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混乱的时代
有一个人，英语称作“emperor”，而中文称作“皇帝”，这个词意思为“上天至尊”（celestial magnificence）。作为天之子，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礼制宗法领袖及皇族的首脑，皇帝扮演着天与民的中介角色。“天”，有着诸多解释，如道德原则或拟人化的神。皇帝通过天赋予他的权威进行统治。然而一个王朝的命运不是天赋的而是由人定的。在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人是皇帝。上天不可能也没有做过决定：统治是皇帝的职责，做决定的也是皇帝。
这是儒家的观点。在1085年的一份奏疏中，吕公著（1018—1089）——宋代宰相司马光的一位密友、曾经的太子太傅——这样解释王朝兴衰的含义：“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悫，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1]
吕公著明确指出，皇帝要肩负王朝衰落的责任，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130多年来，唐帝国的政府和行政管理系统牢牢地建立在贵族阶层和受过教育的官僚的忠诚和自觉意识之上，他们对本朝的文化和政治成就，以及本朝的优越性，都深信不疑。唐代社会的支柱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不会轻易地被一位统治者的不称职破坏。820年到907年之间，唐朝的最终崩溃是由于出现了好几位无能的皇帝，同时朝廷情势极度糟糕，导致王朝走向毁灭。宋代许多官员和史学家很清楚这点（尽管他们都接受过儒家教育），也对他们的前代官员同行的失败进行了解释，认为这些官员在治国上是不成功的。
唐宪宗李纯805年9月5日登上龙位，成为唐朝第十一位皇帝时，唐帝国的命运有了起色。50年前，即755年，军阀、粟特人安禄山发动了一场叛乱，控制了京城，并迫使皇帝逃到了中国的西南。安禄山在起事两年后被其子杀死。763年叛乱最终被平定，但接下来的40年是唐朝的混乱时期。当时著名的朝廷官员和儒家学者韩愈被贬职，被流放到今湖南省，知道了唐宪宗即位的消息。韩愈的职位卑微。那时他忍受着潮湿的气候，对陌生的南方自然环境充满了惊恐，生怕会中毒。当县衙前的击鼓声传来，听到官员宣布新皇帝即位的消息时，他知道像他这样被降职流放的官员将会被允许返回京城。[2]两年后他写了《元和圣德诗（并序）》，诗中他表示，在启程回家时他确信，一个大和平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唐朝将恢复其往昔的辉煌。朝廷宣布大赦，人们都很高兴。韩愈告诉宪宗：“天锡皇帝，为天下主。并包畜养，无异细巨。亿载万年。”[3]
其实，从即位开始，这位史上被称作“复兴者”的皇帝，就竭力想要遏止王朝的衰落。宪宗（805—820年在位）这位专制君主，对自己理念的正当性深信不疑。他不仅把精力投入到了与地方统治者争夺权力的博弈中，极力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且他还利用一切可用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手段，恢复对帝国东北部叛乱藩镇的控制，并重建中央权威。宪宗及其手下的能臣竭力阻止疆土的分裂，力图恢复唐初皇帝的荣光。
尽管经受了几次挫折，不屈不挠的宪宗还是完成了他目标中的一部分。他恢复了皇帝的声望和朝廷的权威，重新获得对东北叛乱藩镇的控制，恢复对藩镇的赋税。但宪宗的最大抱负——恢复唐王朝历代疆土——将难以实现。史料记载，他于820年2月14日死于两名宦官之手。就力图复兴昔日荣光来说，宪宗是唐王朝唯一一位成功的皇帝，但这位皇帝还未看到其改革的完成就暴毙了。宪宗之后，再也没有一位继任皇帝拥有足够的权力去平衡朝廷官员、藩镇节度使和宦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多个朝代中，王朝最终走向衰败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唐朝也是如此。在王朝的末世，即使是一个有才干的统治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国家这只受损的航船驶向安全之域。随着宪宗死去，复兴唐朝的最后希望也在那些愚昧无知的庸臣手中葬送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形势的危急。
在紧接着宪宗的四位皇帝的治下，唐朝的衰亡在加速。这些皇帝并不成熟，既无才干也无持久工作的耐力。当时的一位诗人杜牧在825年写的诗里质问，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朝经历了那么多的耻辱。他写道，虽然宪宗皇帝聪明睿智，但现在，扫除叛乱就和登天一样难。宪宗的继承者们缺乏才能并不是朝廷衰败的唯一原因，危险正朝着这个步履蹒跚的帝国大步走来。
