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模范的统治者

960年至1022年间，宋朝初年的皇帝们与他们的宰相在朝政处理、思想活动和个人行为等方面都为后继者确立了很高的标准，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头两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太宗）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被看作统治者的典范，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他们不仅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对政治也有着敏锐的感觉。[1]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继承其父与伯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在这三位善于学习的皇帝的统治下，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1169年，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陈亮在一份奏章中说：“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2]

所谓“儒家社会”，在这里并不意指任何抽象的、理论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与儒家自古以来所一向倡导的理想社会结构相混淆。因此“儒家社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3]。儒家典籍提出了以“仁、义、礼、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其中也包括重文轻武以及礼俗制度等，而儒家思想也深深地根植于这些概念中。儒学也被有教养的上层阶级视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这些人通常是受过正统教育的社会精英，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依靠其他阶层所提供的服务生存。

尽管儒学吸收了一些诞生于先秦甚至上古时期的宗教元素，如祖先崇拜和国家献祭（二者都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但同时也饱受争议），但儒家社会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并没有可比性——后者的政治结构与一神论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宗教总是宣称掌握着唯一的权力。宋代皇帝在生活和礼仪方面遵从儒家准则，但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道教和佛教信徒。从13世纪开始，先前注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才开始转变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4]

宋朝的儒家社会形态在王朝后期并没有继续存在下去。与19、20世纪那种把儒学视为束缚中国发展的批评相反，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王朝的建立

959年7月27日后周世宗皇帝去世，其6岁的儿子继位。此后不久，随着宋朝的建立，后周走向灭亡。960年初，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部队向北进发抵抗契丹和其盟友北汉的进攻。赵匡胤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5]

依照事先安排好的篡权计划，那些忠于赵匡胤的将士，在开封东北大约20公里的陈桥驿站宣布谋反，并拥立赵匡胤为天子。[6]将士们恳请赵匡胤接受皇位（将士们的请求也是事先计划好的），在推脱了三次后，赵匡胤终于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将领们必须听令于他，不得伤害小皇帝和开封城里的百姓。此后不久，赵匡胤正式宣布控制整个后周帝国，小皇帝被迫让位。宋朝于960年2月3日建立。

宋太祖（意为宋朝的始祖）赵匡胤以“宋”命名他的新王朝，是因为他在夺权之前被分封在今河南省，而其封地古称即为宋。宋太祖控制了全国111个州，下辖638个县。[7]他定开封为东都（之前被称为汴州），后梁、后晋和后周也曾定都于此。和之前的大部分王朝一样，赵匡胤也设立了陪都，即西京（洛阳）。[8]

宋太祖在位17年，为位传18帝、延续了300多年的宋朝奠定了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者皆宣称自己受命于天。他们不仅为后世继承者树立了无可争议的理想典范，也在行为上给他们做出了表率。他们建立并实践了一系列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制度，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后继者和臣民严格遵守并执行了这些制度。

编纂于14世纪的《宋史》这样解释王朝建立者的典范作用：“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9]大约在1060年，哲学家邵雍赞扬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列举了几个理由，其中一条是，王朝建立后天下太平，百年来未受叛乱的威胁。[10] 100多年后，哲学家朱熹客观地将其总结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11]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12]

宋太祖是北方人，祖籍今河北涿州，生于洛阳的夹马营，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二。据传他出生时，“红光满室，紫气盈轩”[13]。太祖长于统军、骑射，同时精于政事。他并不因官员与皇帝意见不合就处死他们。对于失职的官员，赵匡胤一般采取的惩罚措施是剥夺俸禄、官衔和爵位，贬谪到边远之地。这种处置也被之后历任皇帝奉为成例。资料显示，尽管那些对皇帝构成威胁或不忠于皇帝的官员惨遭暗杀，但就南宋时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官员们受到朝廷优待文官政策的保护，因而官员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参与朝政讨论，并就其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批评。

宋太祖不仅爱民如子，而且为人亲和，其治下人民生活在儒家教化中，因而他受到史学家们的崇拜，并被视为人民的守护神。太祖品性谦恭，憎恨奢华无度的宫廷生活，他同情劳苦大众，心系天下福祉。正如著名的学者、改革家范仲淹所总结的那样，太祖皇帝品德高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4]

