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贝尔格莱德谋杀

1903年6月11日，时间刚刚过了凌晨两点，28名塞尔维亚军官集结在贝尔格莱德皇宫的入口处。一阵交火后，在这栋建筑前站岗放哨的卫兵被逮捕并缴械。谋反者从值班的卫兵队长那里获得了钥匙，之后闯入了接待大厅，迅速登上楼梯、穿过走廊，直奔王寝。最终，他们发现了国王的卧室。卧室被两扇厚重的橡木门保卫着，谋反者用一箱炸药进行了爆破。爆破的冲击力使得大门从墙体脱落，撞向室内的前厅，藏在后面的王家副官无一幸免。爆炸同样让皇宫的供电系统瘫痪，因此整栋大楼陷入了一片漆黑。但入侵者们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从附近的房间找到了一些蜡烛，闯进了国王的卧室，却发现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和德拉加王后（Queen Draga）早已不见踪影。但王后阅读过的法国小说还在床旁边的桌子上倒扣着，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摸了一下床单，感受到床单上还有余温——他们两人似乎刚刚离开。在卧室进行了一番徒劳的搜索后，入侵者们手持蜡烛和左轮手枪，对皇宫里的房间进行了逐一排查。

一间，两间……军官们不断向储藏柜、挂毯、沙发和其他可能的藏身之处开火。而此时，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正在楼上与卧室相连的狭小的侧楼里瑟瑟发抖，平时，王后的仆人常在这栋侧楼给她熨烫、缝制衣服。搜查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国王趁机悄悄地穿上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他可不想赤身裸体地被敌人发现。王后也穿上了一条白色丝绸质地的裙子以蔽体，还套上了一只黄色的长袜。

在贝尔格莱德，其他受害者也遭到搜查和杀害：王后的两个被人普遍怀疑觊觎、图谋继承塞尔维亚王位的兄弟被引诱出王后的住所，然后“被带到皇宫附近的一个警卫室，在经过一番羞辱后被残忍地刺死”。杀手同样闯进了总理迪米特里捷·辛卡尔–马尔科维奇（Dimitrije Cincar-Marković）和军政大臣米洛万·帕夫洛维奇（Milovan Pavlović）的住所，两人皆遇难。当时帕夫洛维奇藏身于一个木柜中，遭到25轮射击。内政大臣贝利米尔·西奥多洛维奇（Belimir Theodorović）也遭到了枪击，但侥幸活了下来。其他大臣均被逮捕。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皇宫。王家第一副官拉扎尔·彼得罗维奇（Lazar Petrović）已缴械投降，在一阵交火后被抓，并由谋反者们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厅，被迫对着每扇门呼叫，以找到国王的藏身之处。进行第二轮搜查时，谋反者们终于在帐帘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入口。当他们中的一位准备用斧子将墙砸穿时，彼得罗维奇感到已回天无力，便答应劝国王出来。在与外面一墙之隔的距离，国王询问来者姓名，他的副官答道：“是我，您的拉扎尔，请为您的军官们打开门吧！”国王说：“我还能相信我的军官们的誓言吗？”谋反者们佯装顺从。于是，这位戴眼镜的胖国王穿着不协调的红色丝绸衬衫出现了，他的臂弯里搂着王后。之后，这对夫妻被冰雹般的、毫无方向的子弹射杀了。彼得罗维奇抽出藏着的手枪，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反抗，以保护他的陛下（之后人们才得知这一细节），却也被乱枪打死。这种暴行越发肆无忌惮，甚至演变成一场狂欢。事后，国王的意大利理发师（他被命令对尸体进行处理，给它们穿上衣服，以便举行葬礼）证实，尸体被利剑刺穿，被刺刀撕裂，部分已经被剖开，遭到斧子的砍击，直到它们四分五裂、无法辨认。这位理发师因此也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刺激。他们将王后的尸体顺着卧室的窗台扔了下去，这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直接落到了花园里。据说，当谋反者们也对亚历山大国王做出上述举动时，他的一只手在一瞬间死死地扒住了窗台。一位军官操起军刀向这只手砍去，几根手指被砍下来，国王的身体坠落到了地上。当谋反者聚集在花园里抽烟并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检验时，天空开始飘雨。

1903年6月11日发生的事件掀开了塞尔维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塞尔维亚的历史十分短暂，而统治权几乎占据这个年轻的国家大部分历史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现在荡然无存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刺杀行动后，谋反者们敲响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丧钟，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Petar Karadjordjević）作为继任者，登上了塞尔维亚的王位（当时，此人正流亡瑞士）。

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究竟是如何引来如此残忍的杀身之祸的呢？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从未形成稳定的局面。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与王朝分庭抗礼的家族的存在。在使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的魔爪中解放的斗争中，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和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渐行渐远。那位皮肤黝黑的领袖——“黑乔治”（Black George）彼得罗维奇（Petrović）是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诞生的第一位风云人物。1804年，正是他率领部队起义，成功将奥斯曼人驱逐出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在若干年内都没有遭到侵略；但到了1813年，当奥斯曼部队蓄势发动一次反攻并获胜时，这位英雄却被迫流亡奥地利。两年后，在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的带领下，塞尔维亚爆发了第二次起义。但米洛什是一位易妥协、顺从的政治家，他与奥斯曼政权达成共识，承认了塞尔维亚的公国性质。当彼得罗维奇重返塞尔维亚时，米洛什下令对其行刺，帮凶就是奥斯曼帝国。在了结了政敌之后，米洛什被授予塞尔维亚王子的头衔。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成员在塞尔维亚以公国身份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实施统治（1817~1878年）。

同时存在的两大对立阵营，地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小农经济为主体形成的争强好胜的政治氛围，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国家形成了火药味浓重的君主体制。让人感到震惊的是，19世纪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没有几人因为自然死亡而结束统治。公国的元勋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王子是位残酷的独裁者，他执政期间频频出现反叛事件。1839年夏，米洛什出于对长子继承王位的考虑而退位；长子米兰（Milan）当时因患麻疹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继位13天后便离开人世，直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父王让自己继承王位的意图。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的统治也因为1842年的一场谋反戛然而止，这就为另一位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的后人——“黑乔治”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夺权留下了余地。然而在1858年，亚历山大也被迫退位，米哈伊洛在1860年重新问鼎王座。但在他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受欢迎了；8年后，他和一位女性表亲一同遇害，据说，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正是这起阴谋的支持者。

米哈伊洛的继任者——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四世的漫长的执政期（1868~1889年）终于保持了政局的连续性。1882年，即柏林会议授予塞尔维亚以独立国家地位4年后，米兰宣称塞尔维亚王国成立，自己当仁不让地成为国王。但政局的极度动荡仍然困扰着这个新成立的国家。1883年，政府尝试解除塞尔维亚东北部民兵使用武器的权力，这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方起义——蒂莫克叛乱。米兰对起义者采取了残忍的镇压手段；在贝尔格莱德，那些被怀疑与起义有牵连的高层政治人士都遭到了迫害。

19世纪80年代早期，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现代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同步诞生的还有体现现代政治特征的报刊、政党会议、宣言、竞选策略和本地委员会等）。这些新生事物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不可抗力，但国王对此却采取独裁的手段加以钳制。1883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塞尔维亚议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现存体制持反对态度。国王拒绝从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激进党中委任政府幕僚，而是选择成立一个官僚内阁。法令允许设立议会，却又在10分钟之后将其取消。关于1885年那场与保加利亚的血战，王室做出的执行决策既没有咨询部长的意见，也没有询问议会，米兰与纳塔莉王后（Queen Nathalie）的唇枪舌剑和离婚丑闻也进一步侵蚀着君主专制统治。当米兰在1889年退位时（当时他只希望能够迎娶他的私人秘书——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的离开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管理塞尔维亚事务的摄政时期（此时米兰的儿子亚历山大王子尚幼）持续了4年。1893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以一场奇怪的“政变”结束了该家族的摄政阶段：内阁大臣都被邀请参加晚宴，当大家热情地举杯时，国王亲切地告知所有人，他们都被捕了；年轻的国王宣布了当政的意图，声称自己拥有“完整的王权”；关键的部级大楼和通信部门已被军队占领。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通知众人亚历山大已经获得了实权。

实际上，上任国王米兰仍然在幕后处理政事。米兰批准了摄政时期，而代表儿子发动“政变”的也是他。在当代欧洲很难找到如此怪诞的家族伎俩——退位的父亲成为继位的儿子的首席幕僚。1897~1900年，这种“米兰—亚历山大”共政的局面一直持续着，米兰被委任为塞尔维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成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公民。

亚历山大的统治成为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末路。在他父亲的协助下，亚历山大很快将在登基典礼上人们赋予他的希冀挥霍一空。他将塞尔维亚宪法中相对自由开放的条款统统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专制主义的内容：民主选举被取消，媒介自由被废止，并停办了报纸。当人民激进党首领们提出抗议时，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亚历山大以手握生死大权的独裁者的姿态，恣意对宪法进行废除、篡改和中止。他从不尊重司法公正，甚至密谋对高层幕僚的暗杀活动。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米兰两人一同鲁莽地操纵着这个国家，更别提亚历山大的母亲纳塔莉了（尽管与米兰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她仍然是幕后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这些都对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亚历山大决定迎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的遗孀，这样的结合当然并没有改善局面。1897年，他第一次遇到了德拉加·马欣（Draga Mašin），当时她是国王母亲的一位女仆。德拉加比国王年长10岁，在贝尔格莱德声名狼藉——人们都知道她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而且据说她的私生活十分不检点。在王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言辞激烈的会议上，部长们纷纷劝阻国王不要与德拉加结婚；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Djordje Genčić）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陛下，您不能和她结婚。她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情妇——当然也包括我。”这种耿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根契奇之后也成为谋反行刺的军官之一。其他的高级军官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一次群情激昂的内阁会议上，代理总理甚至提议在皇宫中逮捕国王，或是将其五花大绑，强行驱逐出国境。幕僚上下反对德拉加的呼声过于强烈，以至于国王发现一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提拔合适的高级官职候选人。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订婚的消息本身就足以导致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国王不得不勉强集合了一帮乌合之众，组成婚礼上的“内阁”。

对这段婚姻的争议同样使国王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米兰因德拉加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而勃然大怒，辞去了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职位。在一封于1900年6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他称亚历山大“正将塞尔维亚推向深渊”，并在结尾处警示他：“在你做了这般蠢事之后，如果有哪个政府把你驱逐出境，那我将是第一个拍手称快的人。”但亚历山大非但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和德拉加于1900年6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完婚），还利用他父亲辞职之机，加强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之后，米兰的同党和德拉加的敌人被逐渐从军事高层和行政部门中清除，国王的父亲处于被持续监视的状态，接着他被勒令离开塞尔维亚，之后又被下令永远不得返回境内。米兰定居奥地利，并于1901年去世——这对于那对夫妻来说莫不是一种解脱。

1900年年底，这段君主专制统治也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受欢迎时期——王室宣称王后怀孕了，这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但1901年4月，有人称王室宣称德拉加有身孕只是安抚舆论的诡计，这又使得民愤四起（首都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王室以“假婴儿”的把戏来稳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权，但最终还是暴露了）。但亚历山大对这些糟糕的征兆并不在意，仍大肆宣传，鼓吹对王后的盲目崇拜——斥巨资举办公共活动来庆祝她的生日，将军团、学校，甚至村庄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同时，他对宪法的践踏更加猖獗。1903年3月，国王借机在深夜中止宪法，对新式媒体和组织进行压迫的法律条文也在匆忙的草拟中，45分钟之后，宪法内容被更换。

直至1903年春，塞尔维亚举国上下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统治。在1901年7月的选举中，人民激进党获得了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议会席位，他们对国王的独裁控制愤恨不已。在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银行业家族中（特别是那些业务涉及牲畜和食物出口的家族），很多人都看清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亲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将塞尔维亚的经济禁锢在奥匈帝国的垄断之下，剥夺和封锁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者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和途径。1903年4月6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抗议者谴责国王恣意篡改宪法，但这次示威活动被警察和宪兵残酷地镇压了，18人殒命，50人受伤。尽管被捕者几天之后就被释放了，但还是有百余人（其中不乏军官）被逮捕并监禁。