宪宗死后，宦官的数量日益增多，约至6000人。许多宦官被提拔到精英禁卫军的高级职位上。他们能掌控皇位的继承，使未来的皇帝只得依附于他们的侍候和他们的关系网。其次，各级政府官员间爆发了冲突并导致了政府的瘫痪。派系冲突过去会被有能力的皇帝平息，但宪宗之后就再也没有哪位皇帝有此能力。再者，帝国中心的软弱纵容了边境藩镇实力的发展，助长了他们自治的野心。
820年，在宪宗去世后，继承皇位的唐穆宗只有25岁。他长于深宫，对政事毫无经验，更喜欢饮宴、狩猎，纵情声色。823年，他在玩马球（一项贵族喜爱的剧烈运动）时受伤，并因此于824年去世。继他之后的那些皇帝都任凭宦官们摆布。他们不是被谋害，就是因无意中服食有毒的长生不老药暴毙而亡。穆宗的儿子敬宗，也像他父亲一样，长期和宦官们沉迷于马球。他因做了许多连宦官们都无法忍受的行为而臭名昭著。827年的一个夜晚，在和他的宦官马球玩伴痛饮之后，19岁的皇帝被他们杀害了。敬宗的弟弟文宗即位。文宗虽然尽心尽力于学习，但是他既没有足够的才智，也没有强大到可以脱离对宦官们的依靠。文宗企图摆脱他们，进行了两次流血的但最终失败的努力，最后因服丹药过量，在失望中死去，年仅30岁。
唐武宗840年即位，迅即将其从前的皇位竞争者及其支持者处死。他因对佛教徒的迫害而在中国历史上出了名。武宗在位6年，32岁时因服丹药而亡。在他死后，唐宣宗（846—859年在位）即位。这是一位有些疯狂、不易相处的人。他具有过人的记忆力，热衷于调查朝政。尽管离820年他父亲（宪宗皇帝）之死的疑案已经过去25年了，宣宗还是重新开始对悬而未决的案子进行追查，并对那些被他怀疑卷入疑案中的人进行了残酷的追究和处罚。859年，宣宗也因服丹药而亡。他的继任者——唐懿宗（859—873年在位）和唐僖宗（873—888年在位）——在任时期的特征是宦官权力更加强大，官员派系冲突更加严重，北方地区的混乱情况日益加剧。最后两任皇帝，昭宗（888—904年在位）和景宗[4]（904—907年在位）目睹了王朝最终被外族征服的全过程。
禁佛
唐朝每隔30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奉迎佛骨舍利，舍利会被隆重地转移到京城的佛寺供奉，并在佛寺中展示。818年唐宪宗在塔上看到了这个盛大的场景，于是下令宦官把佛骨舍利拿到宫中以便亲自验看。朝官韩愈可能是出于关注民生福祉之意并受到个人政治目的的驱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反应强烈，对这则有关夷狄的消息甚至有些恐惧。819年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把佛陀描述为“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5]。他认为佛教缩短了先前皇帝们的寿命，质疑皇帝卷入佛教事务。韩愈的奏折表达了一种排外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新儒学复兴之时再度盛行。他的奏折也成为代表儒家知识分子和“外来”佛教关系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在9世纪40年代，对佛教的系统性迫害突然加强。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排外意识，也和宗教间的争论有关。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由于赋税制度对贵族、大地主和佛寺的优待，寺院积累了大量的寺产，危机终于发生了。唐宪宗在位期间，为了稳定国家经济和国库收入，朝廷官员们对赋税改革的急切需要进行了讨论，但所有的建议都遭到了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宪宗死后，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贫困和饥荒使整个国家陷于绝望之中，从今河南省一直到淮河一带，乡村匪徒对百姓的残忍攻击，迫使大量的农民和佃户带着自己的财物往更加安全的地方迁移。为了应对危机，政府需要开辟新的财政来源。
在中国历史上，攫取佛寺和尚们的财产似乎是个解决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简单且为人所接受的办法。这种措施曾经在446年、486年、574年和577年都成功施行过。[6] 842年，武宗展开了一场运动，没收了4600多座寺院、庙宇和相关地产，把大量的金、银、铜铸的佛像推倒，熔铸为铜钱和贵重的金银锭，迫使佛教徒还俗。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强迫26.5万名和尚、尼姑还俗，成为普通的纳税民众。除了取消佛寺里僧侣的免税特权外，武宗还使15万名在寺院中服务的奴仆登记为纳税民众。
世俗化政策的施行者破坏了4万多座各种类型的宗教建筑、无数的经卷和其他珍贵的宗教物品。武宗在他的反佛诏书里使用严厉的措辞，把反佛运动描述为清除佛教害虫、铲除邪魔的努力。他自豪地宣称他对佛教的迫害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日本和尚圆仁目睹了这场运动，他认为这些行为对中国佛教是一场灾难。[7]
