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美关系与中国开放战略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致使两国处于隔绝、对立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78年，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正式形成。从此，中美关系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共同发展。

一、中美关系影响中国开放战略

中国开放战略一开始就是与中美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是中国开放战略最初的主要对象。虽然随着中苏（俄）关系的改善，中国开放战略的范围得到了拓展，但中美关系对中国开放战略的影响仍然占重要地位。

1．美国将中国堵在发达国家大门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中国的重要盟国，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中国抗战使美国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保障了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中美两国的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稳定东亚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领导人设想使中国成为战后维护东亚和平的主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行扶持政策。“罗斯福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为了实现工业化，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希望与美国开展政治经济合作。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进行长谈。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首次谈到了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他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但是，美国意识形态中强烈的反共主义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极其敌视的态度。美国要支持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美国大力实施扶蒋反共政策，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经过长时间谈判，1950年初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实上，早在1949年初，美国就打算“通过威胁或严格的经济控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抵制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采取美国认可的内外政策；或者将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之外，以便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被推翻或崩溃”。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失败，中美关系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小。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9日，“美国要加德士公司和斯坦瓦克公司暂时停止运送任何石油产品去中国的港口，停止与中国的货主讨论任何合同或其他供货，并提议英国对壳牌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12月16日午夜，美国政府冻结了新中国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还禁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和飞机在新中国的港口靠岸和降落。”在美国影响下，联合国1951年2月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4号文件提出：“继续禁止对共产主义中国、满洲和朝鲜的所有出口”，“鉴于共产党对韩国的侵略，美国政府应该敦促对中国出口采取有效的控制。通过联合国在最大多数成员间直接达成经济制裁的协议”。5月，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禁运战略物资的议案。1952年，巴统中国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对中国的禁运。到1953年春，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禁运。《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7月29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部分驻外使领官员的电报中说，“直到结束美国对中国和朝鲜政策的重新审查，继续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前往中国，继续目前对中国的金融控制。”其他西方国家虽然对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禁运持有异议，不像美国那样严格实行对华禁运，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缓和。1955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与奥地利缔结了对奥和约，消除了欧洲局势紧张的一个根源。7月，苏、美、英、法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四大国首脑会议。虽然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正是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的大背景下，随着朝鲜战场硝烟的逐渐消散，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华沙开始了大使级会谈。直到1972年，这是中美双方交往的唯一正常渠道。其间，美国虽然表示希望促进两国之间的人员交往、发展中美经济关系，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坚持顽固的立场，非法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坚持“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就不干”。正如毛主席所言，“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内政治气氛极度“左”转。在“四人帮”影响下，中美之间的外交回旋余地基本上不存在，对美开放的时机尚未成熟。

2．尼克松启动中国对发达国家开放之门

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如此强大（在全世界的经济总产值中，美国一度占了35％），以至好像注定要按照她的偏好来塑造世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等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牢绑在一起。然而，由于这些国家跟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各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唯美国马首是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的阻止，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基本上没有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5月就通过美国驻外使领官员对有关西方国家强调：采取任何承认的行动，或者通过官方声明造成欢迎共产党人谋取承认的任何行动的印象，都是有害的。对此，有关西方大国应该保持统一阵线。因此，英国和荷兰虽然于1950年承认了新中国，但是追随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长期与中国只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直到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面对的是极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国内，美国陷入了危险的分裂状态。越南战争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强烈批评，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形成了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加之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以及学生运动等，美国陷入了深深的社会危机之中，国家出现了痛苦的分裂。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言，“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激烈的抗议风潮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在法国、荷兰和德国都有发生。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涉及像越南那样复杂的形势，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美国那样敏感的种族问题。”在国外，美国的霸权地位遭到巨大的挑战。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对盟国控制力减弱，国际社会呈现出美国、苏联、欧洲、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国内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差距大大缩小。苏联还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以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在亚非拉大肆扩张，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面对这种状况，尼克松决定在中国“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与基辛格一道借助均势战略挽救美国衰落的霸权。1969年2月1日，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指示基辛格研究与中国接触的可能性。3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尼克松认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时机已经来临，多次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反复沟通，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达成尼克松访华的共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对于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和确立来说，中美关系解冻不仅打开了中美相互开放的大门，而且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互开放的大门。从1968年到1972年2月，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5个。其中，1971年4月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以前建交的有10国。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轨道影响下建交的国家。其余15国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中美关系出现转机的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1970年以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法国一家。然而，在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的影响下，这种状况立即得到根本性改变。1970年到1972年2月，有6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1972年2月到1973年，又有7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后，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从1972年到1978年，中国与欧共体间的贸易额从近24亿美元增加到32.84亿美元；从1972年到1979年，中日贸易额从11亿美元增加到67亿美元。

