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分(2)
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10]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
“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
“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
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
或许，散布这些流言的和凯可提到的“毒舌”是同一帮人。据约瑟夫·达夫里舍维——哥里警察局长的儿子——回忆，有关索索“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的流言一直在坊间流传，有人说是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或者是我的父亲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而贝索又是个“醋意十足”的人。这些流言无疑让贝索越陷越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
1883年，贝索渐渐变得“易怒而又冷漠”。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
随着成年后的索索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大，有关他亲生父亲的谣言越来越不可靠。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之后，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中亚的探险家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他长得和成年斯大林很像，也曾路过哥里。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据传，亚历山大三世曾造访过第比利斯，而在当时，凯可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行宫里做女佣。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考据便能看穿这些荒唐的流言：探险家本人是个同性恋，当凯可差不多怀上斯大林时，他也不在格鲁吉亚；而凯可和沙皇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在第比利斯的。
把这些荒唐说法搁置一边，那么，到底谁才是斯大林真正的父亲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照顾这家人，他也经常安慰凯可，并资助她的儿子读书。他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孩子。他很富裕，名下有好几家酒馆，是个成功的酒商——在这个酒满为患的国家，酒商的成功来之不易。他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这个崇尚打斗的小镇里的摔跤冠军。凯可自己曾说过，叶格纳塔什维利“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句话不幸地给人留下了口实，她可能在隐晦地表达什么。难道这句话应该从其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不太可能。那么，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曾在凯可说服贝索戒酒时帮助过凯可。他是索索生父的另一“人选”。“就我所知，索索是达夫里舍维的亲生儿子，”小镇的市长、达夫里舍维的朋友侏罗利做证，“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索索漂亮的母亲有过一段。”
斯大林本人曾说过，他的父亲其实是个神父。于是，第三个“人选”浮出水面：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达夫里舍维和恰尔克维阿尼都有自己的家室，可是，在格鲁吉亚男性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好一样，对情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哥里的神父们就以好色、堕落出名。这三位在当地都是显赫人物，而他们也乐于在一位漂亮妻子陷入危机时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凯可本人，她在一生之中的变化很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戴着修女般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正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美女。她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她去享受肉体的欢愉。她当然以“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为傲，也有证据表明，她其实比她看上去更加世俗。年老时的凯可曾鼓励妮娜·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言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妻子——和情夫偷情，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向她传授经验：“我年轻时是个清洁工，当我在别人家里遇到帅气的小伙时，我从来都不浪费机会。”贝利亚一家为凯可的风流留下了佐证，不过，凯可本人的回忆录也并非绝口不提她本人对粗俗恶作剧的钟爱。她回忆道，当索索还在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她母亲用鲜花吸引索索，正当索索向鲜花奔过去时，她愉快地扯开衣襟，袒露出她的乳房。结果，索索立刻忘记了鲜花，转头朝乳房跑了过来。当凯可发现酩酊大醉的俄国流放政治犯波卡正在偷看他们，她反而大声笑了出来，然后“扣上了衣服”。
斯大林并不避讳这些谣言，反而是以一种隐晦，甚至夸大其词的方式让它滋长。晚年时，他曾和格鲁吉亚的门徒姆格拉泽聊过自己的出身，而此次聊天给姆格拉泽留下了“他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私生子”，而非贝索亲生的印象。在1934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曾开诚布公地说“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贝索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三位可能的生父都承担了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他和恰尔克维阿尼的孩子共同成长，他受到达夫里舍维的庇护，他在哥里的一半时光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共同度过的——所以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也不足为奇。有关“斯大林的亲生父亲是神父”的传言还有一个根据：教堂学校只接受神职人员的后代，所以他母亲谎称他是神父的儿子以使其顺利入学。
斯大林对“疯狂贝索”的态度很暧昧：他唾弃他，但又同情他，有时甚至以他为傲。两人也并非绝无幸福时光。贝索喜欢给索索讲格鲁吉亚英勇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