847年唐宣宗终止了这场灭佛运动，允许佛寺重新开放，恢复宗教活动。其继任者懿宗成为佛教热情的倡导者。但是，到了955年，后周世宗皇帝再一次为了解决政府财政紧张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了佛寺。他宣称国家现在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中，民心士气低下，为此他要解散大多数寺院，没收他们的金银财宝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960年，当宋朝建立时，原先30336座寺院只有2694座经历了灭佛运动而幸存下来。
后周世宗走得更远。他发布敕令，禁止那些已经由佛教实行了数个世纪的自残行为和其他的宗教献身行为。在迷乱和癫狂的状态下，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会将一部分肉体作为祭品而自残肢体，甚至自我献祭。世宗的敕令试图终止这种癫狂的“佛教狂热”以及由此狂热产生的宗教魅力。[8]
唐武宗灭佛运动开始的350年后，一位诗人表达了公众对于反宗教运动的意见，反问道：“杰屋大像无时止，安得疲民免饥死？”[9]在宋朝的精英分子和国家官员中，这仍然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民并不赞成。
乡村的盗匪
取自佛寺地产的收入充实了特权阶级和皇帝的金库，却没有使衰弱的唐朝经济稳定下来，也没有缓解日渐加重的财政危机。由于9世纪50年代的沉重赋税和劳役负担，农民的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悲观，甚至在农业发展得很好的东南地区也是如此。当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滑落到生存线以下时，为了求生他们就只有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有些世代耕种的农民情愿卖妻典子，也不愿失去他们的小块农地。但是许多人仍无法支付他们欠下的赋税债务，以致最终财产被没收。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这些曾经的土地拥有者和佃农，失去了家人和住所，于是把做盗贼当作一种可以确保获得生计的方法，由此可以摆脱地主的欺凌、高利贷者的魔爪和地方衙役的棍棒。[10]
860年1月，匪首裘甫在今浙江东部聚集了近3万名跟随者。868年，唐军在今云南省[11]的西南前线的哗变开启了其后军中粮料官庞勋领导下的大规模军队叛乱。[12]当庞勋在同一年到达徐州时，他统领下的所谓义军，由逃亡者、流浪汉、农民、乞丐、盗贼和河盗等组成，数量超过20万人。唐朝军队很不情愿地召集沙陀突厥骑兵前来镇压叛军，但也花了一年时间才平定叛乱。
政治秩序在表面上恢复了，但对普通百姓特别是乡村民众来说，生活状况持续地恶化。9世纪70年代，匪帮强大到足以攻击设防的小型城镇，并对郡县造成了威胁。这些郡县的行政管理也因边境军事冲突、作物歉收和饥荒而受到妨碍。最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科考屡试不第的黄巢——诗人和官员韦庄咒骂他是“狂寇”。黄巢出身于一个经营着获利丰厚的盐业贸易的富裕之家。最初他和他的团伙在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贩运食盐。[13] 878年，他自称“冲天大将军”，并成为所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当官兵对他施加很大压力时，他率军跨过长江往南进发。一路上为了筹集军费，他们对沿途的富裕城市烧杀抢掠。879年5月，他对广州进行了洗劫，屠杀了包括印度、阿拉伯、波斯的商人及其家属以及中国人在内的12万人。
到880年7月时，黄巢的部队已经增长到了60万人，他们第一次试图推翻唐朝。同年12月，他攻占了洛阳，并即刻西进袭取了京都长安。此时，禁卫军已经严重退化，士兵大多数皆为老弱，几乎没有受过训练。连年少的僖宗皇帝都对曾经被视为精锐的禁卫军失去了信心。僖宗的先祖明皇在756年为了逃避安禄山叛军而逃到安全的四川，他也步祖先的后尘跑到了四川。在那里，僖宗接到了消息，说黄巢已经于881年1月进入京城，自立为“大齐皇帝”，且黄巢和他的部下们已将京城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如入无人之境。
