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路一带”下地缘政治的实然表现

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比陆路丝绸之路略晚几十年。陆上丝绸之路有史以来只通行了4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没有中断过，所以影响力更大。“丝绸之路”这个称谓最早是在1877年由普鲁斯地理学家李希托芬（Ferdinmnand Von Richtofen,1833—1905年）在其撰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及。时过境迁，两条丝绸之路的理念不仅没有陈旧，反而在发扬光大。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中亚国家期间就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提出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在新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将给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中东和全球。毋庸置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和未来依赖于过境运输的自由与畅通。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上合组织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

上合组织凭借其与生俱来的地缘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载体。由此引发以下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法制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规则是否实质有效，足以抗衡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存在诸多的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此外面临哪些缘于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挑战，兹分别论述之。

（一）上合组织多边法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动

上合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自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开展反恐、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区域合作。根据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9月13日在上合组织两次演讲，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大体包括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5个观察员国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实现包括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在内的“五通”战略目标。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打通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缩短货物运送期限，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各成员国境内的有关公路将对成员国开放，在此基础上消除贸易障碍，以此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及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增加用各国货币相互结算账目，成立能源俱乐部等。

一方面，上合组织多边法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法律保障。2014年9月13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此次元首峰会上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提出四项主张。其中第三项是“着力发展务实合作，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尽快实施《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辟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商谈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建立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在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食品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之所以选择上合组织作为依托传承丝绸之路精神，究其原因，上合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天然合作平台，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几乎覆盖“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上合组织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依托，意味着多数项目可通过上合组织有关机制提出倡议、进行沟通。尽管如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缺乏法律的保障，需要上合组织的组织法和有关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软法加以指引，如切实履行《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以奠定欧亚运输走廊的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上合组织扩员。上合组织的扩员一直是比较纠葛的问题。以是否接纳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两国加入而言，“虽完全符合上合组织对扩员对象的八条硬性标准，却基本没有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可能。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皆为小国，虽然接收二者并不会给上合组织引入难以解决的内外矛盾，但两国的加入也几乎无法为上合组织宗旨的实现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反而会增加成员国在协商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困难，降低决策效率”。五个观察员国仅有巴基斯坦和伊朗正式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鉴于俄罗斯对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积极态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最大障碍便是印巴关系。无论印巴是否同时加入上合组织，都很有可能使上合组织面对复杂的内外矛盾，严重影响组织效能，这将是上合组织难以承受的……《上合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已明确规定，申请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必须未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这表明，至少在以下问题上各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在安理会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前，伊朗不可能加入上合组织……此外，蒙古与中亚国家并不接壤，上合组织的能源管线工程和交通合作项目都无法直接给蒙古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而蒙古也担心，如果上合组织向‘反美同盟’发展，加入上合组织会损害其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外交环境……对于接收阿富汗，上合组织成员国最大的担忧在于：一旦接纳阿富汗，上合组织将深陷阿富汗问题，甚至存在卷入阿富汗内战的风险”。上述忧虑不无道理，但如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考虑扩员的问题，蒙古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二）以软法为主的法律渊源痼疾

梳理上合组织的法律渊源，不难发现，其以国际软法为主调整内部法律关系，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条约和机制借以约束成员国内部的法律关系，更遑论成员国与观察国、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多边贸易和投资协议。

除《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具有组织法效力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及其议定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合作（联合体）协议》《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首次会议纪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和互助协定》多以宣言、备忘录、纲要和会议纪要等软法为表现形式，规定得较为原则、笼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第9条即为一例：“上海合作组织将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努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合作的多元化。为此，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制定长期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并签署有关文件。”再如《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第3条，诸如“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有效使用交通运输领域内的现有基础设施，完善成员国的过境潜力，发展能源体系；保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包括利用地区水资源，实施共同保护自然的专门计划和方案；为发展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相互交换司法信息；本组织成员国可通过相互协商扩大合作领域”之类的内容尚无具体的权利义务可以援引。

