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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找到你从未知晓的渴望
我们能买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经过了一些市场营销人员的精心打造，他们绞尽脑汁要把我们认为可以让自己更幸福的东西卖给我们。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孕育了隐形的眼睛。指导生产的再也不是从上个季度的利润指数中得到的粗陋反馈信息，而成了对人类偏好和性格的实证研究。
市场营销并不只是最重要的商业概念，它已经成了人类文化中最强大的力量。你可能觉得这是但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的独断专横的夸大其辞，这种不信任的主要根源其实在于你将“市场营销”这个词误解成了一种广告的夸夸其谈。但其实，市场营销比这广泛得多。在理想情况下，它是一种通过生产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人类需求的有系统的尝试。这也是人类天性的原始反应与科技的本质力量发生冲击的地方。最好的以市场营销为中心的公司就如同神雕侠侣一般，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从未知晓的渴望和从未想到的满足需求的方法。
我们能买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经过了一些市场营销人员的精心打造，他们绞尽脑汁要把我们认为可以让自己更幸福的东西卖给我们。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孕育了隐形的眼睛。指导生产的再也不是从上个季度的利润指数中得到的粗陋反馈信息，而成了对人类偏好和性格的实证研究：专题小组、问卷调查、试用测试、社会调查和人口统计资料。市场研究已取代心理学成了人类天性最重要的调查渠道。例如，在2004年，大约有212000个美国人从事市场和调查研究工作，而心理学教授的数量只有大约37000人。
虽然市场本身是古老的，但现代形式的市场营销概念却是从20世纪才开始浮现的。尽管在农业和工业社会中也有生产者、同业公会、贸易者、银行家和零售商，但人们对经济方面的认识都集中在赚钱上，而不是以某种系统的方法去研究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才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最畅销，托马斯·齐本德尔（Thomas Chippendale）才知道自己做的哪一把椅子能成为时尚。工业革命后，大规模生产让生产的成本效率变得更为重要，却忽视了顾客的满意程度。随着市场在20世纪早期逐渐成熟，虽然商家必须为了市场份额而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可他们采用的广告和促销手段的目的却是想要把商品倾销给并不情愿的顾客。
时间长了，各家公司才发现心理学与做买卖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为宣传、公共关系和广告理论奠基的理论家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伯尼斯是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外甥，他用精神分析理论阐述了在民主社会中被他称为“同意的工程”（Engineering Consent）的问题。他为道奇、宝洁、通用电气和卡地亚提供广告咨询，并在1954年帮助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即现在的金吉达[Chiquita]）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在1928年的著作《舆论》（Propaganda）中，伯尼斯指出：
有意识且聪明地操纵大众的系统化习惯和观念是民主社会的一大重要元素。操纵社会的这些无形机制就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政府，它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掌权者。
然而，就连伯尼斯也意识到，要想有效地操纵公众观念，就需要倾听消费者和公民的信仰和需求。政府和企业需要坐在忏悔室里静静聆听，而不是站在布道坛上大呼小叫。良好的公共关系需要良好的公共意见调查，而不是仅仅靠着优秀的宣传。
等到威利·洛曼（Willie Loman）在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扼腕叹息传统行销方式的没落时，已经有好几家消费品公司形成了对消费者更尊重和更感兴趣的态度。他们所引发的市场营销革命和所有科学革命一样，都伴随着令人惊奇的必然性。企业应该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尝试说服人们购买它正巧在生产的东西，这一基本观念似乎不回首反省就无法领悟。这些企业建立了市场营销部门，专门研究人们想要从他们的清洁剂、肥皂和灯泡中得到什么。他们的成功催生出了模仿者，如今，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设立了市场营销分支，试图协调产品研究和开发、广告、促销、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主管升职做了首席执行官，有些公司就采取了现代的“以市场营销为中心”的策略，此时，公司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通过取悦消费者而获取利益。这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无形的革命，尽管它并不像性革命、嬉皮士或者新左派那样广受关注，但与这些反文化潮流不同，市场营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市场营销革命通过各种新潮产品对反文化价值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大众T2a大巴、Enovid口服避孕药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