尽管黄巢以铁腕掌控着京城，但他没能得到亟须的给养以维持其庞大的军队。两年后，黄巢的部队自相残杀而以人肉为食。[14] 883年，他的军队每天杀死1000多人做军粮。食人肉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是被作为对付饥荒最为绝望的一种措施而为人所知。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食人肉也是一种虔诚、勇敢的行为，也可用于刑罚或者刑讯审问。许多时候，当叛乱者耗尽粮食时，他们会去抓人并把人吃掉。有时候他们也会把尸体卤制或腌制保存起来以便日后食用。在饥荒的年份里，人像牲畜一样被宰杀，切割成块，烹煮为食。人肉经常比狗肉还多，价格也更便宜。1366年，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里写道：“过去及今叛军皆食人肉。总名‘想肉’，或又通目为‘两脚羊’。是虽人类而无人性者矣。终至于诛斩鼠逐而后已。”[15]
随着京城惨遭黄巢起义军的蹂躏并最终陷落，远在今四川的唐廷求助于年轻的沙陀突厥人李克用（856—908）。他是北方边境地区一股强大军事力量的首领。当李克用883年接近京城时，黄巢慌忙撤到河南，其后也曾短暂撤回到他的老家山东。884年夏天，黄巢及其家人在山东被同族人斩首。次年春天，年轻的唐僖宗回到了已是一片断壁残垣的京城。
那时，唐皇室已经失去了从前对国家的控制。[16]义军蜂起，军阀割据。诗人韦庄在黄巢起义军占据京城时在长安度过了忧愁的几年。他在其叙事诗《秦妇吟》中描述了相关情况：
作为割据一方的军阀，节度使们视唐僖宗和唐昭宗如自己的附庸。朱温（852—912），生于一个贫穷的儒学塾师之家，后来成为那些任性、好斗而粗野的军阀中的一员。903年，他在皇帝住所把宦官们围捕起来杀掉，终于解决了朝廷的宦官问题。904年2月15日，他命令军队把城中的房屋全部推倒，并把建筑材料运到洛阳。同年，他下令杀死唐昭宗，并在907年迫使最后一位唐朝皇帝昭宣帝退位。同时，朱温自称为后梁的缔造者和统治者。他宣称其王朝是唐朝的继承者，并把其军事大本营开封城提升为东都。
长安在904年的损毁以及其在907年降级成为一个军府，不仅意味着唐王朝首都的事实毁灭，也意味着作为数代王朝首都的一座千年古都消失了。发生的这一切在精神层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同时，由于贵族式的价值观已不合时宜，而他们的治国历练也已显得过时，贵族家族式的统治彻底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五代十国
朱温是军阀中最成功的一个，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参与肢解唐王朝版图的割据军阀。[18]到907年为止，原先的帝国惨遭分裂，并为至少10名政权新贵把持，他们中的大多数曾是无地的农民、强盗和走私者，以及至少一个奴隶。这些人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开始于血腥的战争，通过战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的领地被统称作“十国”，这是按公元前1000年时周朝出现的地方性政权而命名的。作为一股股政治势力，五代快速取代了唐王朝，统治了曾经在其版图下的中国北部以及中北部地区，而大部分的十国政权相较于五代要弱得多。通过促进商业发展，为文化艺术繁荣创造有利氛围，有些王国在文化上的贡献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大家知道，五代在今天是指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7）、后周（951—960）。912年，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对待他的许多敌人都很残酷，但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身上。朱温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死，但是不久弑父者也被其兄弟朱友贞杀死。[19]后梁，作为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和其后的四个朝代一样，不是毁于其建立者，而是毁于继承者的治国无能。[20]
923年1月，帮助唐朝把黄巢赶出长安的沙陀突厥人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宣告建立后唐，并以洛阳为新都城。王朝的名称显示了其建立者的意图：恢复唐朝的力量。在先前屠杀中得以幸免并隐姓埋名多年的宦官们和贵族官员们又回到了朝廷。但时间不能回转：926年李存勖被哗变的官兵杀死。他的继任者李嗣源（926—933年在位）意识到了政权内部行政管理系统的弊病所在，决定采取恐吓的方式实施统治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清除了朝廷中的宦官。他也努力去恢复官僚系统的生机。官僚们已经遭受了数十年的冷落。他建立了禁卫亲军，一支专门听命于皇帝的部队。在他死后，皇位易手两次。在被后晋取代前，后唐仅仅又延续了四年。
