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晋安帝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见弑。史称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饥饱寒暖，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刘裕将为禅代，以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之，而立其弟恭帝德文，以应谶焉。元熙二年，六月，禅位于裕，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以恭帝为零陵王。永初二年，九月，使其后弟褚淡之弑之。
宋武帝七子：长少帝义符，次庐陵孝献王义真，次文帝义隆，次彭城王义康，次江夏文献王义恭，次南郡王义宣，次衡阳文王义季。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义宣传》。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甚迩，非宗室近戚，不得居焉。《刘延孙传》。
永初三年，五月，帝崩。少帝立。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
景平二年，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南豫州，治历阳。徙新安郡，旋使使诛之。时年十八。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皇大后令：废帝为营阳王。幽之吴郡。六月，见弑。时年十九。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大祖文皇帝。时年十八。
史称少帝有失德。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华林园本在洛阳，此东渡后所营，在台城内。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本在洛阳，此亦东渡后所开。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而兵至。见《本纪》，亦见《徐羡之传》。案自古帝王，纵恣者多矣，少帝未逮弱龄，即有失德，未至不可谏诲也，何至遽行废立？况又以帝废则次立者应在义真而先废之，且杀之乎？亦可谓甚矣。
范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诚哉其然也。羡之等果何所恃而敢为此？抑亦何所迫而遽出此哉？时傅亮实奉迎文帝，帝以少帝见害，不敢下。
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徐羡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废主若存，虑将来受祸；又畏庐陵严断，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就怀不轨，势必不行。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兼采《宋书》《南史》本传。此言可谓洞见事情。
时到彦之为南蛮校尉，文帝欲使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亦逆料诸人之无异心，非敢无备也。文帝引见傅亮。哭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少帝之废，徐羡之即以谢晦为荆州刺史。晦虑不得去，甚忧皇。
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至江陵，亦深结王华，冀以免祸。观此诸事，羡之等在当日，实求自全之意多，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然敢行灭族之事，何也？
《范泰传》载泰谏少帝之辞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
《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即豫州，亦曰北豫州。
在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恶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
《谢灵运传》曰：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惟以文义处之。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灵运时为大子左卫率，因此出为永嘉大守。
《颜延之传》云：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延之时为大子中舍人。
盖少帝年少，羡之等不免专权。延之、灵运，皆轻躁之徒，疏于虑患，遂乘机构扇义真，兄弟合谋，欲除其逼。后园之习武备，淮左之求入朝，所图正是一事。云庐陵与少帝不协，则适得其反矣。
宋初杀机未启，非如后来之君臣动辄相屠，羡之等即或见废，亦不过免官归第，何至遽行灭族之事？此无他，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去，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废立大事，虽威权闻望，十倍于羡之等者，犹或无以善其后，况如羡之等之植根浅薄者乎？
《谢晦传》云：晦与羡之、亮谋自全之计，以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以持久。此等计虑，又安足恃乎？羡之等之废立，盖深得王弘及檀道济之力，以弘门第高华，弘，导之曾孙，珣子。道济先朝旧臣，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也。见《羡之传》。
然弘实非首谋，其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道济素与弘善，弘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文帝乃用二人以携其党。
元嘉三年，正月，下诏诛羡之及亮。使中领军到彦之及道济讨晦。雍州刺史刘粹，断其走伏。雍州时治襄阳。羡之走出郭，自缢死。时年六十三。亮被收付廷尉，伏诛。晦问计于记室何承天。
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以腹心领兵戍义阳，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
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且当决战，走不晚也。”其昧险冒利，犹故智也。于是率军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戍名，在江陵东南。旍旗相照，蔽夺日光。
然本非将才，徒眩耳目而已。到彦之至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为晦军所败，退保隐圻。在今湖南临湘县东北。而道济继至。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皇惧无计。西人离沮，无复斗心，遂一时溃散。晦夜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与七骑北走。至安陆延头，为戍主所执，送京师，伏诛。
时文帝亲征，至芜湖，闻晦破，乃还。帝遣中书舍人谓傅亮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长子演先卒，演弟悝、湛并逃亡，徙湛弟都于建安。吴郡，今福建建瓯县。
羡之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及弟乞奴并从诛。兄子佩之，逵之兄。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
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与政事。与吴兴大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
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不可，乃止。羡之既诛，大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亨密以闻，乃收斩之。豪家子弟之轻妄好乱如此。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沈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帝之见迎也，众皆疑沮，惟王华、王昙首、到彦之赞之，故即位，即征彦之为中领军，而以华、昙首与殷景仁、刘湛并为侍中。
景仁、湛皆历职武帝之世，景仁为少帝黄门侍郎，湛则随义真、义康于豫、南豫二州为长史，并以干用名于时者也。谢晦之败，义康继为荆州，而王弘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平陆令成粲及范泰，并劝弘让权义康。弘从之，固自陈请。
元嘉六年，遂征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与弘分录。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内外众务，遂一断之义康。九年，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时为文帝所任者，尚有孔宁子。初为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为黄门侍郎。
《王华传》言：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宁子以元嘉二年病卒，而王弘辅政，弟昙首，为大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文帝之所任者，亦皆非局量恢宏之人，然观华此言，亦可见帝之猜忌不能专有所任，知成粲范泰之劝王弘引退，为有由也。
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而义康好吏职，锐意文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身不忘。又自强不息，无有懈倦。虽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大权遂为所窃。
史称其“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已下，并委任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者，即度为台官。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矣。王华以元嘉四年，王昙首以七年卒。
义康之入，义恭代镇江陵，刘湛出为长史。八年，殷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召为大子詹事。