的专辑，这些产品往往能有趣地组合在一起。
虽然以市场营销为中心的策略在那些面向个体消费者的公司（例如服装、汽车、电视和电影公司）中已经成为了平常事，但在重工业企业（例如钢铁、煤炭、石油和造纸公司）中却依然鲜有耳闻，它们的直接客户是其他公司，炫耀性消费和奢侈品牌的意义并不大。同样，市场营销中心策略在大部分服务业中也没有取得很好的发展，例如银行、法律、政府、公安、军事、医药、慈善和科学。实际上，这些领域的大部分领导者都没有将自己看作是服务业从业者。而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就不会动脑筋利用市场研究来打造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避免自己的组织因为错失良机而失去市场。
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市场营销为中心的转变至今仍未完成，而且也依然是人类历史中最为重要，但理解程度却最浅的革命之一，它标识着从组织到个人的决定性的权利转移。生产将工人变成了技术的奴仆；而在理想情况下，市场营销则将消费者变成了技术的主人。市场营销的狂热支持者甚至认为，市场营销的革命让马克思的大部分理论变得过时了：如果公司都想方设法地满足我们作为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何来所谓的“异化”和“剥削”呢？
总体而言，知识分子们还是没有理解市场营销。在右翼经济学家看来，市场营销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价格体现了市场在生产人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时所需要的所有供需信息。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或加里·贝克尔的世界观中，没有市场研究的位置。而与此相反，对左翼社会科学家、记者和好莱坞的编剧而言，市场营销不过只是贪婪的公司试图操纵消费者的广告罢了。由于他们极少愿意屈尊与商人勾结，所以就认为现代商业像是《机械战警》（Robocop）里头邪恶的Omni机器人公司。偶尔有几个对净资产有基本认识的教授则往往更了解投资，而不是市场营销，因为虽然投资建议随处可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福克斯商业网、个人财经杂志），但市场营销的知识却只能是躲在这种金融产品传销背后的某种神秘魔法。
其中一个问题在于，市场营销人员和所有的专家学者一样，热衷于使用外行人无法理解的独特的术语和概念来显摆自己的专业程度。当非主流亚文化使用行内黑话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有趣；但当拥有强大经济火力的市场营销人员这么做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五角大楼里头的各种缩写——说得很溜却不明所以。我们来看看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博客中发表的出现在2006年智慧印刷和包装大会（Intelligent Printing and Packaging Conference）上的新潮用语：
●“这是我们的有机金属方法与现有技术的对决”
●“热铬墨水是新千禧年的宠物石头”
●“我们需要给不再是印刷的印刷建立一种分类法”
●“电子纸板模糊了印刷品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
●“导电聚合体就是泡沫、泡沫、大量工作，最后变成麻烦”
毫无疑问，如此机警的观察告诉了我们一些事情，但具体是什么还不甚明了。
就算是在商界内部，尽管大部分比较年轻的经理都对市场营销有了实践层次的理解，但他们也并不知道如何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学的革命来加以描述，因为在商学院里，教授们并不是这样教他们的。类似地，商业记者也没能像过去用互联网的“新经济”吸引公众注意力那样，把市场营销革命带入公众的话题中。学者们也仍然说着，我们正在从基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时代走向基于大规模娱乐的信息时代。
是黄金时代，还是摩耶的面纱
正如鱼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一样，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市场营销的时代中。商品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是在实体店销售还是网上销售，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品都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而非生产者的便利，有系统地构思、设计、测试、生产和分配的。新经济、“Web 2.0”和“社交网络市场营销”都只是这场市场营销革命中最近的几个阶段罢了。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革命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两起有利于我们思考的类似事件。我们可以把民主视为作用在政府之上的市场营销概念，早在市场营销概念在商业中找到可供立足的弹丸之地以前，它就被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带入了政治。以产品为中心的国家会问纳税人能够为它做什么；而以市场为中心的国家会问它自己能为选民做什么。早在消费者研究课题组告诉制造商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之前，公民们就已经通过选票来告诉政府他们所需要的国家服务了。与“没有市场调查就没有利润”相比，“没有代表就没有税收”的道理早就被人所熟知了。