后晋把禁卫亲军发展为一种可以将节度使及其军队置于有效控制下的工具。但在938年东北的契丹帝国迫使后晋割让了燕云十六州。947年后晋灭亡。其后继者后汉试图抵抗契丹的影响。但951年，在第二任皇帝汉隐帝卷入了对许多高级官员的谋杀行动后，汉人枢密使郭威起兵造反，宣布称帝，建立后周。深谙禁卫亲军潜在威胁且因其受益的郭威以只受他一人掌控的新禁卫军取而代之。郭威于954年驾崩，他的养子柴荣即位，之后柴荣的6岁儿子再继皇位。960年2月，禁军的殿前都点检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罢黜了小皇帝，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宋朝。他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百年之后回顾五代的历史，欧阳修总结了五代的特点：“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21]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时，它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没有一个政权能相对其他邻国居于支配领导地位。[22]宋朝继续和外族政权就其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其东北部是契丹帝国（大辽），在西北部是党项王国（西夏）。其西南部的南诏（及后来的大理王国），以及南方的安南王国（越南）在宋朝建立前就已作为政治实体存在很长时间了。沿着其西部边界的是吐蕃（西藏）和吐谷浑。即便就整个中国来说，五代的后继者中也有三个家族源系沙陀突厥人。
出于对外族政权的恐惧，尤其是北边的辽和西夏，阻碍了汉人对这些地方性政权所取得成就的认识与承认。这些野蛮人被视为未开化的入侵者，破坏了历史的正常进程，这种想法体现了传统中国历史的一种排外性，即只有中国自身内部的历史才值得被研究和被记录。辽国皇帝很了解中原文化所具有的自大傲慢特点。贯穿王朝始末，宋朝的中国人自始至终都被这些非农耕、未开化的民族所围绕。这些民族的起源不为人知，他们有着迥异的外貌，他们的风俗尚未开化，他们的行为举止令人忧心，他们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游牧生活。汉人别无选择，只得和这些难以捉摸的异族首领和统治者打交道。这些首领和统治者经常指挥其残暴的军队就民族、文化、政权以及军事方面对汉人提出挑战，而这些都对汉人王朝的霸权构成了威胁。[23]
契丹帝国（大辽）
10世纪是外族政权的世纪。907年，唐朝被后梁推翻，东北契丹部落的首领阿保机（872—926）也建立了契丹汗国。这个政权后以大辽而为人所知。它后来成为10世纪一支重要且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
契丹在公元后的前500年中生活于今内蒙古东南部，属于东鲜卑部族。[24]大多数契丹人是牧人。他们逐水草而居，依靠放牧和渔猎为生。他们饲养羊、马、牛，运用牛车，在以养驼为生的西北草原和以养猪为生的东南农耕低地之间长途跋涉。也有部分契丹人从事农耕，但大多数居住在辽国境内的耕种者都是汉人或其他非契丹族人。就像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对契丹人来说，用来制作衣服的皮革、羊毛、毛毡和毛皮都是不可或缺的。契丹人也进行易货贸易，以换取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后者被认为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商品。
当来自契丹迭剌部的阿保机在907年就任可汗（最高统治者）或汗时，其汗位还是选举制的，尽管拥有选举权的只有那些来自领导集团且属于统治阶级的成员。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家族未能尽职尽责，它将很快被其他权力的竞争者取代。916年，阿保机第四次被选为可汗，他决定遵从中国汉人的习惯，在一个隆重而正式的仪式上称帝。他的王朝被称为契丹。阿保机死后几年，其家族再次采用中国汉人习俗而非契丹习惯，使用“耶律”作为家族的姓氏。[25] 947年，契丹皇帝又一次遵循中原汉王朝的习俗，将王朝改称辽，后改为大辽。耶律氏，这个契丹部落联盟曾经的领导家族，摇身一变为帝国的皇室。[26]
983年，圣宗皇帝统治的头一年，王朝的名称又被恢复为契丹。接着在1066年又变回辽。13世纪上半叶，蒙古统治中亚期间，“契丹”（Khitan）作为一种民族称呼，被写作Kitaia、Cathaia和Cathay，传播到斯拉夫世界和南欧、中欧，并成为指代中国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指代北中国的时候。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把中国称作“Cathay”。[27]只有到了16世纪欧洲人才认识到Cathay和蛮子（南中国）作为两个地理区域，构成了那时的中国。[28]