不仅如此，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融入既有国际机制、实现制度性开放奠定了基础。1971年10月20日到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显然，这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基辛格两度访华，对远在纽约的联合国起了重大作用，这是基辛格始料不及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想到这么快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就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质的变化。”

3．卡特最终打开中国对美国开放的大门

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逐渐停滞下来了，中美互相开放的大门还只启开了一条窄窄的缝隙。因此，正当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开放迅速发展时，中美经济关系陷入了困境，中美之间其他交流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7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114770万美元，大大低于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与西欧的双边贸易额。

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宫。在对华政策上，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卡特最初倾向于支持万斯的看法，中美关系正常化迟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长期犹豫和徘徊，7月下旬，卡特在对华政策方面积极起来。但是，在极右议员高华德的搅和下很快又冷却了。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严重恶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才被真正纳入了议事日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对华关系的措施。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经过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此后，经过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国政府长期谈判，北京时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月1日，中美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从此，中美两国结束了近30年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局面。

中美建交为中美相互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访美期间指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开始对美国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订了高能物理协定、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科技合作协定以及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进一步推动了中美相互开放的历史进程。此后，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经济、技术、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

4．中美关系对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影响

随着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国从开放中的收益迅速增长。这推动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化。随着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认识误区的不断消除，1986年，中国正式提交了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而启动了中国制度性开放的历史进程。经过十几年艰辛努力，中国最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中美建交以后，由于战略因素的作用，中美关系迅速发展。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有过一些波折外，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这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不仅开展了广泛的经济、科技与文化合作，而且在军事领域也有一定交流与合作。1982年，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获得观察员身份，从而能够出席缔约方年度会议。1986年7月10日，中国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广泛支持。1989年5月，中美在北京举行的第5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复关谈判可望在1989年底结束。

然而，1989年，受东欧剧变等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迅速改变了对中国复关的态度。1989年12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在日内瓦召开第8次会议，事实上对中国的外贸制度开始了重新审议。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继续起伏波动，摩擦不断，纠纷不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努力没有成功。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1995年6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又开始了折冲樽俎。经过反复、艰难的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谈判最终结束，从而扫除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障碍。但是，“中方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但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坚持要中国遵守发达国家的规定。由于这些分歧，中国未能在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2001年1月，小布什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思想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而对中美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他宣称中美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故意冷落中国。4月1日，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进一步加重。随着撞机事件的逐步解决，6月，两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中就农业补贴及其他遗留问题达成协议。9月11日，美国发生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事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适时与布什总统通电话，对美国表示慰问。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找到了新的利益契合点。17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最后结束。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正式通过。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7日，布什签署命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地位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此后，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逐渐结束，中国逐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对国际社会担心中国发展的回应，也作为中国的国际责任之一，中国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构建和谐世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事务，成为国际社会最开放的成员之一。

二、中国开放战略推进中美关系

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放既是不同民族间互相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国家间利益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不均、文明差异等原因，各国各民族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在彼此隔绝、对立了20多年后，中美两国互相敞开国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开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开放战略既惠己又利人，受到了美国各界的普遍欢迎。在中国开放战略的推动下，中美关系不断改善，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

1．开放战略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开放战略对中美关系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从中美关系改善，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今天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国开放战略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依赖增强、文化交流和政治军事对话渠道增多等几个方面。

第一，经贸关系促进政治关系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美关系处于隔绝状态。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不管是在发达国家阵营内部还是在美国国内，都对禁运政策提出了异议。在国外，日本跟中国大陆经济联系密切，英国担心香港利益受损，在对中国进行经济禁运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这从日本加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打算成立新机构，以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不主张日本加入巴统。英国则支持日本加入巴统，主张对中国采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等管制水平。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这种分歧变得更加明显。“朝鲜停战后，在保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方面，美国的主要盟国更加不愿意支持美国。”在国内，商业部主张改变对华禁运政策，“将禁运放松到国际议定的中国委员会的控制水平”。他们认为，“美国控制的这种有限改变，与美国避免促进中国工业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它还可以消除当前对美国商人不必要的歧视，证实政府控制只用于关键性和建设性目标的观点。当谈判值得向往的时候，这种有限的放松不是敌对地影响谈判的进程，相反，它可以当作美国良好信誉的具体表现，从而形成一个好的谈判框架”。不仅如此，“放松禁运还可以加强美国政策的灵活性和在多边协商一致基础上的行动意愿，从而有益于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