甚至在这些政治革命之前，宗教改革就已经把市场营销的理念带进了宗教。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通过满足崇拜者的情感需求，而非僧侣的财政利益，让教堂重获新生。他们对在华丽的大教堂里用业已失传的语言挥金如土地鼓捣宗教仪式的教皇感到不满，于是以本地语言、简单的教堂和壮美的音乐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基督教。目前基督教信仰的三万教派正是由宗教服务的各类消费者所决定的高效市场划分的必然结果。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从以产品为中心的小乘佛教到以市场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以及从东正教到新教的过程中。在商业的市场营销、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宗教的改革中，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为供应商服务到为消费者服务的转移的力量。
那么，市场营销的革命是良性的吗？从好的方面来看，它必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让社会机构和市场都根据强有力的实证研究得到系统的组织，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人类的幸福程度。科学对我们的感知起到了什么作用，市场营销也会对生产起到同样的作用：它会将直觉和洞察放在经验主义的事实中加以验证。市场研究所使用的经验主义工具和实验心理学大都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前者拥有更充分的研究预算、更明确的问题、更具代表性的人类样本，以及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从理想角度讲，市场营销的经验论就好比罗杰斯心理学，根据病人的意识来重新调整和配合疗法。市场营销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反映出了我们的信仰和需求，让我们得以认识、记忆、升华和改变它们。实体镜子的发明让人们有能力以更高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来接受或者拒绝对其容貌的改变方案，从而能够尝试不同的妆容、发型和时尚，确定什么模样令人满意。市场营销的革命则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通过类似的方式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通过商品选择来接受或拒绝展现我们特质的可选方案。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生活风格，体验其结果，如果不满意的话，甚至还可以改变我们的消费偏好。
但从坏的方面来看，市场营销是佛教最可怕的梦魇。它是数十亿美元的广告营销中打造出的美好的假象，是摩耶的面纱。它让“需求带来满足”这一错觉长存。它是有理智的人类意识的敌人，因为意识是自给自足的，几乎不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
问题并不是市场营销推动了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它推动了以主观愉悦、社会地位、浪漫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自我陶醉的伪唯心主义，因为一件商品的精神附属物变得比其实际的物理品质更加重要了。这就是广告和品牌的真正目的，即在商品和消费者的渴望之间建立联系，好让商品在消费者眼里的价值突破其纯粹的物理形态所能提供的最大程度。市场营销实际上是不顾一切地回避唯物主义的，因为如果消费者的比较仅仅是建立在客观物质特性和成本上的，那么这些商品就会被贬为日用品，而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日用品是无法获取暴利的。
例如，自来水是一种低利润的日用品，在阿尔布开克的价格是每加仑0.006美元，而韩国品牌Glacéau的SmartWater维他命水则是一种高利润的名牌产品，每瓶34盎司，售价1.39美元，合每加仑5.20美元。尽管实际上只不过是加了些电解质的蒸馏水（一丁点儿石灰石里的氯化钙和海水里的氯化镁），但SmartWater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益智魔法万能药，所以它可以卖得比同等体积的日用品自来水贵上870倍。不过，就在可口可乐公司以41亿美元收购Glacéau之后，广告中的SmartWater就开始与近乎裸体的珍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为伴了。于是这种装在漂亮瓶子里的加了石灰石和海水的日用品自来水，配上安妮斯顿的美貌和名气，就成就了一个利益丰厚的品牌。
因此，一个由从消费者需求中获利的市场营销统治的世界是绝不会容忍自己被“同化”成“唯物主义”世界的。反之，它会轻易地变异成一个虚拟的世界，无论是商品还是消费者都再也不需要什么物理品质了。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市场营销的顶点不会是粗糙的唯物主义，而是《黑客帝国》或者《第二人生》（Second Life）里的那种吸引人的非唯物主义。
市场营销还会造成一些更现实的问题。和民主一样，它会强迫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放下他们的架子，向大众妥协。精英并不总是喜欢那些满足人们需求的公司和国家。消费者可能需要糖果、脂肪和食糖，香烟、啤酒和大麻，摩托车和手枪，色情电影和娼妓，隆胸和“伟哥”，以及电视真人秀和公式化的动画片。与此类似，如果让每个人都投票来决定，他们就可能需要死刑、学校的祷告制度、焚书、种族清洗、法西斯主义和选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
