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科学联盟

不同国家相互合作，共同制定国际宪法，共同应对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以及恩泽这个宇宙中的其他天体上发生的一切，共同关注我们的共同利益，揭露人为划定的政治疆域。许多敬业的知识分子积极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试图消除人类行为方式及外在表现的差异，如果一直容忍这些差异，它们就会被放大，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国家特色，酿成大错……我不想夸大科学探究的文明价值，但关乎重大问题的科学发明把人类联合在一起，当外交手腕无法发挥作用或是在出现危机几近失败时，科学研究就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彼时，科学家将会执掌外交，并学着保卫世界和平。

—阿瑟·舒斯特（Arthur Schuster），

《国际科学》（International Science，1906年）

 

欧洲协调没有属于自己的官僚机构，没有设立总部，也没有秘书处。有些激进的论调批评欧洲协调，称他们根本没打算建立一个永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或上帝的意愿自然会把我们带上通往和平的道路。此外，资本主义和民意本身也有走向和平的趋势。上述两点可以搭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构架，但不能以此为基础组建机构以实现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如果国际合作只限于欧洲协调与其初始对手之间的往来，那恐怕就没有什么国际“组织”值得一提了。

要了解后来出现的国际组织是如何崭露头角并成为现代政坛的耀眼新星，我们需要补充点别的知识—19世纪中期，科学和技术享有极高的地位，人们对国际化的世界有了科学的认识，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掌握了统计学、工程学、地理学、目录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大量新的专业知识，于是开始放弃废除国家的想法，相反，他们希望成为国家的主人，用专业精英管理代替贵族统治，换掉那些出身名门的业余国家管理者，让受过良好教育、明事理的骨干队伍掌管国家。这些人认为世界基本统一是科学事实，要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就要通过教育培养基督教的怜悯之情、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专业生活有条不紊的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法学家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特例。

社会本身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组建的有机体，这种观点是法学家们看待政府功能的基本原则。维多利亚时期一位重要的统计学家在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上提醒与会者说：“所有政府都急于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而你们要尽量清楚全面地了解社会力量的构成，因为以往都是政府负责掌控这些社会力量，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赞成让社会力量控制政府。”要达成此目标，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指导手段变得必不可少。该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理智和科学能够让人们看清他们的共同利益并消除偏见，因此人们寄希望于社会学，希望它能促进国际合作。国际主义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让政治自由区的划定成为可能，在政治自由区内不存在国家的党派之争，各领域专家可以相聚于此，搁置不同国家的党派之争，这里没有民族和种族之分，大家是一个整体。

法国贵族圣西蒙（Saint-Simon）伯爵是欧洲研究社会科学组织的先驱理论家，他一生都在为国际主义事业打拼。他同美军将领乔治·华盛顿一道对抗英国，年仅20岁时就提议修建巴拿马运河，还将法国革命的热情同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的热望结合在一起。他对自己充满自信，在追求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时他称自己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才”。圣西蒙是一位具有宏观思维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个将“组织”这个概念引入国际政府并使之成为国际政府重要原则之一的人。

1814年，欧洲协调形成。同年，圣西蒙提议彻底改革外交工作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联邦，不同国家共同拥有同一个国王和议会，欧洲所有人都在这个政治组织中生活。他认为，欧联邦不会立即成形，也绝不会在传统的外交程序下产生。因此，成立一个恰当的组织才是关键所在。

 

一次次召集会议，各种条约、协定和安排部署层出不穷，但是不管你做了什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战争总是无法避免……要想将各个民族重新凝聚在一起，你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一个组织。

 

20世纪的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圣西蒙预见了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联合国的诞生。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他确实让大众认识到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必要性。圣西蒙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与现在相比，19世纪早期的组织所蕴含的精神更能激起人们的斗志。人类必须赶在《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等经典著作将组织这个词变为20世纪50年代的代名词之前对冷战进行自我反思。对于那些浪漫主义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而言，组织一词具有积极的含义，这一词汇是从生命有机体的研究中提取而来的，与生物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认为，社会和植物一样，都是有机体，依靠新陈代谢成长，随着时间的累积，它们的生存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范围也越来越大。各种机械也是构成这个生机勃勃的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展现出了相同的生命力。在机器人被赋予情感认知能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认为那是自然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圣西蒙的注意力被和平以及兄弟般相亲相爱这两个愿景牢牢吸引着，而工业发展和机械化则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手段。