成为领袖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斗酒的场合向赫鲁晓夫以及其他巨头吹嘘，自己之所以千杯不醉，那完全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
索索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贝索便用手指蘸酒喂给他喝。后来，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引起了他的妻子娜迪亚的不满。
他曾写过一篇令人动容的故事，故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鞋匠曾经拥有一个小作坊，却最终被资本主义无情摧毁了。他如此写道：“他的梦想之翼被折断了。”他也曾向别人吹嘘“我的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鞋”，而在他成为领袖之后，他甚至以鞋匠自称。后来，他把“贝索什维利”——意为“贝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在哥里的最亲昵的朋友则直接叫他“贝索”。
当把所有证据综合在一起来判断后，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依然是：虽然贝索这个醉汉声称索索是个“杂种”，但索索的确是贝索亲生的。已婚女子被要求遵守妇道，但是，年轻貌美的凯可婚姻破裂，成为一个半寡妇，她继而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情人，这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叶格纳塔什维利在她的回忆录里出现的次数和她丈夫一样多，而她喜欢叶格纳塔什维利显然超过贝索。她说，他很体贴，总是帮助她，这使她有些“难堪”。叶格纳塔什维利家族中的有些人说斯大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不过，还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的表述最恰如其分：“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是斯大林的父亲，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商人扮演了男孩的替代父亲的角色。”
这些有关“斯大林是私生子”的谣言，和强调“斯大林是奥塞梯人”的说法一样，都企图毁坏这位领袖的伟岸形象。他于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格鲁吉亚，并镇压了那里的反抗，在此之后便长期遭到格鲁吉亚人的憎恨。出身贫寒的伟人经常会被传言乃他人所生。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其登记在案的父亲所生。
“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父亲。”索索的同学大卫·帕皮塔什维利曾做证说。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说，随着他渐渐成长，“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而当他蓄起胡子后，他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
索索5岁时，疯狂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还爱动粗。凯可说：“情况一天天地变差了。”
2.疯狂贝索
面对醉酒的贝索，索索害怕极了。“我的索索是个敏感的孩子，”凯可回忆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他父亲吧啦吧啦的歌声，他便会立刻跑到我怀里，问我他能否去邻居家待着，直至他父亲入睡。”
疯狂贝索甚至为了能喝上一口酒把自己的皮带给卖了——多年之后，斯大林曾解释说：“格鲁吉亚人只有在陷入绝境时才会卖皮带。”凯可越来越恨贝索，便也越来越溺爱索索：“我总是用羊毛围巾把他包起来，让他不至于受寒。他也很爱我。当他看到他那醉醺醺的父亲时，他的眼里总会满是泪水，他的嘴唇变成紫色，他紧紧搂住我，乞求我把他藏起来。”
贝索对凯可和索索都很粗暴。儿子是格鲁吉亚男人的骄傲，然而，当“索索是杂种”的谣言满天飞时，这个儿子却成了贝索最大的耻辱。
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这个男孩遭受了没有缘由的毒打，可正是这一遭遇让他变得和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青年达夫里舍维也记得，凯可“用母爱保护他，不让他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作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
当索索害怕地藏起来时，贝索会吼叫着四处找他。“凯可的小杂种在哪儿？藏在床底下吗？”凯可会竭尽全力阻止他。有一次，索索跑到了达夫里舍维家，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这位警察赶紧跑到朱加什维利家，他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
贝索的暴行无疑对4岁的索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地抵抗他的父亲。他是在自己家中学会使用暴力的。
有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索索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便是溺爱他的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
“那些没有朝她丈夫挥出去的拳头施加在了她儿子身上。”一个认识他们家的犹太女人说。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她经常抽他。”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回去看行将就木的凯可，他问她为什么要打他。“这对你没有害处。”她回答道。然而，真的如此吗？心理学家相信，暴力会伤害儿童，它当然不是表达怜爱的方式。很多儿童都有过被酗酒的父亲虐待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会重复父亲的命运：酗酒，对孩子和妻子施以暴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人人都会成为残酷的人。[11]进而言之，施加在童年斯大林身上的家庭暴力或许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影响，但这不是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暴力。
他们家很快就变卖了斯大林出生的那所房子，变成了流浪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换了9个不同的住所，在压抑的出租房里聊以度日。斯大林的童年显然并不安稳。凯可带着孩子搬到了她兄弟家，但贝索答应她，自己会改变，并把她接回来。可是，贝索“无法戒酒”，而凯可则搬进了神父恰尔克维阿尼家。
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
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
“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
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