柏拉图清楚地看到了基于普选的大众民主体制和基于精英的空想主义观念的共和体制之间的区别。对精英而言，市场营销的平民主义可能是一种值得警觉的未来。正因如此，柏拉图反对将市场中心思想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其中也包括了民主，因为民主就是政治的市场营销。他脑中理想、仁慈的独裁者，那个身为哲学家的国王，并不会组织专题小组进行市场调研，或者通过举手表决来决定他的政策。在有关人们真正的长期利益的理解上，普通人是不足信的，因为他们的原始本能和公民生活的行为要求之间的矛盾太过剧烈，所以必须让少数有智慧的人去控制无知的大多数，这才是为了大家好。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家长必须掌管家族，正如君王必须掌管国家，将文明的秩序强加于自然的混乱之上。
这种柏拉图和孔子的传统思想在数千年来主导了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理论。现在每当有精英指出国家应该收取税收，提供作为个体的人们无法或者不愿购买的某些服务时，我们也能窥见一斑。虽然有的时候，这些由国家提供的服务似乎是有道理的（道路、消防局、医保、英国广播公司），但有时不然（农业补贴、非正义战争、毫无意义的桥梁）。每当有精英指出必须禁止某种产品或行为时，我们也能看到柏拉图和孔子的理想的影子。（有的时候这些精英也是有道理的：即便是在第二宪法修正案的极端主义者中，也极少有人会支持在本地的便利店里应该允许销售FIM-92“毒刺”地对空导弹的提议。）
市场营销和民主一样，具有反权威、反力量和反理想主义（往往未被开发的）的潜力。原则上，它可以取代精英的改革派观念，后者认为大众普遍认同这个现实世界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需求而被塑造出来的，但这种根据是虚伪的。它试图尽可能缩小市场营销革命的影响，天真地以为过去一千年来最重要的革命是扩张产量的技术发明，或者是精英模范都了解的科学理念。如果我们真的选择忽略市场营销革命，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让精英模范无法控制技术成果的世界心怀恐惧（如果你有空闲时间、学识和意愿来阅读本书，那么毫无疑问你也是精英中的一员）。市场营销威胁着要用无限的产能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贪食、懒惰、愤怒、贪婪、嫉妒和自负。它昭示着一个充斥着《蠢蛋进化论》、味道鲜美的肉桂卷和超级碗联赛的世界。它威胁着将人类社会粉碎成60亿个目光短浅的博客作者。
或许，精英们对这种未来的恐惧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自己对权力的束缚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呢。对于基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的恐惧就和柏拉图对于基于普遍投票权的民主的恐惧一样，根源于他们对身处底层阶级同类的蔑视。精英之所以不愿承认市场营销革命，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这种蔑视。市场营销是过去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是唯一一场成功地将真正的经济权力交给人民的革命。这不仅仅是重新分配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切开来，更是将我们用生产改变自然界的方法变成了一片能肆意挥洒人类热情的乐土。
据生态学者估计，人类现在的消费达到了地球“净基本生产”的一半以上，即超过了地球上每年生长的生物数量的一半。在2000万物种当中最幸运的那一个抽空了生物圈每年的半数输出，并将其转变成了主要由市场营销构成的工作角色和业余活动。市场营销不只是统治了人类文化；既然人类文化统治了组成地球生命的物质和能量流，那么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开始，它也就统治了地球上的生命。
模因“作恶”
当我1999年5月在牛津大学参加由理查德·道金斯主持的一场有关模因的辩论时，这种对市场营销在文化中的地位视而不见的现象就格外明显了。我的辩论对手是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她当时刚发表了新书《模因机器》（The Meme Machine）。顺着道金斯的理论，她指出人类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反映出了模因（例如故事、趣闻、思想、标语或者流行语这样简单易懂、便于传播的信息单位）之间的进化竞争。显著、易记且便于交流的模因（例如名人的绯闻和人们感兴趣的故事）往往会传播开来；相关性差且容易遗忘的模因（例如一个质子的质量是一个电子的1836倍这样一条事实）应该会迅速从大众的意识中消逝（不管高中物理老师花了多大的力气）。据布莱克摩尔所言，人类的流行文化就是由能够反映出个人兴趣和偏好的成功的模因所组成的。
尽管模因的概念听起来总是那么迷人，叫人心痒痒，尤其是在布莱克摩尔的著作中，但是我要提出一个稍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成功的模因到头来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有权力的个体、组织和机构而由市场营销施加的。我们似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大部分成功的模因，即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标准、技术，都是经由拥有无尽财富和权力的教堂、国家、学校系统和公司传播开来的。原则上讲，市场营销是对原先存在的消费者偏好的响应。但事实上，市场营销人员有时也会将他们的工作称为“文化工程”，即通过广告、品牌和公共关系，有意识地创造和传播新的文化单元（模因）。
就连普通模因（对电影的议论、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今年要警惕哪个国家）的传播都被六大全球媒体集团统治了：