统一疆土

宋太祖登基后，结束了长达80多年的混乱局面。过去80多年间，叛变、战争、劫掠、流血和屠杀充斥其中。但他仍面临着一大堆棘手问题。为了统一天下，他必须将各地的割据军阀消灭。文官体制的建立有效支持了新政府和其行政体系的确立，一批出身于精英阶层，且训练有素、忠心不贰、甘于奉献、知识渊博的新官员也获得了提拔。此外，帝国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及外交政策来处理与契丹帝国的关系。赵匡胤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上述任务，尽管在其有生之年，没能目睹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给手下将领加官晋爵的同时，赵匡胤也很清楚这些军中弟兄们的政治野心是何其之大。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军队将领们的紧张关系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初他黄袍加身时命令将领们必须发誓服从他的命令。赵匡胤因兵变而称帝，自他进入军队起，他就明白能够号令一方的将领对新王朝所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大，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实现统一之前必须依靠这些军队。在统一天下的大业结束后，深知武将专权弊端的赵匡胤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赵匡胤强烈地希望给已经战火连绵了几十年的国家带来安定。通过巩固文官体制，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将领们担心失去名誉、地位、政治影响力和金钱利益，因此任何意图削弱军权的社会改革，都有可能在改革者与军队将领间爆发无人愿见的冲突。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尽管目前对于史书中记载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是否有出入这一点仍待商榷），宋太祖向他的谏议大夫赵普（922—992）求教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难题。这位忠诚的官员建议皇帝首先应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太祖采纳了这个建议。[15]他巧妙地策划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交活动”。961年8月20日，他召集了曾经助其登上皇位的同谋以及其他高级将官到皇宫饮宴。这个场景便是日后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意为通过小心谨慎又不失幽默的方式解除某人的权力。[16]他委婉而巧妙地建议将领们应该放弃兵权，远离皇都，改任地方文官。作为补偿，朝廷将赏赐给他们宅邸和大片的田产，足可以供他们安享余生。太祖向将领们说明了自己目前面临的情况，并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们。翌日——或如故事所发展——所有的将领们都接受了太祖的建议。

在后来的岁月中，老将们陆续被那些资历较低但更加忠于皇帝的年轻将领所取代。这些新将官们在行军打仗时坚持这样的人道原则：一不抢劫乡村，二不虐待平民百姓，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杀戮。[17]这种统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受到了同时代的人重视，也为后代继任皇帝所牢记。

但宋太祖强调文官优先的原则并不是要减少军队的人数，相反，禁军和地方部队中职业军人的数量一直在稳步上升。[18]到10世纪70年代初，皇帝个人直接指挥的军队估计就有22万人。[19]在他死时，这一数字已达到37.8万。由于太祖既要统一南方各国，同时又要在其继承的后周区域维持秩序，军队数量的膨胀就在所难免了。太祖之弟宋太宗赵匡义在位期间（976—997），军队人数上升到66万；1018年，当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提出要裁减帝国军队时，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1.2万。

统一全国和征服十国时期残留下来的6个国家不仅是政治需要，也是经济需要。皇帝急需金钱以便确保能够应对北方辽国的边境战争。而获取战争经费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征服中南部的这些王国使其归顺朝廷，并向其征收赋税。在面对统一天下并将其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巨大挑战时，太祖对其弟太宗说：“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币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20]

在之后的20年间，太祖和太宗先后征服了几个仍独立的割据势力，并使其归顺。随着计划的实施，宋朝先是于963年征服了长江中游的南平，之后于965年征服了位于今四川省的后蜀。但在968年，太祖对于下一步何去何从举棋不定。作为将领，太祖知道平定与强大的契丹接壤的北汉将会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但取得对北汉的胜利绝非易事。可能先统一南方方为上策。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决定去咨询谋臣赵普。[21]

正如赵匡胤过去经常做的一样，他乔装后溜出皇宫，前去与谋臣会晤密谈。画家刘俊为这一情境作画一幅，题为“雪夜访普图”。赵普早返回家中，但还穿着朝服和官靴。他听到了前门有人敲门，推开门，吃惊地看到皇帝站在那里，门外雪花漫天飞舞。他们在客厅中的垫子上坐下来，炉中的炭火正烤着肉（图1）。赵普的妻子给他们斟上酒，两人开始商谈起皇帝忧心忡忡的心事。赵普劝他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22]之后太祖采纳了赵普“南易北难，顾先易而后难”的策略，在解决棘手的北方前先征服了南方剩余的几个地方政权，并使其归顺。[23]