在不断加剧的对立中，塞尔维亚军队也成了反对者的中坚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军队是塞尔维亚社会中最活跃的组织机构。在这样一种仍旧以极不景气的乡村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中，想升职可谓步履维艰，但成为一名军官正是能够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不二之选。这种优越性在米兰国王那里得到了强化——他慷慨地拨款给军队，扩大军官队伍，其代价就是削减了本来就短缺的国家高等教育资金。但自从1900年，米兰突然被驱逐之后，军官这一美差就迎来了它的末日：亚历山大国王削减了军事预算，军官的薪水逐月减少，甚至还出现了拖欠。此外，还通过了一项任人唯亲的政策：国王及其妻子的朋友和亲戚能够被晋升到关键职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事实（尽管官方出面否认），那就是国王没有一位血缘上的继承人，他计划将塞尔维亚王位传给德拉加王后的兄弟尼科迪耶·伦耶维卡（Nikodije Lunjevica），这激化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1901年夏，塞尔维亚军队中一位相当有天赋的年轻中尉酝酿了一场军事谋反行动（该中尉在1914年发生的事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因为他拥有强健的体格，令他的崇拜者联想到肩膀宽阔的古埃及公牛神“阿匹斯”，他也因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在塞尔维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就在参谋部谋得了一个职位。由此可见，他的上级相当器重这个年轻人。迪米特里维奇天生就是政治阴谋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行动极其诡秘，他能够绝对地投入军事和政治工作；他的手段非常毒辣，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出奇的冷静。迪米特里维奇不是能够统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然而他却具备十足的能力，能在小群体和私人交际圈中令对方信服，向他的信徒传达一种使命感，并消除质疑、煽动极端行动。他的一位合作者对其如下描述：“他是一种神秘力量，我在他的命令面前完全顺从，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并不合理。”另外一位谋反者同谋甚至对“阿匹斯”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感到困惑：他并不聪颖过人，又不具有雄辩能力和口才，他的想法似乎也不能自圆其说；“然而，他的确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位仅仅依靠他的出现就能将我的思路带到他的方向上的人；他只用最普通的方式道出寥寥数语，我就会完全臣服，成为他的意志的忠诚执行者”。迪米特里维奇从小生长在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他上述高人一等的能力的根源。在他成年后，妇女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他对她们从来没有性欲。他的居所杂乱无章，他所有策划阴谋的地点都是烟雾缭绕、全体成员皆为男性的世界——贝尔格莱德的咖啡厅。曾经这是些非常私密的场所，但现在，人们在这里的对话并不需要确切被对方听见，人出现即可。在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上，这位谋反者魁梧、强壮，留着髭须；他身旁还有两个同谋，摆出一副明显心怀不轨的表情。

迪米特里维奇原本计划在1901年9月11日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次舞会上谋杀这对王室夫妻（当天是王后的生日）。这项计划似乎出自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两位军官被委派袭击多瑙河发电站（该发电站为贝尔格莱德提供电力），而还有一位的任务是摧毁为舞会场地提供电力的稍微小一点儿的公电站。一旦陷入黑暗，4名出席舞会的刺客就趁乱点燃窗帘，敲响警报，然后逼迫国王和他的妻子服毒自尽，了结两人的性命（这一方案巧妙地避免了混乱之中寻找武器的可能）。他们在一只猫身上成功检验了毒药的毒性，但这缜密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发电站由重兵把守，无法进入，并且王后最终并未出席舞会。

他的其他计划也都失败了，但他并不气馁。这些谋反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兢兢业业”，试图扩展政变的范围。他们“招募”了百余名军官，其中不乏年轻人。1901年年底，有些公民政治领袖也加入进来，当中的一位便是前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在反对国王的婚姻一事上直言不讳的那位。1902年秋，谋反组织正式有了自己的秘密誓约。其构思者便是迪米特里维奇，他将组织的目标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预感国之将陷……罪魁祸首便是国王和他的情人德拉加·马欣；我们立誓要将他们除掉，以践行我们的宗旨。”

1903年春，谋反组织的成员扩大到120~150人，计划在皇宫内刺杀这对王室夫妻的方案已经完备。如要执行计划，则需要周密的准备；然而，国王和他的妻子深知自己不得人心而草木皆兵，因此对于安保措施近乎偏执，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卫。如果没有一帮侍从跟随，国王从不单独出现在城里；德拉加王后因为过于担心发生意外，曾将自己禁足在皇宫长达6周。皇宫内和周边区域的安保力量增加了一倍。一时间，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谋反暴动的谣言风行，1903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还援引了贝尔格莱德的“匿名信息来源”，称“针对王室的一个军事谋反组织发展得如此壮大，以至于国王和政府都不敢采取措施与之对抗”。

对线人的征募（包括皇宫护卫队的军官和国王的随从副官）确保了刺客们能够顺利在哨兵把守的地方杀出一条路，进入皇宫内部。谋反的日子在行动的前三天才确定——当得知所有的关键谋反者能够各就各位时。这项计划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之后立刻被广而告之，以防止警方或是国王政权的残余势力的介入和破坏。谋反者在大功告成的一瞬间急于宣扬自己的行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国王和王后的尸体被从卧室窗户扔出。“阿匹斯”本人也在突围进入皇宫的刺杀小分队中，但他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在皇宫主入口处与卫兵的交火中，他中弹了，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差一点儿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

“不负责任的因素”

“城市悄无声息，人们也普遍无动于衷。”1903年6月11日晚，英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乔治·博纳姆爵士（Sir George Bonham）向伦敦发出了言简意赅的消息。消息称，塞尔维亚的“革命”使得首都居民“欢欣鼓舞”，凶手们将第二天（1903年6月12日）“改为节假日，街道上到处装饰着国旗”。人们“完全没有流露出该有的后悔之情”。根据博纳姆在维也纳的同事弗兰西斯·普伦基特爵士（Sir Francis Plunkett）所称，塞尔维亚悲剧中“最让人震撼的特点”是“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谋杀案面前，人们表现得出奇的平静”。

对此感到反感的观察者洞悉到了这种稳定情绪背后的原因：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暴力和弑君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冷酷似乎并不奇怪。实际上，贝尔格莱德的公民有十足的理由为谋反者喝彩——谋反者立即将统治权转移到一个超越党派的临时政府。议会也被迅速重建。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结束了在瑞士的流亡，重返塞尔维亚，并被议会推选为国王。带有强烈民主色彩的“1888年宪法”（现更名为“1903年宪法”）在被稍微调整之后恢复权威。两大敌对的塞尔维亚王朝之间历时已久的纷纷扰扰瞬间成为过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追随者，他年轻时甚至将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翻译成塞尔维亚文，这激励了那些具有自由意识的人。

更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佩塔尔在他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不久向公众声明：他准备成为一位“真正以宪法为准则的塞尔维亚国王”。塞尔维亚自此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议会制国家，徒有君主之名，国王并不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在对冷酷无情的总理辛卡尔–马尔科维奇（他是亚历山大的追随者）实施谋杀的行动中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从今往后，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大众以及各党派手中，而不是集中于国王手中。政党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展工作，不必担心受到打压。媒介也最终摆脱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严酷的审查制度。这些转变昭示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更重视大众的需求，更契合舆论。塞尔维亚的政治形态正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一个新纪元。

但是如果说1903年的政变革除了积弊，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1914年显得尤为突出。总而言之，谋反组织并没有在成功除掉这对王室夫妇之后解体，而是继续强势存在于塞尔维亚的政治和公众生活中。行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就有4名谋反者（4人中有军政大臣、公共事务大臣以及经济大臣）和6名政客。仍然处于康复阶段的“阿匹斯”受到了来自议会的正式表彰，成为民族英雄。事实上，这个建立在血腥谋反和夺权基础上的政权，以及对于仍然阴魂不散的暗杀组织的恐惧，使得公开批判步履维艰。政变发生10天后，新政府的一名部长向一名报纸记者坦言，他认为刺杀行动“很可悲”，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无法公开地表达意见，因为军队中可能没有人会认同，而王权和政府都是以军队为支撑的”。

纵观整个宫廷，刺杀组织的影响力格外巨大。英国使者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在1905年11月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消息中称，“截至目前，谋反的军官已经成为国王举足轻重、独一无二的支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国王“将会陷入孤立，届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忠心甚至友情是国王可以信赖的”。因此，当佩塔尔国王在1905年冬为他的儿子乔尔杰王子寻找一位陪同他一起游览欧洲的人时，“阿匹斯”成了不二人选。这时“阿匹斯”刚刚从一段漫长的康复期中走出，但他的体内仍然存留着三颗子弹——行刺当晚击中他的那三颗。这位弑君行动的首席策划师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照料下一任卡拉乔尔杰维奇的国王，直至他受教育阶段的结束。然而乔尔杰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国王：1909年，因为将贴身男仆活活打死，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认为，尽管国王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将其送上王位的那些人的“囚徒”——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夸张。1905年11月底，奥匈帝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总结道：“国王就是傀儡。”谋反者只是利用国王作为政治杠杆，谋求和确保他们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新委任的副官全部来自谋反者团队，管理军火的军官以及军务处邮政部门的官员同样如此。这些曾经的谋反者同样有能力影响军事方面的人事变动，包括控制高层指挥的职务。利用他们在君主那里的便利，他们还影响着关乎国家大事的政治问题。

谋反者的阴谋并非到此为止。新任政府承受着从与他国伙伴关系中撤出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与英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英国已经撤回了军事全权大使，公使馆被交到了临时代办塞西杰手中）。直到1905年秋，欧洲大国的代表们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示谴责，尤其受到谴责的是其司法系统。在军队内部，以米兰·诺瓦科维奇（Milan Novaković）上尉为首的“反叛国”军事组织在要塞城市逐渐壮大队伍，米兰还草拟宣言，呼吁取消68名“杰出”叛军的领导权。诺瓦科维奇迅速遭到逮捕，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自我辩护之后，他和他的同伴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并被判处监禁。两年后他离开监狱，却“重操旧业”，继续他公开反对这些谋反者的事业，因此又重返牢房。1907年9月，传言称他和一位男性亲属试图逃跑，于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杀害，这一传闻激起了议会和自由媒介的愤慨。因此，军队和民间权威之间的糟糕关系在1903年暗杀行动之后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也解释了塞尔维亚在1914年的举动。

在不断发起挑战的诸多民间组织中，挑大梁的当属人民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帕希奇在瑞士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是暗杀事件后国王的得力助手和幕僚。1904~1918年，他位居十任内阁之首长达9年。作为处于塞尔维亚权力顶峰的人，在最终引发“一战的”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包括发生前后），帕希奇都是其幕后主要的决策者之一。

毫无疑问，帕希奇是现代欧洲历史上一位显赫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从政的时间长（他在塞尔维亚政坛上活跃了40年）还因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获得胜利。尽管他名义上是工程师，但他兢兢业业为之奉献的还是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他直到45岁依旧单身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塞尔维亚的独立事业。1875年爆发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统治的民族起义，作为《民族自由报》（Narodno Oslobodjenje）的记者，年轻的帕希奇前往前线，冒着危险报道战况。19世纪80年代初，他便对人民激进党的现代性问题予以关注——这也使得该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力量，直到“一战”爆发。

人民激进党由选举产生，它融合了自由宪政的理念，呼吁塞尔维亚扩张以及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族区的领土统一。政党最坚实的基础（同样也是保持其选举成功的关键）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主导的小农经济。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人民激进党主张平民主义的多元化，并与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专业化的军队建构表示怀疑，不仅因为他们对维持军队所产生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还因为他们认为民兵组织是最佳且最纯粹的军队组织。1883年蒂莫克叛乱爆发时，人民激进党与拿起武器的农民并肩战斗，反抗当局。政府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们。帕希奇是嫌犯之一，为了逃避抓捕，他及时出逃，但在本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被宣判死刑。在流亡岁月里，他与俄国一直保持联系，他本人也成为泛斯拉夫圈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因此，他的政策总是与俄国的政策亦步亦趋。1889年，米兰退位后，对帕希奇的宣判被取消，而他也在流亡期间成长为一名激进运动的英雄。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在一片赞许声中被选举为部长主席，之后又成为首都的市长。但是他第一次的总理任期（1891年2月至1892年8月）的结束，是由于对米兰和摄政者持续操控宪法感到不满而辞职。

1893年，因反抗摄政者，帕希奇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被亚历山大派往圣彼得堡。这一举动目的在于消除帕希奇的政治野心，同时让其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希奇致力于建立深入的俄国—塞尔维亚关系，并且对于一点毫不怀疑，即塞尔维亚未来的民族解放事业最终还将仰仗俄国盟友的支持。但米兰重返贝尔格莱德政坛阻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人民激进党受到侵扰，并被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帕希奇本人也被召回。在米兰—亚历山大联合执政期间，帕希奇遭到了严密监视，与权力失之交臂。1898年，当局借口他在公开场合侮辱米兰，对其实施了9个月的监禁。1899年，当举国为谋杀米兰的笨拙阴谋感到震惊时，他还在服刑期间。人民激进党再度被怀疑是谋反者的同谋，尽管他们与波斯尼亚青年之间的关系之前并不明朗，现在也尚未明朗。亚历山大国王要求将帕希奇判决为刺杀计划的同党，但由于奥匈帝国政府紧急出面，这位人民激进党领袖的性命最终才得以保全（如果从后来事情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足够讽刺）。亚历山大的统治一向以阴谋论著称，帕希奇也被告知他与其他几位人民激进党同僚将被国王处决，除非他承认自己对刺杀事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由于不知道奥匈帝国的干预足以挽救他的性命，他屈从并承认了。文件得以公开，他也免于牢狱之灾，但公众普遍怀疑他为了苟活于世而出卖了自己的政党。虽然帕希奇还活着，但至少在同一时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亚历山大政权的风烛残年，他完全在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王权的更迭成为帕希奇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东山再起，进入政治鼎盛时期。他和他的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的中流砥柱。这位对权力向往已久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他是如此适合成为一名掌权者，因此他迅速适应并扮演起国父的角色。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在农民群众中却享有盛誉。他浓重的乡下口音被许多人讥笑。他的谈吐并不流畅，多带有旁白性质的嘀咕和感叹词，这也成为人们在他身上挖掘到的趣闻。当被告知著名的讽刺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Branislav Nušić）1908年在镇上发动了一场示威游行以抗议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并骑马闯入外交部时，据说帕希奇当时做出了如下回应：“呃……你们瞧……我知道他写的书很棒，但是，嗯……他的骑术也这么棒，这是我没想到的……”帕希奇并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极其善于与人沟通，特别善于与占塞尔维亚大多数选民人数的农民进行沟通。在他们的眼中，帕希奇的言论低调内敛、朴实无华，却让人回味无穷；更别提他那浓密而充满阳刚之气的胡子，好像它们是近乎出神入化的谨慎、前瞻性和智慧的象征。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称呼他为“Baja”，这个词意为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气质，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人所爱慕。

