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小错，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大错。”

——P. J.奥鲁尔克（P. J. O’Rourke），
《吃掉有钱人》（Eat the Rich）

等等——经济怎么成我的事儿了？

放松。我知道这事责任重大，不像圣诞节一样一年才过一次，经济可要天天关心。你如此勤奋，学习的热情又如此高涨，所以经济学当然是你的事。

是吗？

当然，否则你怎么会买这本书呢？你准能行！

但我从没学过经济学啊！

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许多手握世界经济重权的大人物——比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他们是学过的。伯南克不仅学过经济学，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但也有许多世界经济的操控者们并非科班出身。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均主修历史。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法国总统奥朗德（Hollande），以及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曾是位化学家。

怪不得世界经济一团糟！我可不会让经济学家去研发工业化学品或是在法庭上辩护！不过话说回来，律师和化学家又怎能掌管经济啊？

你对经济学家们还算客气。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情之一就是，尽管经济学很有用，但要掌管经济，它还远远不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大家必须同时拥有许多超人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身兼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数职。他必须能够在符号和文字间自由转换。他必须能够见微知著，并将抽象与具体熔于一炉。他必须研习前车之鉴，并引以为后事之师。人性和习俗中的一切都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干这行不是件容易事儿，但你得承认，这工作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好吧。那么——从哪开始？

我已经领你坐进驾驶室了，现在，咱们就从仪表盘开始吧。经济运行的速度如何？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呢？

你很幸运，政府有一小拨统计员负责报告这些信息。这可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简单回顾下历史，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数据的搜集，但直到最近他们才格外渴望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想知道人们收入几何，以便准确征税。因此，历史上的数据搜集行为有很多：如屋大维（Caesar Augustus）的著名普查——“居里扭普查”，2 000年前，就是它导致马利亚和约瑟不得不因赋税而移居伯利恒；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 of 1086）是征服者威廉一世对新臣民的财产以及应课税价值的调查记录；17世纪60年代，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首次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计，佩蒂所得的结果是一年4 000万英镑，虽然该数据并不等同于一国财富或者金银储量，但还是被看作是最早的“国民收入账户”雏形。从客观上讲，这是很有益的认知进步，但就主观目的来讲，由于它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u）为掠夺爱尔兰的国民收入来犒赏将士所带来的，也就没那么光彩了。

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许再加上爆发战争的风险——才使得政府真正开始出于修复经济运行问题的目的而关心经济统计，不再是为了瓜分经济。（这并不是说政治家不再醉心于瓜分经济，而只是说透明性和民主性对这些不良欲望起到了约束作用。）大萧条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这场危机实在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较之以前负有更大的民主职责。比如，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总统，是期望他能够终结经济危机。但是呢，人们不仅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和持久，甚至也很难弄清经济运行的细节。比如，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福利支出来缓解失业带来的影响，或者通过直接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创造就业来解决问题。但失业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当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此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这些数字的搜集统计。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现代经济数据统计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他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建立了“国民收入账户”系统，该系统将经济中的全部收入或者全部产出相加（二者将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一套富有逻辑一致性的框架。国民收入账户的核心是名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数据，简称GDP。它可以衡量经济中全部产出的总价值。比如，目前全世界GDP总计约为70万亿美元，所有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石油和风能、美发和巴西蜂蜡、大米和炸鸡翅，以及全世界的全部其他产出合计价值约为每年70万亿美元，也就是人均约1万美元，但事实上人均收入差异相当大。

再等等。这只是钱而已。巴西蜂蜡的货币价值可能抵得上一个贫困家庭一周所需的食物。

你说得太对了。事实上，如果巴西蜂蜡质量够高，相比较的家庭又极端贫困，那么蜂蜡可能抵得上一个月的食物。当使用“价值”和“抵得过”的说法时，我并不是指美学价值，也不是指实用价值，更不是指这些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满足感。国内生产总值并不包括这些模糊的概念，因为不同个体对这些概念的主观理解可能不尽相同。我们能够进行客观度量的是，一个人愿意为某样东西支付的价格。如果一本《圣经》与一本《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或者本书的价格相当，那它们对GDP的贡献就是完全相同的。