（三）难以克服贸易和投资壁垒

有学者指出软法具有示范、解释、中转、补充和重构功能；还有学者认为软法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使之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一观点不仅指出了国际软法的存在状态，还预示了国际软法的发展方向。尽管如此，笔者不能苟同此种观点：“……国际软法的效力不断被实践验证，学者甚至由此得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与无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在执行效果上差异不大的结论”，事实上，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广泛存在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积重难返，包括通关口岸、检验检疫、统一标准、交通运输等环节的壁垒，已成为其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最大阻碍，不能不说与国际硬法的匮乏息息相关。即使有兼具司法管辖和外交磋商特质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后盾，WTO违反方仍有恃无恐便是实证。早有学者指出：“SCO成员国国内法律制度存在局限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尽管吸引了中国的一部分投资额，引进外资的发展势头较好，但是其法律环境存在明显不足。”即使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蒙古亦不例外地保留诸多投资壁垒。“中国黑龙江国际技术合作公司、秦皇岛国际工业公司、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三原告起诉蒙古国案”至今仍未解决。2009年，三家中国公司的矿业开采许可证被蒙古国政府吊销，根据197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于2010年提交常设仲裁法院（PCA）仲裁。在这起案件中，原告指责蒙古国政府违反关于外资保护法以及中蒙两国于1991年订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的规定。

（四）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和俄罗斯欧亚共同体的干扰

美国法案隐含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将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排斥于其体系之外。从官方到学者均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用组织的内部矛盾，扩大美国在中亚的影响。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欧亚共同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三者在地理上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南北走向，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连接起来；俄罗斯的欧亚共同体设想是一个弧形，涵盖中亚、东欧的独立国家，是要维护原来受传统的苏联影响的一方，进一步密切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联系。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东西走向，要把传统的丝绸之路从一条线拓宽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令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三者有着共同的核心目标区域——中亚。在三个战略中，中亚都是它们的目标终点或视角。从理论上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最为开阔，它既包含了欧亚联盟国家，也覆盖了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区域。

1997年10月，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合作设计了所谓“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的提案，这是一条从南亚经中亚通往欧洲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覆盖欧亚空间，有助于美国在欧亚大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斯塔尔认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陆上贸易路线近年来逐步恢复，这是“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基础。在新的条件下复兴经阿富汗的古老丝绸之路，可以解决当前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困境，并成为美国利用其领导能力取得区域政策成功的有效途径。上述构想不仅是学者的臆想，美国国会于1999年出台、2006年修订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将其付诸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它排斥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这种排斥不是指参与上的拒绝，它可能不会拒绝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其项目，甚至可能欢迎中俄的投资。这种排斥是指它把俄罗斯、伊朗及中国排斥在美国欲构建的中南亚地区体系之外。总而言之，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是实现中亚——阿富汗——南亚的经济连接，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经济市场，并建成从中亚到南亚的油气管道和电力网。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是形成密切区域内的联系，实现“五通”，但目前还没有提出建立某种有形的机制，也未设定具体的目标。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俄罗斯积极推动的中亚南向和中亚一体化的战略意图相悖，遭到这些国家的排斥在所难免。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有可能削弱以中俄为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在咨文中，普京称苏联于1991年的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而“苏联的消亡就像一出真正的悲剧，导致数千万俄罗斯人滞留在了俄联邦境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忍辱负重、试图重振“北极熊”威风，一直将中国视为其中亚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最有力竞争者，试图在中国于中亚地区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前，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未来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依托，主导中亚经济秩序。2011年10月3日，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基础上创建欧亚联盟的设想。同年11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协议，确定欧亚联盟将在2015年建成。这个正在建设中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希望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纳入进来，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展到更大范围。2014年5月29日，负责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一体化进程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据此，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到2025年联盟将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终极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形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的统一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上溯到1996年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所签订的关税同盟。1999年2月，塔吉克斯坦加入这一联盟。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条约，决定将关税联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其成员国公民可无须签证进出其他成员国。亚美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三国是观察员。乌兹别克斯坦于2005年10月申请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2006年加入，但随后又于2008年退出。随着独联体的形同虚设，欧亚经济共同体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统一的组织。经常有学者批评普京推欧亚联盟抗衡中国：俄罗斯政府考虑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高速公路，全长将达到约1.9955万公里。俄罗斯称这一计划为“跨欧亚带开发”（TEPR）。俄方还考虑沿石油与天然气输送管道修一条高铁线路；铁路网可能延伸到俄罗斯远东的楚科塔地区，跨白令海峡直至阿拉斯加。俄的这一宏大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中国先前也提出了一个横跨中、俄、加、美的高铁意向性概念。中国积极建立“亚投行朋友圈”，预示着“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即将展开。而此时，作为重要战略伙伴的俄罗斯不但不加入“亚投行朋友圈”，反而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与中国类似的计划，大有唱对台戏的感觉。有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欧亚联盟是普京地缘政治谋划的核心。即使是俄罗斯的专家亦承认：“俄罗斯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在上合组织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何况北京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提供贷款，对俄罗斯利益来说，这比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机制慷慨解囊还要危险。莫斯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节奏，使其发展速度不超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自贸区等大手笔经济合作项目的进展，目前并不很理想。俄罗斯政府一方面看重上合组织推动中亚南亚地区合作的各项职能，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利用上合组织扩大地区影响保持着警惕。俄罗斯已经并将继续把更多的资源投向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关税同盟的建设，推动以它们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巩固自己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同时也不忽视利用上合组织协调与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共同抵御美国、欧盟等外部势力的渗透。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法案的负面影响在于，其推动欧亚腹地南北向物流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东西向能源、铁路项目的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连贯中亚和中东交通网络构成竞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矿产开采量在世界所占份额巨大，石油占20％左右，天然气占40％左右，铀占50％以上。近年来能源燃料领域的合作在上合组织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的项目正在实施当中。2011年开始全面输气的西气东输二线管道，每年从土库曼斯坦引进300亿立方米天然气。此外中国在中亚投资建设的多条公路、输变电线路项目及油气管道，正在规划中国——伊朗跨国铁路和能源管道项目，这些运输网络都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运输线路均存在竞争关系。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迄今学者们主要对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界定、历史分期、始发港与航线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和功能定位等方面的探索，法学成果相对匮乏。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