圣西蒙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将他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1828年，他的一篇文章进入大众视线，根据其中的阐述可见圣西蒙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实现国际主义：“全球大联盟指的是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无论处于何种领域、有何关联，只管联合在一起……只有所有人都朝着和平的方向努力，全球大联盟才能为世人所接受。”圣西蒙十分看重“联盟”，认为这是消除固有敌意的最佳途径。按照他们所绘的蓝图，这个意愿不仅会在街道、村庄、城镇中实现，还会以一个地方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好比一个同心圆，最终遍布全球、涵盖全人类。人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全世界范围内信念和行为的大统一”：

 

当这个伟大的概念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直接目标时，之前社会取得的进步一定会被视为在为此做准备，组织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为统一和全球秩序时代的到来以及实现人类大家庭领土主权的统一治理做铺垫。

 

梦想全世界和谐共处，赞扬体力劳动者的美德，高度重视资本主义新技术，这三件事放在一起是个异想天开的组合，而有一位怪人却一直致力于促成这个组合，他就是佩尔昂方坦（Père L’Enfantin）—19世纪30年代圣西蒙门徒的领导者。他自称是一个新的宗教组织的“大祭司”，鼓吹自由恋爱以及东西方统一。昂方坦因主张性别平等而激起公愤，被关入法国监狱一阵后，为了促成东西方联姻，他和部分圣西蒙主义者前往埃及。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那个时期，他们极力主张联合地中海人民，从更广范围上讲，他们是世界和谐共处这一主张的忠实信徒。他们梦想着把法国变成“新的麦加”，并绘制了欧洲地图，上面附有铁路路线，还标明了从黎凡特到南美的信徒网。在法国，圣西蒙的信徒包括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劝说主张革命的拿破仑的功臣，正是这些功臣在19世纪50~60年代间开辟了政府和资本主义改革的新纪元。昂方坦的狱友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作为法国参议员闻名历史，他晚年同理查德·科布登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份1860年签署的协定也许是19世纪关于自由贸易的唯一重要协定了。苏伊士运河体现了工程学和世界和谐这一主张的融合，是典型的圣西蒙工程。前北非领导人、工程师费迪南·德·雷赛布就因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名声大震。

按照圣西蒙主义的说法，一切当时看来奇怪的事情到19世纪末都会变得再平常不过。19世纪末，工程师会成为人类的劳工，各种技术会促进人类和谐，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此外，人们也不会认为国际组织原则的“准进化论”有多奇怪了，该理论把生命的起源视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微生物，随着在伟大的生物链中一路进化，最终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结构下达到成熟。国际组织原则的准进化论是技术专家治国这一理念的早期模型，它崇尚国际社会工程化，其推崇者因自己的唯物主义信念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对人类完美主义有着近乎迷信的崇拜。许多杰出的国际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本身正不可避免地朝着世界和谐的方向前进，在达尔文之后，这种想法为更多人所接受。在建立英联邦和国际联盟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南非评论家扬·史末资（Jan Smuts）是一位严肃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个人学说“整体论”从进化的角度解释了国际组织的意义，这一点与圣西蒙的观点十分相似。伍德罗·威尔逊曾为国际联盟正名，指出它的存在代表着组织的博爱之心达到了顶点。史末资和威尔逊这类人是政治家也是管理者，但不能称之为革命者。他们相信改革，并通过新的领导班子利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改造社会。尽管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成立组织机构，但也要确保这些组织由正确的人来领导才行。