位于两广地区的南汉于971年归顺，地辖江西、定都南京的南唐于975年归顺。宋太宗在976年即位后不久，便于次年完成了对东南地区吴越国（在今浙江省）的最终征服，最后在979年初平定了位于今山西的北汉，一个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政权。在北方，宋朝的统一进程多次由于辽国的干涉而受阻，特别是在1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甚至在979年完成统一后，宋朝军队在7月的高梁河（位于今北京西直门外附近）边遭遇惨败。[24]率军北征的太宗差点被俘，靠着一辆骡车的帮助才得以逃脱。两个月后宋军在满城又被击败。真宗在位时宋军更是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

太祖在976年11月14日，暴毙而亡，时年49岁。[25]当时大雪纷飞，太祖召集他的弟弟到病榻前，给他留下有关皇位继承的遗言。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因此疑窦丛生。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赵匡义谋害了他的哥哥，这便是所谓的“烛影斧声”。但更可能的是太祖在履行他在母亲杜太后病榻边所许下的诺言：在自己死后将帝位传给弟弟，尽管太祖死的时候两个儿子已成年。按帝位继承顺序，传弟不传子的做法前无古人，但这样做也可能会防止王朝出现危机。[26]一位道士据称受神仙托梦，声称“天命不可违”，弟弟继位便是顺应了天命。[27]太祖的两个儿子都不长寿，长子979年刎颈而死，次子后来也莫名地死去。

中央集权

宋太宗和他的兄长赵匡胤一样出身行伍（尽管他并不如兄长那般喜爱军事）。979年，他统治的疆土为宋朝历代最广。984年，他正式昭告天下，五代十国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已经彻底结束，之后宣布由宋一朝承火德，尚赤，说明宋朝乃上承天意，下启民心。红色曾经是周朝的国色。同时，长久以来深刻影响宋代士大夫的儒家哲学也产生于周朝。

除了继承其兄的统一大业，太宗也积极投身于内政改革中。一百多年后，徐度（约1156年）这样描述王朝早期的治理：“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28]皇帝向朝臣咨政在宋以前已有先例，但与唐初皇帝与宰辅品茗议政的情形不同，宋朝皇帝与朝臣交换意见的氛围已不再轻松了。[29]太祖和太宗可能在宴会或其他聚会中招待高级官员，并就政策的利弊问题向官员们咨询。但宋初的这两位皇帝最终在重要问题上还是会自己下决断。半个多世纪后，欧阳修在其《为君难论》中评论道：“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30]

唐朝的官员在颁布重大决策前只要得到皇帝的“准奏”就行了，而宋朝官员们对前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宋廷的官员们对皇帝的威仪感到害怕和窒息。因此，他们要求可以把有关的事情书写成提纲，在朝会举行前提交上去，让皇帝做预先的考虑。于是一种新的官僚决策体系建立起来，且皇帝将其定为成式。尽管这些书写的提纲更加强了皇帝的地位，提高了朝廷的权威，但只有统治中国的是一位工作狂式的皇帝时，这种直接式的统治类型才起作用。宋真宗在位期间，高级官员们在朝廷里取得了影响力，非正式的讨论和决策成为常态。

在建立了王朝特别是统一疆土后，太祖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即在国家各级中央机构、地方行政衙门、政府各部门和专业部门的官员。太祖很欣赏这类人对王朝的支持，他们在皇帝和百姓之间起着可靠的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无人能够替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没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贵族、商人行会等制度化的组织。而欧洲这些组织可以维持城市的运转，平衡国王的权力。宋帝国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确实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宋太祖最终选择的统治制度类似于唐代，但有一些基本区别。

其一，宋朝皇帝不再能依赖贵族了。这些贵族的权力是建立在出身和地产之上的。在之前的80多年的混乱中，战争和朋党之争明显削减了贵族们的数量，并削弱了其影响力。一个新的阶层——出身更加多样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

其二，宋朝采用了唐朝的政府制度。唐代的这个制度中包含许多早应淘汰的机构、职衔和职能。它迫切需要进行重建。头三任宋朝皇帝努力消除官僚机构之间的分歧，裁减冗员，提高制度的效率。但久而久之，形成了甚至更为复杂的叠床架屋式的官僚制度。

