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工资的重要性

第一章 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在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能够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肩而立。从一个仅仅在一百年前还闭关锁国的国家起步，日本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短短一个世纪内，日本不仅引进了现代技术，并与西方的持续发展步调一致，与此同时，教育、政府、商业、交通、传播的现代体系也被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之中。

在这个世纪里，日本人不仅因应这些根本性的变革，同样也因应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与国家危机做出了调整。当代的日本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重重艰难处境。一九二〇年代生活水准的提高首先因可怕的大地震戛然而止，而后则因全球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终结。同一时期，日本人民日益增加的政治自由最终被扼杀于充满压制性的军人政治，军人统治者对人民的索求无度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孩子被迫与父母骨肉分离，被送往乡下以躲避空袭，承担养家糊口重任的父亲则死于战火。战后，许多家庭本身虽已自顾不暇，却还要接济从军队退役或者是从海外殖民地返回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他们不仅生活在食物、衣物和住处的严重短缺之中，还被迫摒弃先前的领袖及民族传统，接受由胜利者强加的新生活模式。

面对这些危机以及迅疾的社会变化，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日本人仍能够成功地维持有条不紊的生活，免于绝望与混乱。尽管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媒体上也多有讨论，但日本人民已经成功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做出了调整。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为巩固战后的诸多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性，新生社会秩序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稳定。

新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老中产阶级”（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在权力和影响上已经有所下降，并终于被“新中产阶级”——即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所取代。通常而言，组成老中产阶级的独立小业主仍然拥有影响力与权力，这让他们在小的地方社区里扮演着中心角色，但他们的视野始终只停留在这方寸之地。尽管其中一些人间接地受益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经济繁荣，但老中产阶级中很少有人有动力、能力和资源去扩张他们的企业，从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他们更多地被大公司所取代，要么成为其附庸，要么被收归旗下，后者拥有资源，拥有创业技能，在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无论在任何意义上说，老中产阶级都还没有完全消亡，但迫于显而易见的时代趋势，许多人开始敦促孩子成为城市中较大科层组织里的白领员工。与小企业的雇员相比，白领员工的收入更少受到经济波动或有着专横家长作风的雇主的影响。由于新中产阶级市民的收入以固定工资的形式得到保障，他们逐渐被称为“工薪族”（sarariiman，即salary man）。在日本，这个词汇的含义并不指所有拿工资的人，而只包括了公司或政府机关这样的较大科层机构里的白领工作人员。尽管通常而言“工资”（salary）和“族”(man)这两个词汇在英语里并不并用，但我在本书中却将该术语“工薪族”（salary man）一词用于表达日语中sarariiman的意义。

“工薪族”的词源可以至少追溯到德川幕府时期，当日本国内局势在一六〇〇年后渐趋稳定，武士的军事功能消退后，一些武士在实际上变成了家族政府的管理者。随着明治早期武士等级制的废除，许多之前的武士变成了政府机关以及政府主办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武士管理者和工薪族之间的相似性使得日本人把工薪族视为现代武士。他的公文包可以与旧时武士的剑相媲美，他的公司就是武士的封地，而工薪族对公司的支持则可以与武士随时准备为他的领主战斗相提并论。但工薪族毕竟是不同社会环境的产物。武士的概念保留了战争旨趣，其理想是富有勇敢无畏及独立行动的精神。工薪族，作为一个大型科层组织的一部分，更多地与复杂的管理、技术问题相关联，缺少独立行动的空间，也更倾向于小心谨慎，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尽管日本的白领阶层还相对弱小，但“工薪族”这一词汇自一九三〇年代以来已经变得流行。直到二战之前与二战时期，政府科层机构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工业迅速扩张，在这个时期，白领工作者的数字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在战后随着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巨变已经过去，工薪族的模式变得稳定和清晰，看来，一个考察其生活特征的合适时机来临了。注1