那不是多少有些不合适吗？如果让我来管理经济，那我要说，比起巴西蜂蜡，我更关心穷人生存所需的食物。

这想法值得表扬。确实，这是多少有些不合适，但它也有长处。如果你像西蒙·库兹涅茨一样，想用一个数字衡量经济的规模，那么，将所有东西用同一单位来衡量是简单易行的办法。不妨这样想，就像重量一样，你的大脑可能不到1 500克重，而一包糖一般重约500克。尽管对你而言大脑要比三包糖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重量是个没用的概念。

但是对我而言，如果人民的福祉最重要，那应该关心的可远不止GDP增长率而已。

没错。我很喜欢一句名言：“GDP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不能代表一国的福利水平……对‘更高’增长目标的追求应该具体到什么更高和为什么更高。”这一简明扼要的阐述正是来自西蒙·库兹涅茨本人。他创造了GDP这一指标，但也从不认为应该用它衡量社会福利水平，任何人也不应该。

当然，或许你想更直接地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没问题，不过有点困难。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的做法，以“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作为衡量指标：它是对个人收入、教育年限，以及预期寿命的加权平均。你也可以衡量贫困率或是收入不均等情况。你还可以衡量一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其幸福程度。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但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你关心环境污染？很好，但你发现了吗？一般情况下，富裕国家的环境状况是否会比中等收入国家好一些？你希望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这很好，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能负担得起优质的教育体系呢？你希望人们实现温饱，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容易出现饥饿呢？我可以继续举例，但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增长——但除非是激进的改革派，否则可能必须承认，只有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保障才能考虑其他方面。

既然在讨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问题，那么不妨对GDP和人均GDP进行区分。如果仅考虑GDP——也就是经济的总体规模——你就会发现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它的GDP约为16万亿美元，高于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10万多亿美元）和日本（约5万亿美元）的GDP之和。全部欧盟经济体的GDP之和约在18万亿美元，其中，德国的GDP最高。再加上其他几个万亿级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和韩国——以上这些国家几乎构成了世界经济总产出的绝大部分。但还要考虑到卡塔尔和瑞士之类的国家，它们的GDP总量并不大，但人均GDP水平却非常高——远远高于诸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甚至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人均GDP的几倍。

顺便一提，“人均”就是平均每人的意思。

那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用“per capita”而不是“per person”来表达“平均每人”呢？

我想“person”一词让经济学家感到紧张。要知道，任何真正关心人民的人都不得不关注GDP，考虑下经济衰退下的人民吧。（顺便一提，经济衰退是指GDP连续多月走低的时期；经济萧条则是指GDP在经济衰退后连续多年走低或停滞不前。）成千上万人面临失业，或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并不喜欢的工作。失业对人们的伤害远不止收入降低这么简单，正在蓬勃发展的“幸福经济学”研究表明，失业正是最令人郁闷的境遇之一。

就算没有幸福经济学，我也知道失业糟透了。

好吧——了解失业到底有多糟非常重要，同样，了解失业较之其他经济灾难，例如通胀有多糟糕也非常重要。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htur Okun）曾提出“痛苦指数”的概念，将失业率与通胀率相加，比如，如果两者均为5%，则痛苦指数就是10。但这只是奥肯的思想实验而已，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所带来的痛苦程度将4倍于通胀率的增长幅度。

你会发现，这些听起来很抽象的数字对于衡量经济问题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我们也可以脚踏实地地通过实验观察这些影响。比如，2012年夏天，一个来自波士顿东北大学的黎巴嫩籍的年轻博士兰德·吉亚德（Rand Ghayad）通过电脑程序生成并寄出了4 800份求职信，分别去申请分布于全美600个不同行业的不同职位。

