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所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断裂。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年至960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他们那套治国之道也渐被忘却和遗落了。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已做好准备，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两点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朝代像宋朝那样愿意去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从前的朝代的统治依靠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儒士和军人，只有在宋代，思考和写作、政府和行政行为都降格为一种共有的特性，这是包弼德在把儒家术语“斯文”翻译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时总结出来的。在宋代，认同自己为汉人后代的人们当中，一种新的自尊和自觉形成了。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

汉帝国（前206—220）建立在秦朝（前221——前206）的疆土和行政统一的基础之上，唐帝国（618—907）得益于隋朝（581—618）的统一。但是宋代的统治者面临着不一样的、更为困难的形势。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960—976年在位）没有为他的帝国找到像隋给唐准备的那样充分的基础。他和弟弟宋太宗（976—997年在位）还要去征服今四川、中国中部和南部及山西的许多王国，把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第三任皇帝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采取巩固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外运用和平共处的方针，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标准。

这三位具有典范作用的皇帝希望长久地维持王朝的统治，他们知道必须建立一个不仅适合自己也适合后代继任者的统治范例。通过确定王朝的“内在性”和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他们开始了建立政治典范的行动。他们所设计的新的治国方针体现在那些格言规诫中。在执行这些新方针时，政府官员起着重要作用。和汉唐的皇帝一样，这些新任的统治者在进行变革时也求教于儒家学者，但是他们会把这些贤哲的忠告应用到他们的军事行动和政治统治的实践中。儒学的再次被应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种新型的精英统治制度出现了。

由于对过去80多年里军队所导致的悲惨后果的了解以及自己的军人出身，宋太祖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政府。他之后的宋代皇帝特意把文官的地位抬高到武官之上。为了应付边境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的军事挑战，宋朝皇帝和这些外族签订了和约。为了市民社会，宋朝皇帝对经济、赋税和财政进行了改革。宋代的学者被鼓励去研究自然，做实验，在农业、纺织和陶瓷生产、炼铁、造船、武器制造和其他许多领域内进行发明创造。商人把上述创新运用到市场，使帝国即使最遥远的角落都商业化了。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娱乐的新形式也在舞台上出现了。绘画艺术里也产生了精致的新技法。哲学家们在整个认识领域，对包括理性等概念方面扩展了他们的知性认识，并拓宽了对意识和人类成就进行的系统化分类。在法律领域，儒家训言的传播和应用使得死刑大大减少。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宋代都优于中国早期的模范朝代——唐朝。

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是形成精英文官阶层的基础。他们的兴起使得新秩序得以维持。接受正统教育成为获取拥有影响力、特权、财富、权力以及名望的职业的关键。新官员是从士大夫型精英、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富有的商人家庭的孩子中选拔出来的。书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轴的，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生产印制，并具有封面。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们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赵汝愚1194年担任主考官的时候宣称，一位儒生应该庆幸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氛围中，儒家学说在政治上、道德上和行为上的意识形态化，已经不仅能成功调控社会行为，也能调节上层社会的个人行为。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通过科举考试一直是历朝历代无数有雄心壮志的男人的志向。

尽管科举是通向获取社会地位和舒适生活的阶梯，但大多数宋朝人并不属于官僚阶层。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社会的最底层是贫穷的、毫无权势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而社会的最上层的人们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宽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其家人和奴仆，人数超过百人。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农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的朝代要好，但是大多数人要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去，虽然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如何为自己和家庭获取足够的食物而免受压迫、剥削和不幸。大量接近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自耕农承担了税赋和劳役。他们确保了经济的繁荣，也保障了其上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安宁，并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时期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见证了普通百姓和富贵者的生活和劳作情形。宋代诗人们同情劳动者，对压榨百姓的官员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进行了控诉。但最终诗人们还是把大多数人的命运视作一种自然状态。罗烨（其生平不可考）在其《新编醉翁谈录》中说：“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人逃脱了“蒙者”的称号，宋代的这些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日晒雨淋，忍受着地主和监工的呵斥和鄙夷，还得承受官吏的腐败，在债务陷阱中苦苦挣扎。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把他们作为审美和哲理思考的优先对象。少数享受特权的儒士和官员热衷于具有深刻哲理的问答游戏，对那些蒙受巨大苦难的人毫不在意。洪水、干旱或蝗灾导致他们无法缴纳官府的税粮，使得他们债务缠身。那些放弃了土地而以手工艺谋生的人们，他们赖以生活的工钱还得受制于屋食之贵贱，就如韩愈（768—824）在其《圬者王承福传》中所说的那样。[1]