曾被判处死刑、多年流亡国外，以及长期处于被监视情况下而形成的偏执症状——所有经历都在这位政客的举手投足和气质形象上留下了烙印。帕希奇谨小慎微、行为诡密、秘而不宣。多年后，他曾经的秘书回忆道，在传达想法和做出决策时，他并不想将这些信息付诸纸笔，甚至不想口头表达出来。他习惯定期焚烧文件，不管是公文还是私密文件。在暗含潜在冲突的情境中，帕希奇习惯于被动处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摊牌。他务实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对手眼中，他全然缺乏原则性。所有这些特征又与其他个性相互交织：他对舆论极其敏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让塞尔维亚这一民族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在谋反行动开展之前，帕希奇就已被告知；虽然他保守了秘密，但拒绝加入该行动。当皇宫血案的具体执行计划送到他面前时，他最特别的反应是携家带口乘火车来到亚得里亚海岸，等待最后的结局。

帕希奇的成功仰仗确保他自身以及政府的独立性，而同时又能与军队及其内部的谋反者联盟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对此他心知肚明。这并非单纯关乎那100名临时参与阴谋行动的人的问题；在谋反者看来，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的人数在持续增长）身上承载着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意志。然而事实上，帕希奇最为强劲的政敌，独立激进党（他们于1901年从帕希奇领导的政党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派系）试图与谋反者联手，前提条件是后者要对帕希奇政府进行破坏行动。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

在这种微妙的情境中，帕希奇处理起事情来却精明而游刃有余。他与谋反者们单独会面，向他们提出意见，目的是为了阻止反政府联盟的形成。尽管受到了来自人民激进党同僚的反对，他还是为成立军队提供了慷慨的一揽子资助，用以弥补米兰退位后军队丧失的福利和好处；他公开承认1903年政变（这对于谋反者来说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和重要性），并反对将谋反者绳之以法的企图。然而，他同时也在持续向他们施加压力，削减他们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频率。当谋反者们计划在政变事件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庆祝舞会时，由于帕希奇（以及外交大臣）出面干预，这一庆祝日期被推迟到1904年6月15日，即新国王选举登基纪念日。1905年，谋反者们的政治势力已经得到加强，媒体和议会对此表示关注。帕希奇警示议会，在宪法权威框架以外进行操控的那些“并不可靠的人”已经对民主秩序造成威胁。这很好地契合了激进民众和普通士兵的想法，他们憎恶军官团充满政治野心的、“罗马禁卫军”式的特点。1906年，帕希奇巧妙地借助与大英帝国重修旧好的契机，以退休的名义解除了几位谋反者的军官职务。

这些精明的举动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谋反者中最为杰出的人被革除了职务，因此在短期内，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帕希奇并没能成功抑制谋反者组织在军队内部的发展势头，也阻止不了民众对其的认同感；谋反行动赢得了这些民众的认可，他们甚至持有比最初的同谋者更极端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多数谋反者高官从公众视线中淡出的举措让勤勉的“阿匹斯”趁机成为群龙之首。“阿匹斯”一直是政变周年庆典上的重量级人物。在这样的庆典上，谋反者军官们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国家剧院附近一个小公园里的餐馆里欢聚一堂，举杯相庆。在下面这件事情上，“阿匹斯”比任何一位谋反者都要用心：招募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全力支持以实现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使之形成统一体为目标的事业。

意念蓝图

对“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这一观念的强化，是塞尔维亚人的精神构想，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地图并无干系。对此，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表达见于1844年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为亚历山大国王起草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即为1906年出版的“草案”，其中记载了加拉沙宁对“塞尔维亚国家及外交政策规划”的设想。该文件对几代塞尔维亚政治家产生的影响毋庸赘述——它最终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大宪章”。加拉沙宁开篇明义，认为塞尔维亚“虽然是小国，但必须走出当下的局面”。他指出，塞尔维亚政策的首要戒律必须是“国家统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塞尔维亚国家地域范围内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只要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方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家地位的扩张主义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那便是中世纪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广袤的疆域囊括了现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此外还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马其顿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中部和北部地区；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包括波斯尼亚。

在科索沃地区与土耳其人一战败北后，塞尔维亚于1389年6月28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分崩离析。但加拉沙宁认为，这次败北并没有削弱塞尔维亚作为国家的正统性，它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断点。因此，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而是对既定现实的“修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意识和历史权力。“他们不能指责我们是在毫无头绪地另辟蹊径，也不能诬陷我们是在谋划一场革命或是动乱。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认同，我们这样做有政治需求和合理性，这种观念在前辈的时代已经被树立，它深深扎根于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并被传承下来。”由此可见，加拉沙宁的观点将一段历史时期戏剧性地拉近，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关于融合性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此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即统治者杜尚在中世纪制定的格局迥异、种族多元的综合性政策，能够与文化和语言上都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融会贯通。塞尔维亚的爱国者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本质上都是塞尔维亚人。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缔造者、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塞族人无处不在》（1836年）的作者］就谈及了一个拥有500万使用“塞尔维亚语”的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它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延伸至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当时位于匈牙利东部地区，今在罗马尼亚西部）、巴奇卡地区（该地区范围从塞尔维亚北部到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到北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岸。然而，这些地区当然有许多人“很难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但似乎很有可能他们会逐渐习惯这一身份”——卡拉季奇做出了如此让步。

对统一的规划和渴望使得塞尔维亚的国家组织不得不与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做长期抗衡——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它们的存在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现的拦路虎。1844年，奥斯曼帝国仍然控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以逐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之后再将独立的部分整合，利用固有的塞尔维亚帝国的良好根基和积淀，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塞尔维亚国家”，奥匈帝国同样注定成为其敌人。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人（更不用提那些并不承认塞尔维亚血统的克罗地亚人）恐怕都期待着从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获得解放，并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实现统一。

直到1918年，这些目标都业已实现，加拉沙宁的备忘录仍旧是塞尔维亚统治者制定关键政策的蓝图。这些目标已经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手段，逐渐渗透到了广大普通民众中。发起宣传的人有的来自贝尔格莱德，有的来自媒介内部的爱国组织。由此看来，大塞尔维亚的设想已经不仅限于政府的政策中，也成为宣传的内容。这种思想融入了塞尔维亚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中。杜尚关于宏大帝国的回忆尤其能够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史诗歌曲中得到体现，这也是这个民族鲜活而独特的传统。这些歌谣由单弦民族乐器古斯勒琴演奏出的忧郁曲调为伴奏，歌者和听者能够同时陷入对塞尔维亚历史的回忆和沉思。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村庄和市场，这些歌谣能够将诗歌、历史和民族认同非凡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民族气质。一位对此早有洞悉的观察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在182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塞尔维亚史的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历史由诗歌来体现，这也转化成它独特的民族资本，并深深镌刻在它子民的回忆中。”

镌刻在人们回忆中最深刻的当属塞尔维亚人民奋勇抗击外来统治者的传统和记忆。人们铭记在心的是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场上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的屈辱。经过几个世纪的润色，这场中世纪发生的原本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塞尔维亚反抗异端外敌的象征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出现了一些鲜活的人物。他们有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实现塞尔维亚大一统的风采无限的大英雄，也有摒弃了共同事业或是向敌人出卖国家的背信弃义的叛徒。诸多的虚构人物包括英雄刺客米洛什·奥比里克（Miloš Obilić），歌谣中记载了他在战斗打响的那天潜入奥斯曼帝国的指挥部，割开了苏丹的喉咙，之后他被逮捕，奥斯曼帝国卫兵砍掉了他的头颅。行刺、殉道、牺牲以及以死者的名义进行复仇，这些成为这个民族的核心主题。

理想中的塞尔维亚承载着神话般的过去，在它的歌谣文化中这个国家富有无穷生机。1875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打响了。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观看了这段时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史诗歌表演。他感到极其震撼，感慨这些歌曲“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光荣的传奇中忘却了他们国王的狭隘传统”、让他们认为与所有塞尔维亚“同胞”拥有共同经历的力量，这种力量“颠覆了地理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一切虚伪言辞”。诚然，这种口传史诗文化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衰落——它们逐渐被印刷品所取代，但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于1897年来到塞尔维亚，听取了德里纳河山谷的市场上游吟歌手演唱的史诗后，不禁感慨：“歌手们以单调的吟唱，在单弦吉他的伴奏下道出这些溢美之词，但它们是如此真实的表达，因此整体效果非常有感染力。”在很多情况下，武克·卡拉季奇编纂和出版的有关塞尔维亚史的诗集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在文学出版物种类越发繁多的时期，也能够保持很好的销量。此外，史诗集的数量也在增加。1847年，黑山王子主教佩塔尔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Petrović-Njegos）出版的经典之作《高山花环》（The Mountain Wreath），向推翻暴政的谋反者以及民族烈士米洛什·奥比里克表达了崇敬之情；此外，该书还呼吁将反抗外部势力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高山花环》成为塞尔维亚民族经典诗歌，并流传至今。

面对收复“失去的”塞尔维亚国土的承诺，以及面对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在夹缝中求存的窘境中，塞尔维亚的国家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是地理边界的不确定性。大塞尔维亚的原则和承诺没有问题，但这项收复国土的工作从哪里开展？从匈牙利王国的伏伊伏丁那开始，还是从人们熟知的“旧塞尔维亚”——当时为奥斯曼帝国所辖的科索沃开始？从波斯尼亚开始（该地从未被纳入杜尚的帝国范围，但居住着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从马其顿向南拓展（这片区域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下）？关于“大一统”的理想遭遇了现实中塞尔维亚国家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匮乏，显得格外苍白。这意味着贝尔格莱德的决策者毫无选择，只能对巴尔干半岛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因此，1844~1914年，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目标如罗盘针一般飘忽不定，这种踌躇的逻辑还时常伴随着无动于衷。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抗议匈牙利革命政府提出的匈牙利化政策，加拉沙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必需品和志愿军。1875年，黑塞哥维那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因为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发起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在第一时间赶往战场浴血奋战的人中，就有帕希奇、军事指挥官以及未来的国王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他使用化名加入部队）。1903年后，在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失败后，人们对解放奥斯曼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的愿望更加强烈。1908年，当奥地利人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自从1878年，奥地利人便开始对该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一地区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然而到了1912年和1913年，马其顿又成了人们优先讨论的话题。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在一种矛盾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渗透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巴尔干地区复杂的种族问题。科索沃处于塞尔维亚神话体系的中心位置，但从种族关系方面来看，它却并非确凿地归属于塞尔维亚的领土。至少回溯到18世纪，该地的绝大部分人是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武克·卡拉季奇口中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塞尔维亚人实际上很多都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并没有加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意愿。历史从未记载波斯尼亚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虽然该地居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1878年，这些人占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3%的人口，当时这两个地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居民，除此以外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20%）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约占33%）。（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成为该地的独特之处，而在塞尔维亚，在经历了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后，大部分穆斯林被迫移民、被驱逐出境或是惨遭杀害。）

而马其顿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巴尔干政治版图中，我们所称为马其顿的地理区域不仅包括之前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还包括沿塞尔维亚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东部地区边界地带、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大片区域，以及希腊北部的大片领土。至今，关于马其顿确切的历史边界仍具争议（单从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对“马其顿”的名称使用的争端便可看出），同时，这片地区是否拥有或在什么程度上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或民族认同也值得商榷（时至今日，世界上除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1897年，当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旅行至塞尔维亚，他讶异地发现他的塞尔维亚陪同者“不允许马其顿出现保加利亚人”，而是“坚持认为那个国家的所有斯拉夫居民皆为塞尔维亚人”。16年后，当卡耐基基金会派遣委员会到该地，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这里所发生的暴行时，该委员会成员发现住在马其顿的人们无法在种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这些问题被谈及时，人们的观点十分极端，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委员会当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及该地区拥有两种种族观点而非一种，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各自持有的。一方面，马其顿的西部和北部充斥着渴望与祖国实现统一的塞尔维亚人；而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似乎是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带。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在马其顿境内设置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机构，目的是使本地的斯拉夫人皈依于他们各自的民族大业。

理想中的民族建构以及种族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塞尔维亚国家目标的实现注定是个充斥着暴力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其他大小势力虎视眈眈的地区层面，还体现在属于争议领土的城镇和村庄中。一些政治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试图以一个更为慷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政治视域（即多元种族合作的观点）将塞尔维亚的国家目标纳入其中。其中一人便是尼古拉·帕希奇，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以长篇大论指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应当联合起来，因为这是时代的需求，小国的出路就是要团结起来。然而这种浮夸的言辞背后，首先是基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本质上是同胞的假设，其次是塞尔维亚人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为相比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是更为纯正的斯拉夫民族，前者长期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