进入20世纪60年代，部分国家进一步冲破对华贸易限制，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朝鲜战争期间开始的中日民间贸易进一步发展到了备忘录贸易。“池田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有限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在改善、发展中日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1961年，英国也不顾美国的反对，向中国出售了6架飞机。法国走得更远，于1964年与新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这些新情况引起了美国内部对禁运政策的反思和重新评估。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在对华禁运问题上开始表示松动的立场。在回答记者关于美国是否向中国提供食物时，肯尼迪说：“我们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欢迎我们提供粮食的迹象。如果仅仅将它看作是美国宣传的努力，我不急于提供食物。如果有对食物的渴望和需求，美国将乐意考虑这种需求，不管这种需求来自何方。”然而，中国拒绝了美国提供粮食的表示。外交部长陈毅说：“美国商人、赖斯和肯尼迪总统说，只要中国做出姿态，他们将为中国提供食物，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姿态。”事实上，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坚持先解决大问题然后讨论小问题，打算以此来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美在经济贸易关系上没有取得进展。

从表2-1可以看出，尼克松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以后，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出现了零的突破并逐步发展起来。很明显，中美经贸关系的水平与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呈正相关关系。1973年和1974年，两国经贸水平达到了当时的峰值。而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的停滞，两国的经贸关系在1975年又迅速降温，而且美国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经济关系又迅速发展起来。当然，中美贸易关系的波动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但是，这显然与中国以经济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策略分不开。中国希望借助经济关系促使美国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5月，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后不久，邓小平就对意大利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说：“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了动力，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对外开放，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从美国方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一直迅速增长。按美方统计数据，从1990年48亿美元增加到了2000年162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美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192亿美元。2007年，增加到652亿美元，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2008年，美国对华出口715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341％，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60％的出口增长率。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1200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255％，增幅大于美国其他任何贸易伙伴。中国不仅继续保持了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地位，而且是2004—2013年间美国前十大出口市场中年均增速最快的市场（见表2-2）。

不仅如此，对中国的出口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根据《幸福》杂志列举500家公司经理随身携带的数字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有15.7万名美国工人为中国生产商品。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对美投资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而且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根据亚洲协会新近发布的研究报告，到2013年末，中国企业对美15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累计达到91亿美元，约占同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而2014年第一季度的协议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60亿美元。对中美间518个高技术交易样本的分析表明，2000年以来，这些投资为美国创造或维持了25000个全职工作岗位；对中国收购的150家美国技术和创新密集型公司的分析表明，这些收购对美国就业的积极影响是绝对的。通过提供资金，中国企业使美国的科技公司免于破产。中国还大量购买美国国债，2013年突破了1.3万亿美元，对美国经济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即使颇受美国非议的中国对美出口，也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根据传统基金会提供的一份报告，2010年仅美国从中国进口服装和玩具两项就为美国提供了57.6万个工作岗位。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

从中国方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也迅速增加。根据中方统计数据，中国对美出口1990年为51.9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223.6亿美元，增加了330.8％。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美出口继续快速增长。2003年到2013年，中国对美出口由924.7亿美元增加到3684.3亿美元，增加了298.4％（见表2-3）。在2013年中国大陆十大出口市场中，对美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22100.4亿美元的16.7％，居第二位。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199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34.87亿美元。其中，美国直接投资为4.56亿美元，占13.08％。此后，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07.15亿美元，其中美国投资43.84亿美元，占10.77％。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26亿美元，仅占中国同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17亿美元的2.3％。

此外，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允许向中国转让美国全部215类高新技术中的32类高新技术。2001年，在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有18.3％来自美国。从2002年至2014年3月，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2105亿多美元，涉及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光电子、信息与通讯、电子器件、柔性制造、高端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术10类高新技术（见表2-4）。

显然，促进中美建交的战略因素淡出两国关系后，中美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和稳定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旦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兵戎相见的图像，开始出现在华尔街投资者的雷达屏，只要全球金融市场察觉到中国可能抛出美国政府债券，只要跨国企业领导人意识到，一旦美国经贸制裁中国大陆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严重瘫痪，并从而引发全球股、债市的全面崩盘，届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大企业家都将要求白宫采取断然措施，拆除引爆战争的引信”。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几次出现重大困难的关键时刻，密切的经济联系总是促使两国最后理智地坐下来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国经济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减震器、压舱石，在中美关系遇到重大挫折时发挥了黏合剂和减压阀的作用。