注1：尽管没有工薪族人数增长的确切数据，还是可以从被雇用的白领工人数中得出粗略的估计，因为绝大部分白领工人（除了那些在非常小的企业中工作的）都可以被划归为工薪族。

以上数据引自Solomon B.Levine, “Unionization of White-Collar Employees in Japan” , 未刊稿。

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在15岁以上年龄的31 549 800名男性中，只有6 885 500人以农耕、捕鱼和伐木为生。如果把职业与技术工人、经理和官员、文书职员、保护性服务业工人（protective-service workers）都视为工薪族，那么工薪族的总人数就会达到5 711 200人（Population Census of Japan, 1960，II, Part iv, Tables1 and 2）。

双重结构

工薪族所工作的大型现代机构与更为传统的中小型企业迥然有别，因此，工薪族的生活模式在日本语境中显得特别突出。一些日本学者惊讶于大型机构中现代科层模式和更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模式的并存，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日本社会的“双重结构”。

尽管一些小企业已经在技术上有所进步，并由于劳动力日益短缺而提供高工资，但在典型的小企业中，工人仍然和雇主保持着一种全方位渗透在其生活中的、模糊不清的关系：雇主在照料雇员的个人需要上要承担更多责任，比如提供住所、帮助介绍婚事，或者在雇员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特殊帮助。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在任何时候说到就到，他的个人生活也总是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需要得到后者的认可。雇员的安全感建筑在雇主的善意和良好信誉上，但由于小企业更依附于市场起落，无法提供更加稳定的未来保障，雇员们缺少安全感。尽管企业越小越可能沦为家长式管理，但工人们不仅满足感较小，工作的流动也较大。小企业的家长作派往好处说是约束，往坏处说其实是个借口——这样，投机的雇主只需稍微提供一些个人服务，就可以依靠低工资来剥削雇员。

与此相反的是，工薪族不仅能够得到更高也更稳定的薪酬，固定工作时间，还有假期。尽管需要按照美国式的行为规范对上级的要求作出回应，但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以资历和技能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工薪族可以自动升迁，同时，他们也无需像在小企业的工人那样唯唯诺诺。由于他们受雇于相对稳定的大机构，公司要对这些人的一辈子负责，工薪族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保障多多，能够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当这些人把自己与小企业中的工人进行比较时，会为自己是一个工薪族而颇感自豪和满足。

直至晚近，在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员工流动还很稀见。工作方式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使得传统企业的员工很难离职去到大公司，同样地，一个工薪族也不太可能到小企业工作。即使在大公司中，在构成其核心的终身制白领雇员和在经济困难时可能被辞退的临时性体力工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区隔。一旦成为大公司的体力工人，就不可能再升迁为白领雇员了。日本公司重视忠诚，乐于招聘和训练白领雇员，使之受到本公司特有的技术培训，而不愿意接纳那些已经在其他公司养成不同工作习惯的雇员。除了少量专业外，大学教育并非旨在为某一特定职业做准备。总体而言，为某一工作接受的训练来自特定的某家公司，因此，适应另一家公司的需要并非易事。由于年轻工人的劳动力供应始终非常充足，公司能够直接从学校招聘雇员，因此，传统的小企业能够维持其运作，不必担忧工人因高工资而流动到现代化的大公司，而对于在小企业工作感到不满的工人们则集中精力培养其后代，务求能够跻身为工薪一族。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匮乏，使得这两类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日本经济的这种双重结构能够存在多久，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由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大企业开始到小企业挖走员工，有迹象显示，上述双重结构可能瓦解。为了留住员工，小企业可能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应对大公司。一些日本社会科学家开始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可能摧毁这一双重结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由于大公司和小公司共同成长，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可能更加具颠覆性，因为它意味着小企业解体。实际上，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悲观主义，在日本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与工业发展中始终存在。小企业畏惧毁灭的情绪，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如果被迫提供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它们就难以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中幸存下来。