其三，宋太祖如此设计政府架构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加强并集中权力于自己手中。官僚机构的设置仅为他的王朝利益服务。他任命了一群精明强干的官员，后者对他直接负责。这套中央集权制度的效率取决于皇帝本人的精力多寡以及是否具有献身精神。当能力不是很强的统治者在位时，中央集权的缺陷就变得很明显了，特别是北宋灭亡后国家处于分裂时，南宋没能找到加强权力的方法。

据《宋史》记载，政府传统上由三大部门组成：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的职责是“辅佐皇帝，统领百官和管理国事，统制百事”。[31]三省的负责官员在品级上是平等的，但从他们所附加的头衔和从他们所遵循的资格原则看，其官职名称的内部差异是很明显的。[32]只有中书省是位于皇宫禁地，它在决策中有极大的权力。另外两个省在皇宫之外，其功能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核心。他们负责处理各类文件和执行皇帝的决定、法令、命令，并遵从其指挥。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33] 1129年，中书省和门下省被合并为一个省。

财政事务由三司掌管，这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在唐朝时曾受宰相领导。另外一个独立的实权部门是枢密院，其地位与中书省相当。这两个部门拥有极大的权力，能对皇帝施加影响。[34]然而各级政府机构的重组与建立毫无疑问是为了适应宋初皇帝乾纲独断的需求。只要建立这套机制且醉心于权力的皇帝还在位，这套复杂的官僚系统就能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通观整个宋代历史，许多实例都向我们证明，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皇室内部，宰相们的影响力都在逐步增大，官员间的派系斗争也愈演愈烈。然而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并没能让负有天子之责的皇帝们感到轻松。他们肯定感觉到这个制度的焦点是处于权力中心的自己身上，他要处理每件事，肩负重责。生理和心理尚处在弱势的小皇帝还得任由太后和朝臣摆布。

宋太祖需要有学问的人来担当高级别的官员，特别是与他密切接触的宰执。因此早在973年，皇帝就“御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在这样的场合皇帝可以对这些栋梁之才有一个直观的印象。[35]殿试不是宋代的产物：689年，唐代武则天就实践过这种制度。宋太祖在位期间，有近350人被录取。[36]宋太宗认识到庞大的帝国需要大量尽忠职守的人才，于是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文官招募制度。977年，他宣布广征贤才。不久之后有500名贤士获得了任用，担当各类各层次的官职——在一年内取士及第的人数比太祖一朝的总人数都多。太宗时期共取士5816人，其中大多数人出身寒微。[37]

宋真宗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录取规模大大超过其父。他在任的第三年（公元1000年），进京赶考取得功名的士子就达1538人——这在整个中国科举取士的历史上是最高的数字。

通过这个复杂的笔试考试（科举考试）制度，一部分考生能获得最受尊敬的头衔“进士”［御赐学者之意，经常在西方语言中被翻译为“文学博士”（doctor of letters）］。983年，皇帝在京城西部的皇家花园琼林为新科进士举行庆贺宴会。从此琼林宴相沿成习。这些新进的士大夫的世界观不是出自其家庭背景或出身，而是来自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来自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来自他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通才所具备的能力。于是，对于儒士来说，一个新的职业——职业文官——和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这个职业和阶层的家庭出身范围更为广泛。社会认同这些官员是国家精英，这种观念持续了近千年。

印刷和政治

在中国印刷和书籍出版史上，10世纪具有重要的地位。[38]宋初有几位官员和学者曾主持书籍印制。其后宋太宗发起并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他因此被人们称为有教养和博学的皇帝。[39]除了在1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继续出版儒家经典外，太宗还开始了正史的校勘工作。[40]其继任者真宗和仁宗继承了这项新“传统”，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正史中的“二十一史”。由于“二十一史”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人们都不提宋初这些皇帝在其他领域的成就。

这些编撰成果无疑使得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工作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理解，而太宗的这些编撰工程也是一项不应被低估的政治成就。在令人可疑的情形下继承兄长的帝位后，太宗继续任用太祖手下的学者去从事典籍的编撰工程，以免人们对他统治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太宗任用了许多已经归顺或来自被平定地区的学者，这些人在其旧主死后感受到了压力，但受命进行典籍的编撰工作肯定会让他们稍为安心。800年后的乾隆皇帝也看出，宋太宗的典籍编撰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这位背负“篡位”之名的皇帝积德。

