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据说，本院的早期导师陈寅恪教授，曾经在某次上课的时候，讲过这么一段不同凡响的话——“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于是到了后来，追慕这位学术大师的人们，就将这一番自我限定，总结为陈先生的“四不讲”。

仔细寻思起来，陈先生的那前三种“不讲”，大体上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就是最后的那种“不讲”，也即就连“自己过去讲过的”，也都要留心提防着不再讲，则除非是每学期都必开新课，否则就很难去效仿师法了。另外，如果从教学的操作层面来看，则无论是从课程建设的角度，还是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考虑，一旦刻意地要来这么来做，还会带来意外的负面效果，——毕竟知识是要求相对稳定的，所以，即使这班同学听过了的，下班的同学仍然需要听。

不过，从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出发，我们仍可把陈先生的上述说法，当作一种严于律己、不稍懈怠的治学精神，来不拘字面地、更加灵活地加以理解。比如，我们又在他写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读到，“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正说明了他的这种心情。——这也就是说，即使对于已经讲过了的、属于哪个学术方向的内容，只要你作为示范“研究过程”的教师，又要到课堂上再度开讲，都要先去重新进入研究的心态，重新阅读与此相关的，特别是以前尚未读完或者完全忽略掉的材料，以检讨以往大胆讲出的论点，到了今天看来是否还能站得住，乃至重新潜入昔日的想象空间，找回曾经在那里焕发过的激情……只有这样，当你再次走上历久弥新的讲台时，才不会是索然无味地照本宣科，才能使教学生涯保持应有的味道，也才能让旧有的研究逐渐完善。

上面这一番话，也可作为我本人的“夫子自道”，因为围绕着这个“比较悲剧”或曰“悲剧的文化解析”的课题，算起来已给同学们讲过四遍了。——这中间，一次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两次是在隔壁的北京大学，尔后又在清华园里讲过一次。正因为这样，在自己心中的预期目标中，也很希望这回能是最后一次，此后便可以自信它业已成熟，可以放心大胆地交稿到坊间，由它再去传递给整个学界了。不过在眼下，对于正在重新备课的自己来说，真正想要实现这个计划的前提，仍是重新抖擞起“精、气、神”来，再次进行温习、反刍和修补，以便能够照顾到更多的侧面，也能论述得尽量深入而周备。

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么长久不放地抓住“悲剧”的论题，还是因为自己尚不能达到“耳顺”的境界，做不到“无可无不可”地忘情世事，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不愿只因从事这个“美学”专业，就索性只把唯美主义的风花雪月和诗词歌赋，当作了回避人间苦难的“正当”理由。恰恰相反，我倒是宁愿把这个特定的专业，当作去深入涉入人间事务的门径。事实上，也同样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才促动着我后来又“自讨苦吃”，不再满足于这个视界有限的专业，而渐次闯入了国际汉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地，那更是要把两只眼睛都圆睁着，紧盯住发生在现世人间的——特别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林林总总的、花样翻新的不公与不忍。

不过，却也可以反过来说，在我自幼养成的天性中，偏又是最厌恶、最敏感这些丑恶与血腥的，而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天性，我才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间苦难，既不忍目不转睛地念念不忘，又不愿没心没肺地撇开不顾。——实际上，还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从早年的那本《西方的丑学》，到眼下的这本《悲剧的文化解析》，最能长久笼罩自己的感性世界，而又激起了默默理性思索的，也总是人世间的这类可怕事物。很有可能，在连自己也不能完全明确的潜意识中，正由于这些东西最能暗中引起惊觉，致使经年累月都无法释怀，才只好用咬紧牙关的写作活动，尝试以学术性的思考来克服它，至少也要比前人更能把它说开。

我当然也意识到了，就算完成了对于这类话题的克服，在美学、艺术社会学乃至其他学术领域，自己还是剩下了太多的东西要写。如此衡量起来，自己或已在人间“苦难”的课题上，踟蹰和迁延了太久的时日。不过，又聊可转念来自慰的是，眼下借以廓清这类话题的研究方法，也同样是在这种踟蹰和反思中体贴出来的，而它又绝不会只适于悲剧的文化分析。由此，如果再大胆地展望一下，要是这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当笔者沉潜于比较文学时，所逐渐磨得尖利的比较方法，被证明是可以引入传统美学研究的，那么，此后就将有更多的“比较美学”论著——既要包括我本人的，也会包括其他后来人的著作——以举一反三的势头快速地涌现出来。果能如此，也便有可能引领这门曾被称作“美学”或“びがく”的学科，走出它刚一引进便已陷入的思想迷宫。