第二，多层面交流促进相互了解。中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价值观念有别，文明背景悬殊。在长期隔绝状态下，两国人民之间互不了解，难免产生一些偏见和隔阂。基辛格曾经对中国领导人谈起自己访华的感受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这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人进行交往、增进了解非常重要。中国开放战略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打开了大门。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发展。1972年春季，中国政府邀请了42名美国商人参加了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秋季广交会的美国商人有100多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第一批50多名访问学者踏上赴美访学的征程。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两国正式签定了科技合作、互派留学生等一系列协议，推动了两国间多层次、多形式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关系的发展。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系的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动向》指出：“目前，两国教育和科学交流远远超过了70年代预料的速度。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发展速度最快的学术关系之一。”

在两国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的推动下，美国逐渐成为中国人海外求学的主要对象国。1989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台湾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从表2-5可以看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前往美国留学的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占世界各国留美学生总数的比例都在10％以上。从1980年到2008年，在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从311880人增加到623805人，增长100.01％，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则从2770人增加到81,127人，增长了2828.77％。据美国2013年底发布的最新报告，2011到2012学年，各国在美留学生总数764495人。其中，中国大陆学生194029人，占25.4％。2012—2013学年，各国在美留学生819644人，比上一学年增加了7％。其中，中国大陆学生235597人，占28.7％，比上一学年增长21.4％，中国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美国到中国来求学的人数也开始增多。1979年到1988年，美国来中国留学的人数达到了7000多人。目前，中国是美国学生第五大留学目的地。2010到2011学年，美国在华留学人数14596人，占美国在外留学人数273996人的5.3％;2011到2012学年，增加到14887人，增长2.0％，仍占美国在外留学人数273996人的5.3％。

同时，中美政治、军事交流与对话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机制。1955年，中美建立大使级会谈机制以后，两国之间虽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立状态，但是总体上避免了“朝鲜交流”方式。这充分表明：对于国际关系稳定发展来说，国家之间建立正常有效的交流与沟通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开放战略为中美之间相互政治军事交流提供了条件。1979年1月1日中美刚刚建立外交关系，29日，邓小平就踏上了访美征程，开了新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先河。1980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打开了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此后，两国各个层面的政治和军事交流与对话不断发展。特别是两国领导人互访和会晤逐渐增多，成为解决中美之间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机制。目前，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中美之间基本上形成了首脑热线、首脑会晤、议会交流、军事安全互信、经济战略对话等多层面的交流对话机制，为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向往，而美国发达的现代文明和独特的风光也吸引了一些中国人的眼球，不仅两国的电影、电视和图书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彼此的欢迎，而且前往对方旅游的人数也逐渐增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四大客源市场，仅次于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入境旅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表2-6的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2年，在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中，美国游客稳定在7％到8％的水平。中国前往美国旅游的人数也逐渐增加。2008年，中国大陆公民自费组团赴美旅游正式启动。6月17日，近80人的中国大陆公民赴美旅游首发团正式启程。此后，赴美旅游人数迅速增加。2011年超过100万人，增加了36％，进入美国十大客源国之列，成为美国第九大旅游客源国。2012年，赴美旅游人数增加35％，中国成为美国第七大旅游客源国。为吸引中国游客，2013年，美国国家旅游局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且简化了旅游签证程序，办证平均等待时间由2012年的2个月缩短到了现在的1周以内。当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达到181万人，增加23％，仍然是美国十大旅游客源市场中增幅最大的。可以肯定，随着中美关系的稳步推进、中美旅游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赴美旅游的人数会有更大地增加。

中美各个层面的交流和交往架起了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有利于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和偏见、增加两国的相互信任，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之一。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研究员指出的，对美国而言，“中国威胁论”尽管在保守阵营仍有市场，但越来越难以激起全国性反响。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种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担心论”。对中国而言，至少在学术界，人们对美国国家的性质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把握，那种简单地把美国定性为“霸权主义国家”进而将“反霸”视为中国对美政策主轴的认知已有明显改观。这种相互认知状况，为中美双方处理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起了缓冲器和减压阀的作用。