●时代华纳（TimeWarner，2006年的营收为450亿美元，拥有87000名员工），旗下有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新线影业（New Line Cinema）、美国在线（AOL）、CompuServe公司、大西洋唱片（Atlantic Records）、美国有线电视网络（HBO）、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华纳有线公司（TWC）、特纳广播公司（TBS）、Time-Life Books公司和《时代》《生活》《金钱》《人物》杂志。
●迪士尼（营收为340亿美元，拥有133000名员工），旗下有试金石影片公司（Touchstone）、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Miramax）、博伟影片发行公司（Buena Vista）、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ABC TV）、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电视台（ESPN TV）、亥伯龙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发现》杂志（Discovery），以及美国广播电视公司无线电网络（ABC Radio Network）。
●新闻集团（NewsCorp，营收为250亿美元，拥有47000名员工），旗下有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Twentieth Century Fox）、福克斯电视台（Fox TV）、天空卫星电视台、天空广播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Collins Books）、《电视指南》（TV Guide）和175份报纸。
●维旺迪环球（Vivendi Universal，营收为200亿美元，拥有34000名员工），旗下有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Geffen唱片公司、宝丽金唱片公司（Polygram）、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 Music Group）、Canal+电视台，以及环球电视集团（Universal Television Group）。
●贝塔斯曼（Bertelsmann，营收为200亿美元，拥有97000名员工），旗下有乌发电影公司（UFA Film）、乌发电视台（UFA TV）、诺顿集团（Barnes and Noble）、百代音乐版权公司（BMG Music Publishing）、RCA唱片公司、美国在线欧洲分部，以及百龄坛（Ballantine）、班坦（Bantam）、王冠（Crown）、双日（Doubleday）、戴尔（Dell）、Fodors、诺夫（Knopf）和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等出版商。
●维亚康姆集团（Viacom，营收为100亿美元，拥有9500名员工），旗下有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United Cinemas、CBS TV、MTV、Showtime TV、西蒙和舒斯特尔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无限广播公司（Infinity Radio），以及维亚康姆户外广告公司（Viacom Outdoor advertising）。
这些集团不断地通过一切可能的媒介多线推广其电视频道、电影、杂志和图书。举个例子，假如华纳兄弟推出了一部像《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这样的大手笔电影，那么通常都会将其刊登在《时代》和《人物》杂志的封面上，在CNN上发表正面评论，并在美国在线上投放大量广告。这可不是什么阴谋论，只不过是一种敏锐的商业意识和媒体集团的标准处理流程罢了。
除了这6个大型媒体集团之外，还有4个大型广告承包公司：
●宏盟集团（Omnicon）：年营收130亿美元，拥有61000名员工
●WPP集团：2007年的营收为120亿美元，拥有106个国家的100000名员工
●埃培智集团（Interpublic Group）：年营收70亿美元，拥有43000名员工
●阳狮集团（Publicis Group）：年营收60亿美元，拥有44000名员工
大多数学者都从未听说过这几家公司，但它们却身处文化工程的中心，因为它们不仅涉足广告业，而且还触及了设计、市场营销、媒体购买、公共关系和游说。它们设计出模因，买下广播时间和杂志专栏将其传播出去，再观察这些模因是否如它们所愿，然后将客户推广给消费者、投资者和政治名流。总的算来，每年大约有4000亿美元花在了全球广告市场中，而花这些钱的主要目的就是以他人利益为代价，推广某些模因、品牌、产品和人物。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文化工程的例子：食品偏好。每一本进化心理学课本都会告诉你，我们对于脂肪、盐和糖的快餐式渴望是进化而得的先天偏好。这一理论的依据是，这些营养成分在史前是非常稀有且珍贵的，而我们现在继承了这样一种无止境的渴望，反而带来了不良后果，导致肥胖和疾病。在更新世，要想得到蜂蜜可谓难于登天，于是我们现在就会不由自主地吃下200卡路里的甜甜圈。这种进化论的观念很好地诠释了一些食品偏好中的跨文化普遍现象。
模因理论给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也许我们之所以消费牛排、甜甜圈和汽水，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在这么做，于是模仿了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完全有可能喜欢上臭豆腐和西伯利亚绿叶甘蓝，只不过模因进化的随机动态发展并没有把我们引向那个方向罢了。这种模因观点也许也能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一些食品偏好中的跨文化差异，例如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把所有天然的美味食物做成甜点，比如在肉上涂烧烤酱、用薯条蘸番茄酱、在沙拉里掺点蜂蜜芥末、往面包里加糖，以及往水里加玉米糖浆（“汽水”）。