作为地处两大陆上帝国之间、资源匮乏的小国，塞尔维亚无力在全世界面前追寻它的目标。因此，仍旧是相邻国家或帝国国民的塞尔维亚人关于“解放”的渴求便掺杂了一些隐秘性。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起义爆发期间，加拉沙宁道出了这项义务。“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他写道，“正期待所有的同胞施以援手，以战胜他们的传统宿敌，取得胜利……但由于一些政治因素，我们不能公开帮助他们，我们只能在私下对他们进行秘密援助。”这种对于隐秘行动的青睐同样出现在马其顿。1903年8月，在一场针对土耳其人的马其顿人暴动失败后，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政权便开始在该地区实行积极的政策。他们建立了委员会，协助在马其顿开展行动的塞尔维亚游击队队员，此外他们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招募人马并为战士们供给必需品。当在贝尔格莱德面对奥斯曼帝国大臣时，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否认政府对此进行干涉，并反对那些无论如何都是非法召开的会议，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共同体的形成起作用，而是单纯为了敛财，以及向边界以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表达同情”。

谋反者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跨国界活动。谋反者军官和他们在军中的同僚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民族委员会，他们还为运动提供帮助，并指挥了许多志愿军军队。严格来说，这些军队并非塞尔维亚的正规军，但志愿者军官立刻被要求听从军队调遣的事实，证明了官方在很大程度上对此给予支持。民兵组织开展的活动也在规模上稳步扩大，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和保加利亚志愿军军团之间也爆发了数次暴力冲突。1907年2月，英国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停止这种行为，这似乎也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战事一触即发。塞尔维亚再次推卸责任，否认开展游击队活动，宣称这样“不会阻止人民抵御外侮”。但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支持破坏了这种姿态的正确性，1906年11月，议会已经筹集了30万第纳尔来援助旧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进行抗争的塞尔维亚人，之后又“为极其昂贵的开支和保家卫国的民族利益”提供了“秘密贷款”。

如此一来，领土收复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将游击队送往战场并不困难，难的是一旦派出人马，便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到1907年冬，在马其顿的一干塞尔维亚勇士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发起了行动，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特使费尽周折才对其重新施加控制。因此，“马其顿纠纷”也传递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教训，这对1914年的事件有着关键的影响。一方面，控制权向激进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谋反组织）的偏移也带来了这样的危险：对塞尔维亚国家政策的控制权可能正在从政治中心转移到外围并不可靠的成员手中。另一方面，1906~1907年的外交行动显示，塞尔维亚政府和其他那些被委任传播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组织之间模糊而非正式的关系，可能会使政治责任从贝尔格莱德分离，并且使政府操控的空间和机会最大化。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习惯于一种矛盾思想（这种矛盾思想来源于时不时出现的借口）：塞尔维亚的官方外交政策与国境外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两码事。

分裂

加拉沙宁曾在1844年写道：“对塞尔维亚来说，与奥匈帝国达成一致并和谐相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直到1903年，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仍很小。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它在这两个国家共享的那条漫长的国境线上并无防御能力。塞尔维亚的首都气派地坐落于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处，距离奥匈帝国的国境线只有很短的车程。塞尔维亚的出口物资大多数运往奥匈帝国，大多数进口物资也来自那里。该地区地理上的规则在俄国的政策里得到了加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俄国向保加利亚伸出援手，帮助其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形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体——其目的还是想让保加利亚依附于自己。由于已经预见到有朝一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将会在马其顿的领土问题上产生分歧，当时的米兰王子（也就是之后的国王）面对这一威胁，积极寻求与维也纳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正是俄国对索非亚的帮助，将塞尔维亚推向维也纳的怀抱。只要俄国继续用保加利亚作为筹码推行其巴尔干政策，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似乎就会和睦。

1881年6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3周后，双方又追加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由米兰王子亲自协商并签署，其中规定了奥匈帝国不仅要承认塞尔维亚王国的地位，还要支持塞尔维亚兼并马其顿领土的事业。塞尔维亚方面则同意不会破坏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位。该项协议中称，塞尔维亚“绝不允许任何发端于自身领土的政治的、宗教的抑或其他的针对奥匈帝国的阴谋，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新帕扎尔的桑扎克”。米兰更是力图加强这种联盟关系：在咨询奥匈帝国之前，塞尔维亚不会与任何第三方签署“任何形式的条款”。

毫无疑问，这些共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良好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并没有涉及塞尔维亚公众敏感的生活层面——他们从骨子里是反奥匈帝国的，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越发让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此外，缔结关系的是一位古怪的、越发不受人欢迎的塞尔维亚君主。但是只要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在位一天，他们就至少能够保证塞尔维亚绝对不会与俄国联手共同对付奥匈帝国，且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也将一直直指马其顿，以抗衡有朝一日与保加利亚的冲突，而不是指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92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协议。1889年，秘密协议又续签了10年，尽管它继续成为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政策的有效纲领，但之后它还是被废止了。

1903年王权的更迭重置了这一关系。奥匈帝国很快便承认了卡拉乔尔杰维奇的政变，部分原因是佩塔尔曾向奥地利人保证，他会继续保持塞尔维亚亲奥的姿态。但不久后，塞尔维亚的新任领导人却表现出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推向独立的意图。1905~1906年，贸易政策、军备订单、复杂的财政情况以及地缘政治相互错杂，使得双方出现了危机。奥匈帝国试图实现三重目标：确保与塞尔维亚的商业协议，确保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继续流向奥匈帝国的工厂，以及向塞尔维亚提供巨额贷款。但三项目标中没有一项达成，这使得两位邻居之间的关系疾速冷却，这件事的结果对奥匈帝国来说也是个十足的灾难。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被法国的施耐德–克勒索公司接收，而这家公司正是奥匈帝国公司——波西米亚的斯柯达的竞争对手。奥地利人迅速做出反应，中止了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猪肉贸易，消费者为此抗议，引发所谓的“猪肉战争”（1906~1909年）。但这项举措却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发现了其他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开始建造大规模的屠宰场，借机从长期依赖奥匈帝国的加工过程中解放出来。最终，塞尔维亚完成了一项大额借贷，而且贷款方不是奥匈帝国，而是法国（这也算是对塞尔维亚军火订单寻求法国卖主的“礼尚往来”）。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停下来，思考法国提供贷款背后的故事。正如所有新兴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常常举借外债，完全依赖于此，大部分借款是为军事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米兰国王统治时期，奥地利人情愿作为贝尔格莱德的债主。但自从这些贷款超过了贷款方的资金，它们不得不借助多种多样的抵押：一定的税收或是铁路特权。来自铁路、印花税和酒水的被抵押的收益应当由塞尔维亚政府以及债券持有人代表联合控制下的特殊国债来支付。这一举措使得塞尔维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陷入动荡，并且丝毫没有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财政挥霍起到限制作用，这导致直到1895年，债务额累积超过了3.5亿法郎。破产的脚步逐渐逼近，贝尔格莱德又谈成了一笔新贷款，通过这一举措，所有的旧债被合并，并按较低的利息来计算。抵押的收益被置于分管之下（其中一部分管理者是债权人代表）。

换言之，诸如塞尔维亚这样脆弱的借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同意财政控制特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理想数额的贷款。这种财政特许意味着主权国家职能的部分担保契约。主要出于这一原因，该地区的国际贷款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外交手段和强权政治。法国的国际借贷高度政治化。有些国家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违背法国国家利益的，法国从不会让贷款流入这些政府，只有在获得经济或政治特许的情况下，贷款才得以进行。有时，它也会勉强为一些并不可靠但在策略上十分重要的客户提供贷款，以防他们另寻其他出路。它在寻求潜在客户的过程中表现出攻击性和强硬的态度。以塞尔维亚为例，塞政府于1905年夏被告知，如果他们在贷款方面不给予法国优先权，法国面向塞尔维亚的资本市场将全部关闭。在意识到策略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之后，法国外交部于1907年将商务部门和政治部门合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塞尔维亚1906年的贷款事件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借用一位研究战前金融情况的美国分析家的话，法国与塞尔维亚的财政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重要”。塞尔维亚3/4的债务来自于法国，这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是一笔巨额的义务——偿还计划已经规划到1967年（实际上，1918年以后，塞尔维亚就一直没有对债务的大部分进行偿还）。这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军火（尤其是大炮），而这些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这不仅让奥匈帝国感到恼火，英国的外交官和军火供应商同样十分头疼。1906年的贷款使得塞尔维亚不惧怕奥匈帝国的商业压力，并且帮助它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1906年，驻塞尔维亚的英国使节报道：“帕希奇先生抵制奥匈帝国要求的事件无疑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塞尔维亚经济整体呈现出不景气局面的事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下滑态势与其说与奥匈帝国的关税政策脱不了干系，不如说它深深根植于其历史背景和土地结构。塞尔维亚的成立和后续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剧烈的逆城镇化过程，大部分穆斯林城镇已经饱受数十年的骚扰和驱逐，人口锐减。取代奥斯曼帝国周边地区相对城镇化甚至世界性大城市的帝国结构，是一个完全由信奉基督教的小农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塞尔维亚本地贵族阶层的缺失。此外，王朝阻止大庄园进行合并，以防止出现新兴的统治阶级。城市不断缩水，而人口增长率却狂飙突进；年轻的家庭对成百上千公顷的边缘土地进行开拓，社会对于婚姻和生育并无限制。自19世纪中叶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这种人口恣意的增长丝毫没有改进和逆转塞尔维亚经济的颓势和衰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10~1912年，农业的人均产值下降了27.5%，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大规模滥伐森林。因此，养猪业赖以发展的牧场数量锐减，而养猪业是塞尔维亚传统农业中利润最大、最高效的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舒马迪亚地区美丽的野生森林景观（同时也是适宜养猪业发展的不二之选）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单从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来看，事态发展会不会更乐观一些？这些领域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塞尔维亚的企业很少产生于对国内生产制造商品的需求。农村人口很难接触市场，基础工业十分落后。与此相比，塞尔维亚的邻居保加利亚靠纺织厂为工业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对内投资，布达佩斯一家食品加工公司最先让塞尔维亚的梅子果酱得以包装、出口；19世纪对丝绸和葡萄酒的高需求同样也是国外企业家带动的。但是这种对内投资十分缓慢，当外国公司试图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时，排外主义、官僚腐败和低劣的商业伦理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它们放慢了脚步。有些地方的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投资，但即便如此，当地豪强对外国公司的阻挠仍旧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对塞尔维亚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欠缺：1900年，塞尔维亚国内只有4家师范学校，小学老师中有一半并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的训练，大多数学校班级并不是在专门的教学楼上课，并且只有大概1/3的孩子是真正来上课的。所有的弊端暴露了这个国家农村人口教育意识的薄弱，在他们眼里，学校只是政府设立的陌生机构。1905年，为了批准一项新的收益来源，议会决定向教科书征税（议会大多数是由农民构成的），而家庭蒸馏工艺甚至都不在税收范围内。这一结果导致文盲的比例大幅攀升：该国北部地区的识字率为27%，而东南部地区仅有12%。

这种糟糕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它意味着塞尔维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同质性。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口述文化传统（如那些非凡的神话故事）之间的纽带从未切断，甚至连贝尔格莱德（1900年，其识字率仅有21%）也仍然只是一个农村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这个“农民城市者”的世界深深地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与血缘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现代化意识的发展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开创性认识，而更像是以一种与现代思维相互抵牾的方式，仍然沉迷于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

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特殊联系的现实解释了战前塞尔维亚表现出的几大明显特征。在如此缺乏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的经济体中，军队难免成为主角。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面对来自军事指挥机构的挑战时，民政系统为何不堪一击——这也是影响1914年夏天席卷塞尔维亚那场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对正规军队保持警惕的农民文化，使得非正规的民兵组织以及游击队系统的党派冲突成为家常便饭，这也是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来所面临的中心主题。对于一个军国文化不断扩张且缺少与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加强了19世纪其他国家的议会系统）的政府来说，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最有力的政治工具和文化传统。这个国家几乎普遍对兼并土地抱有热情（这些土地至今都未成为塞尔维亚的国土），这种热情根植于流行文化中对神话的崇拜，同时也来源于对土地极度渴求的农民——他们自己的土地已在不断缩水，变得越来越低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塞尔维亚的经济困境是奥匈帝国惩罚性的关税制度造成的，或是由于来自奥匈帝国的束缚，那么这种论点虽然可疑，但或许也会得到最热烈的赞同。商业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使得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为了寻求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需要为军队筹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1905年之后塞尔维亚与法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从金融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这是塞尔维亚迫切的需要。

升级

1903年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将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三国在马其顿的争端问题上。1908年，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时，事情发生了转机。由于这两个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已经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长达30年，因此人们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多大异议——从占领到直接吞并，这种名义上的改变似乎无伤大雅。但塞尔维亚人并不这么认为。声明“使得人们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憎恶，群情激昂”。人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会上，发言人“吵嚷着要对奥匈帝国宣战”。超过两万名群众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剧场举行的集会，独立激进党领袖柳巴·达维多维奇（Ljuba Davidovi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声称塞尔维亚人民必须誓死与吞并行为斗争。“我们要坚持抗争，直到胜利，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在捍卫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尊严，我们也在捍卫整个斯拉夫种族的尊严。”几天后，冲动的王太子乔尔杰在首都一万名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表明他正计划率领一支武装起来的塞尔维亚革命军收复被吞并的行省：“我是一名军人，我为此感到极度的自豪；我将因成为你们的领袖感到骄傲，塞尔维亚同胞们。这场绝望的抗争关乎生死，关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荣耀。”连塞尔维亚人民激进党首领尼古拉·帕希奇（当时他还没有任部长委员会主席一职，因此发表言论时更自由一些）都认为，如果吞并行为得不到纠正，塞尔维亚必须为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俄国自由主义者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1908年拜访塞尔维亚时，为该国公众的激烈情绪和冲动意向大为震惊。他回忆道，参加与奥匈帝国的战争成为“人们的意愿，胜利似乎是容易而肯定的”。这种观点很普遍，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与他们对此进行争论毫无用处”。