2．开放战略增加了中美之间的摩擦

中国开放战略虽然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凸显出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日益显现，从而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第一，中国开放战略的成功，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毛泽东握手是与苏联的霸权主义紧密相连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下，美国不仅不担心中国发展强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通过开放战略发展壮大，以增强美国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美国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方面表现得比较克制和忍耐。然而，苏联解体以后，中美之间这种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美国不仅不担心苏联挑战其霸权，而且开始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威胁。在美国战略家看来，随着中国开放战略的成功，美苏之间权力转移的可能性逐渐被美中之间权力转移的可能性取代了。在美国国内持续了近十年的关于“中国经济力量增长是否威胁美国”的争论中，无论是“蓝队”还是“红队”，都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只不过是在“这是否必然构成对美国的威胁”方面存在分歧。

在“强权即公理”和“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决策圈和学术圈有些人认为，中国开放战略的成功会为中国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提供力量支撑。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非西方文明会联合起来对付西方文明，这种联合的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出现，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1997年，伯恩斯坦和芒罗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文，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太平洋地区一个与美国对抗的大国，自80年代末期以来，北京开始不再把美国看作自己的战略伙伴，而是看作实现其地区和全球抱负的主要障碍。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号目标必须是破坏中国成为21世纪霸主的追求。米尔斯海默也非常担忧中国的发展，认为快速发展的经济将导致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今天，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还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12亿多人口以及快速现代化的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并挑战美国。”这种认知导致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不断制造麻烦，引起了中美关系的波动。

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本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来的快速发展又产生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需要借助中国遏制苏联对其霸权的挑战，对中国的态度表现得比较温和与克制。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认为中国在对付苏联威胁上的战略价值已经消失了，开始对中国表现得比较草率和冲动。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对华傲慢态度进一步发展。1996年5月20日，他在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演讲时宣称：“接触政策意味着使用我们拥有的最好工具，包括鼓励性与惩罚性工具，来增进美国的核心利益。接触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采取而为我们反对的那些政策视而不见。对人权、不扩散和贸易等领域，我们将继续保持严重的关切。当我们与中国意见相左时，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利益并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显然，美国这种态度是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持续波动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围绕人权问题的持久斗争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以后，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中美关系被罩上了重重的阴影。在2000年竞选期间，布什声称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后来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宣称：即使有与北京经济互动的理由，中国也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虽然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不能与美国匹敌，但是这种状况不是绝对恒久的。我们应该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核心利益尚待解决的大国，特别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中国怨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根据自己的利益改变亚洲力量平衡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使它成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称之的战略伙伴。事实上，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开始冷却，甚至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直到2001年9月，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才从根本上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提供了契机。“9·11”事件是珍珠港事件以来外部力量对美国本土的第一次打击，在美国国内引起了震动。美国逐渐认识到，挑战美国霸权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国际恐怖组织，是恐怖主义组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中国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抑制国际恐怖主义、有利于防扩散。这为中美合作找到了新的战略基础。从此，中美关系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中国对外开放的拓展，导致中美两国经济摩擦不断增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实行开放战略的基本目的。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纠纷逐渐显现并且不断增多，从而导致两国经济纠纷不断、争斗不止。

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在满足了美国有关自由移民的条件后，才可以在美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为了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1980年，美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为期一年。此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成了美国逐年审议的问题。在中美苏大三角时期，这种审议只是例行公事，一般在国会都能够顺利通过。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美矛盾变得突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成了美国对华施压的一种工具，也成了美国国内政治争斗的一个载体。

克林顿上台后，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人权问题挂钩，而且范围非常广泛。他责成国务卿在1994年6月3日以前就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给予中国未来12个月内的最惠国待遇提出建议。他说，如果国务卿裁定给予最惠国待遇有利于充分促进中国自由移民、中国正在履行1992年中美关于监狱劳动的双边协议，那么就建议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建议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国务卿还要裁定中国是否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全面而显著的进展：采取措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释放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监禁或拘留的中国公民并提供可以接受的解释、确保犯人的人道待遇诸如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探访监狱、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虽然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中美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论直到2001年才最后结束。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在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由于美国支持，复关谈判最初进展顺利。随着冷战逐渐结束，美国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变化。中国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谈判，成为中美争吵的又一重要场所。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就是在中国复关/入世的争斗中度过的。直到1999年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才取得重大突破。其间，中美两国就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吵。事实上，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及中国开放过程中两国经济利益快速交汇，中国“复关入世”的争斗是与中美两国的实际经济贸易争端纠缠在一起的。

随着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贸易不平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两国围绕贸易逆差问题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吵。由于统计方法不同，两国贸易统计数据差距非常大。表2-7显示出，根据美方统计数据，美国从1990年到2000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额非常大。而根据中方统计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1991年处于逆差状态，贸易顺差是从1993年开始的，而且贸易顺差额也远没有美国统计的那么大。