还要补充说明，这项研究既可以说是“比较美学”的，而从另外的角度或标准来看，又可以说是“比较戏剧学”的，既然它已把比较文学最擅长的方法，不光带进了传统的美学研究，而且带进了传统的戏剧研究。事实上，为了达到本书所谓“文化解析”的目的，它是既望远又显微地展开了中外对比，从而把每一章的关切重点，都首先放到了对于某出剧作的细读上——从古代希腊的悲剧作品，到文艺复兴的悲剧作品，到现代西方的歌剧作品，到传统中国的杂剧戏文，直到现代中国的话剧戏曲……既然如此，我就很希望也通过这样的努力，来善意地提示那些戏剧专业的从业者们：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学术语境中，哪怕是在处理最富于乡土气的剧种，也同样要具备进行跨界对比的能力，因为现代中国的戏剧艺术，原本就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

那么，什么才是这种“比较文学”的犀利方法呢？如果简单和形象一点地回答，那就是能像分析化学家那样，让目力得以钻进现有的物体之中，甚至能看穿组成它的分子式，以致当一粒石子在别人的眼中，还只表现为力学上的坚硬固体时，却能在你的解析中被一眼看穿，而呈现为“碳酸+钙”之类的文化“化合物”。——当然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这种微观的方法，再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看，还要佐以更为远大恢弘的眼界，才能既精细又开阔地看到：当文明的长河越过了“轴心时代”那个断崖之后，其实在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总会表现为那几大“圣哲”之间的对话，或者说，表现为那几种价值理念的对话与渗透，乃至排斥与冲突。

也正因为这样，还需要进一步来提醒：除了进行精细的文化“分解”之外，比较学者作为文化上的“化学家”，还必须更上一层地发挥想象，去自我作古地操作文化上的“化合”。无论如何，只要能上升到足够宽阔的视野，就终会发现由本书所追述的那些文化变异，无论包含了多少曲解与误读，都无非是作为一波文明高峰的希腊，借助于近代西方的全球性扩张，而终于突破了往年在地理上的阻隔，来跟同样作为文明高峰的中国，就价值问题进行艰苦而漫长的对话。——如果能够站上这样的高度，也就不难心胸开阔地看出，在这场远涉重洋的艰难对话中，不管出现过多少变形与讹误，碾压与压迫，实则中国文化都并不是全然消极的，相反，在它固有的文化基因深处，倒潜藏着去阐释和发挥它的主动性。

因而，足以让我们“悲极生乐”的是，恰在这场文化的冲突或倾轧背后，或者说，恰是因为有了如此激烈的化合反应，我们反而更应当求同存异地看到，其实在这两大世界性文明之间，倒是罕见地共享着一连串的文化要素，包括多元、人间、现世、经商、感性、审美、乐观、怀疑、有限、中庸、理性、争鸣、论理、伦理、学术、讲学等等。而说到底，也正是鉴于这两者间的“亲和性”，我在晚近以来才越来越倾向于认定，正被自己孜孜以求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绝不会只存在于本土的文化潜能中，而会更加广大而宽阔地，存在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特别是“中国与希腊”的“文化间性”中。

就此而言，至少我个人是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也许更应当在“中国与希腊”之间，而不是在曾经的“中国与印度”之间，或者在后来“中国与希伯来”之间，才潜伏着当代问题的真实的解决可能。而如此柳暗花明的文化展望，也就足以推动我们去满怀惊喜地，在思想的充满偶然的曲折进程中，跳跃过它的宋明阶段与近代阶段，而直接抵达并勉力展开它的当代阶段。——只不过，那中间所潜伏着的巨大潜能，还是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相应的深思，包括写出以此为题的专门著作来，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挖掘、廓清与激活。而且，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点可能去慷慨自许地认为，自己确实是在开始超越“轴心时代”了。

2015年9月12日于清华学堂21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