在传统小企业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工薪族代表了“光明新生活”。工薪族的职业生涯并不是飞黄腾达式地蹿升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是稳扎稳打地通往成功之路。富有事业心的能干年轻人乐于冒险，四处寻找更快成功的可能，为了金钱和豪宅而开办企业，或加入其他小公司。但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即使短期内有一些机会，但并不那么看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长期的经济前景。成为拿着稳定工资的工薪族一员，则代表了人们可以企及的较高标准。即使对方工资比较低，年轻的日本女孩也希望嫁给一个工薪族，因为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拥有闲暇时间，她可以不用为丈夫在独立小企业里的未来前景而焦虑。独立小业主、手工艺人以及农民因此而抱怨他们无法像工薪族那样找到有吸引力的姑娘。研究工薪族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在理解这个群体本身，也在试图理解其他日本人对未来的期许。

我们用于研究工薪族的社区M町，位于东京郊区，日本社会科学家们将其选为中产阶级社区的典型。通过对其他日本城市的观察、与日本社会科学家的交谈及阅读其著作，以及通过那些在日本四岛都居住过的人对本书初稿的阅读和反馈，我确信，M町的模式与日本其他地区工薪族的模式基本一致。尽管人们对方言和风俗的多样性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其岛国的地理位置，日本是个相对封闭的小国家，因此，它的文化比起大部分国家更具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工薪族之间的地域差异，比起农民之间、渔民之间、店主之间的差异似乎要小些——后者由于气候、土地、水源，以及相对孤立于市中心，使得多样性能够得以保存。大型科层机构中的规范流程，以及这些组织本身就存在于大城市中心的事实，给可能存在的多元化带来了限制。相比起其他城市，人们认为东京更具现代化，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人居住在东京。并且，由于日本约一半的人属于农村人口，因此，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日本工薪族住在环东京区域，而在这里接受教育的人的比例就更高了。由于东京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它相当于纽约、华盛顿和好莱坞的综合体），它主宰着大众媒体，为整个国家定下步调。正如东京口音是标准口音，东京文化也是全国性文化。一些住在东京中心区的年轻工薪族人士可能会认为M町过时了，一些住在日本其他传统地域的老式工薪族人士则认为它过于摩登。但与其他国家处于不同模式下的雇员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相比，这些差异仍然微不足道。与其他地区相比，我对这里的生活细节非常熟悉，因此，尽管我将描述对象限制在M町，但对读者而言，他可以假定自己正在阅读一种遍及日本的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案例中，所获得的精确调查数据显示了M町和其他社区的相似性，所有这些案例，我会在注释中展示这些数据。

M町：背景

M町的人们认为自己的社区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离喧嚣的东京——那里是大多数丈夫工作的地方。直到三十或四十年前，M町还人烟稀少。许多新的房屋在过去一代人手中被修建起来，但社区里仍然保留着狭窄的道路、巨大的树木、精巧的小花园，保持了乡村生活的宁静风味。

事实上M町的所有房屋都是私有的、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通常而言，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朝阳的，安装了玻璃移门，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人们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阻挡雨水、寒气、昆虫以及盗贼。总体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一户通常会有三到四个房间。各个房间之间由移动的纸门分开。许多家庭有一个西式房间，用作与客人会面的起居间或客厅，其中有沙发、椅子和五斗橱，通常与比较早前的美式流行装饰风格相去不远。两到三个日式房间里有着舒适的榻榻米，白天用于起居，夜晚用于休息：在白天，垫子被搬出来，安上小桌子，用于吃饭或者接待客人。到了晚上，桌子和垫子都被拿走，人们把卧具从大大的衣橱里拿出来放在榻榻米上就寝。大致来说，装修很简朴：几只箱子、一张写字台、一台电视、一架收音机、几幅画、少许饰品，或许还有孩子的一个书桌及一架钢琴。在美国人看来，厨房是老式过时的，一部分人现在能够买得起美式的机械化厨房，或至少有个冰箱，但M町的大部分家庭仍然只有一两个煤气炉以及一个小的木质冰盒，每几天装满一次冰块。厨房多数较为简陋，人们也不会邀请客人们进去。一个小房间里放置了日式木质浴桶，小而高，全家人晚上花很长时间轮流泡在非常烫的热水里享受闲暇时光。冷的自来水很卫生，可以饮用，一些家庭在上面装了小的热水器，水从龙头里出来的时候，可以加热成为热水。