大多数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固定的有形道路，代表的更多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即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据学者们考证，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在其撰写的《西突厥史料》（1913年）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67年在其出版的《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分三大航线：一是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韩国和日本的航线；二是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的航线；三是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西亚和东非沿海及美洲诸国的航线。从西方学者视角看，海上丝绸之路还包括欧洲、非洲、西亚、南亚各国古代向东航行到达中国和东南亚的航线及其经济文化交流。习近平主席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基于中国沿海始发，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各国的航线，通过沿线港口及其城市合作机制建立起来的经贸合作机制。显而易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航道安全的问题

东南亚某些海域海盗抢劫、宗教冲突、国家或民族战争屡见不鲜，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构成隐患。国际海事局发布2014年上半年全球海盗活动报告。报告指出，东南亚海域小型油轮劫持事件呈上升趋势，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海峡成为全球发生海盗袭击和抢劫事件最多的海域。国际海事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共发生116起海盗袭击和抢劫事件，较去年同期的138起有所减少。其中，东南亚海域遭海盗袭击的事件居高不下，占总数的56％。在116起海盗事件中，10艘货船遭劫持，7艘被枪击，78艘被登船，21艘被袭击，200名船员被劫持，其中2人死亡。近几年各国成功压制索马里海盗活动后，东南亚海域海盗情况却大为恶化，成为全球海盗和抢匪最猖獗的地区。在东南亚，2014年上半年至少6艘油轮和货船遭到劫持，引起了联合国和国际海事局的高度关注。2014年上半年，发生在印尼海域的海盗袭击事件达40起，占东南亚海域海盗袭击案件的85％，大多是低水平的偷盗事件。其中，印尼民丹岛2014年上半年共发生18起，印尼海事部门已将该处海域列为十大海盗袭击多发地区之一。据国际海事局介绍，由于燃油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燃油的高需求将一直持续，转售后可赚取的暴利是不法之徒劫船窃取燃油的最大诱惑。一般来说，海盗摧毁通信设备后，将燃油抽至大型驳船或小型油轮，进行船对船作业，然后释放船舶和船员，但并不会伤害船员。

三、“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的对接与冲撞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由此可见，欧洲与“一带一路”的关联性是如此密切。欧洲经济圈是其中的一端，而且是航线的终点，作为承载欧洲经济的巨轮——欧盟，其提出的“容克投资计划”已经吸引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该计划于2014年11月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提出，旨在振兴欧盟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产业转型和提升欧洲整体竞争力。计划于2015—2017年间，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本，实现投资总规模高达3150亿欧元。投资重点包括基础设施、新兴战略性产业（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投资计划包括三个内容：一是设立一个新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二是建立一套可靠的项目路径系统，确保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保证资金的项目收益；三是确定消除投资壁垒的路线图，努力消除基建领域和服务行业的行政性和非行政性壁垒，确保投资计划尽快顺利落实到位。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是该投资计划的核心内容和金融基础。该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EIB）管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共同组建并注资。其中，欧盟委员会将从欧盟预算中出资160亿欧元，主要用于长期投资项目；欧洲投资银行则将出资50亿欧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等。欧盟和EIB的出资作为种子基金，计划以15倍的杠杆率撬动来自私营和公共领域约3150亿欧元的投资。自提出以来，容克投资计划仅半年时间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进入实施前准备阶段。目前，该计划已经得到了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波兰及斯洛伐克等欧洲七国的积极响应。德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各宣布向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出资80亿欧元，西班牙、卢森堡和斯洛伐克分别宣布出资15亿欧元、8000万欧元和4亿欧元；再加上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出资的210亿欧元，基金的到位资金约达550亿欧元。在2015年6月底，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管理规则已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获得欧盟各成员国的批准。慎重权衡，中国加入这一计划显然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一带一路”的框架思路是依托其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这一框架利于亚欧道路、桥梁、管道等设施的对接；其次，投桃报李，欧盟在亚投行的股份将得以增持；再次，提升欧盟在支持人民币跨境运费支付系统和全球清算体系建设方面的作用，扭转IMF对人民币加入SDR的审核裹足不前的局面；最后，突破美国的围剿，重构世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

