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國学馆开馆序言

一般的认为，伏羲画卦是中华文明的肇始，所以，要说明中國传统的文化，就必须从《易经》说起。虽然我本人于《易经》的学问是一窍不通的。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夫子这句话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者，《易经》的学问是从中古时代才开始兴起的；二者，是因为有了忧患，所以开创了《易经》这门学问。的确如是。上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在浑沌之中，是“适来，时也；适去，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精神境界。依释迦世尊的说法，此一期地球的人类最早从光音天来。从自有光明、且能飞行变化的生灵，逐渐颓变成一具一身不净、整日在五欲六尘中打混的臭皮囊，从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来看，人类的改变其实根本無有所谓进化。庄周先生《南华真经·缮性》“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所以，到了中古神农时代包牺氏王天下的时候，人类心灵黯钝，绝大多数的人类無法从事相的变化中得到解脱，教育与化导的需求因应而生。

人类社会最初的教化工作是聖者开启的，就是经中所说：“人王菩萨，甚大慈悲，悯念众生，皆如赤子，下为人主，作民父母，顺于俗人，教民俗法，遗作历日，颁下天下，令知时节，为有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建除之文，愚人依字信用，無不免其凶祸。”而所谓聖者的教化，也不过是人王菩萨因众生心说法。伏羲一画分天地，由浑沌而分开了阴阳，此不是伏羲有分别，实在是因为凡俗人等的心意不均平。从这个方面讲，文明兴起的真正意义正意味着人类忧患意识的开始。

易有三易，又有两方面的阐述。

一者是从《易经》的根本意义上讲的三重玄义，即所谓：变易，简易，不易。聖者教化凡俗众生离苦得乐，常以譬喻的方式来阐明大道至理，然而，借以用作譬辞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相皆是無常的，《易经》当然有变易的第一重玄义。但宇宙间一切事相变易的法则从根本上来说是极其简洁的，所以又有第二重玄义，即简易。为什么说很简易呢？这是因为整个的宇宙世界都是由妄心编织而成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所以，《易经》所讲的乃是妄心与妄相相互演化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间万象皆是心与物互为因缘的演化，其实物即是心、心即是物的真相，钻研《易经》就会“失之于贼”。勘破無常的妄相，放下逐妄的妄心，方可得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的，所以《易经》又有第三重玄义，即不易。由简易而入不易才是聖者演绎《易经》的真实义。“中庸”所谓中不偏，庸不易正是指明真正的儒者由物得心（妄心），由心（妄心）得真心的道理。

从另一方面来讲，不同的历史时期，《易经》的演绎特征不同，所谓的三易则分别是指神农时代的《连山易》，黄帝时代的《归藏易》与周文王重新编演後的《周易》。《易经》演绎的不同特征与中國社会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所以，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阐述《易经》所具的三重玄义。虽然《易经》只是一本，但中國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物演化的核心规律不同：《连山易》意指神农时代的中國人人心安宁，《归藏易》意指黄帝时代的中國人人心思安，《周易》则指明商纣以降的中國人人心动荡不安。对中國社会的人文特征进行描述，精微玄深莫过《易经》。中國社会的演变，商周换代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伏羲演《易经》标志着中國文明社会的开端和上古中國浑沌大同大道至德社会的结束。周礼洋洋大观，却是道之浮华，所以，周王朝的建立实际上也标志着从伏羲以降中國依德治國文明社会的结束。礼即是法，法制社会说到底就是人制的社会。“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依凡夫之世智辩聪所理所当然的偏见去治理天下，情形可想而知。如果能这样去观待中國历史记载的种种荒唐与可悲，心情也顿时豁然。

对“名可名，非恒名”的真实相既不能亲身证悟，又不能信受奉行，则世间人等無论尊卑贵贱，逐妄奔趣的凡心皆如喧腾的沸水，所以，释迦世尊将这样的人类社会形容为火宅。春秋战國时期，中國文化呈现百家争鸣的繁华局面，其实却是火宅的逼迫使然。依世智辩聪而衍生的各种学术观点喧嚣尘世的同时，亦有诸佛菩萨以济世的苦心示现世间，以不争之德留下真正不朽的经典，成为济度众生出离苦海的舟筏。

寂漠無形，变化無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而阎建中与李思齐亦悦之。遂于黄帝历4712年（甲午年）（暨西历2014年）秋，重返太行故居，于山西沁源县开办弘明國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