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理解索尔仁尼琴的难度(1)

——关于《巨石之下》一书的评议

一

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已经成了必备的现代学识，而索氏的早期代表作，也已经成了发言表态的常谈。然而，这位俄苏作家漫长的一生，为什么总在出人意表地急转弯，而他毕其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又终究追求到了什么，那就很难为人所知晓和理解了。实际上，由于相关卷帙的浩繁，由于所需语种的多样，由于对知识面、平衡感和理解力的要求，更不要说，还由于对思想勇气的考验，就连不少程度不同地读过索尔仁尼琴的文人——不管他们是记者、作家，还是教授——也都很难对他进行全面而平衡的了解。他们往往率尔提出自己想当然的解释，把索尔仁尼琴当作了打笔仗的由头，用来简单肤浅地影射身边的事物，这就更显得这位作家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回想起来，我还曾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更具体地设想过此项研究的难度：

这是极为困难也极为重大的题目：其一，考虑到索尔仁尼琴本人既长寿又坚持不懈的写作活动，也考虑到围绕他的种种重大争论，就必须完成大得惊人的，同时针对一手及二手材料的阅读量。其二，考虑到俄苏历史的种种重大转折，又考虑到索尔仁尼琴毕生都处在这种陡转的峰顶，就要求研究者在把握这位作家时，必须对于他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语境，具有全面、精准而平衡的掌握。其三，考虑到索尔仁尼琴跟西方的分分合合，考虑到他所背靠的东正教传统，相应的研究视野就不能再局限于中俄比较文学（尽管也应为此而撰写相应的章节），而必须升入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之中。

这当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以索尔仁尼琴为研究对象，便是主动承担起了解释相关难题的重责。而这些难题归纳起来又不外乎，要以深入的细读、充分的论证和同情的体会，来探索这位如此多面的索尔仁尼琴，到底有还是没有其“行动逻辑的一贯性”？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作者在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病痛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应的要求。也就是说，作者终于找出了某种能够“一以贯之”的逻辑，即“始终坚持以‘对抗性写作’来提示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解释索尔仁尼琴充满变数的一生，从而使他漫长的写作生涯融合为一。由此一来，这位俄苏作家生命中的每一次陡转，就都在我们眼中变得既具有连贯性，又具有临界性了，因而属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口中的即时探求和逻辑转折。——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样一种圆融的解释，不光在中文学术界，甚至在世界学术界，都属于富有启发的首创。

读者们也许会生出联想，觉得这样一种圆融的解释，或者也跟某种中国式的智慧不无关系，比如孔子就既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又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过，我还要再就此补充一点：在主观意识乃至客观事态中达到平衡，这当然是全体人类都必须追求的，否则我们就只能坐视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倾塌；然而，尽管同样是在规避风险，同样是在进行危机处理，各个文明或民族却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式。正因为这样，如果和孔子“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相比，俄罗斯那种昂扬激愤的知识分子传统，却让索尔仁尼琴更倾向于去以某种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来对当前的危险发出厉声的提示。他是要把整个的身体都压上去，好以自己的重量来扳平社会的跷跷板，他是要跟那个犯了错的历史结构去拼命，好让历史因为自己的抉择而不再那么失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本人并不平衡，相反，他非要偏向历史的另一端，才能把自己的性命都当成了砝码，以寻找良心和历史间的再平衡；同样，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并非没有表现出偏激的态度，而问题只在于，究竟如何去理解和谅解他的偏激。正因为这样，我又在写给作者的信中提醒，一定要把索氏所面临的“困境意识”写出来——

终其一生你的主人公都是在追求，而且正是这种追求的急切，到了不同的历史关口，才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偏激，而绝对不要把他写成一位不偏不倚的亚里士多德。

受上述写作要求的制约，这本书自然要被写成某种“传记性评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感慨道：

索尔仁尼琴的生命之长，还表现在他对写作的坚持上。令人感动的是，这位伟大作家偏在得过了诺贝尔奖之后，还能推出这么多不朽之作，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扛鼎之作，既包括早已读到的《古拉格群岛》，也包括刚刚开始迻译的《红轮》，都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印行的，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创作的，以至于简直就教人感叹：要么那个奖发得太早了，要么那个奖该多发几遍！[1]

由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被研究者本身的这种特征，便使得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最好是沿其生平追求而展开，并且由于他本人总会出人意外，而自然显得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不过，还需要跟着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传记性评论”虽是沿着生平轨迹来写，却又不必写成事无巨细的传记。——毋宁说，正因为充分意识到了“理解索尔仁尼琴的难度”，而又立志要去尝试挑战这种“难度”，作者就只能在披荆斩棘般的驳议中，来构想并展开本书中的主要篇章。

二

这头胆力实在过人，生生硬顶过那棵大橡树的牛犊，终在自己须发皆白的人生阶段，来得及看到庞然大物的轰然倒下，这绝对可以算20世纪最大的奇迹了，人们为此自应羡慕索尔仁尼琴的“成功”。然则，他当年究竟何以这么胆大包天，敢于以区区一己的血肉之躯，来“单挑”那个可怕的超级大国？——对于这一点，毕竟还是需要给予充分的解释。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作者几乎是开宗明义地就交代出了这件事的发生背景，从而把索尔仁尼琴的英勇出现，解释为一种地地道道的俄国现象：