合作与竞争同在。“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的竞争无法小觑。前已所述，欧洲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实施的地域，基于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这一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自然倾向“容克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的是拾遗补阙的作用。中国并非欧盟的成员国，无法通过本国银行注资，采取何种安全、高效的投资方式亦值得研究。

四、亚投行的地缘政治角逐

亚投行成立前后一直招致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政治攻讦和责难。日本不仅拒绝亚投行，而且蔑称亚投行放高利贷，简直荒谬至极。美国“强烈敦促亚投行满足有关治理和透明度的国际标准”，实质暗指亚投行在治理和透明度方面不符合国际标准，但这恐怕不是美国反对亚投行的真正原因，其真正顾虑是亚投行会动了美国的“奶酪”，冲击由美国主导的亚洲地区秩序，包括世行和亚行的地位。还有学者指出美国阻挠所谓“友国”或“盟国”入行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损自身形象，暴露了其重返亚洲帮助振兴经济承诺的虚伪性。美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必须摒弃零和游戏逻辑及博弈论思维，真正看到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真实关系和美好的合作前景，彻底抛弃亚投行的建立和发展威胁其在亚洲“领导”地位的多余顾虑。综上所述，针对西方媒体指责我国创立亚投行之举意在平衡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下简称“亚行”）的影响力的质疑，中国的立场一向坚定、明朗：筹建亚投行是为了建设“一路一带”下的资金融通和经贸合作，为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资金发展的沿路沿带国家提供支持。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表2-1）。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毋庸置疑，中国已成为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理应享有一票否决权。但事实上，中国作为设立亚投行的发起国，更看重的是打造沿路沿带各国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如果建立类似美国对世行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既不明智，亦不符合亚投行建立的初衷。首先，不利于亚投行的区域外成员之间的精诚合作。在亚投行设计的15～20个董事会席位中，仅有3席预留给区域外成员国，这将导致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瑞士、埃及10个国家为争夺董事会的这三个席位进行第一轮厮杀。孰重孰轻，需要谨慎从事。其次，尽管亚投行的治理模式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肯定有别于世界银行与IMF现有的投票制度和贷款附加条件模式。亚投行有别于世行、IMF的特色在于，其未来提供的贷款斥逐了许多附加条件——贷款人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的程度、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和降低赤字率、甚至打包人权条款等让渡主权的条款，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乐意接受。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指出：首先，亚洲国家有着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吸引投资的意愿，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电站、洁净水、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健康与教育等方面。泰国政府计划加强港口、轨道系统建设，以及公路网建设，改善本国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菲律宾政府2013年投入基础设施的预算增加了37％，共计4043亿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将公共开支提高到GDP的15％。其次，强化亚洲次区域经济联系的行动将增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为加强区域内经贸联系和促进商业发展，亚洲各国正在建立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走廊，即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和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东盟国家力争在2015年年底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正在加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区域内电力互联互通的建设，这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基础产业。中国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的巨大缺口为中国加强对该区域投资、扩大合作提供了长期机遇。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1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基础设施开发有着巨大的融资缺口，而既有融资渠道尚不能满足巨额投资需求。在中国的倡导下，亚洲国家正在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于2014年7月16日成立，将“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能够弥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功能的缺失，缓解亚洲国家资金缺口问题，为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提供支持，促进深化区域一体化。

但也必须注意到，对外援助并非对外投资，以援助促进投资的模式并不可取。至于所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信用不佳、中国与亚投行如何才能保证投资收益的狐疑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大都还未进入投资回收期。在这些国家当中，亚洲国家有印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在标准普尔颁布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名单中，大多数信誉评级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见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