东京的气候略微比华盛顿热一些，一年差不多只下一次雪，也只有很少的冬日低于零度以下。由于房屋的规制加之燃料昂贵，这里没有集中供暖。在榻榻米房间的中央是一个固定的加热装置，叫做被炉。地板的一部分被按照正方形切掉了，有个敞开的口，其四边约低于地板十八英寸，坐在地板上、靠近开口的人可以把他的脚放在边上取暖。底边之下几英寸是一个炭炉，也有些家庭装了电热取暖器。一个小桌子紧沿着开口上方安置，上面有时还盖着个被子，搭在人们的膝盖上以使得热量不至散失。冬天，日本的家庭为了过得暖和点，其就餐时间和夜晚都大多在被炉旁度过。房屋的其他地方没有供暖，尽管很多家庭已经有了煤气炉或电炉，但只是在客人来的时候才使用。

M町简单而实用的设计很温馨也很有吸引力。白天，当移门打开时，人们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景致，有着精心打理过的整洁的灌木丛和花草，仔细打扫的地面，或许还有一些岩石或很小的池塘。尽管花园很小，但人们身处其中，却感到完全摆脱了外界的压力与紧迫感。

从M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朝向交通要道的一排排特色小店铺。这里有干货店、香料店、糕饼铺、糖果店、罐头铺子，以及果蔬店、乳品店、肉铺、鱼市场、家禽市场和米铺，此外，还有茶叶店、文具店、鞋店、电器商店、陶器店、西式服装店、床上用品店、家具店、药店……各色店铺应有尽有。在不长的距离里混杂着很多手艺人的店铺，例如做榻榻米地垫的、做门的、做浴桶的、修自行车和摩托车的，还有园艺店、和服铺以及裁缝铺。

这些小店铺通常由小家庭经营，父母带着孩子，有时还有一两个雇来的住家助手，彼此相处得就好像家人。全家人住在木屋后面的一两间榻榻米小屋里。M町绝大部分的家庭只是偶尔去东京的大百货公司购物，其大部分日常消费来自这些小店，是这些小店铺的稳定客源。一些商店，如罐头店或果蔬店，派跑腿的伙计去取顾客的日常订单，在几个小时之后送货。更常见的是家庭主妇们每天挎着篮子外出，有时还带着孩子，选购她们所需要的物品。家庭主妇们和这些店主的关系通常是颇为热络的，不过，这并非私交，因为在新中产阶级和隶属于老中产阶级的店老板们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的社会鸿沟——后者没有吸引人的住所和生活设备，没有新中产阶级那么富裕，也缺少保障和良好的教育。

因为M町并非郊区中心地带，公共设施在这里相对匮乏。这里有一栋两层楼高的木质小学校舍，有超过两千名学生，还有一个更小一些的初中，都有铺以碎石的大操场。几间警所每间有几个警员，守望着自己的辖区，保证社区平安，给来访者指路——这是个重要的任务，因为房子的编号毫无规律。此地也有邮政局以及消防部门的派驻分支机构，为居民提供服务。小小的几座神龛和一座佛寺隐身在居民区里。地方公交车在主要的几条街道上巡行（均通往M町的火车站），为居民提供去东京市中心快速廉价的交通方式。大部分男性早晨会很早离开，手里拿着公文包、杂志或是报纸，搭上一列火车去东京上班。家庭主妇们偶尔去东京购物，也有许多初中生和高中生去东京上学。

住在M町时，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像住在这里的其他居民那样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并理解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在这里，我们根据观察和与居民的交谈做了丰富的笔记。回到美国后，在分析这些笔记时，我首要的目标是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视角来理解居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