此说法下暗含的精英主义被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在埃及期间，弗朗西斯·高尔顿结识了许多圣西蒙主义者，他们的激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对英国国教心灰意冷，梦想着成为“柏拉图口中国家的公民”。高尔顿认为科学的思想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他甚至还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用统计学知识计算过“祷告的功效有多大”。他发现自己掌握了一门社会科学—优生学，并希望借此“在整个王国设置科学祭司职位”用来监督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进步情况。后来，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等人试图通过联合国在全世界宣传高尔顿的构想。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圣西蒙的前任秘书和门徒，他才是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希望由精英人士制定公正的社会法规。在1822年的《社会再组之必要的科学作业方案》（Plan of Scientific Studies Necessary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一文中，他提到系统地采用科学方法解决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和平以及繁荣就会实现。孔德把人类精神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他宣称，继“神学”和“形而上学”两个阶段后，世界进入了“实证研究”阶段，他新创的社会科学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名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是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对孔德而言，这首先是个国家性的学科，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国际主义内涵，就很难做到真正忠于圣西蒙主义。在“非洲争夺战”之前，孔德曾经以为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了，而战争从此后也无从挑起了。军国主义日渐衰落，因此一切尝试建立联盟的政治举措都没有必要了。相反，世界各国应向“同质大家庭的方向发展”。这是超越国家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无结果的世界大同主义”。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就是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对指引人们前行的整体规律的研究。

按此推论，掌握统计学知识是构建优秀政府的关键，这与边沁当年所持的观点一致，因为只有通过可计量的数据和统计研究，我们才能发现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正如一位受欢迎的科学家所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是难以破解的谜；若以群体为单位研究，那就只是个数学问题”。如果数字不会撒谎，那么没有数字的话，政策该如何发挥效力呢？如此看来，统计学家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呈现实际数据那么简单了。他们得知道如何对数据进行分类，这样才能告诉政府其政策法规何时会生效，才能为其指出影响政策效果的外因有哪些。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统计学之父朗贝尔·阿道夫·雅克·凯特莱（Lambert-Adolphe-Jacques Quetelet）的观点来看，社会是受统计学规律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政客的角色便自动降级：除了调整政策以保证各项法律操作顺利、避免各种干扰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为此，政客们必然需要统计学家的指导。1858年，凯特莱在给从前的学生（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中将统计学描述为“政府专用科学”。

阿尔伯特亲王竭尽全力宣传统计学家的人道主义使命。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致辞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时他向与会的代表表示祝贺，赞扬他们为了全宇宙人类的幸福奔波劳碌。那时，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备受“偏见、责备和攻击”，比如狄更斯就很喜欢嘲讽地模仿统计学家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自夸的口气讲话。但是很快统计学家就摆脱了之前的激进组织，向外界，尤其是承保人、医生和工程师展示了自己的实用价值。他们认为人们是有能力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人类事务数据整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就能像边沁主义畅想的那样，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制定出深谋远虑的法律。

想要达到预期效果，仅搜集数据和统计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搜集的所有信息都分门别类，格式正规，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对比和整合。在进入全球变暖、复杂的国际贸易金融工具公式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跨国及跨行业的数据进行对比需要事先协定，协定内容包括数据以何种形式呈现，事件及其他事情如何分类等等。简言之，在整理和校准资料的过程中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编纂”是边沁创造的又一词汇，这个词成了专家们的战斗口号，因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统计、核对各种事件、事物和机构的信息，最终整理出分类数据。

如果这种努力可以创建一个全球性的科学组织，催生新的专业论坛及团体，那就离达成建立普遍一致的统计及评估标准这个目标不远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轻松谈论标准。金本位制是货币国际主义的理想标准，而如我们所见，“文明标准”会根据国际法对世界各民族的适用程度提供一个绘图模板。但其实大多数标准并不准确，也不能令人信服，多数时候不过是技术活罢了。阿尔伯特亲王鼎力支持的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展示了精密工程的发展。英国艺术促进会、商业及制造业借此机会呼吁“统一全世界的‘评估’体系”。与此同时，统计学家们正尝试在全世界统一医学术语，以便于统计不同国家的死亡率数据。