太宗进行典籍编撰出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925年，四川的后蜀政权的大臣毋昭裔就进行了《文选》（一部最初编撰于526—531年的作品）的编印。辅佐过11位君主（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的五朝老臣冯道，对此印象深刻，于是他也展开了一项用木刻版进行儒家经典印制的工程。该工程最终于953年完成，印出130卷。似乎是要在和冯道的竞争中先拔头筹，毋昭裔于951年在四川又出版了另一版的儒家经典。这些书籍私人都可以购买。

965年平定后蜀之后，宋太祖在一堆被没收的书籍中偶然看到了毋昭裔的名字。因为皇帝喜欢其印制的书籍，毋昭裔成了后蜀唯一没有被惩处的高官，他的财产也没有被没收。至于冯道，宋朝官员们（自然地）把他当作了五朝所有罪过的替罪羊。100多年后宰相、历史学家司马光批评冯道“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也就是说他缺乏忠贞。[41]

大量编印出版典籍的行为也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相比于佛经的广泛印发，10世纪中期中国典籍的出版已经落后了200多年；编印典籍已成为儒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媒介。受命于太宗的学者们被指派到相关的机构和典籍收藏部门，进行广泛的文献材料的收集、编辑工作。最初印制出来的出版物之一是982年出版的《文苑英华》，这是继《文选》后第一部多达1000卷的诗文总集。三部主要的出版物名字都附上了太宗在位的年号——太平兴国（976—984）。第一部是978年的《太平广记》，由李昉（925—996）和其他人主编。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神话内容的文言小说总集，它包含了传说、魔法、事物的预兆和预言、怪才、梦境、鬼怪故事、异事等，绝大部分故事是从485部汉唐期间的原书中引录的。

几年之后的984年，李昉和其他十几名学者又编了一部《太平御览》。这是关于当时人们已知知识收录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条目选自1690种图书，按编年次序编成1000卷5363条。该书内容主要涉及天、地、皇王、文学、仪式、军事、疾病、解剖、四夷、百卉、动物。太宗花了一整年时间才阅读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980年前后，乐史完成了第三部带有太宗年号的巨著：《太平寰宇记》。和另外两部一样，该书也是依据于唐代的典籍，有200卷。作为一本国家地理志，它继承了813年由李吉甫编写完成的篇幅相对较短的同类作品《元和郡县图志》的体裁。乐史这部书对后世地方志的编撰方式和组织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主要由宋太宗公开支持的大型类书编撰工程证明了宋朝要继承和发扬汉人传统的决心。[42]为了宣扬其成就，他去世前的一年，即996年，太宗又任命了以邢昺为首的士大夫“准备编一套权威版本的（儒家）经典文本”。[43]宋真宗对编撰书籍也很热心。在他的重视下，《七经义疏》于1001年完成并出版。该书有165卷。1011年，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三经注疏》的一个版本完成——这是一套对科举应试者和将来的中国文化史学家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书。[44]

现在，对科举应试者来说，由于可以获得文学和历史学典籍的复制本，因而凭借这些书籍为考试做准备也就成为可能了。印刷技术也使宋朝出现了“文艺复兴”。在此期间国家取得了对知识增长的控制权。通过选定什么书可以出版和什么书不能出版，书籍出版水准得到了提升。士大夫们帮助国家界定人们需要怎样的知识以及需要接受怎样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皇帝对这些出版工程的参与使朝廷得以建立一整套的印制出版标准和惯例——如作者和书名、印刷用纸和用墨、书籍的格式和装订——对宋朝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成功和宋代社会对印刷品的普遍接受，如果对于大多数渴望成为官员的人来说，书籍的价格不是处在他们都能接受的水平上，儒学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得到复兴。

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印刷品的出现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靠手抄经书为生的学者，他们的抄本逐渐被印刷经书取代，因此反对尤其强烈。多才多艺的作家苏轼（1037—1101）担心学术质量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叶梦得（1077—1148）抱怨印刷文本即使印得错漏百出，也会被人认作正确无误，这会使文本的质量下降。朱熹——虽然其新儒学哲学传播主要受益于这一新媒介——抱怨人们读书不细心，粗枝大叶，不再用心读书；而且人们开始认为手抄书卷是过分的要求，朱熹对此也不以为然。

尽管有这些抱怨，人们在11世纪还是见证了活字印刷的诞生。这种技术可以取代雕版印刷。士大夫沈括（1031—1095）把这个新发明归功于11世纪40年代的毕昇。但是只有王祯，这位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士大夫，克服了印刷术的技术难题，用活字印刷术于1298年出版了一部地方志。[45]