塞尔维亚的政策和意图背后的思维方式又一次趋于明显。1909年4月27日，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臣在一篇报道中称，塞尔维亚人由于吞并而激起的情感只能通过下面的事实来理解：

对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或身体力行的爱国者来说，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国王佩塔尔意志的体现，还包括所有其他在种族和语言上一致的同胞们的意志。因此，人们期待大塞尔维亚的最终实现，它能够囊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不同部分，而这些部分现在尚处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基于这一观点，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民族论上看，波斯尼亚都是大塞尔维亚的核心部分。

在一本同时代的关于危机的小册子上，尼古拉·帕希奇在国家问题上最为得力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著名的民族志学家约万·斯维伊奇（Jovan Cvijic）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塞尔维亚问题的关键，其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种族的民族志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大塞尔维亚便无从谈起。”在泛塞尔维亚政治家的观念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领土”，其构成人口“在种族和语言上完全属于塞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当然，还包括少数民族的“暂住居民”以及奥匈帝国在过去30年中安插的“剥削者”。

在这股愤怒的推波助澜下，为了追求民族目标，一个新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它招募了来自分布在塞尔维亚城市和农村的220多个委员会，以及作为援军、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数千名成员。在马其顿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的视线突然转向了被兼并的行省：民族自卫组织组织游击队成员招募志愿者，建立在波斯尼亚的间谍系统，并说服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民族政策。在马其顿战场上厮杀过的老兵，如“阿匹斯”的亲密盟友沃亚·坦科西奇（Voja Tankosić），就在波斯尼亚的前线严阵以待。在那里，他们训练了数千名新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一时间，塞尔维亚似乎马上就要向它的邻居发动一场自杀式攻击。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一开始是鼓励这种激进行为的，但他们在不久后发现，塞尔维亚根本不可能阻止兼并行动。这种清醒态度的关键来自俄国，它并没有鼓励塞尔维亚进行抵抗。这不足为奇，因为兼并发起人正是俄国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这么说，他向他的奥匈帝国同行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提出了这样的计划。伊兹沃尔斯基甚至就兼并事宜，提前向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Milovan Milovanović）发出警告。在马林巴德的一次会议上，伊兹沃尔斯基有所退却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告知他的塞尔维亚同行，尽管圣彼得堡将巴尔干诸国当作“俄国的孩子们”，视如己出，但无论是俄国自己，还是其他列强，面对兼并行动都无能为力。（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向他的塞尔维亚听众提及他自己向奥地利人提议兼并两个行省的事实，而这项提议的目的在于确保俄国的战船能够在土耳其海峡更自由地出入。）在圣彼得堡期间，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之后还被警告说，塞尔维亚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奥匈帝国进军，“因为一旦行动，必然会孤立无援，因为整个世界都向往和平”。

外交大臣米洛瓦诺维奇是一位温和的政治家，他曾对帕希奇处理1905~1906年奥塞危机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但在1908年，他惊奇地发现，他本人也在支持战争。现在，他正身处一种微妙的境地。在直接和伊兹沃尔斯基商谈过后，他发现联合欧洲列强反对兼并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他不得不限制塞尔维亚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狂躁，同时，他还需要以一种温和的“国家”政策，将议会与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两项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塞尔维亚公众能以任何理由指责他是站在奥匈帝国立场上的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的两难境地还包括人民激进党和其之前的党派同僚独立激进党之间的矛盾和敌对。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如帕希奇派和围绕在米洛瓦诺维奇身边的官僚激进分子，又将事情复杂化、不确定化。在这种情况下，米洛瓦诺维奇兢兢业业地追寻一种温和政策，该政策主要聚焦确保有限的领土补偿，以及忍耐处理来自泛塞尔维亚媒体的诽谤和中伤。然而在公共场合，他采取强硬的措辞，决不妥协，激化国内人民的情绪，并激怒奥匈帝国的媒体。在近乎疯狂的掌声中，他于1908年10月在议会做了演讲：“塞尔维亚的民族进程需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解放！”他声称，由于对实现这一目标进行阻挠，奥匈帝国已经使得“整个塞尔维亚准备与其展开生死较量”势在必行了。

米洛瓦诺维奇的窘境正是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决策者们面临诸多压力的真实写照，这位聪明而谨慎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塞尔维亚地理位置和目前状况的局限性。1908~1909年的冬天，所有列强都在敦促塞尔维亚做出妥协、接受现实。但米洛瓦诺维奇同样知道，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绝对不可能公开否认塞尔维亚统一的民族进程。无论如何，米洛瓦诺维奇本人就是对这一进程的狂热和忠诚的拥护人。他曾说过，塞尔维亚永远不能停止实现统一的事业。“从塞尔维亚的立场来看，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又能投射出政治和种族义务背后的思维方式。关键的一点在于，如米洛瓦诺维奇这样温和的人（甚至还包括帕希奇，他最终动摇了呼吁战争的立场）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仅在于如何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他们并没有也不希望去否认民族主义进程。从国内方面来看，极端主义者总是占据言论上风，因为发起争论的正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和派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接受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他们也采用极端主义者的语言和口吻表达观点。由此，外部观察者若想分辨政治精英们的态度变化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动态的政治文化非常危险，1914年6月和7月，它同样影响了贝尔格莱德。

最终，奥匈帝国还是得手了，贝尔格莱德被迫于1909年3月31日公开放弃了自己的声明。历尽千辛万苦，政府终于扼制住这种狂热。贝尔格莱德答应维也纳解除武装，并与“志愿军及其他组织”脱离干系。民族自卫组织被剥夺了其发动反抗的权利和战争补助，该组织转变为（至少是从外部发生转变）一个和平的泛塞尔维亚宣传和信息机构，其运营与一系列其他民族主义联盟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Soko体育社团，及一些旨在通过文学作品、公共教育和青年工作加强塞尔维亚文化的组织。

塞尔维亚或许并没有改变兼并结局，也没有获得米洛瓦诺维奇要求赔偿的领土，但这件事同样带来了两大变化。首先，这次危机促成了贝尔格莱德和两大列强之间的关系进入蜜月期。一位新俄国公使的上任加强了其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他就是尼古拉·哈特维希男爵（Baron Nikolai Hartwig）。他热情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持亲塞立场。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暴毙，他的影响力一直居于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除此以外，与法国的金融和政治关系也得以加强，这表现为法国贷出的一笔巨额贷款，目的是要实现塞尔维亚军队的扩张，并提高其战斗力。

其次，1908~1909年的愤怒和失望使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在兼并的问题上，尽管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野心。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也由此出现了裂痕。身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在该地仍与保加利亚处于冲突状态）的一位民族激进主义者波格丹·拉登科维奇（Bogdan Radenković）会见了马其顿前线的军官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1903年的谋反者），共同商讨成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商谈的结果便是1911年3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一间公寓内成立的“不统一毋宁死”组织，也就是人们所知的“黑手社”。在当天出席成立会议的7个人中，“阿匹斯”（现在是军事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便是一员，他得到了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带领着一群年轻的谋反者队伍及其同僚。毫无疑问，“不统一毋宁死”组织的规章宣称了其目标为“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其他条款同样规定了所有成员要对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塞尔维亚是所有塞尔维亚人，当然还是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核心”这一观点。为了宣传组织的职责和意志，他们还创立了刊物。这一新的举动假设了无所不包、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塞尔维亚概念。为了时刻准备着为大塞尔维亚的实现进行暴力抗争，整个社会需要在所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内开展革命性的工作。在塞尔维亚国境线以外的地区，人们同样需要采取一切手段与明显的敌人斗争。

在完成“国家事业”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发现，自己越发成为塞尔维亚民主议会体制的敌人，尤其是人民激进党——他们将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称为“国家的叛徒”。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内部，塞尔维亚军方对人民激进党一直以来的憎恶仍在持续。其中可以发现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要更迭国家主权所有者（1903年，他们达成了这一目标，但对塞尔维亚来说并没有带来值得称赞的好处），还要彻底对塞尔维亚的政治和社会进行洗牌（“使这个堕落退化的种族获得生机”）。

他们同样对神秘仪式表现出狂热的态度。成员在加入时必须举行仪式，该仪式是由一位名叫约万诺维奇–丘帕（Jovanović-čupa）的内部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成员）设计的。新加入的人要在一间漆黑的屋内，在一个蒙面的塑像前发誓，表明自己完全服从组织，无论痛苦或死亡的决心。

我（名字），即将加入“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在普照我的阳光下，在滋养我的土地上，在上帝面前，在祖先的鲜血前，我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从这一刻起，直到死亡，我都将忠实于这个组织的纪律，我将时刻准备着为此做出牺牲。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执行所有命令，义无反顾，毫无疑义。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终生保守组织的秘密，直至将秘密带入我的坟墓。

如果我对誓言有所背叛，愿上帝和我同组织的战友们成为我的审判者。

但该组织并没有书面纪录，其成员没有正式的登记名单，管理机构松散，每个成员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因此对组织的规模以及活动并没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因此，该组织究竟发展到何等规模，仍然无人知晓。截至1911年，成员数量增长至2 000~2 500人；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成员数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根据一位曾当过逃兵的人提供的数据，这一人数达到10万~15万人，但这种依靠回忆的估量显然夸大了事实。无论确切的人数究竟是多少，黑手社的确很快融入了塞尔维亚的官方机构：从它在军队的机构开始，逐步渗透到边境部队的官员和海关军官中，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地区。在波斯尼亚，仍然有大批间谍机构招募的新成员为民族自卫组织工作，尽管该组织曾在1909年表面上解散。他们开展的活动中，有一项是维持恐怖主义训练营的存在。在那里，成员们接受射击术、投掷炸弹、炸毁桥梁和间谍活动训练。

老练的阴谋家“阿匹斯”为组织设立了标准，对神秘主义的狂热与他的性格相吻合。组织的官方标志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圆形的图案中，具备了头盖骨、交叉的腿骨、一把匕首、一个装满毒药的玻璃瓶和一颗炸弹的元素。之后，当被问及为何他和他的同僚们采用这些标志物时，“阿匹斯”回答道，对他来说，“这些象征看起来并不骇人、并不消极”。毕竟，这是所有抱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塞尔维亚人的任务——“用炸弹、匕首和枪支保卫国家”。他还回忆道：“当我在马其顿时，人们就已经使用毒药了。所有游击队员都要随身携带，其目的不仅仅是攻击敌人，还在于解救落入敌手的战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标志出现在组织的徽章中，这是大家视死如归气概的象征。”

但在公众眼中，黑手社的神秘性却充满矛盾。流言蜚语接踵而至，称政府和媒体已经觉察到了它的存在，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接替放弃权力的哥哥乔尔杰位子的亚历山大王子被提前告知了这个新组织的存在，并对其活动予以支持。（王子本人是一小撮资助方中的一员，在这些人的资金帮助下，该组织创立了自己的刊物。）其招募新成员的过程并不正规，通常是半公开性的；成员对于组织的爱国工作很少参与，许多官员加入组织之后便相安无事了。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里却经常举办晚餐和宴会，届时，“阿匹斯”也会与会并主持，他坐在长桌边，挤在一群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中。当贝尔格莱德的指挥官米洛什·博扎诺维奇（Miloš Bozanović）向他的部下科斯蒂奇少校（Major Kostić）询问关于黑手社的信息时，科斯蒂奇充满疑惑地回答：“您真的不知道吗？这人尽皆知啊。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时都会谈及这个组织。”或许对于一个像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里，人们相互认识，在咖啡馆而不是家里进行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黑手社这种引人注意的秘密状态或许同时也在满足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如果无人知晓你是一个秘密组织，那么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特征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人们目睹在桌前和其他共谋者举杯同饮、共进晚餐会让他们意识该组织的重要性；对那些名义上不在组织内但知情的人来说，这样会让他们形成震撼人心的共谋之感。对于一个声称代表了塞尔维亚国家沉默的大多数的组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该组织的存在是人尽皆知的，那么对于组织的目的则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读。帕希奇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民激进党领导人的想法，他们认为黑手社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从内部推翻塞尔维亚国家——似乎将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仅仅当作颠覆国家的幌子。这种误解也被写入了许多外交报告中。例如，消息一向很灵通的驻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其1911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黑手社作为爱国团体的主张和在塞尔维亚国外开展行动以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的行动，“仅仅是种伪装，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国内事务”。在1914年危机爆发时，奥匈帝国当局始终被这种误解所蒙蔽着。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不统一毋宁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的行动与当地本土泛塞尔维亚激进者组织相互交织，后者中最重要的当属波斯尼亚青年党。波斯尼亚青年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更像是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革命青年团体和个人的集合（约从1904年开始），其聚焦的塞尔维亚地区与黑手社和民族自卫组织相比，范围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行动正是在奥匈帝国警方的眼皮底下开展的，因此这些波斯尼亚青年采取了一种以小圈子为基础的隐藏的、灵活的组织形态，这些圈子仅通过指派的中间人相互联系。1910年，波斯尼亚青年党的活动进入鼎盛期，其中一位成员向在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总督发起了自杀式袭击。1910年6月3日，趁波斯尼亚议会成立的契机，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学生波格丹·热拉伊奇（Bogdan Žerajić）向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Marijan Varešanin）开了5枪。这几颗子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热拉伊奇打出了第6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朝着自己的脑袋。他以无名者的身份埋葬在专门为罪犯和自杀者而设的萨拉热窝公墓，但他的坟墓不久后变成了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圣地，他的行为也受到贝尔格莱德民族主义媒体的吹捧。

