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有一个影响力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位一定榜上有名。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用犀利而又不失幽默的文笔在书写着当今中国。

 

刘震云从大学时开始写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逐渐为读者所熟悉。在这些作品中，他确立了平民立场，确立了幽默风格。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因小说结构庞杂、语言繁复，诸多评论将刘震云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因笔下的人物接地气、幽默又富有命运感，他被导演冯小刚倚重，组成了影视圈著名的“冯刘组合”。作为当下少有的获得主流文学和商业文学双重认可的作家，他却自觉地与两者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作家，没有拿过纳税人的钱；而另一方面，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问——涉足影视如何保持写作状态，他回应道，“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访谈

董卿：2016年您有两部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一部是《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一句顶一万句》，人们都把那年称为“刘震云年”。

刘震云：不管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一句顶一万句》，无非都是借了文字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从耕耘到灌溉，到除草，最后到收割，都是小刚导演和雨霖导演在做。

董卿：您提到的雨霖导演就是您的女儿刘雨霖。这是您第一次和女儿合作是吗？

刘震云：合作是第一次，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误会。雨霖导演并不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增加合作的说服力。合作的时候，无非我是一个作者，她是一个导演。合作的基础是这个导演为什么要改编这部小说。书跟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非常讲究节奏，像一头豹子，要跑得非常非常快；而小说是一头大象，可以边走边想。书最擅长的是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对电影是完全没有用的。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出版是2009年，出版之后就有导演想把它改成电影，但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里边的人物有一百多个，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故事里。要改编成电影，就好像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2015年，雨霖导演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她说我从中间找一段，可以关两匹骆驼。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二个道理说得稍微好一些，她说，真正的好电影是看不见导演的电影，是看不见摄影机、看不见演员的电影，看到的就是里边的人物和人物的情感。

董卿：就算在片场您也叫她雨霖导演，她叫您刘老师吗？

刘震云：包括在生活中也是。

董卿：您是说你们家女儿在家里也叫你刘老师吗？

刘震云：基本上是这样的。

董卿：为什么？

刘震云：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自己的想法，我从来都是尊重的。平常我们通电话，都不会超过两分钟。我特别喜欢跟两分钟之内能搞定事儿的人打交道。

董卿：那也就是说从来没有那种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电话。

刘震云：我觉得嘘寒问暖基本上都是废话。

董卿：家里人嘛，有时候就得说说废话，不然怎么叫家里人呢？家里人坐在一起天天就是只谈工作，只谈报告？

刘震云：也不谈工作，是谈她做这个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一点只要沟通清楚就可以了。（掌声）

董卿：鼓掌的都是喜欢听道理的人。

刘震云：都是有学问的人。（观众笑，掌声）比如她出门说，爸我走了。我说好。你没什么要说的吗？我说有。第一，出门注意安全。什么叫注意安全呢？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她说我记住了，Yes Sir。就结束了。

董卿：那您出门还是有关照的。她一个人去美国读书前，您有什么关照吗？

刘震云：没有。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比如讲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门口，交代的话一定是好好学习，尊敬老师，上课多提问，这些话全是废话。其实家长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自私：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没责任了，剩下的是你的事。

她小的时候，我只是告诉过她一件事：不管是考试的时候还是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不要做了，因为做也做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把自己会的给它做对？你只要把会的做对，你得分一定就不低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在细节上犯错误。细节上犯的错误就是会的事没有做对。

董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第一次”。除了您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我想再追溯得久远一点儿，您第一次写作在什么时候？

刘震云：上大学的时候。

董卿：第一篇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

刘震云：《安徽文学》。

董卿：第一次的稿费有多少？

刘震云：七十多块钱吧。

董卿：后来用在哪儿了？

刘震云：请女朋友吃饭。

董卿：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太太？

刘震云：是。

董卿：我看过一篇报道，是您太太说的吗？说你请她吃饭，她当时心里想，这么抠门儿的人请我吃饭。

刘震云：我还没有七十多块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说咱俩一块儿吃饭吧，她说好。我说吃西餐，她说好啊。然后我们可能花了十几块钱吃了，吃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没拿钱哎。（观众笑）

董卿：（笑）您怎么好意思呢？

刘震云：我没钱嘛。

董卿：没钱您还说请人吃饭，那就别请了，就散散步啊，溜达溜达。

刘震云：已经溜达一下午了。（全场笑）

董卿：因为这样的一种同学之间知根知底的感情，是不是使得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特别地和谐、稳定？

刘震云：我觉得和谐、稳定最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啰嗦。

董卿：互相不啰嗦，是一种特别好的相处方式，可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大家在纠结的就是“说得着、说不着”这件事。

刘震云：其实说得着和说不着不在话语量，而在那些特别根本的话上。有一句诗，臧克家先生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书和电影，都是为了那些应该再活一回的人，重新在书和电影里永远地活下去。

董卿：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刘震云：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

董卿：那想献给谁呢？

刘震云：我想献给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喜欢这个电影的观众。

读本

一句顶一万句（节选）

刘震云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

“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开始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

“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儿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倒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句顶一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