标准化工作给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在电报通信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国际联盟国际电报联盟早在1865年就已成立，在此之前，信息交流双方需先将电报信息打印出来，再借助人力将信息送往目的地，这样往往会造成延误，建立联盟就是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国际电报联盟为其成员国提供所有国际信息，将各成员国的电报系统整合成一个单独的网络，制定了发送电报的收费标准，而国际电报联盟就扮演着“票据清算所”的角色。通信量飙升且收费降低，国际电报联盟因此被视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该联盟不强求任何国家加入其中，而其成员国，甚至连那些表现得好像是成员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都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借着同样的契机，万国邮政联盟也于1874年成立了。10年中，评论家们把这些组织看作为未来的世界政府播下的种子。

与此同时，要求统一度量衡的呼声也出现了。1875年，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源自法国的公制单位迅速被多国采用。英国工程师对螺钉和螺栓尺寸的担忧为今天的国际标准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国际标准组织的影响悄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用电器的形状到我们周围的颜色气味，其影响范围极广，可能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了。民间还存在要求统一时间单位的诉求，尤其是在有了无线电报之后，但是国际上的气象学家对此百般阻挠，过了大概40年，国际时间局才在巴黎成立，成为一个永久性机构。人们相信专家们能够促成不同国家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会仅局限在技术问题上，还扩展到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边沁的重要关注点—刑罚政策领域是标准化呼声较高的一个领域，它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而公众健康是另一部分。

这种呼吁的结果是大大小小的会议频频召开，国际工作网随之产生。圣西蒙对协会的实际影响力的预言似乎成真了，“一战”前的观察员认识到这种发展势头“为世界组织注入了巨大动力”。1913年，第一份关于国际主义的论文出炉了，文章主要从“国际外交会议、非官方会议、协会、各类局以及其他组织”等方面探讨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现代社会现象”。粗略估算一下，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那个世纪中，国际系统内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国际政府组织的数量从原先的10个以内激增到50个左右，其中大部分成立于1875年之后。这其中至少有17个组织设有长期总部并配备了官方工作人员。他们帮忙规划铁路网及河道网，规范财产权和度量单位，统一公共健康政策。据一位专家统计，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数量更庞大，从19世纪70年代的区区25个迅速发展到20世纪早期的600多个，其中半数组织才成立几年。

因此，19世纪末的国际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面貌全新的机构，就连欧洲皇室都对这些机构另眼相看，因为他们也想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阿尔伯特亲王和拿破仑大帝是其中的先驱人物，也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两位，其他人不过是效仿他们的做法罢了。国际农业研究所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前身，如果当年意大利国王不资助该研究所，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了。意大利金融专家路易吉·鲁萨蒂（Luigi Luzzatti）称该研究所旨在“迅速解决那些只能靠拥有执法权的科学组织解决的问题”。鲁萨蒂后来成了意大利的首相，他认为此类研究所带来的益处无可限量：它可以改善全世界大多数农耕人口的生存状况，从而抵御社会主义扩张；还可以保护数百万被迫流亡于世界各地的人；最重要的是，受其影响，更多的国际组织会涌现出来。“20世纪将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研究机构联络网络啊！”他兴奋地感叹道。

奥特莱的“曼达纽姆”

利奥波德国王领导下的比利时是欧洲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国家，也是19世纪末国际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中心。利奥波德首次涉足国际主义就把刚果自由邦当作新封建主义的实验品。他的管理方式恶劣至极，对待刚果人民极为凶残，约有数百万人死在他手里，因此比利时政府迫不得已在1908年接管了这片土地。而那时，利奥波德早已转投其他盈利较少但更有价值的国际主义项目了。因急需积极的宣传，他努力把首都布鲁塞尔打造成“国际化”精神的标杆。到1910年，比利时首都成了举办国际活动最多的城市，比伦敦多出一倍，连巴黎都要屈居其后，而柏林（普鲁士人的国际主义者严重缺乏热情）举办国际活动的频率只及布鲁塞尔的1/10。

