下刮目相看了！
楚国崛起的利刃
历史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青铜的出现正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楚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周昭王率兵攻打楚国之时。周朝军队在战争中俘获了楚人的铜器，这是关于楚人拥有铜器的最早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青铜的出现是早于周昭王攻楚这一事件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
1971年，在豫西南淅川县丹淅之会的下王岗遗址西周早期文化层，挖掘出燕尾形铜箭头和铜鱼钩，被鉴定为有商代特征。
60至80年代在沮漳河附近出土了西周晚期和商末周初的青铜器。
1965年在江陵张家山遗址西周文化层中挖掘出一件铜鱼钩，商代文化层中挖掘出一件铜镞。
1981年在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出土了铜削刀和鱼钩。
另外，还在其他一些地方采集到了商代后期的青铜器。
由此可见，豫西南和鄂西地区在商代或者周朝初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从这些被挖掘出来的文物来看，当时的青铜已经被应用于生产领域。而楚人对青铜的大规模使用，应该在鬻熊在位之前就开始了。
由于建国之前盗墓事件频繁发生，对古代文物的发掘造成了严重损害。现在的安徽寿县是战国末年楚国都城的所在地。在距离寿县县城约30公里的位置，是朱家集。朱家集往南三里的位置，便是著名的李三孤堆。在20世纪20年代，盗墓之风盛行，这一地区挖出了很多铜器。这批铜器当时被瑞典人加尔白克收走，随即出售至欧美地区，寿县因这批受欧美人欢迎的铜器而闻名于世。市场有了需求，盗墓者更是争相挖掘。1932年，寿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当地士绅遂以救灾的名义，纠结民众对李三孤堆进行破坏性开采，幸而官方得知后及时制止，所挖掘出来的文物全部上缴。这一批文物竟有700件之多，当时被安徽省政府收缴并收藏于省立图书馆，建国后转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但在这期间还是丢失了一部分精品。
1938年李三孤堆又一次遭到盗挖，丢失文物数百件。遗憾的是这批文物没有找回，全部流失。不过后来据参加过那次盗墓的邓峙一回忆，当时军队在盗挖过程中发现了棺材，棺木是很鲜艳的朱红色，保存较好。但在棺材中没有发现尸骨，只有一束头发和已经粉化的衣物。虽然是一口空的棺材，但这棺材的存在说明李三孤堆是一座大墓，并非此前有学者定论的窖库。
在墓中发现的铜器上面，有铭文显示“楚王”“太子”“王后”等字样，加上墓的规模不小，可以断定李三孤堆是楚王室墓葬。至于究竟是谁的墓葬，则众说纷纭。在考古学理论中，对于墓葬的年代分析通常要以墓中年代较晚的器物为准。因此被多数人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葬墓主人是楚幽王，“王后”是楚幽王的王后，“太后”是楚幽王之母。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学者刘和惠先生认为，墓中器物属王后的器物最多，且组合成套，因此应为中心地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王后器也可能是出自其他墓穴，在被盗挖之后混在一起的。在所有李三孤堆出土的铜器中，有铭文的大概70余件，多数是1933年盗掘出土，其中混杂着建国后各收藏单位收购所得，以及1938年盗掘出土的文物。
这些出土的铜器，诉说着楚人生活的轨迹以及楚国崛起的历程。而铜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战略物资。
青铜器是点燃华夏文明的火光，在人类没有掌握冶铁技术之前，铜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青铜既坚硬，又柔软，他的存在时时刻刻牵动着古代君主、诸侯以及能工巧匠们的心。他记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奋斗史，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成的器具。青铜，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其铜锈为青绿色，因而称为青铜。最早的青铜出现于约公元前5000年到6000年间的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
形成于龙山时代，距今4500年前，也就是尧舜禹传说时代。我国考古队曾经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从这一发现来看，当时是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了黄铜。在制作方面，有一些是锻打，也有一些先进的铸造作品。虽然这时候的青铜器品种不太丰富，但已经开始铸造一些容器和礼器了。关于铜器上面的花纹，基本都是最简单的星条纹或者三角纹等等。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以及战国早期，持续了一千六百余年。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花纹，即饕餮纹，又称兽面纹。这一类花纹给青铜器增加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有很多，有的图案类似龙、虎、牛等动物，还有一些看上去像人或者鸟类。在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成为最常见的主题。后来，多数纹饰图案都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演变过来的。
蝉纹是商代和西周时期最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蝉纹的形状发生了变化。之后形成的螭龙纹大肆盛行，那段时间很少能见到其他的花纹，几乎都被螭龙纹所代替。但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之中，并没有发现以特定人物面部作为花纹的铜器。但发现了一些以人物的整体形象，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具的一部分，而不是只以面部作为装饰。例如人形的灯具或器座。也有一些铜器是直接以人面作为装饰品，例如人面方鼎等等。这些人物大多都是男女侍从的装束，而且也不像是特定的某个侍从，因此我们说，并没有特定的人物作为主题。
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这个时候人类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由于铁的众多优点，青铜的重要地位逐渐被铁取代，因此在产量上大大减少。而青铜器已经不是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器具，无论是乐器的使用，还是兵器的铸造，包括祭祀活动中都有使用，逐渐退出了崇高的位置。青铜器变成了日常用具，出现在了寻常百姓家中。正因为其地位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之后，青铜器的构造、花样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国家的命脉
除了花纹，青铜器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可研究资源，就是铭文，又叫金文。凹进去的字样称为阴文，凸出来的称为阳文。这些铭文对于历史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多数是铸造在上面的，只有极少数是用锋利的工具刻在上面。在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出来的铭文，到战国中期，铭文大多数就已经是刻制的了。经过多年的刻制历史之后，这种手艺已经相当纯熟，今天我们看到的铭文，字体方正圆润，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
虽然青铜器最早不是在中国出现的，但中国的青铜器制造之精美，价值之高，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种类繁多，造型奇特，纹饰瑰丽，铭文内容丰富，加之制造技术高超，这些特点都是中国青铜器所特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一直享有盛名。其辉煌程度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青铜制品无法超越的。青铜器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精湛的技术与灿烂的文化，亦是石器时代的终结。
在夏商周时期，青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古代生活中，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礼器、乐器、兵器，都离不开铜矿资源。
首先，在生产、生活方面，青铜器由于其坚硬的特性，可以铸造成为很多生产工具。青铜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解决了之前很难办到的诸多问题。当然，青铜工具最初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用到的。青铜器是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产量很小的时候，只有一些贵族可以使用。不同身份的贵族，拥有着与他们身份地位相称的青铜礼器。礼仪交往、宴请宾客、室内摆放，包括一些特定的乐器铸造，都有青铜的出现。当时的人也用青铜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其次，青铜在祭祀活动中被认作是必不可少的物品。古人认为，拥有了青铜器，就等于取得了通天地的资格。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充足的铜矿资源，决定了他们是否有资格祭祀祖先。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情。
当然，在最初的青铜资源使用方面，每个国家最看重的都是铸造青铜兵器。在先秦人的眼中，铜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和石头一样坚硬，把它铸造成兵器，就相当于给人类插上翅膀一样无所不能。可是它又是那么柔软，在足够的温度之下，它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状。这简直是天赐的资源！人们视它为珍宝。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人们最重视的还是祭祀活动和战争。青铜可以大大提高人们在战争中的战斗力，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用来保卫家乡，拓展疆土。正是由于青铜铸造的兵器有诸多优点，当时青铜资源又没有被充分开发，各国才对这种稀缺的矿产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