没有人对热拉伊奇荣誉的赞扬能比得上他在波斯尼亚青年党的同伴弗拉迪米尔·加契诺维奇（Vladimir Gačinović）。加契诺维奇曾离开波斯尼亚，到贝尔格莱德读高中，之后在那里读大学；刚读了一个学期，他便赢得了去维也纳大学就读的政府奖学金。1911年，他同时参加了“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和民族自卫组织。在他回到萨拉热窝之后，他在这座城市成立了一个激进者组织。但加契诺维奇这个名字被人们熟知则是由于他写的一本歌颂热拉伊奇的生与死的小册子。《英雄之死》（The Death of a Hero）对这个饮弹自尽的杀手的描述是“行动果敢、充满力量、满载生之荣耀的人，他是新纪元的开拓者”，并在书的结尾提出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年轻的塞尔维亚小伙，你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加契诺维奇的小册子作为违禁作品在波斯尼亚广泛流传，并成为泛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之流最热衷的作品，它也将行刺和牺牲的主题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索沃史诗。热拉伊奇的行动标志着系统使用政治恐怖主义打击哈布斯堡皇朝政治家的开端：从热拉伊奇的死一直到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决定命运的枪击案发生，在王朝辖区的南斯拉夫行省内，类似事件发生了7起，并有十几起阴谋被扼杀在摇篮中。

三次土耳其战争

1911年9月末，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成立仅6个月时，意大利对利比亚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场对奥斯曼帝国所辖范围内地区平白无故的袭击使机会主义者抓住良机，因此引发了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控制地区内的一连串袭击。巴尔干国家之间也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向奥斯曼帝国辖区同时发动了攻击，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始于1912年10月，1913年5月结束）。战争的结局是巴尔干同盟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逐出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1913年6~7月），交战国又为第一次战争赢得的战果而反目：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战争中最明显的受益者正是塞尔维亚：它获得了瓦尔达尔中部地区，包括奥赫里德、比托拉、科索沃、什蒂普和科查尼，此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行政区新帕扎尔的桑扎克东边的部分（西部被黑山占有）。塞尔维亚的领土从1.86万平方英里扩张到3.39万平方英里，人口数也至少增加了150万。举国上下皆大欢喜，因为他们获得了科索沃地区——这片塞尔维亚民族史诗中的神秘土地。由于扩张后的塞尔维亚在西面与黑山接壤，通过与其邻居结成政治联盟，塞尔维亚被认为获得了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永久权。此外，塞尔维亚的参战似乎表明这几年法国用于塞尔维亚军事投资的贷款并没有白白付出（1913年9月，法国银行的财团又为其提供了一笔大额资金贷款）。在第一次动员令下达之后，3周内便有30万兵力在国内集结。一位国外观察家记录道，当时，塞尔维亚的军力已经“成为不得不被重视的力量”，且这个国家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角色。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Dayrell Crackanthorpe）记录了人民高涨的情绪：“可以这样说，塞尔维亚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大部分，并且能够遵循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政策了。”举国上下的政治精英都在“经历一个极端自我满足的阶段”，媒体和舆论铺天盖地地谈论着塞尔维亚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时刻将这种胜利与奥匈帝国外交的失败做对比。

对于有些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新征服的领土的人来说，强加在他们之上的塞尔维亚法规带来的却是烦恼和压迫。1903年塞尔维亚宪法规定并保证的组织、集会和媒介自由（分别为第24、25和22项条款）并没有被带到这些新扩张的领土上，同样，第13项条款（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也不适用于这些地方。此外，这些居民没有投票权。换言之，一时间，新征服的土地带有一种殖民地的色彩和特征。对此，政府对这些决定做出了以下的解释：新扩张领土的居民的文化水平过低，赋予他们自由会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考量是，将一个以非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地区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诸如Radičke Novine和Pravda这样的反对派媒体很快便讽刺道，实际上，这些“新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统治下享受的政治权利远不如土耳其人统治的时期。

对塞尔维亚来说，这场战争带有二元性，它不仅包括正规军集团的作战，还有（和过去发生的战争一样）游击队组织及其他自由作战的勇士。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官方和非正规集团的联手作战导致了惊人的后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例如学校、澡堂和清真寺，进行恣意的损毁。英国领事绞尽脑汁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他劝说当地的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称某些建筑物可以追溯到斯特凡·杜尚的年代，因此这些建筑是塞尔维亚的国家遗产。这种策略成功了，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座美丽的16世纪土耳其式古桥。

1913年10月和11月，英国在斯科普里和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们报道了塞尔维亚在所吞并领土上的行为：一贯地胁迫、恣意地扣押、殴打、强奸、焚烧村庄以及大屠杀。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格雷格（Greig）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对其统治下的穆斯林进行定期的大屠杀和驱逐。”11天后，他又发了另一篇报道，警告“在塞尔维亚军队异乎频繁、野蛮至极的大屠杀和烧杀抢夺下，保加利亚几个地区内的人口，特别是穆斯林人口，濒临灭绝的危险”。到月底，“塞尔维亚军队伙同那些狼狈为奸的人以另外的形式进行的抢掠、谋杀和凌辱”，已经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根据副领事在12月的报道，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其人以及犹太人非常担心自己将被一个“不名一文的国家”所统治，这个国家“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将每个团体榨干，直至回归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日子，而这种黑暗程度还无人知晓”。这位英国副领事从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比托拉进行报道称，原来的地方官员已经被一伙腐败的“塞尔维亚前宣传人员”组成的新队伍取代，这个罪恶团伙的头目们“曾经做过理发师，或是塞尔维亚的特工和间谍；从事过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的当地塞尔维亚人”。格雷格总结道：“对于塞尔维亚的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帮人建立的恐怖组织更能令他们欢欣鼓舞的了。”

这些报道的耐人寻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令人不安的内容，还在于那位明显带有亲塞情绪的英国公使克莱肯色普对此持有的怀疑态度。克莱肯色普关于那些被吞并地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仅是“一位熟知的塞尔维亚军官”；他仅从字面意思上就接受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官方否认，并试图通过说服外交部消弭格雷格发自莫纳斯提尔的报道的影响力——这位副领事上了那些歇斯底里的难民以及他们荒谬言语的当。当然也有人会说，联盟体系中的国家会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塞尔维亚因此成为在一场与其可怕的邻居奥匈帝国之间的蔚为壮观的抗争中以友好姿态奋斗的国家。只有那些来自被吞并地区（以及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官方报道才会越来越激烈地向英国外交部力陈马其顿暴行不应当被视为奥匈帝国的宣传手段。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丝毫没有兴趣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暴行，也没有兴趣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当英国警告帕希奇发生在比托拉的事件时，他只是简单地回复称，他私下里并不认识那里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不做评论。他关于派遣一位专员到南方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提议从未得以实施。在君士坦丁堡，当有塞尔维亚公使告知他穆斯林显贵们的不满时，他声称，这些来自移民的故事将他们的遭遇夸大其词，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新同胞更容易接受自己。当卡耐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公正无私的国际专家组成）来到巴尔干地区，执行他们的任务，即调查发生在争议地区的暴行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任何帮助。

一时间，战争似乎缓和了贝尔格莱德执行机构之间的紧张情绪。在这段时间里，地下组织、正规军、各个党派以及内阁部长都在国家问题上统一了战线。在塞尔维亚1912年发动入侵之前，“阿匹斯”被委派到马其顿，负责执行军队的秘密行动。1913年与阿尔巴尼亚酋长们的协商中，黑手社实际上在贝尔格莱德扮演了外交部的武装力量的角色。在对南部新征服地区的平定中，不仅牵扯到正规军，还涉及志愿者队伍，后者由沃亚·坦科西奇等黑手社人员领导，而这位坦科西奇正是杀害德拉加王后两个兄弟的谋反活动的监督者。1913年1月，“阿匹斯”被提拔为陆军中校，并在8月被委任为总参谋部情报机构的头目（这一角色使他控制了在奥匈帝国内部广泛开展的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黑手社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巴尔干战争一结束，原来的统一体便呈现分裂的态势——关于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得军民关系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一方是塞尔维亚军方以及来自独立激进党反对派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占据内阁大部分剩余席位的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争端集中在新土地的管理模式问题上：帕希奇内阁意图依法建立一个临时的人民管理体系；与此相反，军方仍坚持军事化统治。仰仗着最近取得的胜利，军事领导人拒绝出让被吞并地区的统治权。这已经不仅仅是控制权的问题，而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些强硬派分子坚信，只有靠一种稳固和狭隘的管理方式，塞尔维亚才能够在多元种族兼存的地区施加控制。当激进派内政大臣斯托扬·普罗蒂奇（Stojan Protić）在1914年4月正式将军队归属行政当局时，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新领土的官员们拒绝遵守法律条例，军事派使军队团结议会中的独立激进反对派，正如1903年的谋反者们所为。甚至还有传言称，一支由“阿匹斯”率领的贝尔格莱德独立军团会开赴皇宫，逼迫佩塔尔国王退位，并对人民激进党内阁成员实行暗杀。

直到1914年5月，贝尔格莱德的形势不得不依靠外国势力进行干预，才能阻止帕希奇政府的倒台。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出人意料地公开宣称俄国的巴尔干政策需要保留帕希奇的执政才得以开展。法国政府也对他表示支持，暗示如若帕希奇政府倒台，而由独立派和军事集团成员继任的话，那么法国将中止自1905年便开始的对塞尔维亚慷慨的国家金融投资。这种情况似1899年事件的拙劣重现，当时老谋深算的人民激进党领导在奥匈帝国公使的干涉下得以自保。而此时，“阿匹斯”选择从争吵中抽身而退——显然这是高人一等的做法。面对威胁，帕希奇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1914年6月大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这场并不透明的政治斗争中，丝毫没有什么能够让身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事务观察员感到宽慰。正如戴雷尔·克莱肯色普在1914年3月指出的，激进派内阁提出的“更为节制和谨慎的观点”以及受到黑手社影响的“军事政党”的意见，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奥匈帝国不久后会分崩离析，塞尔维亚将成为这片广大国土的继任者，大家都在等待着大塞尔维亚的实现。分歧在于采取的方式不同：军事政党坚信“当这一时刻到来，应当采取侵略战争，国家已经蓄势待发”，而更为温和的人们则认为“奥匈帝国的瓦解终归会实现，但这并不是外力使然，而是源于帝国内部”，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此外，从制度上看，塞尔维亚官方的温和派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方的高层及其情报机构（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报系统）、海关总署、内政部门以及其他政府组织皆为网状系统，这个网状系统又深深地渗透于国家当中。

阴谋

若要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案的细节进行重构，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刺客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使贝尔格莱德摆脱干系：幸存的参与者拒绝透露内幕，其他人或夸大其词、轻描淡写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导致了证据的混乱和相互矛盾。对于这场阴谋，并没有现存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都习惯于保守秘密。塞尔维亚究竟有没有蓄意和刺杀行动的组织相勾结？这一鬼祟的勾当并没有真实的文件记载。因此，关于这次阴谋的编史工作只能靠一些战前的回忆录、证词和口供等拼凑在一起来开展，而这些证据都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些还建立在已销毁的或是零星残存的文件来源所声称的内容的基础上，它们大多数甚至与阴谋的计划和执行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关于这次刺杀行动背景的资料仍然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尽而充满分歧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冗杂、失真和充满偏见的材料和二手文献中披沙拣金，总结出一个具有“最大合理性”的结果，拨云见日。

在这场行动背后，“阿匹斯”是其总设计师，但这个行动创意本身或许真正来自他的助手拉德·马洛巴比奇（Rade Malobabić）——一位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马洛巴比奇是一位间谍，为民族自卫组织效力多年，搜集关于奥匈帝国防御工事和军队动向的情报，并把它们交给塞尔维亚的边防军官（这些军官同样是黑手社的成员），通过他们再递交给塞尔维亚的军事情报机构。马洛巴比奇身为特工，具有超凡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他对边界地带了如指掌，数次从奥匈帝国当局的逮捕中成功脱身。据说，为了将情报报告给塞尔维亚的接头军官，有一次他横渡了近乎冰点温度的德里纳河，他出现时身上挂满了冰碴。马洛巴比奇很可能是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位明显的奥匈帝国继任者）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的消息告知“阿匹斯”的第一人。

