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学者必有初——《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导读(1)

区志坚

一、引言

自古以来，中西方甚注意幼儿教育，中国早有妇孺蒙养教育的传统，[1]素来重视儿童教育及编写儿童教育的教材。早于殷周时代，古代中国已为贵族子弟设立小学。春秋战国时，因为官学瓦解，私学兴起，民间已渐渐出现童蒙教育机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重视童蒙教育，设立“书馆”，任教者称为“书师”。更早的《周易·蒙卦》中曾载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十分重视“养正于蒙”，圣人立教要义在于培育儿童有良好的德育。前人除了注意幼儿教育外，也注意妇女教育，培养妇德，寓识字于道德教育之中，很多知识分子也编著供妇孺学习的读物，如《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又依《易经·蒙卦》所言的“匪我童蒙，童蒙求我”一语，编写了各种以“蒙求”为名的读本，如《纯正蒙求》、《文字蒙求》等；也有不以“蒙求”为名所编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四书》等。

谈及中国传统的教育，不可不注意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童蒙教育的意思正如《三字经》所言，“为学者，必有初”，就是指学子求学，必先注意基础教育。《三字经》针对的教学对象，就是小朋友。由此可见，编撰《三字经》的知识分子早已注意到儿童教育的重要。今天的香港，不少国际学校小学部也会教导《三字经》，而新加坡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也推荐《三字经》为学生读物。《三字经》自宋代刊行后，成为一种传播知识的重要文体，历代相承，至明代有吹万老人编撰的《佛教三字经》，杨文会（一八三七至一九一一）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并易名为《佛教初学课本》。道光年间，西方传教士或教徒撰写的传教刊物《训女三字经》及《新增三字经》也值得注意。于咸丰及同治年间，有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镌刻《三字经》，清中期刘智编写《天方三字经》，清末文人齐会辰也编《历史三字经》，袁凤鸣编写《药用三字经》，贺瑞麟（一八二四至一八九三）编《新版女儿三字经》，清末民初卢湘父（一八六八至一九七〇）编《童蒙三字书》，陈子褒（一八六二至一九二二）编《改良妇孺三四五字书》，一九九五年广东教育出版社也编撰《新三字经》，乃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也有创作人黎文卓编写《新版香港三字经精解》。

另一方面，以三字书写的文体自中国传往日本。例如日本江户后期，儒者大桥养彦于嘉永五年（一八五二）初次出版《本朝三字经》，当中叙述了日本从神武天皇开始至丰臣秀吉，即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得失及历代文化名人的功绩，借昔日故事进行童蒙教学。[2]由此可见，自宋至今，《三字经》和三字经书写文体，一直在流传。究竟《三字经》有哪些特色？为什么今天的幼儿教育仍要教导《三字经》？若以《三字经》为传统读物，则传统幼儿教育的特色，与中华民族教育走向“中国式现代性”有何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阐述《三字经》的特色，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现当代从事儿童教育研究的学者如陈鹤琴（一八九二至一九八二），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我的半生》中，回忆儿时在乡间受学的教材，除了《三字经》以外，还有《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童蒙读物，这些读物对他甚有启发。[3]另一位儿童教育学者陶行知（一八九一至一九四六）也认为《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均对童蒙教育甚为重要。陶氏更于一九二三年编订了《平民千字课》及《老少通千字课》。[4]

日本方面，早于明治初年，河村贞山便按《千字文》的体例，编成《皇朝千字文》，可见《千字文》的体裁对日本启蒙教育的影响。在现代，研究文献学的专家来新夏指出，《千字文》约成书于南梁武帝大同年间（五三五至五四六），日后更有多本补编及改编本，如宋代曾出版《续千字文》，明代周履靖（一五四九至一六四〇）也撰写《广易千字文》，也有满汉对照本及蒙汉对照本的《千字文》。

《百家姓》连缀成四字句，共一百一十句。北宋末大诗人陆游（一一二五至一二一〇）在他的诗注中把《百家姓》定为杂字类的“村书”。以今天的用语，“村书”就是民间通俗的识字读物。可见《百家姓》应为宋代的识字书。[5]由于《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在中国传统社会甚为流行，成为童蒙教育的必读书，故合称为“三、百、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出版社把“三、百、千”予以重新排版和编刊，可见《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在今天的社会仍有生命力。此外，有不少国际学校及海外的孔子学院也把《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作为教导非华语学生学习普通话及基础汉语的教材。新加坡出版的《绘画本三字经》、《绘画本百家姓》、《绘画本千字文》更成为小学及基础教育读本，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华文教育。

“三、百、千”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童蒙教学的重要材料，甚至今天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中，仍能忆起一首童谣：“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可知以“三字”为书写文体，自宋至今，相沿不改。

中国幼儿教材多教导童蒙识字。中国传统蒙馆多会在短时间内教导学生识字。依现有资料得知，先秦两汉时，已注重少年及儿童识字教育及句读培训。

《礼记·学记》曾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6]

《汉书·艺文志》也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7]