《湛传》云：“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昔为义康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构之于大祖。其事不行。”语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谓湛是时之结义康，乃欲借其力以回主眷，其谁信之？
《义康传》云：“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大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斌等遂结朋党，伺察省禁。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其欲去景仁之故，盖可知矣。
九年，景仁迁尚书仆射。湛代为中领军将军。十二年，景仁复迁中书令。湛愈忿怒。景仁乃称疾解职。上使停家养病。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微闻之，迁景仁密迩宫府，故其计不行。十三年，义康杀檀道济。道济自谢晦诛后，仍为江州。
《传》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大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义康秉政，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间。十三年，春，将遣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并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至寻阳收道济子三人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案道济本无远志；既与景平之逆，后来虽自湔洗，亦未必能为文帝纯臣；然犹忌而诛之，可见事势之亟矣。十七年，十月，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子黯、亮、俨从诛，弟素徙广州。又诛刘斌及刘敬文、孔胤秀等。王履废于家。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昵，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谘议参军，领豫章大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
《景仁传》言：“景仁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
《湛传》言：是岁湛“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皆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南史》云：‘湛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案此时似不易行此事，其说恐不足信。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盖亦逆知其将败，不欲其辱为婢妾也。其君臣之藏机于深以相图如此，岂不哀哉？
义康既出，殷景仁代为扬州刺史，月余卒。征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奉行文书而已。帝乃安之。时帝之所任者，为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演之为右卫将军，晔为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炳之为尚书吏部郎。尚之为吏部尚书。
演之者，劲曾孙，亦义康寮属。史称其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晔，泰少子。尝为义康参军。后为尚书吏部郎，以事为义康所左迁，意好乖离。炳之者，冰之孙。《传》言时“朝士游殷氏者不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大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尚之为大祖所知，为侍中。
元嘉十三年，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而以尚之为之。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盖一时所用，莫非与义康为敌者矣，然难殊未已。
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其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臧货得罪下廷尉，义康保持之，故得免。范晔外甥谢综，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为义康女夫。丹阳尹徐湛之，逵之子也。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同子弟。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湛得罪，事连湛之。大祖大怒，将致大辟，以其母故得全。《湛之传》曰：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大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及是，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大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便欲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后复为丹阳尹。熙先倾身事综，以交于晔。
《晔传》言：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
综随镇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承祖结事湛之，告以密计。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思话，孝懿皇后武帝继母。弟子，时为侍中，领大子左卫率。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恭家；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
质，武敬皇后弟子，尝为义恭抚军参军，时为徐、兖二州刺史。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许为内应。
豫章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法略甚款，密相酬和。湛之谓晔等：“臧质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使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遵世，藩第十四子。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正月，遣赐义康死。
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
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伎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史》《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
《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见上。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
夫使符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呫呫？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
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
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
《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其后湛之仍见信任。
《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大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斧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苟逆亿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
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如《义康传》云：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尽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此意存回护者也。《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沈演之、何瑀之并卒。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为侍中，任以机密。二十七年，转吏部尚书。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二十六年，复入为丹阳尹。二十七年，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大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何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世谓之江、徐。史称炳之内外归附，势倾朝野。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何尚之密奏其“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又云：“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
二十五年，乃免官。而江湛则极清廉。尝为上所召，直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后来元凶之难，亦能守节不移。则文帝所任之人，亦得失互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