如果说宋朝从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它也为其军费的短缺而付出了代价。农耕的汉人已经与北方和西部非定居的游牧民族相处了好几个世纪了，对那些民族的需求以及如何应付他们的侵略、如何与他们战争，积累了许多经验。虽然和许多朝代一样，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但是宋朝从一开始就要和这些非汉族政权一起分享唐朝的疆土。唐朝灭亡后，中国的北方和东北地区就被外族统治了40多年。而在其南边的中原地区和中南部，在五代（907—960）和十国（902—979）时期被分裂为多个国家。唐朝崩溃后的动荡时期，汉地被军阀分据，各自为王。这对宋朝来说，就如同面对着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现在却无法赎回的抵押物。

这是一份最棘手的遗产，被传给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宋朝。宋朝皇帝和官员们都很担心难以应付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王朝统治和种族优越地位的威胁。甚至在979年统一之后，宋朝的精英们都没法把宋帝国和辉煌的汉唐王朝的开疆拓土成就相提并论。这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个障碍，一直没法克服。宋朝领土最多时是260万平方公里，这比唐朝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小多了。在宋朝319年的统治中，之前和其后没有一个“中国”像它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国被分为不同的国家、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有各自的种族和文化认同，也有自己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政府），它们中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国独大的。从所处的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来说，宋代的历史可以被当作一个地方主义范例来研究。[2]然而宋朝即使在领土已极度缩水的情况下，最终也没能免于灭亡的命运。

按宋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他们边境上的蛮夷与汉人大不相同。这些蛮夷并不讲同样的语言，也没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服饰不一，头发被剃剪，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那种地位等级差别的礼仪。而这点对汉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君臣、父子、男女有别。简单地说，从汉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蛮夷并不生活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在其边缘。当这些外族部落在政治上与宋平起平坐，并在军事上占优势时，汉人就会在文化上鄙视他们。

尽管从9世纪早期的韩愈一直到后来的儒学家们留下的文献中，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少排外的倾向，但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上进行论证的。对儒家来说，一个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决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国人还是蛮夷。在韩愈之后的大约250年，邵雍这样来阐述他对自己和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的理解：“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3]但历经了100年的时光，儒家对中国北方异族邻居的态度已经变得强硬了。功利主义哲学家陈亮这样描述中华世界里的蛮夷之地：正如古代圣人不与蛮族共享中原，“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4]在宋朝边境的这些异族中，只有后来最终吞并了宋朝的蒙元王朝给中国的价值和实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这些少数民族被视为“非汉族的中国人”。这种现象和现代的多种族国家意识来比较，差别是多么大啊。如今的这种观点其实不符合宋人的看法，也不是他们的非定居邻居的看法。

1126—1127年，由于异族金人的入侵，宋廷被迫放弃了位于传统中国的中原地区的京城开封，迁移到陌生的南方地区。他们在南方继续统治了152年，直至1279年。面对着军事实力强大的北方对手，北宋和南宋能竭尽所能地延续王朝的统治，这已经很令人惊奇了。宋帝国在面对进攻时表现得比较软弱。儒家学说在原则上对战争是谴责的，和平之路被视为王道，战争被认为是霸道。这个正统观点已经受到了批评，在实际中，军事战略家和道德思想家（都是受过教育的儒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争论和平、战争和防御的问题。甚至朱熹（1130—1200）——这位新儒学的道德伦理的捍卫者——都宣称，女真人就是敌人，中国人是不能和他们在同一天空下生活的，因为他们杀害了汉人的父辈。而那些主张对异族政权采取军事主动的官员却在朝廷处境不佳，因为大多数的朝廷官员喜欢和平共处的政策。

甚至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宋朝仍旧采取陈旧不堪的防御策略，但没有任何起色。整个宋代共与北方异族政权签订过四次（1005、1123、1142和1208年）屈辱的和约，宋朝的地位也从王朝降为地方诸侯，因此其“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原则遭到了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按现实政治原则与北方强邻订立和约。那些务实的宰相在影响国家经济的财政事务上经验丰富，他们劝说皇帝，每年给异族支付岁币，远比把金钱投入到结果无法预知的长期战争更为经济划算。

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最终它也被外族灭亡。宋朝的苟延残喘以至最后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它对内政比对军事的重视可说是其国家衰弱、士气消沉、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最终，宋朝为抵御外族入侵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抵抗也宣告失败了。但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政府政策也深受这种古代哲学伦理和教化观念观的影响。由宋朝那些有创造力的统治者、士大夫和艺术家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并强化了汉人子孙的中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之后持续了若干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