我知道就业市场很紧俏，但这也太荒唐了吧？

非常有趣。事实上，吉亚德只是为了进行一项研究，他毕业时恰逢经济衰退时期，而他没有找到工作。他寄出大量求职信是为了探究雇主会对怎样的求职者感兴趣。4 800份精心虚构的求职信内容大致相同，但在以下三项内容中有所不同：求职者是否曾有相关从业经验；求职者是否曾经常跳槽；求职者是否曾失业6个月以上。

结果不足为奇，近期的相关经验是求职者的加分项，而经常跳槽的经历则会减分。然而，长期失业的影响却令人吃惊。没有行业从业经验但失业时间短于14周的求职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要比具有相关从业经验但失业时间长于6个月的求职者高出3倍以上。显然，雇主宁愿录取没有相关经验的求职者，也不愿录取长期失业的求职者。这是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因为，一场经济衰退加上错过几次机会，就会使条件很好的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甚至是永远失去。一场经济衰退会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可能留下长期伤痛。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韦希特尔（Till Marco von Wachter）的一项研究也能说明这点。他对在恶劣的就业环境中求职的特定群体进行研究——比如，那些在大裁员中失去工作，或是刚刚毕业的求职者。他发现，如果这些求职者在经济衰退而非经济振兴时期找工作，那么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可能都比较低。部分问题在于，人们会接受不太想从事的职业，这一点可以理解。他们将在不合适的岗位上积累技能、经验和人脉。在韦希特尔所观察的那次经济衰退结束10年后，经济衰退时期和振兴时期求职者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

经济衰退还会带来无形成本。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表示，经济衰退会带来道德问题：人们会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慈善捐款会减少；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偏执和狭隘思想会兴起；进而造成反民主势力的抬头。正如大萧条之后，希特勒出现，“二战”爆发，这显然就是一例。弗里德曼认为，即便是在小型经济衰退时期，相同的反民主势力也会悄然抬头。

这些问题都很严峻，应该引起重视。但仅仅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搞清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它为何会衰退，以及应该如何扭转颓势。

好吧，我应该努力使经济摆脱衰退。那么，请告诉我，经济为何出现衰退？

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找到衰退的原因，比如国家遭遇剧烈动荡——战争或改革，或者尽管不那么戏剧化，但影响毫不逊色的主要出口品价格骤降，这些都可能造成经济的衰退。我们将在第6章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有些时候，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并不明确。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经济学家备感头疼。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济史。20世纪70年代，忽略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曾在3年内增长超过了20%。或许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想想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它相当于每5个工作日产量就奇迹般地多出1天的产出。3年内就有这样的进步很不简单。但在1974年，延续3年的经济增长没能继续，日本经济事实上有所收缩。除去这一年，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年均4%的增长。但在过去20年中，其增长率每年仅为1%。过去几十年，这一改变的效果是累加的：如果日本经济延续了年均4%的增长率，则其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将是现在的两倍。这令人难以置信。

显然，经济学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阻止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如果我们清楚，经济衰退就不会出现了，而你也无须阅读本书了。但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有关如何理解、防范和治愈经济衰退的知识。本书前三分之二的内容就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介绍。

三分之二的篇幅！可真不少。你确定没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世界上将有很多人告诉你，有。比如：把货币与黄金挂钩！永远保持收支平衡！保护制造业！打击官僚作风！诸如此类。你大可以忽略这些人，因为任何坚持认为掌管现代经济易如反掌的人都只是门外汉。

比如，我们来看看你可能听过的极具吸引力的简单办法，它们应该分别来自政界的左右两翼。首先，左翼顾问告诉你，应该雇用10万临时劳动力建设公共工程，比如挖掘排水沟。他说，这将提高就业，刺激经济。听起来很有道理——还有什么比雇用劳动力和增加就业更明显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呢？