我们很难了解“阿匹斯”为何迫切敦促刺杀大公行动的开展，因为并没有关于他的动机的直截了当的解释。1914年年初，波斯尼亚当地的激进分子主要将其敌意聚焦在管辖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地方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身上，他同时也是瓦雷沙宁（1910年6月，热拉伊奇对其行刺未遂）的继任者。随着仇恨的目标被转移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上，“阿匹斯”挥舞起手中的政治指挥棒。对于一位地方官员的行刺当然会闹得满城风雨，但这件事很容易被定性为由地区统治导致的区域性事件。与此不同，在哈布斯堡皇朝现任皇帝已经83岁高龄时，对该王朝继任者的刺杀则注定被视为动摇其生存根基的毁灭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成为目标，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其对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采取敌对措施。恰恰相反，如果借用杀手普林西普的话说，“作为未来政坛的首领，他将通过一定的改革手段阻止我们实现统一。”普林西普暗示着斐迪南大公对君主政治改革方案表示支持，而这将赋予斯拉夫民族更强的自治性。许多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者认为此举对于统一大业来说将是潜在的威胁。如果哈布斯堡皇朝按照联邦制原则实现成功转型，将整体一分为三，使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萨格勒布（一个与布达佩斯处于同一地位的首都城市）共同统治，那么这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危险的——它将会丧失其作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将斐迪南大公作为打击对象成为恐怖行动的典型逻辑，即温和的改良者比激进的敌人和强硬派更值得担忧。

那些被挑选执行行刺斐迪南大公任务的人都来自民族统一主义组织。三名将要作为刺杀核心力量被送往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皆由沃亚·坦科西奇招募而来。当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Ž）、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坦科西奇这位伯乐选中时，他们都只有19岁。他们彼此是好友，经常相互来往，尤其是在各自的公司里。格拉贝日是帕莱地区一位正统神父的儿子，他的家乡位于距离萨拉热窝东部12英里的地方，他来到贝尔格莱德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查布里诺维奇在他14岁时就辍学了，之后就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专门出版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的公司当印刷员。像格拉贝日一样，普林西普也是为了求学才来到贝尔格莱德的。他们三人都出身贫寒，且家庭并不幸福。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中，都饱受父亲独裁一样的压制。在审讯过程中，查布里诺维奇告诉法官，当他还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虐待他，原因是他在萨拉热窝的学校读书时的表现平平，这个男孩最后因为打了他的一位老师的耳光而被学校开除。来自家庭的压力逐渐恶化，查布里诺维奇之后甚至成为一名为奥地利人服务的警察卧底——这也是这位男孩希望抹杀的污点，因此他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格拉贝日同样被图兹拉的文法学校开除，因为他给了他的教授一拳。当时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普林西普有定期收入，这来源于他的父母微薄的收入，但这些钱通常用于与朋友们一起挥霍，或是借给贫穷的熟人。查布里诺维奇之后回忆道，初来贝尔格莱德时，他曾有几天都拖着行李箱（这是他所有的家当）流落街头，大概是因为无处栖身。因此，这些男孩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这并不奇怪。他那时或许是得了痨病，疾病迫使他早早地离开了萨拉热窝的学校。根据审讯的备忘录，他被描述为“一个个头很小、很脆弱的年轻人”。

这些男孩并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们在阴郁的环境中长大，却又年轻气盛；他们颇有些理想主义，却又缺乏经验。这些品质正是现代恐怖活动滋生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对饮酒没有嗜好。尽管他们也向往浪漫的恋情，但他们并没有沉迷于异性交往。他们阅读民族主义的诗歌、报纸和小册子。这些男孩充分地了解塞尔维亚国家的苦难遭遇，他们谴责所有人，除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同胞所遭到的蔑视和侮辱。一个不断被提到的话题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经济萧条（这种抱怨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上，与大多数塞尔维亚中心城市相比，波斯尼亚在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他们一再强调的，甚至成为一种偏执的思维。普林西普甚至还抽时间全文背诵《高山花环》——彼得罗维奇–涅戈什的一部情绪昂扬的史诗，它赞美了一位自私的谋反者米洛什·奥比里克。普林西普在审判中向法官陈述，在行刺前的几日，他照例去了自杀式袭击者波格丹·热拉伊奇之墓——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通常日夜守候在那里，思考我们民族的境遇、我们糟糕的处境，和他本人（热拉伊奇），之后我决心执行这项刺杀任务。”同样，查布里诺维奇也声称自己在抵达萨拉热窝之后不久就去凭吊了热拉伊奇的墓。当发现这座墓已经被遗忘之后，他还献上了花（奥地利人关于该审讯内容做出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注脚：这些鲜花被附近墓地的扫墓人偷走了）。查布里诺维奇称，就是在拜谒热拉伊奇安息之地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这样的念头：像热拉伊奇那样死去，并且付诸行动。“无论如何我都清楚，我不会苟活。自杀的念头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

竟然有人徘徊在一位自杀者的墓前，这是十分有意思且意味深远的。这位自杀的刺客非常符合科索沃英雄的特征和举止，并且象征着狂热的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意识觉醒——他们的期刊、日记和通信中无不充斥着自我牺牲的字眼。就连袭击事件本身似乎都是热拉伊奇行为的翻版，因为普林西普原本计划将地点准确地定在热拉伊奇当时的行动地点——国王大桥，他说：“我想与已故的热拉伊奇一样，从同一个方位射出子弹。”

对于所有刺客来说，贝尔格莱德就像一个温床，将他们的政治观点激进化，并把这些观点同塞尔维亚的统一大业紧密相连。审判纪录中，查布里诺维奇口述他是如何在1912年病得无法继续在塞尔维亚工作，并且决定返回家乡时，来到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办公室，被告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经常能够得到回萨拉热窝的旅费。瓦西奇（Vasić）上校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他是当地民族自卫组织的秘书。瓦西奇给了查布里诺维奇钱和爱国文献，还没收了他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并告诉他这些被没收的东西并不值得牵扯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爱国者的精力，瓦西奇鼓励他，要时刻做“一个优秀的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些饱受男性权力煎熬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以类似的会见对他们进行重塑是十分关键的。在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前辈们不仅准备在金钱上帮助这些迄今为止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建议，同时还表现出真情实感和尊重，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属于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是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参与者。

对于民族运动来说，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怀，并介绍他们加入组织，是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萨拉热窝时，查布里诺维奇发现自己与以前接触的社会主义观念环境格格不入了；当意识到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同志们谴责他为塞尔维亚的煽动者和间谍，并将他驱逐出该政党。1913年重返贝尔格莱德时，查布里诺维奇已经不再是一名“左翼”的革命派，而是“混入民族主义成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普林西普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在1912年5月离开萨拉热窝之后，为了完成中学教育，他来到贝尔格莱德，同样遇到了孜孜不倦的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瓦西奇上校。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瓦西奇协助普林西普前往奥斯曼帝国边境，签署成为志愿兵的协议，但当地的司令员（无独有偶，这位司令员正是沃亚·坦科西奇）拒绝了他，理由是他“个头太矮，体型瘦弱”。

与瓦西奇这样的激进分子和民族自卫组织的宣传的接触同样重要的是咖啡屋里的社交环境，它为漂在贝尔格莱德年轻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提供了一种归属感。查布里诺维奇经常去的咖啡屋有“榛子花环”、“绿色花环”和“小金鱼”，根据他之后的回忆，他在这些地方听到了“各种方式的谈吐”，那里还混杂着“学生和排版工人”，但最多的还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用餐，他们吸着烟，谈论着政治，争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正是在“榛子花环”和“绿色花环”咖啡馆，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第一次思考了刺杀奥匈帝国继承者的可能性。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勃朗宁手枪和子弹的黑手社高层人员成为“贝尔格莱德咖啡馆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普遍的政治立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奥匈帝国情绪。审判纪录中的公开纪录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官询问普林西普，格拉贝日究竟是如何树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普林西普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格拉贝日）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也接受了相同的原则。”在获悉了他的言外之意后，法官继续发问：“也就是说，只要来到贝尔格莱德，你们就能够成功向别人灌输这样的观点了？”当发现自己被看透之后，普林西普拒绝做任何评论。

在这场刺杀计划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策划者们就力图确保自身与贝尔格莱德当局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关系。管理这伙刺客的是一名叫米兰·齐加诺维奇（Milan Ciganović）的人，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曾在坦科西奇麾下的游击队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当时，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铁路的员工。他向坦科西奇汇报情况，后者则直接与“阿匹斯”接头。所有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

刺客的训练活动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开展。在游击队学校时，普林西普便已经掌握了射击技巧，他是三个人中枪法最准的。1914年5月27日，他们拿到了武器——来自位于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军工厂的4支手枪和6枚手榴弹（每枚都不足2.5磅）。此外，他们每人随身携带一只用棉布包裹的小瓶，里面是氰化物毒药。在行刺成功实施或者失败之后，他们必须吞食氰化物自杀。这是在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疏忽的举动或是严刑逼供使得塞尔维亚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更何况对这些年轻气盛、迫切地想为国捐躯并将这种行为视为殉道的年轻人来说，这样做再符合不过他们的意愿了。

在黑手社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这三名刺客成功潜入波斯尼亚。5月30日，查布里诺维奇在黑手社地下铁路特工（这些特工中有几名中学教师、一名边防警察、一位市长秘书等）的协助下，成功通过了玛利沃尼科的边境检查站，并由此踏上了去往图兹拉的路。在那里，他将与他的朋友们汇合。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则在塞尔维亚边境官员的指引下来到莱捷斯尼卡，并于5月31日出现在德里纳河上位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领土交界的一座植被葱郁的小岛上。这个藏身之处经常出现走私者，它很好地保护了他们，躲过了奥匈帝国边防警察的巡查。当次日夜幕降临时，在一位为地下铁路组织工作的业余走私者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奥匈帝国的领土。

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躲过奥匈帝国边防警察或者军官，但这三位刺客以及帮手们却在与他们的塞尔维亚同胞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极度的轻率。比如，在将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带到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农民米塔尔·凯罗维奇（Mitar Kerović）家后，那位身为地下铁路特工的教师喝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他对那位农民大吹特吹：“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是谁吗！他们将要去萨拉热窝，向马上到来的斐迪南大公投掷手榴弹把他炸死。”出于一种鲁莽的逞强劲头，普林西普也加入进来，炫耀起他的手枪，并讲解藏在裤子里的手榴弹是如何操作的。因为他们的愚蠢，凯罗维奇家族（这些大字不识一个、丝毫不关心政治，并且对这些男孩的行为仅一知半解的人）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内乔·凯罗维奇（Nedjo Kerović）因为驾驶他的马车将这些男孩运送到图兹拉，之后被判通敌罪，因为成为杀人犯的同伙而被判处死刑（之后改为20年监禁）；他的父亲米塔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14年10月对刺客的庭审现场，他们的供词为整个严肃的审讯过程带来一丝罕见的幽默。当主审法官问到其年龄时，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的内乔·凯罗维奇回答，他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这得问他的老父亲。而当米塔尔被问到男孩们抵达他家的那晚，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时，他回答：“在我喝酒的时候，我并不会统计自己喝了多少，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到达波斯尼亚后，这些男孩身边又多了一个四人集团，这一集团是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ć）招募而来的。伊利奇23岁，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他曾获得奥匈帝国政府奖学金，被培养成一名中学教师，但在大病一场后，他抽身而退。他是波斯尼亚青年党成员，私下与加契诺维奇是朋友——也就是那位对热拉伊奇高歌赞扬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伊利奇在1913年来到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经常光顾咖啡馆，被招募进入黑手社，并在1914年3月重返萨拉热窝之前（之前他在萨拉热窝一家当地的报社当审校员和编辑）赢得了“阿匹斯”的信任。

第一个被伊利奇招募进刺杀队伍的是“左派”革命者——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uhamed Mehmedbašić）的黑塞哥维那穆斯林木匠。1914年1月，他们在法国与沃亚·坦科维奇会面，计划行刺波蒂奥雷克，但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在火车上，穆罕默德巴希奇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惊恐万分，将那装着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连行刺的匕首也被他扔出了窗外）。另外两名被招募进来的萨拉热窝人是波波维奇（Cvijetko Popović），他是一名优秀的18岁的在校生，以及瓦利可·丘布里洛维奇（Veljko Čubrilović），那位带领他们来到凯罗维奇家的中学教师是他的哥哥。丘布里洛维奇只有17岁，是这里面最小的男孩。在所有人被整合成一支队伍之前，他从未见过伊利奇；这两位当地的男孩同样只有在行刺行动中，才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穆罕默德巴希奇、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

乍一看来，伊利奇选拔的行刺者队伍十分奇怪，其中一人在执行高度危险的任务时已经暴露出他的笨拙和胆小，而另外两人完全还是毫无经验的中学生，但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却有它的策略。萨拉热窝当地的第二组人马的任务实际上是对行刺活动进行掩护和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巴希奇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能力欠佳，但他干劲儿十足，而且不是塞尔维亚人，因此可以为贝尔格莱德小组提供有效的支持。作为黑手社成员，伊利奇和普林西普可以轻易选择自杀，或至少在事件之后保持沉默。萨拉热窝男孩无法对此作证，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其背后更大的阴谋一无所知。因此，该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定性为一个地区性事件，而与贝尔格莱德毫无干系。

