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研究基于我们夫妇于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间在日本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它力图去描绘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的田野研究中，为了穿透肤浅的表象，同时与一些家庭形成亲密的熟知关系，我们尤为关注在研究的最后一年居住于其中的那个社区。我们将这个社区称为M町。这样一种精细的研究需要和许多M町家庭建立密切的合作。M町的居民本无任何义务，而对我们来说也不能轻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的善意以及因我们而带来的种种麻烦。我们尽可能准确地描绘他们的生活，以此证明他们的时间耗费是有价值的，不致白白牺牲他们不具名的付出，因此，我们要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家庭奉上深深的谢意。
在田野研究期间，日本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为我们准备了办公场所，为我们的田野工作做出了周密安排，提供了他们的个案资料，并允许我的妻子定期作为一位病人的精神病科社会工作者，给予了我们正规员工所有的一切特权。不同部门的员工们向我们说明了各自案例的错综复杂性，为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进行了投射测验并解释了其结果，极有耐心地回答了我们无穷无尽的问题。
我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日本精神分析协会的同仁们、小山隆（Takashi Koyama）教授指导的家庭问题研究会，以及冈田谦（Yuzuru Okada）教授主持的非正式的研讨会中获益良多。在日本和美国多有实践的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博士与我们慷慨地分享了他对日本人行为的多方面洞见。山形大学阿部德三郎（Tokusaburo Abe）教授、东北大学佐佐木彻郎（Tetsuro Sasaki）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肯尼斯·森冈（Kenneth Morioka）教授以及几所大学的职员和学生们在问卷的拟定、发放和编码方面给予了协助。另外，东京大学的福武直（Tadashi Fukutake）和川岛武宜（Takeyoshi Kawashima）教授还善意地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日本田野旅行。
在本项研究的不同阶段，我得到了佐竹洋（Hiroshi Satake）、箕轮美津子（Mitsuko Minowa）、木内美知子（Michiko Kiuchi）、佐佐木文子（出阁前姓“神山”）（Fumiko Kamiyama Sasaki）、佐佐木美代子（Miyoko Sasaki）、平田久（Hisa Hirada）、佐藤八重子（Yaeko Sato）、圆佛澄子（Sumiko Embutsu）、岩男寿美子（Sumiko Iwao）、谷贝智子（Tomoko Yagai）、埃米莉·科恩（Emily Cohen）和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等人的鼎力相助。
威廉·考迪尔博士最先激发了我访问日本的兴趣，在研究的不同时期我获得了他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建议。多年以来，我在约翰·施皮格尔博士和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博士指导下，接受了田野和价值取向与隐形作用分析方面的训练，他们的研究为我建立自己的研究设计提供了基本模式。在田野研究前后，与约翰·佩尔泽尔教授的讨论始终让我获益良多，通过将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有关日本社会和历史的私人知识熔于一炉，他形成了有关日本的独特而广博的见解。在我们开始田野工作时，恰逢罗纳德·多尔教授的杰作《日本的城市生活》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向我们的现时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广阔背景。
我也受惠于其他教师们的启发和无私帮助，尤其是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的休伯特·邦纳教授、费城的亚伦·贝克博士，以及哈佛大学的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罗伯特·贝尔斯教授和乔治·霍曼斯教授。目前这一研究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曼·贝尔博士，它与贝尔博士和我共同创设的大纲密切相关。
耶鲁精神病学系西奥多·利兹博士指导的非正式的研讨会，以及约翰·施皮格尔博士、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博士和我共同指导的哈佛医学院的研讨会，对我从日本收集来的个案资料的临床分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见解。
当我从日本返回以后，与东京大学的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教授和石田雄（Takeshi Ishida）教授就政治思想方面、立教大学的野田一夫（Kazuo Noda）教授就商号的结构所做的讨论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诺曼·贝尔、罗伯特·贝拉、温·勃兰特、威廉·考迪尔、阿尔·克雷格、乔治·德沃斯、彼得·多德、土居健郎、罗纳德·多尔、萨缪尔·艾森斯塔德、圆佛夫妇（Sumiko and Coe Embutsu）、石田雄、杰克·诺尔斯、维克多·利兹、肯尼斯·森冈、永井良之助（Yonosuke Nagai）、野田一夫、约翰·佩尔泽尔、戴维·普拉斯、戴维·里斯曼、罗伯特·史密斯、约尼那·塔尔蒙和富永健一（Kenichi Tominaga）认真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批评，从手稿最后的版本中能够看出作者由此获益无穷。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斯·奈特编辑时的小心谨慎、批评时的委婉，以及将手稿化为最后样式时的快捷麻利，使得整个出版不但未见痛苦反而充满了愉悦。
经由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的统筹安排，本项田野研究获得了精神医学研究基金会的支持。日本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小额赠款、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以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为数据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的妻子苏珊娜都应该算作本书的合作者。她全身心地投入了田野研究的规划和推进工作，而对一个在他文化中访问妻子/母亲的访谈人的要求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高得多。虽然苏珊娜没有参加本书的实际撰写，但她是一个极有耐心的沟通者，她对每一个个案的关注为我不可遏制的描绘广阔图景的欲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衡。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三个孩子：戴维、斯蒂文和伊娃。感谢他们努力维系了我们一家和M町的关系纽带，感谢他们一直保留了有关他们母亲的记忆——在日本时她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傅高义
马萨诸塞州剑桥
二〇一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