列入“小学”类目下的，多是教幼儿识字的课本。相传周宣王（公元前？至前七八二）命太史作《史籀》十五篇，秦又有《八体六技》，这些文献均成为周及秦时童蒙的教材。汉代时，《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等篇，均为教导童蒙识字的教材。汉人入学，首学书法，教导者为尚书兰台令史。编著《汉书》的班固（三二至九二）因为汉人甚重视书法，指出“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从事基础教育，教导童蒙书法，“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自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中国蒙学有了很大的拓展，[8]既有上承昔日的识字教育，在《急就》篇的基础上，编撰《千字文》，也有编刊《女论语》及《太公家教》等。唐代渐渐出现了结合识字、知识及道德教化的蒙学教材。宋代更在唐代的基础上大为开拓，上承《千字文》，补充了《三字经》、《百家姓》，确定了“三、百、千”为自中古至今童蒙识字教育的重要典籍，再加上新的教材，并加入理学思想及道德教育知识，如编刊《蒙求》等。及至宋元二代，“三、百、千”在体例上进一步开拓，如编刊《小儿语》、《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历代蒙求》。清代又有知识分子编刊《地球韵言》、《时务蒙求》、《历史三字经》、《药用三字经》、《女儿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五言千家诗》、《释教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等童蒙读物。明代理学家吕坤（一五三六至一六一八）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俟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9]可见时人对“三、百、千”的重视，既肯定其作为儿童教材的重要性，也说明运用“三、百、千”教材的先后次序。

北京中华书局曾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五年间出版《中华蒙学经典》，当中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竺翁对韵》、《神童诗》、《续神童诗》、《千家诗》、《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童蒙须知》、《名贤集》、《童子礼》、《家诫要言》、《小儿语》、《续小儿语》、《增广贤文》、《格言联璧》、《急就篇》等。以上童蒙读物不单是中国今天小学的重要语文教材，甚至是不少海外华语教学课程的汉语课本，可见中华传统童蒙教材与二十一世纪的教学甚有关系。[10]研究中外儿童读物及书籍史的专家学者，如张志公（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七）、陶行知、钱文忠、熊秉真、来新夏、陈鹤琴、黎锦晖、刘咏聪等，均认为自宋元二代至今天，不少机构编刊了很多童蒙教材，然而，编写内容和规划多在“三、百、千”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三、百、千”仍是“童蒙最基本读物”。[11]一八九九年在上海唐山路创办的澄衷蒙学堂，其后由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出任校长，学堂教员刘树屏（一八五七至一九一七）编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作为中国语文的教材。此书也是按《千字文》的书写内容，附以现当代知识及图说。[12]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幼儿时多受教于传统私塾，然后进入国内外高等院校。他们在儿童时期学习的课本，也是“三、百、千”。古人教学童，必先识字，《三字经》约一千三百多字，《千字文》为一千字左右，《百家姓》为五百多字，合共约二千七百多字，正合于古人教童子识字的数目。此三书又刚好涵盖日常生活及自然现象知识，也是学童应该学习的内容，在此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写作及研读经籍。此三书自古代至今一直沿用，与二十一世纪儿童及幼儿教育接上轨道。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河南省沈丘县就曾发起“全球华人同书《千字文》活动”。[13]

“三、百、千”是昔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知识资源，甚至影响他们的成长。[14]在“三、百、千”之中，最早成书的是《千字文》，但排刊次序为最后。诚如文献及目录学专家来新夏指出：“是由于《三字经》文义浅显，《百家姓》字量较少，所以使《千字文》的覆盖面相对较小，不过它仍不失为一本好的识字课本”。[15]下文先介绍《千字文》，再介绍《三字经》，最后引介《百家姓》的内容。《千字文》、《百家姓》多注意单字及个别姓氏的介绍，多为识字教育；而《三字经》较前二书，更注意幼儿道德教育及识字教育的结合，故分析《三字经》的内容较前二者更为详尽。

二、《千字文》

（一）《千字文》的作者及流播

研究清末民初儿童及妇女教育的学者陈子褒，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论训蒙宜先解字》一文，认为：“教初学童子自七岁至十岁者曰训蒙。蒙也者，谓蒙昧不明，借先生教训之以开其蒙而使之不复蒙也。”[16]他指出教导学童了解经籍，先要学习文字的结构及字义；而古代教导儿童学习文字，塾师多先教导《千字文》一书。《千字文》从南北朝刊行至清末，一直流行不绝，笔者手上也有两本，分别是二〇〇八年由益群书店出版的《正见千字文》，以及于二〇一五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图注音版，列为“国学经典教育”系列读本的《千字文》。不少研究指出《千字文》的作者有南朝知识分子周兴嗣（四六九至五二一），也有与周氏同时的萧子范，但萧氏之书在制作后，尚未有多人知悉，并早于唐时已经亡佚，现今流行的《千字文》，就是周氏所编的《千字文》。[17]

周兴嗣，字思纂，南梁陈郡项人，先祖曾任汉太子的老师，家学渊源甚深。兴嗣以文学扬名于世，深得梁武帝（萧洐，四六四至五四九）称赏，官拜员外散骑侍郎，主要编修历史。《千字文》原是奉梁武帝旨令而撰写，因为梁武帝为了教皇室子弟学习书法，便在书法大师王羲之（三〇三至三六一）的遗墨书迹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文字，但没有系统整理，故周氏用此一千字编成一篇韵文。全书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先为幼童介绍天文地理等自然环境及现象，然后介绍历史文化及日常人伦的道理，以及介绍典章制度等。《千字文》具有教导学童识字、学书法、学习伦理思想的功能。隋代后，《千字文》更广为流播。南朝陈末至隋初，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曾亲摹《千字文》八百册，成为中国书法的瑰宝。《千字文》的书写模式影响着汉字文化圈，如日本及韩国。在中国方面，有《梵语千字文》、《重续千字文》、《训蒙千字文》、《日清韩三国千字文》、《蒙学准绳五千字课读本》、《皇朝千字文》，甚至有满汉对照本及蒙汉对照本的《千字文》等，均在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基础上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