1907年，一小部分比利时的国际主义者希望通过利奥波德的支持成立一个国际协会中央办事处，他们打算把这个办事处打造成所有组织的“中心组织”。当时，正规化和系统化的政府间合作的全球体系迅速形成，而这个新成立的中央办事处的宗旨在于引领这一潮流。这一组织希望能兼顾核对数据和促进世界和平两项职责，这一理念是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的思想结晶。奥特莱是19世纪末国际主义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是现代信息科学的创始人，杰出的目录学家，也是开创当代数据搜集精英的聚集地—硅谷的先驱。

1868年，奥特莱出生在比利时一个富裕家庭，当时他父亲的有轨电车生意已经遍布全球，赚得盆满钵满，在19世纪中期就已跻身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之列。因此奥特莱生来就具有全球化视野，同时兼具欧洲人的外交特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小的王国究竟凭借什么成为孕育崇尚科学的国际主义的温床呢？除了凭借利奥波德国王本人想要建立良好公众关系的意愿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成就了这个结果。比利时的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之间的矛盾使这个国家从古至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却一直存在着，这种存在象征着乐观主义对欧洲民族主义的胜利。1830年比利时由欧洲协调创立，当时该国国民并不认为语言差异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认为国家内部就一定要统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主义者的积极性自然会提高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多个组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设了长期办事处，为了协调这些组织之间的事务，互享信息，奥特莱提议成立国际协会中央办事处。1907年年初，第二届和平会议在海牙举行，和很多人一样，奥特莱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深感失望，他原本以为这次会议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但会议却一直在讨论如何使世界承受得起战争这个更具局限性也更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奥特莱认为这代表着国际合作精神的挫败，而挫败的原因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法学家、国会议员、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通力合作。但那时的奥特莱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面对传统外交家和军国主义势力的阻力，国际主义只会愈挫愈勇。总之，他认为比利时这个国家要在争取人类权益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做出表率，在对抗维也纳会议精神、反对欧洲协调及其退化的产物欧洲联盟体系的理念时一直走在世界各国前面。

在全力筹备“国际组织中央办事处”的过程中，奥特莱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数据，因此办事处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一本关于“国际生活”的年刊，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了。因为年刊的旧版略显陈旧落伍且雄心不足，1909年他们对其进行了改进，当年的年刊总页数超过了1 500页，编辑和读者无不对刊物中反映出“国际生活丰富、多产”的数据交口称赞。但是，在国际协调方面，奥特莱的看法可谓高屋建瓴。转年，布鲁塞尔不仅举办了1910年世界博览会，还成为国际协会世界大会的主办方，大会讨论了法律效力问题，商议统一科学术语、重量和度量单位。国际协会联盟的成立就是此次会议的成果之一，该联盟的总部设于奥特莱在布鲁塞尔的中央办事处。

1885年，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地理学家称赞“国际会议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接下来的30年也许是科学技术国际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19世纪5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只举办一到两次国际会议，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多达12次，而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这个数字则达到了30次之多。许多国际组织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实现了相互合作。旅店老板、建筑师、工程师、银行家、精算师以及速记员也争相在19世纪末组织国际会议。不同领域的专业组织越来越多，这是科技知识无国界的理想状态。不同国家科学地分配“精英”劳动力，这不仅是通向真理的捷径，还向政客们证明了国际合作的良好效果。当然，也有一些参与者不与他人合作，只把自己的事业限定在国内。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科研工作和人类社会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个人联系和职业联系相互交错织成的密网把科学家、积极分子和公众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