这些公开展示的伟大编撰工程不仅证明了宋代皇帝自视负有维护文化传统的责任，也证明了他们准备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手段来普及儒家学说。由于宋代印刷术的普及而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成果是不可估量的。由于纸张产量的提高，东南地区和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印刷中心。他们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了各种标准——从版面的编排、字体和印刷用墨的颜色到纸张的质量和装订的方法。随着上述这些技术和标准的改进，上层阶级在阅读、写作和藏书等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曾经的个人手写稿不再被手写传抄，而是通过无限地印制以供给市场大众，印刷品的价值和价格也发生了变化。手写稿变得稀少而珍贵；相应地，大家都买得起印制的书本了，翻刻也更容易、更廉价了。学者们也能进行书籍的收藏，甚至可以建立藏书楼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与数十年前书写编排领域爆发的革命相媲美，后者使打字机被个人电脑所取代。

文治

宋真宗在位近25年，他缺乏战争的经验，也不乐于拥有战士的名声。相比于其专制的伯父和父亲，真宗被认为是一位充满书卷气且优柔寡断的文弱皇帝，很容易因为大臣的争论而摇摆不定。[46]但是在统治的初期他很好地发挥了他的才能，扩大了科举范围，完善了各级行政架构。中书省成为皇帝与宰执们进行定期性磋商、决策的最重要的机构。

真宗努力按父亲传下来的文治之道施政，他是个近乎理想的儒家统治者。根据规定，朝会在逢五逢十的日子举行。黎明时分真宗就在皇宫紫宸殿举行早朝。皇帝接见宰执们及来自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官。他听取大臣们冗长的报告，接受奏折，其后进行讨论和决策。这项处理奏章的工作在早餐后继续。只有在下午，皇帝才能从他的政务中抽身出来放松，享受他的独处空间。

皇帝在晚上可能要与大臣们举行另外的会议。我们从吕公著1085年提交给神宗皇帝的上奏中了解到，皇帝每时每刻都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和品德规章：“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常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47]

真宗基本上按太祖、太宗所树立的榜样进行统治。在他之后，统治模式都是相当一致的。到了1078年至1085年之间才出现了一次新的统治机构的重新调整。[48]如果真宗的统治到1004年即止，那他的决策和施政将确保他能在宋代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然而他的统治时间远远超过了1004年1月25日，那年他将年号由“咸平”（天下太平）改为“景德”（彰显德性）。

年号咸平实际上并不代表真的是完全天下太平。直至太宗去世前，一件长久以来都悬而未决的事情让太宗久久不能释怀：面临着好战的辽国契丹人的军事威胁。早在999年，真宗就想和契丹人讲和，而当时契丹军队正劫掠中国北部。他的外交努力失败了。但是即便过了200年后，真宗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时人洪迈的赞许。[49]

在辽帝国由萧太后统治时期，契丹所有的军队都听命于她。1004年秋，充满自信、浩气凛然的宰相寇准说服真宗效法先辈，亲自指挥宋军作战以在军中建立威望。真宗断然拒绝了王钦若所提的像唐朝皇帝那样迁都南京或四川偏安一方的建议，他决定要表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决断力。[50]

军事冲突还在继续时，宋辽之间就进行了谈判。契丹人冒着后勤补给线会被切断的危险从其本土长驱直入进入中原。真宗想停止双方的杀戮。由于担心战争的扩大，宋辽两国的皇帝最终在1005年的1月19至25日同意签署两则盟约，1月28日互换文书。誓盟在开封以北的一个小城澶渊签署，史称“澶渊之盟”。[51]

宰相寇准和真宗宣布与辽国的和约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项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内含两则最低限度的妥协：每年宋补偿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军费。[52]20万匹绢的长度，伸展开来，可以达到约2400公里。就宋代国库的财政负担来说，纳贡的丝织品大约占11世纪宋代任何一个年份以丝绢形式上缴的赋税收入份额的1.5%。[53]银两岁币对宋来说代价更为昂贵，因为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化不定的银生产状况。另外，双方还同意不再去骚扰对方的农耕，并停止在划定的边界沿线建造新的堡垒和沟渠；双方承诺不得隐匿越界的盗匪、逃犯。[54]