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啊。

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些工人从哪儿来？如果想要雇用10万人，不一定就有10万人正好坐在那儿等着你。你可能发现，你需要和私人企业争夺劳动力，人们可能会跳槽离开现在的岗位，因为你开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工资水平随之提高，对于那些就业者而言，这是件好事，但私人企业可能会选择用电脑代替呼叫中心的员工，用自动清扫器代替清洁工，用自动结账机代替超市收银员。或者，私人企业可能出现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是因为你搅和了劳动力市场。

此外，雇用10万人的钱从哪儿来？或许你想提高税收，但纳税人口袋里能支配的钱就少了。或者，你想通过借贷，但这也将推高利率，促使人们多储蓄少消费。你还觉得这办法很有道理吗？

别误会。你的顾问的建议也可能会奏效，但也有可能带来的伤害比好处多。在听取建议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经济如何运行。

为了避免你认为只有左翼的“常识”会适得其反，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信奉者——右翼顾问可能会给出的建议：通过削减税收刺激经济。同样，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如果削减税收，人们口袋里留下的钱会更多，由于能够享受更多的劳动果实，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将更高涨。但同样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旦削减税收，公共支出将更多来自借贷。这些借贷从哪儿来？肯定会从别处来，或许就来自原来那些纳税人的口袋。因此，他们可能认为政府财政赤字将最终带来税收的增加，进而将减少消费。

同样，这个顾问的建议也可能会奏效。我认为，关于建议是否奏效的推理故事中存在种种曲折迂回。对经济的简单而常识式的认知尽管诱人却十分危险，因为，宏观经济学中，在任何肉眼所能观察到的显著变化的背后，几乎总存在着与其密切相关但又非常隐蔽的其他变化。

这一权威论断来自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国会议员弗雷德西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50年，巴斯夏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书名很简单——《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看不见的。

“在经济领域，一个举动，一种习性，一项制度，一部法律，其所带来的影响都很复杂。在这一系列影响中，最初的那个最为直接，与其起因同时出现，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其他影响将次第出现，那是我们看不到的。如果能够预期，将是幸事。”这是该书的卷首语。

此后，巴斯夏描述了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意外失手打破一扇窗户是否如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将刺激经济。当然，打破的窗户会增加对玻璃安装工人的需求。巴斯夏写道，如果孩子打破一扇窗户，那么“玻璃安装工人会来，安装玻璃，收取6法郎费用，暗自高兴，并在心中称赞那个不小心的孩子。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我们看不见的是，本应以6法郎卖出一双新鞋的鞋匠没有得到这笔钱，因为这钱花在了换窗户上。鞋匠，或是小店店主，或是房东，或是本来可能赚到这笔钱的其他人，他们很容易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都永远不会发现，他们被替代了。甚至连那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不会发现：在他们心中，这6法郎并没有什么别的明确用途。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月月底，他们厨房架子上零钱罐子里的钱变少了，所以他们会少花一些。

但是——抱歉还要强调一遍——并不是说打破窗户一定不会刺激经济。它可能会刺激经济，但因果链条其实比单纯地考虑玻璃安装工人的收入将增加6法郎要长得多，复杂得多。

好吧，我懂了。非常有趣。你把经济交给我来掌管我很荣幸，但是，就没有别人想干这工作了吗？

想逃可没那么容易。当然，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不用心就会麻烦缠身的学科。但诸如菲利普斯和凯恩斯这样的宏观经济学大家都是行动派：他们想要了解经济，是因为想要改变经济，或者说想要重新组装，使其更好地运行。我们不能刚刚踏上征程就放弃，不能看到前方目标的艰难复杂就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且，如果仅仅掀开发动机盖，用锤子随便敲两下，我们也无法发现“结构性难题”。相反，我们必须努力探究经济如何运行以及经济偶尔运行不畅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经济看作一个系统，探求“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看得出来，你有点儿害怕。那就让我给你讲个激励人心的故事鼓舞士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