然而，奥特莱担心的是，这种专业化的现状不仅不能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知识凝聚在一起，反而会使他们各成一派。随着科学调查的推进，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以惊人的速度成倍提高，但是人们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专业化进程的利与弊也成了新的争论焦点，毕竟“专家”这个说法是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但是，奥特莱认为要想顺利推进专业知识，避免其消失或失去意义，协调合作必是不可少的。他的终极目标是编写一本“万能书”，这本书会保持更新，一切有用的知识都能在这里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奥特莱提出“证明文件”这个概念，把事实从众多信息中系统提炼出来。在互联网出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奥特莱相信让人们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就意味着把老式图书馆变成信息中心。与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式的男主角一样，奥特莱先把所有书目数据库的信息整合到一起作为信息源，然后将它们转录为单个词条。1895年，万能书仓库大概收录了40万个词条，在一番艰苦卓绝的工作之后，1903年，词条数达到了300万个，到“一战”爆发时，其中的词条数达到了1 100万个。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却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奥特莱用自己的方式整理着这些信息，发明了“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采用这个分类方法，他还建立了“国际书目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后来几经翻新，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奥特莱的想法远不只编排书目那么简单。他希望把布鲁塞尔打造成世界数据信息中心，有了比利时政府的支持，“国际协会联盟”将成为新型国际组织的协调者，因为物质与精神生活越来越互相依赖，联盟将会发展成为“人类幸福”奋斗的机构。奥特莱梦想打造一个“世界宫殿”—“曼达纽姆”（Mundaneum），并利用国际协会联盟打造国际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这些机构被视为“世界城”的各个“器官”，而“曼达纽姆”则是大脑。“一战”以后，奥特莱委托勒·科尔比西耶（Le Corbusier）提交了建立世界城的提议，为了使布鲁塞尔的地位合理化并得到巩固，奥特莱提出了一连串建议，世界城的提议也是其中一部分，他希望布鲁塞尔与荷兰的海牙以及瑞士的日内瓦一道，共同扛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旗。

和许多国际主义者一样，奥特莱并不认为“一战”的爆发推翻了他的理论，相反，他觉得这次战争反而证明了其理论的必要性。1914年10月，奥特莱的一个儿子战死沙场，据他自己说，他还到战场上寻找过儿子的尸体，比利时混乱的形势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悲剧。为此，他主张彻底整顿战后的国际秩序。当时的新机构不断涌现，奥特莱计划打造一个“国际组织”，并为此拟订了很多计划，这个组织与即将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产物截然不同。奥特莱描绘了一幅高度集权化的蓝图，这个蓝图中的各个国家都由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有自己的议会、司法部门和执行委员会—国际外交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分配国际利益，国际武装部队是他们的后盾。不同国家组成的代表大会将会制定《国际宪章》，为了与宪章保持一致，这个新组织会“在全球开展活动”，而这正是技术统治论者的梦想。

奥特莱把这个组织的存在视为人类政治演变的最终阶段，从城、郡、公爵领地到民族国家，该组织在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奥特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国家视为最终阶段。“相反，全球精英现在正在探索创造一种兼顾各民族及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组织的可能性。”圣西蒙时代过去100年后，从不同国家发展为一个世界政府的自然演变思想已经成为国际主义的主题。世界和平事业十分重要，不能完全由那些政治家擅自处理，奥特莱总结道：“外交精神不应一家独大。政客、法学家、学者和商人都应各抒己见。”

1914年之前，这种想法十分普遍。但是“一战”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联盟，与早期的理想组织相比，这个组织才是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即便是在凡尔赛，在世界各个大国（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的那些东欧独立国家）中，对奥特莱所持的国家主权边缘化和希望专家主宰世界的想法也鲜有支持者。最终，比利时政府撤销了对奥特莱的资助，“曼达纽姆”及其管理下的各个组织也于1934年关门大吉。该组织的财物不得已一挪再挪，最终只能临时寄放在大学办公室里。奥特莱呼吁通过“理性、和平的革命”转变人们的世界意识，但现在他的提议越来越无力，他想打造“世界警察力量”、制定《世界宪法》、建立“世界政府”，最后还要制订“世界计划”以“阻止各国由于为自身谋利益而无法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最终筋疲力尽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个想法最后也不了了之。1931年，奥特莱代表“小比利时”发问：“世界啊，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然而，好像没人在听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发出的是一个逝去时代的声音。“二战”爆发后，奥特莱全身心投入到传记写作中，以此记录自己的工作（奥特莱1944年冬与世长辞，此时“二战”即将结束），他置身于一片破败之中：一摞摞散发着腐臭之气的文件、图书，还有堆满工作室和楼梯间的档案。另有一些材料储藏在原先的研究室里，那里的房顶漏雨，鸽子都能飞进来。今天，奥特莱的半身像上还戴着已褪去颜色的花环。