契丹帝国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为其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范式。为确保其领导地位，他下令处死了数千名被他认为意图谋叛的反对者。916年，他宣布长子倍为继承人——从文化层面来看，这是对中国世袭继承习惯的适应。尽管耶律家族对此感到不安，但阿保机对于采用中国汉人习俗的热情有增无减。他建立了一座孔庙。因为汉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一直信奉着孔子这位哲学家，阿保机对伟大的孔子的喜爱也在佛陀之上。同样是仿照中国汉人传统的方式，阿保机建造了上京，尽管他和他的契丹贵族一直在其领土上保持着游牧的习惯——住在蒙古包里，根据季节变化居无定所地对帝国进行治理。“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四时各有行在之所……”[29]
920年，阿保机下令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一种表意文字，在这种文字里每个大字表示一个单一的字词（语标符号）。[30]五年后，阿保机的弟弟铁剌，一位契丹人里的顶尖语言专家，创制了一种小字，可以表示语音（表音符号），大字和小字放在一起就构成了词。[31]随着大字和小字的发明，此后没接受过教育的契丹人也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了。这种成就传递出一种政治信号，即契丹人决心创造出属于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在后唐的中国学者能辨认出他们的文字之前的数年间，契丹人已经用自己的文字进行了大量的公文流转。至今，有大约370个契丹小字被确认，其中的一部分也已被解读出来。[32]
阿保机当政期间的特点是其一系列的侵略性军事行动。924年和925年，他征服了北部蒙古的部落，并一直向西进占鄂尔浑河，一直到达今甘肃的河西走廊。其次子德光（902—947），占领了吐谷浑和党项部族定居的鄂尔多斯东北部地区。一年后，阿保机征服了东北东部富裕的渤海国，建立从属于契丹的东丹国，取代旧渤海国，并让其子倍担任前者的统治者。东丹国大致位于如今的朝鲜地区。
阿保机死于926年9月。他的长子是一位有教养的学者，精通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同时也是医学和音乐方面的专家。但他并不合其他契丹首领的口味，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契丹的领袖。相较于德光，他们反对长子倍成为王位继承人，宁愿要德光做继承人。德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经验的优秀战士。而且，他还得到母亲淳钦皇后（后被尊为应天太后）的支持。淳钦皇后以“铁血皇后”而著称，她掌管着一支强大且从属于她的骑兵。[33]丈夫阿保机死后，她对参与辽帝国的统治，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依照契丹风俗，她应该为丈夫殉葬，但她没有这么做，而只是砍下自己的一只手埋入丈夫的陵墓。
阿保机的次子，即太宗皇帝（926—947年在位），继续其父的军事政策。938年，他迫使后晋割让了属于今北京、河北、山西的16个州［包括幽州（北京）］和云州（大同）给辽。由此，契丹控制并掌握了两条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冲。947年初，经过激烈的战斗，辽太宗以胜利者的姿态带兵开进后晋都城开封，洗劫皇宫，掠夺百姓财物，俘获了晋出帝（意为逃走的皇帝）和他的家人。太宗不仅废黜其帝位，并以封晋出帝为“负义侯”的方式羞辱他。在占领京城开封期间，太宗肯定注意到了先进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政治价值。
947年对太宗来说是最忙碌的一年。他下令把晋出帝及其家人、后宫嫔妃、宦官和画匠等共175人流放到东北的上京。他把其王朝的名称从契丹改为大辽；同年他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建立了辽国的南京，南京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进行了城市规划。辽国向南方的扩张要求重组其政治架构。[34]辽国的领土被分为南面和北面两个地区，这种划分方式考虑到了长期存在于文化和民族间的差异。行政体制依不同原则按照双轨运行，但这两套管理体系的核心机构（政府和大臣）都在上京。
北部的行政系统被称作“北面官”，其涵盖的地区包括上京和中京，这片地区是原契丹部落所在的发源地。南部行政系统以“汉人官”（南面官）为人所知，其统辖区域包括南京、东京和西京，这里是汉人、渤海人及其他原住民的家园，故其制度有意承袭唐朝的官制。北部行政系统只雇用契丹官员，同时也拥有更大的权力。萧氏家族，其女性成员几乎全为耶律氏配偶，他们在北方拥有一锤定音的政治话语权。皇族耶律氏在南面居于统治地位。这一中国历史上首开先河的政治模式，尊重了多民族社会的特性与需求。