对于中美产生贸易逆差的原因，两国看法根本不同。中国认为，技术出口控制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根本出路在于美国放松出口限制。美国认为，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根本出路在于解决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美国还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了解决贸易和经济纠纷，1991年，中美开始就市场准入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双方于1992年达成了关于市场准入问题的备忘录。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中美发生争端的主要问题。1992年，两国达成了第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协定。这虽然暂时避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时有出现。从表2-8可以看出，2002年到2014年，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中，总共有45起被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解决。其中，中美争端总共有24起，占争端总数的53.3％，居第一位。在这24起争端中，大部分是美国对中国提起的申诉，高达62.5％。在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申诉中，美国也居第一位，高达64％。显然，这还仅是双方提到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解决的争端，两国之间没有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解决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远不止于此。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中美两国在资源市场上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众所周知，中国虽然是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居于世界后列。以石油为例，表2-9显示出，美国是世界上石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2002年一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5.2％，此后呈逐渐下降态势。2012年，美国日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日石油消费总量的20.7％，较2002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此后，中国石油消费量持续增加，2012年占全球石油消费的11.4％，比2002年增加了4.7个百分点。虽然包括原油、油页岩、油砂和天然气液体产品在内的中国石油产量增加了24.0％，但中国石油消费量上升了94.2％。2012年，美国石油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是9650千桶/日，中国的差额是6066千桶/日。这说明两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依赖性都非常强。

石油是工业经济的命脉。为了保障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中美两国都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石油。这为两国合作维护能源安全、促进互利共赢提供了一个议题。但是，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中国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迟到者。等中国进入世界能源市场的时候，世界能源市场已经基本上被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世界能源分配格局。能源需求巨大的中国进入世界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世界能源分配格局的变动性因素。因此，中美两国都对世界石油市场严重依赖也有可能引起两国石油利益的冲突。

从进口量来看，美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05年，美国石油净进口量达到峰值12396千桶/日，此后便逐年下降。2012年，每日进口7907千桶，比2005年下降36.2％，比2011年下降10.6％（见表2-10）。相反，中国石油净进口量逐渐增加，2012年比2011年每日增加了61万桶，占全球增量的86％。尽管如此，美国石油进口量仍很大，远远高于中国的进口量。2012年，美国年石油进口量为524.5百万吨，占世界总额的19.1％；中国年石油进口量354.2百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0％，美国石油进口量是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5倍。而中国石油进口量虽然相对小得多，但增长速度总体比较快。2012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比2004年增加了110.3％，比2008年增加了62.6％。

从进口来源看，表2-11显示出，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的42.24％集中在中东地区、17.95％在西非地区，美国石油进口的18.80％在中东、14.28％在西非。在美国长期主导的拉丁美洲，中国石油进口量也迅速增加，达到7.58％。2012年，中国石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地依次是中东（40.8％）、原苏联地区（16.9）、西非（14.6％）、中南美洲（8.9％）、北非（3.1％），美国石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地依次是加拿大（27.9％）、中东（20.6％）、中南美洲（18.7％）、墨西哥（9.8％）、西非（8.1％），两国石油利益在中东、中南美洲、西非出现比较明显的交汇。这种能源进口分布格局虽然可以为两国开展能源合作提供契机，但是也潜伏着竞争因素。“近期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包括委内瑞拉）的活动，侵入了美国长期控制的地盘。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石油行业及通往太平洋港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管道，会导致向美国的供应出现转移。中国公司努力在中亚扩展股份，导致了与西方石油公司的紧张……即使不存在直接竞争，中国石油公司积极寻找石油也引起了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紧张。”

客观地说，中国是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迟到者。除了少数与美国关系紧张的亚非拉国家以外，世界石油供应市场基本上被西方国家瓜分了。因此，中国石油公司要“走出去”寻找石油，要么是挤占其他国家的地盘，要么是与西方“不喜欢”的国家打交道。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警惕。特别是与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打交道，容易被误解为对美国甚至国际社会的直接对抗。“随着中国石油消费增加及对石油进口依赖加深，中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以保障石油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照顾了那些对美不友好的政权，如伊朗、苏丹和委内瑞拉。由于布什政府已经给伊朗和苏丹贴上了‘流氓’国家的标签，与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的敌对情绪不断增加，中国显然有被视为松散的反美、反现状国家联盟一部分的危险。”事实上，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寻找石油的行动，已经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和抵制。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败的事实表明，中美资源争端会影响两国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