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

为什么奥特莱的宏伟计划却最终幻灭了？毕竟，他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对国际史实有着强烈兴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到“世界大脑”的必要性，这与奥特莱成立知识储备库使所有人皆能受惠的想法如出一辙。两次战争期间，科普读物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也表明这个想法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奥特莱的做法以及他对科学国际主义的追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性。到19世纪80年代，公制运动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的进程一度趋于平稳，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一直提倡的通用体系，但英美两国随后强烈反对这一体系。《公制谬论》（The Metric Fallacy）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Halsey）曾经写道：“星象显示，未来会出现‘英美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套英美制的度量标准。”如果到1950年这两个国家的公制事业还不及一个世纪前，那么政治因素便难辞其咎。

同样，公共卫生改革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投入明显在不断增加，却没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拿破仑战争后，外来传染病侵袭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大部分国家都封锁了隔离疫区。1851年，法国外交部召开了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希望各签约国确保制定统一的准入规制。但是，除非各签约国照章办事，否则签订这种协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当时并不知道利害关系，自尝苦果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尽管整个19世纪霍乱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各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控制疫情。曾有一次霍乱爆发导致6万多人死亡。两年后，也就是1874年，法国提议成立国际流行病机构，但是，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强势帝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这项提议同样以失败告终。1883年，霍乱导致10万多人丧命，死亡人数比1892年只多不少，尽管这样，各国还是没能达成共识。[很多科学家在争论霍乱的病理，其中就有《欧洲霍乱防御》（La défense de l’Europe contre le cholera）一书的作者、法国专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这位先生因他的作家儿子马歇尔更为后人熟知，马歇尔将父亲对疾病和保持卫生的关注写进小说，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公共卫生国际办事处的成立，这是个既官僚又畏首畏尾的组织，在巴黎设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永久秘书处，员工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该组织主要负责通报信息，而不是教育大众，也并未打算积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又对源于黎凡特的时疫耿耿于怀。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没能得到有效的官方回应。

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治观念的不同会使科学家内部产生隔阂，即使他们把自己看作国际主义者也难以免俗。19世纪的科学进程并不符合“科学无国界”这个说法，尤其是1918年以后，许多国际论坛还给德国科学家下了“逐客令”。奥特莱等老一辈科学国际主义者的特点此时显露无遗，他们完全无视发生的一切。奥特莱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意义何在，对政治上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想法带有鲜明的比利时特色，因为他们都会与处于困境的国家对话，奥特莱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有损他博爱论者的形象。

科学家们越来越受金钱摆布，事事听命于国家。很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非常高昂，独立科学家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奥特莱有自己的钱，在这些钱花光前，他可以搞他自己的研究而不受任何人摆布—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的。但是就算是一个成功的比利时实业家积累的私人资产（比如他父亲的雄厚资产）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宏伟计划。与国家和政客保持距离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会导致资金支持的持续短缺，很多专业组织都因此而受限制，能做的很少，最终成了情报采集中心，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成为活跃的科研机构。一旦国家资助科研（20世纪中期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科学家就有了资金保障，但是他们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束缚自己，还是忠实于各国科学家大联合这个最初的理念？科学军事化让问题变得更糟：在化学和核武器时代，各国强制保密基本科学实验，科学家们因此离奥特莱所说的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通用语言

科学家们的内部冲突频发，这是他们没能在国际生活中成功转变的最根本原因。科学统一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现实是，科学研究其实是项复杂的工作。查明事实的真相不像圣西蒙和孔德说的那样简单，在实验室中，科学分歧与科学一致同等重要，有时，分歧甚至比一致更重要。因此，科学家也许会主张普遍主义，但是一旦涉及科学杂志的专业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如何实现一个目标不仅会存在争论，还经常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有一个专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正浮出水面，这就是对通用语的探索。寻找通用语说明19世纪末人们对国际主义的潜力信心十足。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试图用数学或者符号学体系揭示所有语言或是有实意的句子共有的基层结构，其他人则呼吁创造一种世界通用的新语言。1870年，法国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勒（Alphonse de Candolle，现行植物名称国际码的创作者）发布了一篇关于“主导语言益于科学”的说明文，并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英语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其他人则认为发明一种“人造语言”会更好。“一战”前，全球发明的语言超过12种，但是直至今日最有名的还是要数世界语了。