尼古拉·帕希奇的反应

尼古拉·帕希奇对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阴谋究竟了解多少？他会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事情的发生？实际上，帕希奇对该计划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这种判断有若干证据支持，但大多数有说服力的证据都来自柳巴·约万诺维奇（Ljuba Jovanović）——帕希奇政府的教育大臣。根据约万诺维奇的回忆（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残篇，但也可能写于更早的时期），帕希奇告知塞尔维亚内阁，“在5月底或是6月初”，“有人计划来到萨拉热窝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认为，总理应当向德里纳边界的军官下达指令，防止有人穿越边境。其他文件和零星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1918年帕希奇自己整理的，他整理这些文件的原因很奇怪且不详）。但是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根据间接证据猜想，给他提供消息的人最有可能是塞尔维亚铁路雇员、黑手社特工米兰·齐加诺维奇。他很可能是总理本人的私人特工，他的任务就是时刻关注社会活动的动向。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帕希奇便掌握了所有细节和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不仅是行动计划本身，还有参与者及其背后的组织。

塞尔维亚官方当然没有留下关于三位刺客的任何纪录。他们在5月底进入波斯尼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是1914年夏非法携带武器跨越边境的唯一一批人。6月的前半个月，来自塞尔维亚边防的报告证实，被隐瞒的越境活动还有很多。6月4日，波德里涅区区长警示内政大臣普罗蒂奇称，有军官正伙同边防人员预谋“利用我们在波斯尼亚的人，转移一批数量可观的炸弹和武器”。这名区长考虑将武器查封，但因为装着它们的箱子已经到达波斯尼亚境内，他担心追回箱子可能牵连并暴露边防军队的行动。更多的调查显示，在波斯尼亚一方负责接洽这批武器的人正是拉德·马洛巴比奇。

据一位当地的官员所说，这些行动耸人听闻的是，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相关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开展的。再加上犯罪者正是“政府官员”，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欢迎这样的行动。”帕希奇和内政大臣普罗蒂奇深谙这个道理。如果帕希奇在计划尚未出炉就已经知晓，我们将期待他尽一切可能撇清它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关系。6月10日，边境地区当局确实得到风声，要求“制止所有类似的活动”。

而这些相关地区的公务人员是否当机立断地禁止这些行动则是另一码事儿了。赖科·斯特潘诺维奇（Raiko Stepanović）是边防警卫的一名警官，他走私了一只装满枪支和炸弹的箱子越境，但当他被传讯向区长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却直接拒绝露面。在6月中旬的一次会议后，民政当局收到官方命令，要求严查向波斯尼亚非法运送武器和人员的事例；4名边防警卫的领导收到一封简短的告示，“建议”他“停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输送武器、军火以及其他爆炸物”。但这些信息都被当作耳边风，无人回应。后来的事情显示，边界军事人员从他们上级那接受了严格的指示：不理会民政方面的有关问题。

换言之，塞尔维亚边界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受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控制。当军政大臣上书总参谋部，质疑并要求告知关于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暗中行动时，这一请求先是被呈上至行动指挥部，该方称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清楚；之后，军事情报处的头目便知悉了此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匹斯”本人。在向行动部门递交的一篇冗长的、毫无诚意且言语并不坦率的反馈中，“阿匹斯”为马洛巴比奇的纪录和此人的声誉辩护，坚称任何经他手的枪支纯粹是为了支持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开展的特工行动。关于那些炸弹，他声称一无所知（3年后，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私下委托马洛巴比奇，为他的刺杀计划提供装备和支持）。他说，如果边境地区出现了安全风险，则不能归咎于谨慎而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是那些政府官员和特工的问题——他们傲慢地要求对边界进行巡查和监督。简而言之，错就错在那些人试图干预敏感的军事行动，而这又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和理解力。这一回复被呈到了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接着在6月23日由总参谋部部长整理、签署，递交到了军务部。民政当局和军事领导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从德里纳河岸到贝尔格莱德当局无不如此。

“阿匹斯”以及总参谋部语气强硬的反馈使得帕希奇十分恼火和紧张。6月24日，他采取行动，下令对边防警卫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在一封写给军务部的顶级机密信件中，他写道，根据“多方”了解，“军官们”从事着一些不但很危险，而且具有叛国性质的活动，“因为其妄图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制造冲突”。

如果塞尔维亚所有的盟友和伙伴知道我们的军官和警官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仅会弃我们而去，还会站在奥匈帝国那边，允许它惩罚那个浮躁的、靠不住的邻居。因为它唯恐天下不乱，并要在邻国的领土内开展行刺活动。从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任何挑唆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的事情都应当终止，因为我们需要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信末还附加了一道命令，要开展一项“严肃的调查”，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军官牵扯到这种荒唐而鲁莽的行为中，希望能够对反抗的势力进行“清除和镇压”。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悬崖勒马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年轻人已经在5月底成功穿越了边境——这距离帕希奇采取行动关闭边界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很难想象，在行刺这件事上，为何这位总理的反应如此迟缓。他肯定已经认识到，下达给边防警卫的命令一定会被当作耳边风，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黑手社的成员。或许是因为他担心激怒这位强大的对手——“阿匹斯”，招致可怕的后果。尽管他下达了“严肃调查”边境人员的命令，但“阿匹斯”仍然不为所动，自始至终都稳坐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第一把交椅。他并没有因此被革职，甚至当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他竟成功逃脱了责任。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14年5月那场给塞尔维亚带来沉痛打击的政治危机。帕希奇成功地在那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也只是凭借运气罢了，何况还有对塞尔维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列强的大使助他一臂之力。因此，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对“阿匹斯”开展的活动进行干预。或许帕希奇担忧一场公开的对峙可能会招致黑手社的憎恶，引来杀身之祸，尽管这并不太可能，因为他在5月的危机中毫发无损。另外，我们不能忘记，无论如何，这位塞尔维亚总理仍然是整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位拥有出色能力的政客，也是党魁——他的党派成员仍然占据着国家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帕希奇又才重拾自己的老作风——这是他在久经塞尔维亚混乱政局的考验之后形成的，即始终保持低调，不要硬碰硬，让矛盾自行消除，以无为的姿态等风暴过去。

然而，帕希奇手中仍然有一张王牌：他大可以私下警示维也纳这场刺杀行动，同时明哲保身。人们热议的问题是，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找到证据，没有人愿意承认提供或者收到过事前的警示。1914年7月接受一家匈牙利报纸的采访时，帕希奇自己也否认了这一点。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承认提前告知，那么他和他的同僚们相当于刺杀事件的从犯。战前为塞尔维亚辩护的人也是同样的理由，他们认为战争爆发前塞尔维亚当局是无辜的，他们的理论是：塞尔维亚政府完全没有参与任何阴谋策划。同样，奥匈帝国当局也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警示，因为如果被告知存在这样的阴谋，为何他们没有采取更好的措施保护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呢。7月2日，维也纳一家半官方报纸《异闻报》（Fremdenblatt）发表评论，否认了这些流言，称关于这即将到来的危险，奥匈帝国外交部没有收到任何告知。

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类似的警示是存在的。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源是法国外务部副秘书阿贝尔·费里（Abel Ferry）7月1日的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老朋友，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来访。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韦斯尼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政府“提醒奥匈帝国政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刺杀计划的风声”。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军事专员在1915年对意大利历史学家马格里尼说，帕希奇曾向塞尔维亚在维也纳的公使馆发电报，称“有信息泄露出来，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掌握消息，在大公访问波斯尼亚期间，有人策划要置他于死地”，奥匈帝国政府最好将到访的日期推迟。

大量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重现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约万诺维奇（Jovan Jovanović）是如何采取行动的。6月21日中午（也就是帕希奇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之后的第三天），他会见了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Leon Biliński），试图转达这一信息，告知对方如果大公出访波斯尼亚将会出现的后果。但他在表达时却拐弯抹角：大公如果选择在科索沃战争周年纪念日到访，那么肯定会被对方视为挑衅行为。在那些为奥匈帝国服役的塞尔维亚青年当中，“可能就会有人把他们的步枪或手枪上膛……”比林斯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谈话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回复对方：“就让我们期待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吧。”在之后的几年里，比林斯基拒绝向记者或是历史学家谈及这一情节。显然，他当时并没有把这种警告当真。对方的表达如此含糊，因此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恫吓，仿佛是这位塞尔维亚公使在做一次毫无理由的尝试，试图通过向奥匈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模棱两可的威胁，来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比林斯基认为不需要将这些信息上报给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

也就是说，确实有类似的警告被传达给对方，但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真正起了作用。回顾这个过程，所有人似乎都在遮遮掩掩。约万诺维奇应当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向对方提出警告，告知对方准确的信息。同样，帕希奇也应当直接告诉奥地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迂回地通过约万诺维奇来传达。他大可开展一次针对刺杀行动的调查，这会危及他的政权，但会确保他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可事实总是更为复杂、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约万诺维奇不仅是塞尔维亚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泛塞尔维亚激进分子，他的职业生涯无不带着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约万诺维奇之前是“科米塔吉”的成员，在1908年兼并之后，他在波斯尼亚参与制造骚乱，甚至还亲自坐镇指挥游击队。1914年夏，如果帕希奇政府倒台，他还差点儿以黑手社成员的身份成为外交大臣的候选人。确实，就连奥匈帝国也曾因为这位塞尔维亚大使的泛塞尔维亚情结向塞尔维亚提议，如果这一职位由一名更温和的人来担任，他们会非常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约万诺维奇选择比林斯基，而不是直接会晤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十分不待见他。

同样，帕希奇的行为也是出于诸多考量。一方面，作为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他担心黑手社一干组织会将这种通风报信的行为视为赤裸裸的叛国，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只能希望萨拉热窝行动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权自始至终与民族主义组织纠缠不清。这不仅仅事关塞尔维亚的国家团结，这种团结是通过国家机构和各种能够渗透到邻国的志愿组织缔结而成的；同样，这还关乎国家的未来。塞尔维亚在过去需要这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刻，这个国家同样需要它们。

这个老道而有趣的政客深刻地了解，如果塞尔维亚试图在巴尔干战争的血的教训之后重振雄威，和平发展是首要前提。新兼并地区的统一（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暴力和痛苦的）方兴未艾，强迫选举迫在眉睫，但是最聪明的政治家的特质不正是在于他能够同时应对不同程度的制约和挑战吗？帕希奇渴望和平，但他同时相信——他从不掩盖这一点，塞尔维亚扩张的攻坚阶段必须通过战争来赢取。只有一场诸列强都参与其中的欧洲大冲突，才能够扫清横亘在塞尔维亚“大一统”道路上的强大障碍。

或许帕希奇还记得1908~1909年兼并危机期间，伦敦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对驻伦敦的塞尔维亚公使格鲁伊奇（Grujić）的警告。哈丁在1909年1月对这位公使说，只有塞尔维亚受到来自奥匈帝国的攻击，俄国和协约国家才会向它伸出援手；如果塞尔维亚先发制人，那么任何的援助都免谈。帕希奇之所以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是因为1914年初春，他和俄国沙皇进行会晤，他向沙皇请求如果遭到奥匈帝国攻击，请俄国提供支持。如果刺杀行动成功，那么塞尔维亚就成为挑衅的一方，这一请求必然被回绝，但是帕希奇相信奥地利人不会把刺杀行动（如果行动成功的话）和塞尔维亚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联系并不存在。奥匈帝国如果反击，那么俄国和它的同盟必然会相助，塞尔维亚便有了靠山。在帕希奇看来，这并不是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有多么紧密，而是俄国在巴尔干政策中符合逻辑的体现。帕希奇对这种补偿机制十分有把握，这种执着甚至遭到了嘲笑。6月中旬，他收到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公使的报告，为了可能出现的“对西面国家的侵犯”，俄国重新调整了东部防线，以部署更多军事力量。这些消息使得帕希奇对这位盟友的支援更加深信不疑。

这并不是说帕希奇在刻意寻求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是说挑唆奥匈帝国进攻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他的行为。事实上，或许他在考虑，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一场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独立来说是很必要的，所以在为时已晚之前，他暧昧的举动丧失了阻止刺杀行动的机会。在面对如何处理萨拉热窝阴谋的时候，这些想法肯定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得他放缓了行动的步伐。

历史的遗留以及1903年以来塞尔维亚王国的发展，都在1914年夏使贝尔格莱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国家的民主是如此原始和脆弱，它的政治决策者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在军队和各个密谋组织之间夹缝求生，控制议会的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毫无决断力。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机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界线以外的）相互渗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政府的监督管理寸步难行。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其领导人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上，这些特点也不断造成压力。常驻柏林的塞尔维亚公使米洛什·波奇舍维奇（Miloš Bogičević）说：“对于那些非塞尔维亚人而言，在众多以实现大塞尔维亚理想的国家组织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是非常困难的。”各种行动背后各国家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瓜葛，使得人们要想分清楚究竟它的性质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无异于无稽之谈，就连那些老道的外国观察家都云里雾里。

如果站在尼古拉·帕希奇的角度来看，1914年夏所积攒的各种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在两次艰苦的战争后，财政和军事都呈现出疲态，新兼并的地区军事暴动此起彼伏。此外，针对那位强大却很不宽容的邻居发动的刺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但帕希奇，这位势必要力挽狂澜应对1914年6月28日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的人，自身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行事遮遮掩掩，小心翼翼地几近怠惰。这些都是将近30年的政治生涯对他的塑造。这些特质帮助他在狭隘而混乱的塞尔维亚政界生存下来。但如果要应付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制造的危机，这些特质恐怕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