当947年契丹军队对今河北省的乡村进行劫掠时，他们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激烈抵抗。太宗决定撤回到北边，并放弃自称中国北方皇帝的念头。他的继任者效仿他的做法，克制住自己的征服欲，采取一种不是很费力的方法从勤劳的汉族边民那里获取财富。到10世纪时，契丹人已不再像几个世纪前的游牧民族一般行事——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烧杀抢掠。11世纪初，他们已经学会为了扩张领土，而如何攻占敌方设防的城镇。这些更加富有成效的新军事技能帮助确保其自身获得稳定且可靠的生活，同时加强了部族的团结。
982年10月14日，11岁的耶律隆绪（庙号圣宗）被选定为第六位辽国皇帝。他是辽帝国中为数不多的精明强干且深谙权衡之道的皇位继承人。在其统治的前半期，承天太后（942—1009）把持朝政。[35]她甚至指挥战场上自己的部队对抗宋军。《辽史》这样总结她的儿子圣宗及其统治的特点：“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36]经过几场战争，他成功平定了亚洲北部。997年，他统治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女真人和党项人成了他的臣属；在中原，他控制住了今北京和大同地区。
20年后，帝国版图东起中国东北地区，西至天山山脉，圣宗为中亚细亚地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权力制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7]他可以决定接见哪个国家的使节，思考哪些国家值得成为辽国的附属国，决定与哪些中亚国家交换信物并建立外交关系。他款待来自日本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人，这些人请求与契丹公主订立婚约。1005年，契丹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为辽宋之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历史名望成了盟约的保证。
辽国皇帝的国库中如今有了足够的银两用于奖赏忠诚的封臣。辽国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了大量贡品，其中包括大量广受青睐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和由宋朝使者赠送的礼物一道，不仅满足了契丹人在与中亚和西亚的易货贸易中的需求，也使他们从中获利。[38]圣宗积极组织人员筑桥修路，并为农民开垦荒地。辽圣宗迫切地想赢得汉族精英们的支持，为此，998年，他开始在其治域内定期举办进士科举考试，这是一种仅为汉族臣民开放的考试制度。[39]不久之后，每年有20到40名应考者考取。在南京举行的进士考试共54次，总计有大约2000名汉人考取。994年，人们开始采用模仿传统汉王朝历法形式的辽历。[40]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圣宗皇帝于1031年6月26日去世。耶律宗真（1016—1055）继承皇位（庙号兴宗）。又一次，小皇帝的母亲（其母名耨斤）摄政，统治帝国。即使是1034年被放逐后，她还能再次出现于朝廷并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兴宗很喜欢汉人的治理方式，他颁布了一部以汉式律法制定为基础的法典，人们在1051年对这部法典进行了修订。他把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契丹人的沉重兵役负担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契丹社会内部关系的紧张。那些坚持应由契丹族统治的反对派试图将他们治下的汉族人置于掌控之中，不允许他们购买奴隶和拥有弓箭。[41]
1044年，一场边境的叛乱导致了契丹和党项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到1053年。兴宗1055年8月28日去世后，辽国最繁荣的时期便走向了终点。
党项王国（西夏）
就像契丹一样，目前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关于党项的历史记载都源自汉人所写且充满偏见的作品。[42]我们不知道党项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朝代系列史（《二十四史》）都拒绝承认党项是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合法王朝，因而把它排除在正史之外。中国学者认为唐古特的统治家族可以确认为党项人。而党项人是从汉代起就居住于青海和四川西北部草原的羌族部落。[43]从民族语言学来看，党项人和藏人有关系。“唐古特”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735年的一个碑铭里，其名称的起源不得而知。这个名称后来被契丹人采用并传播开来。[44]唐古特人自称“Mi”或“Mi-nyag”，中文叫弭药或缅药。