作为一个孤悬于专制政府与广大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小小人群，俄罗斯知识阶层更加看重的，是精神、道德而非智识层面的追求……偏偏在现实中，因为处境孤立，他们往往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手段将自己的改革愿望上达统治者，下抵民众。这一紧张状态，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最终激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种英雄主义传统：他们总是自视为神圣的受难者，正在为崇高理想而受难和牺牲自我。无论最终成为了跼蹐不安、自怨自艾的“多余人”，还是受到良心拷问、跪倒在道德法则面前的“忏悔的贵族”，甚或是激情蓬发、欣然赴死的革命者，俄罗斯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多情”世所罕见。这样一个知识阶层，已然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文化的传统本身，由此也就显出了巨大的包容性，既足以涵盖那些冒死来滚动“红轮”的人，也足以涵盖那些冒死来喝止这场躁动的人。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正如我前不久就此指出的，传统的伟力还更加深刻地表现在，就连那些残酷打压过索氏的敌手——在其他作家看来是如此可怕的上层人士——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传统，尽管他们对于传统的任何看重，到这时都只能反过来表达了。正因为这样——

在一方面，读一读苏联后期的、充满了各种粗暴“决议”的文学史，或者读一读利季娅日记中对于弗丽达、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人遭遇的记述，就可以发现这从某种意义上，只能是那伟大传统如何遭到蹂躏的历史；可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索尔仁尼琴和苏联当局却还在玩着同一个游戏，包括他们之间那种捉迷藏式的游戏，毕竟，如果是在更加野蛮的斯大林时代，这个麻烦会被更加利落地从肉体上消灭掉。[2]

于是顺理成章地，群星闪耀的、享有着世界地位的俄罗斯文学，自然也要附丽于这种文，化传统，并由此才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哪怕是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压，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压。也只有从这样的文化脉络中，人们才有理由去预期索尔仁尼琴的出现，而不把他的反抗看作偶然的或零星的现象。对此，我们可以引证一下利季娅的下述观察：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就有几位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几位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几位杰出的小说家：日特科夫、布尔加科夫、特尼亚诺夫。索尔仁尼琴出现之后，他们开始闪射出新的光芒。他赋予他们新的品质：力量。就好比给那些豪华的车厢配上了一个功率强大的火车头。他们从一个个孤零零的天才和文豪变成了俄罗斯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他设法把大家联合起来了。[3]

记得利季娅还在她的书里说过，当年那两位站在队伍最前头的反抗者，即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竟又在性格上构成了鲜明的反比：一个是既如此倾心于俄国的传统，却又像德国人那样惜时如金地工作；另一个则是既如此认同于西方的传统，却又在做派上保持了俄国人的如火热情。这种观察相当细腻而有趣，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又可以说正是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才会促使索尔仁尼琴那么坚定不移地写作，也才会让他为此而那么惜时如金，——盖因为他不仅意识到了，那是他唯独能够具有的反抗工具，而且还意识到了，那终会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反抗工具。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触动过自己的一件小事，它来自美丽的阿赫玛托娃的回忆：

在叶若夫恐怖时期的可怕年代，我有十七个月经常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排队等候探监。一天，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女士，此前可能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立刻从我们大家常有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低声（那里的每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问我：

“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

“我能。”我回答道。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4]

我曾经著文提示过此中的含义：只有置身于俄罗斯特定的文化传统，才能够理解，甚至才能够看出那“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也才能由此表现出对于文学力量的信任。而与此同时，我也曾紧接着就坚定地补充说，其实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也从不缺乏这种“坚守记忆”的传统；只不过，与那边较为深厚的文学传统不同，华夏一族的“文化托命”之人，更要属于它那伟大而深厚的史学传统。毕竟，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历史渊源和精英构成中，任何文体都只能属于特定的文明，而不能把它当作用来通约的公分母。正因为这样，尽管人们总想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特别是它那大大西化的先锋派诗歌中，去寻找俄罗斯文学的对应物，但这说穿了只是出于文化的误解。[5]

可只要是一转念，来到这所曾经只存在过四年的清华国学院，就会发现这里绝对不乏类似的人物，既包括为了信念不惜放弃生命的王国维，也包括为了自由勇于反抗钳制的陈寅恪；而且，他们那种到死方休的写作活动，也总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充满了紧张度，也总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惜时如金，从而也可以写得像他的全集那般厚重。——想到了这一点，在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对比中，我们就不仅不会去鄙夷自家的传统，倒知道如何去尊重那弥足珍贵的传统了。

三

索尔仁尼琴的费解之处更表现在，他到底为什么会在被“解救”到西方之后，居然又对西方世界反戈一击，狠狠地敲打了那里看不惯的事情，而让他那些曾经的“施主”为之大失所望。——看起来，肯定是意识到了这方面的理解难度，作者写到这里时也格外费了些笔墨。

按说，一切还是可以从索氏的独特性格说起，因为一旦他被迫飞往了斯德哥尔摩，那么此后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就是继续将火力全部对准苏联，由此他当然会继续受到西方的喝彩，然而这却也否定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因为他已经开始听命于某种权力，而且对于身边的悖理还只能听之任之；要么，就是同样去挑战看不惯的身边事，哪怕这会让西方的“施主”难以思议，但这毕竟还是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批评姿态，而且到头来，也不会像常见的“奉命反对”自己祖国的反对派那样，既让人不由得对之生厌，又显得眼界狭小和器格可怜。

不过，本书作者在此却更利用第一手的材料，通过索尔仁尼琴对于“二月革命”——而不是通常的“十月革命”——的反思，指出了藏在他心底的更深邃的理由，从而也就向读者提供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