当时大多数人和后代士大夫都对寇准的行为表示称赞和敬佩，因为他面对蛮夷采取了明智而务实的策略。他一手抓军事防御部署，一手抓德性教化，平息了和蛮族的争端。他没有割让给北方异族任何领土，以可承受的代价成功使宋辽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55]真宗把和平共处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合理选择。然而一些官员，如寇准的对手王钦若，批评寇准的策略是鲁莽、危险和令人蒙羞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和约的问题是：宋朝皇帝实际上承认了辽国皇帝是与他对等的，反之辽国那边也是如此看，因此实际上他们地位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统治者的观念也就差不多沦为夸夸其谈了。

中国人维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签订盟约引入一个“兄弟关系”。根据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辽的统治者承认宋的统治者为“兄”，而他自己为“弟”。不过，宋人肯定是非常了解诸如“澶渊之盟”这样的兄弟和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宋朝再无可能“恢复唐朝的辉煌”，这在1042年双方重新商谈1005年和约时就表现得更明显了。1042年的谈判更加强了双方的外交对等地位和兄弟之国的关系。宋给辽的岁币提高到每年绢30万匹、银20万两。[56]

在某些政治领域，盟约并没有被斥责是一则丧权辱国或卖国求荣的条约。由罗从彦所著、1225年出版的私人历史著作《尊尧录》中，很好地反映了一些因条约而带来的有利因素。在书中我们知道了“澶渊之盟”的设计者寇准，成为960年至1063年间为数极少且备受尊崇的10位著名官员之一。[57] 14世纪《宋史》的编撰者如果觉得“澶渊之盟”对国家来说是个灾难的话，他就不会评论说：“宋于汉、唐，盖无让焉。”[58]

尽管“澶渊之盟”被众多史学家看作维系辽宋百年和平的一次大胜利，真宗显然还是对蛮族做了妥协和让步，因而感到相当厌烦。宋朝支付的岁币让真宗年复一年地想到宋朝相对于辽的军事弱势。尽管他的和平政策在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年宋朝与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

寇准在“澶渊之盟”签订一年后的1006年失势下台，朝廷上的反对派把他贬到了遥远的广东。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1023年——时间长得足以让他目睹真宗统治是如何由盛转衰的。真宗转向了寇准的老对手王钦若，他问王钦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59]为了重振帝国的威望，摆脱耻辱的感觉，真宗听从王钦若的建议，接受了上天会对人世进行超自然干预的思想，效法古人奉迎“天书”。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奉迎过“天书”。这个历史先例给了真宗勇气，使他参与到1008年的一场欺骗事件。这年他改元“大中祥符”，从名称上不难发现，年号与之前发生的特别事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真宗也模仿了唐玄宗曾举行的盛大的封禅祭祀。祭祀在泰山举行，由皇帝祭拜天地。离真宗最近的一次封禅已经远在公元725年了。[60]据载，有24375人——包括高级和低级官员、和尚和道士、蛮夷的代表和地方州县的耆宿——上书皇帝请求封禅祭祀。封禅在获得巨额赏赐的王旦和虚伪的王钦若的监督下，于1008年11月举行。[61]

1009年1月回京的路上，真宗拜访了曲阜的孔庙和孔子墓，并为这位圣人举行了祭典，并仿效唐玄宗对孔子进行了追谥。真宗在泰山极尽奢靡的祭祀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禅活动。但他本人继续于1011年的春天，在道士的建议下又进行了其他的祭祀活动。

真宗的统治从1006年贬责寇准后开始衰落。缺少了贤能的宰辅，他在政治上自甘软弱，逐渐地依赖于那些缺乏才干的人。真宗皇帝于1022年3月23日去世。在其去世前，奸佞之臣一直擅弄权柄，把持朝政。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其权威名不符实。[62]然而，真宗在疆土管理、户口、赋税收入以及科举考试制度上无可争议的成就即使和他伯父和父亲相比，也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至于宋朝与异族政权的外交关系，太祖已经为后世和平共处的模式铺平了道路。在统治之初，真宗就想过从契丹人手中赎回后晋于938年丢失的燕云十六州，但没能成功。然而他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成功修改了伯父的战略。他相信与异族建立长期性的双边友好关系，可以取代从前耗费巨大且极具风险的战争，获得双方的和平共处。他开创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其伯父与父亲的对外策略，并且在其在位的头十年完成了对王朝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