俄裔犹太语言学家路德维希·柴门霍夫（Ludwig Zamenhof）通晓多国语言，是典型的住过犹太人居住区的孩子，世界语就是他发明的。世界语被视为19世纪晚期东欧帝国边界现实的写照，就像奥特莱的事业反映了比利时的形势一样。1887年，年轻的柴门霍夫用笔名“希望博士”发表了世界语指南，他从高中开始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10年前，他在庆祝自己19岁生日时就曾用自己发明的新语言为国际主义献唱圣歌：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Cadó, cadó, jam temp’ está;

La to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á.

（各国间的敌意

消失、消失，现在时机已成熟

人类在一个大家庭中

内部必须统一）

由此可见，在柴门霍夫眼中，语言远不只是沟通工具，它可以促进和平，也可以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滋生敌对情绪，在东欧的犹太人中尤其如此。1905年，首届国际通用语大会在法国度假胜地滨海布罗尼召开，与会代表们穿着印有运动标志五角星的服装，先唱了鼓舞士气的马赛曲，又唱了他们的圣歌（“中立语为基础/人们互相了解/就会同意组建一个大家庭”）。柴门霍夫为世界和平以及新的未来做了祈祷。不幸的是，尽管拥有一批杰出的拥护者，但是一些认真的世界语拥护者还是脱离了组织并发明了伊多语，他们认为这个替代品比世界语更好，在与他们的争执中，柴门霍夫的运动很快陷入困境。伊多语搞出的分裂活动令世界语的拥护者十分恼怒。1908年，一位柴门霍夫的支持者写了《全球世界语大会语言委员会报道》（Raporto de la Prezidanto de la Lingva Komitato al la 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一文，文章传达出这种空想式的冒险行为引发的愤怒情绪，并表明了即使是对通用语的探索，在其最真诚的拥护者间也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20世纪末，在地震学这个更加专业的研究领域，关于什么是最根本因素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看法。数据是对所研究事物的真实自然的体现，还是根据分类固有的那些法则所创造出来的，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简言之，数据分类是由世界结构决定的吗，还是说它只是个务实的选择，它受控于它所服务的目的和科学家自建的统计模式？地震学需要共享数据，因而比较倾向国际主义。但是，在以何种方式搜集和公布数据才能让人们最准确地分辨出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地震活动模式的问题上，欧洲知名专家还没能就此达成共识。在国际上，对比不同地方发生的地震与对比同一地方不同时间的地震情况所需信息也不相同。因为地震学的需求，建立标准的呼声普遍存在，但是，由谁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标准的问题却一直没能明确。一门专业科学的用途究竟是什么？人们对此争论不休，互不让步，标准化进程本是悄无声息的，但当谈及究竟采用哪条标准时，往往会引来激烈的争辩。

在上述理由和一些其他原因的限制下，“世界城市”终究不会存在，全球标准化运动也暴露出不足。尽管在当今世界“英寸”也与“米”共存，游客出行也会带上万能充电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插头”，以适应全球不同的供电系统。但是，科学国际主义没能统一所有的事物并不代表它是失败的，只能说明它虔诚的拥护者们过于期望科学国际主义的成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组织，它壮大自身力量，由奥特莱及其他人创办的许多特定的国际专业机构一直存在至今。为协调食品政策和食品产量做出的努力促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立；在这些专业机构的推动下，国际气象组织1946年设计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作为全球标准；同年，相当数量的成立于两战间的小型组织被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大型组织取代。因为民间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对而言没那么引人注意，且基本不存在争执问题，所以它是所有组织中最强大的一个。这些组织仍采用19世纪的旧观念，沿袭了过去的所有组织的内部设置和盲点，因此还是让那些只关注人性不考虑国籍的技术专家制定政策最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