我们关于党项王国所掌握的基本信息可以在此简述一下。8世纪晚期，受到吐蕃和其他民族重压的党项人，获得唐朝的准许，在夏州定居下来。夏州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荒凉地带，其地多适于打猎、放牧和饲养家畜，但几乎无法进行农耕。作为交换，党项人在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特别是在对付黄巢的行动中，给予了挣扎中的唐朝很多帮助。他们的一位首领接受了唐朝赐予的皇室姓氏——李，并被赐封为夏国公。只要党项人对唐朝保持从属地位，他们就能享有自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
党项的统帅李彝兴（死于967年）在任32年，逐步巩固了他们在西北地区的地位。宋初的几位皇帝对其军事实力有着充分的了解。宋朝的创建者宋太祖，正在寻找同盟者来对付更为危险的契丹。因此他对与党项人保持和平关系有浓厚的兴趣，在李彝兴死后追封其为夏王。尽管这个友好的姿态显示了宋朝对党项自治地位的承认——只要党项和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并俯首称臣——事实上，宋和辽的皇帝都决心要让党项接受一个附属的地位。
但之后党项和宋朝之间的关系迎来了一段艰难时期。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捧（1004年卒）喜欢汉地的都市生活，他率族人归顺了宋朝，并把党项中心区的4个州（在今陕西省）献给了宋廷。作为交换，宋朝给予其封号和俸禄，这使其得以汉族的方式生活。但多数党项人在西北当地已落地生根，且已生活了300多年，他们并不赞同这种屈辱和自私的叛变行为。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963—1004）带领一支由2万名战士组成的部队发动了一场部族内的骚乱，并对边境的宋军进行了挑衅，但不是很成功。982年经常被认定为宋夏战争的开始年份。双方的战争断断续续地延续到1004年。[45]
986年，宋朝第二任皇帝宋太宗攻辽失败。李继迁对辽表示归顺。这个举动没有阻碍另一支党项人继续与宋朝进行和谈。尽管李继迁989年娶了辽的公主，并接受了辽国皇帝赐予的夏王封号，辽和党项之间这种新建立且相当不稳定的关系最终成为二者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长期根源。[46]李继迁向西、向北扩展党项的疆土，其疆域抵达了甘肃走廊并与内蒙古地区接壤。
10世纪的最后20年，党项的各个分支部族，包括辽的属臣李继迁和宋的归顺者李继捧，构成了与宋、辽、党项三角权力制衡的第三边。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983—1032）在新千年开始后继续维持与辽、宋艰难的双边关系。1004年，他得到了辽的承认；1006年，宋真宗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他银钱、茶、丝、冬衣等。1028年，他把疆土扩展到了一些重要的贸易中心，如甘州、凉州（武威）和张掖。1038年，夏朝正式独立的经济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了。[47]
10世纪西夏和辽的关系与宋和其北方邻国的关系一样都是很紧张的。宋真宗认识到宋军既没有能力打败辽和西夏，也无法收回曾经属于唐帝国的北方领土。因此宋朝从实用主义出发，决定与交战的北方邻国进行和谈，争取获得通过物质和金钱换取的和平。这个努力在1005年与辽国的盟约中实现了；两国于1042年又进行了一次和谈；1044年，宋与西夏也订立了和约。除了11世纪80年代初的几次与西夏的战争，用现代术语的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宋朝对北方邻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平共处”。宋朝每年向辽、西夏进贡大量丝、银，因此省下了许多钱——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些钱就很可能被白白浪费在无用的军费开支上。辽和西夏朝廷用这些来自宋朝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族人、同盟者对自己的忠诚，确保他们保持既有的政治力量。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用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共处一直是宋朝解决西北地区边境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