尽管他们的观念颇有价值，但进化心理学家和模因理论家都同样需要对全球食品业中的经济、政治和市场营销力量有所了解。在美国，加工食品中含有大量脂肪、盐和糖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富有而强大的贸易组织非常有效地说服了政客，获取了政府的补贴和合约，以及更宽松的规定和能尽量减少他们责任的改革，其中就包括：
●国家连锁饭店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ain Restaurants）
●国家杂货协会（National Grocers Association）
●食品产品协会（Food Products Association）
●食品市场营销机构（Food Marketing Institute）
●美国杂货制造商会（Grocery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美国国家饭店协会（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代表了全美90万家饭店，总计雇员1220万，年收益4760亿美元。美国国家农场牛肉协会（National Cattlemen’s Beef Association）代表了80万农场主，他们每年能从3500万头牛身上“收获”大约260亿磅的牛肉。美国国家养鸡协会（National Chicken Council）代表了例如泰森食品（Tyson）、Gold Kist、皮尔格林公司（Pilgrim’s Pride）和康尼格拉食品（ConAgra）这样的大规模公司，他们每周都能在美国销售大约6亿磅鸡肉，每年宰杀的肉鸡大约为80亿只。不断促进脂肪和蛋白质消费的组织有：
●美国肉类机构（American Meat Institute）
●美国国家猪肉管理委员会（National Pork Board）
●美国国家火鸡联盟（National Turkey Federation）
●美国国际乳制品协会（International Dairy Foods）
●美国国家牛奶生产者联盟（National Milk Producers Federation）
而在促进盐的消费上，有小吃协会（Snack Food Association）和美国国家便利店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venience Stores）。促进糖的消费则有糖业协会（Sugar Association）、酱料协会（Association for Dressings and Sauces）和国际果冻与蜜饯协会（International Jelly and Preserves Association）。这其中，玉米精炼商协会（The Corn Refiners Association）尤为重要，因为它代表了美国的“玉米湿磨业”，每年可以生产大约250亿磅高果糖玉米糖浆。玉米糖浆是汽水的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而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都会消费大约45克这种产品。
所以，我们毫无疑问地对脂肪、盐和糖具有某种先天性的喜好。政府说客和贸易组织并不是凭空地创造出我们对这种口味的需求，不然的话，臭豆腐市场营销机构（Pickled Tofu Marketing Institute）和美国甘蓝协会（U.S.Kale Association）就会获取更多的资金、影响力和成功了。尽管如此，这些实力更强的产业集团通过有利于其食品集团的大规模政治助力和市场营销预算，严重放大了我们进化而来的食品偏好。
社会权力系统对此类观念、品味、标准、习惯和模因的塑造恰恰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这是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媒体研究的绝对根源。这些学科通过数十年研究，意识到无法仅凭一个简单的模因进化模型而直接从个人的心理学跳转到大众的文化上，如果这样想，那就和以为政治混乱加上供需经济就能创造出乌托邦的市场营销狂热分子一样天真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社会机构及其利益。数百万人每天领着工资，扮演市场营销人员、广告商、零售商或者公共关系专家的角色，所做的事情就是利用模因来作恶，即为了改变主流观念和偏好而采取有意识、有计划和制度化的策略。
市场营销狂热分子有一点说对了：市场营销的力量是颇为分散的。它不存在统一的合谋，也没有神秘的共济会，无法让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父权制、异性恋主义、种族主义永垂不朽，也不能使出愚民手段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世界贸易组织只不过是在日内瓦洛桑大道154号的一幢5层办公楼里工作的630个家伙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营销人员并不是在努力让社会科学家们所研究的权力系统永存下去，他们只是想要为自己的公司增加市场份额罢了。市场营销人员往往被描述成邪恶的天才，但实际情况是，他们通常也像其他人一样天天忙得团团转，阅读那些头发特别浓密或者特别稀少的古怪作者编写的短得不能再短的流行商业图书，设法跟上最新的消费者心理学潮流。
所以，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任何极端观念都无法正确理解市场营销。先天偏好理论和模因理论完全忽视了市场营销的力量；而社会科学的阴谋论则忽略了在市场营销人员之间发生的分散的、丑陋的窝里斗。因此，大部分行为科学，即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都极少会把市场营销摆到台面上来，其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文化的主流视而不见，对放大、抑制、扭曲、扰乱或者满足人类天性的核心力量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