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高墙（1961年）(2)

这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教授俄语中的被动语态，简直是一团糟。这节课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她当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以后，上过最糟糕的一堂课。好在学生们能发现并宽容她所犯的错，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时给她提示。他们的宽容总算使她挺了过去。放学以后，伯纳德和几个来自教育部的官员聚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多半是讨论如何在半数教师离开的情况下让教学继续下去。丽贝卡不想默不作声地去斯塔西总部，以防他们决定把她扣留在那里。所以她给伯纳德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自己被传召了。

随后丽贝卡搭了辆公共汽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贝格区的诺尔曼人大街。

斯塔西总部是幢新建的丑陋办公大楼。它还没完工，停车场上停着推土机，一边的脚手架也没拆。大楼在雨中显得很狰狞，估计在阳光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进门以后丽贝卡在想，自己还能否从这道门里走出来。

丽贝卡走过开阔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后被护送进电梯上了楼。随着电梯的升高，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出电梯以后，她踏入了一条墙壁被涂成可怖芥黄色的走廊。然后她被带进一间只有张塑料台面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的小房间。它充斥着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带进房间以后，陪同的人就离开了。

丽贝卡颤抖着独自坐了五分钟。要是抽根烟再来就好了，烟也许能使她镇定下来。她强忍着没哭。

舒尔茨队长进来了。他比丽贝卡年轻一些——她猜他二十五岁左右。舒尔茨队长手中拿着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然后皱起了眉头。丽贝卡觉得他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心想这会不会是他的第一次讯问。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是吗？”他问。

“是的。”

“你住在哪儿？”

她回答了他的问题，但觉得迷惑。秘密警察难道不知道她的住址吗？这也许能解释信为什么寄到她的学校而不是家里吧。

丽贝卡不得不说出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和年龄。“你在对我撒谎！”舒尔茨得胜似的说，“你说你二十九岁，你母亲三十九岁，你母亲怎么可能十岁就生下你呢？”

“我是被收养的。”丽贝卡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大松了一口气，“我的生父生母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炸死了，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我们家的房子。”那时她十三岁。红军的炸弹落在柏林，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失去了父母的丽贝卡独自一人，又害怕又彷徨。身为一个丰满的青少年，她差点被一群苏联士兵挑出来强奸。幸亏卡拉自愿献身，挽救了她。但这段可怕的经历却使她对性事感到犹豫而紧张。如果汉斯没能得到满足的话，丽贝卡觉得必定是自己的错。

她浑身一震，想把这段记忆从头脑里驱走。“卡拉·弗兰克从苏联人那里……”丽贝卡及时终止了自己的陈述。即便东德的女人都知道发生在1945年的可怕事实，共产党人就是不承认苏联红军士兵犯过强奸的罪行。“卡拉救了我。”丽贝卡略过了容易引发争论的细节，“之后，她和沃纳合法收养了我。”

舒尔茨队长把每句话都记了下来。文件上没有太多的东西，丽贝卡心想，但肯定写着些情况。如果舒尔茨对丽贝卡的家人知之甚少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又会是什么事呢？

“你是个英语教师吗？”舒尔茨队长问。

“不是，我教的是俄语。”

“你又撒谎了。”

“我没撒谎，之前我也没撒谎。”丽贝卡干脆地说。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正在以挑战的语气跟一个秘密警察的队长说话。她已经没有刚才那般害怕了。也许这是种有勇无谋的表现。舒尔茨队长也许年轻又没经验，她告诉自己，可他依然有能力毁了丽贝卡的生活。“我的专业是苏联语言文学。”丽贝卡一边说，一边试着对舒尔茨队长友善地笑了笑，“我在学校里是俄语教研组组长。但我们学校有一半教师去了西边。所以在课程安排上必须做一些改变。上一周，我上了两节英语课。”

“看，我没说错吧！而你在课上用美国人的宣传毒害了孩子们的思想。”

“老天，”丽贝卡呻吟道，“你是说给美军士兵的建议吗？”

舒尔茨队长拿着一张写了几段话的纸读了起来。“上面写着：‘记住，在东德没有言论自由可言。’这难道不是美国人的口号吗？”

“我向学生们解释过了，美国人对前马克思时期的自由的理解非常肤浅，”她说，“我想你的线人肯定没提到这点。”丽贝卡想知道这个告密者是谁。应该是个学生，或者是某个听说了授课内容的家长。斯塔西的探子比纳粹的还要多。

“建议中还有这样一条：‘在东德，不要找警察问路。和美国的警察不同，他们不会帮你的。’对这你怎么说？”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丽贝卡问，“还没成年的时候，你敢找Vopo询问去最近的地铁站怎么走吗？”Vopo是Volkspolizei的缩写，也就是东德的警察。

“难道你找不到更适合于教孩子的教材了吗？”

“你怎么不自己来我们学校上节英语课试试？”

“我不会说英语！”

“我也不会！”丽贝卡喊道。她马上为自己提高嗓音后悔了。但舒尔茨并没有动怒。事实上他似乎有点被吓住了，他确实没什么经验。但丽贝卡不该大意的。“我也不会。”她的声音轻了一些。“于是我只能就地取材，把任何能拿到的英语材料当教材用。”这时候一定要表现得很谦恭，她想。“我显然犯下了一个错误。队长，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看上去像是个聪明女人。”他说。

她眯缝起眼睛。这会是个陷阱吗？“谢谢你的赞扬。”她不卑不亢地说。

“我们需要聪明人，尤其是女人。”

丽贝卡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你指什么？”

“睁大眼睛，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丽贝卡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她怀疑地问：“你是要我做斯塔西的线人吗？”

“这是项于国有益的重要工作，”他说，“在青少年形成世界观的学校里，这项工作尤为重要。”

“我明白。”丽贝卡明白的是眼前这个年轻的秘密警察犯了个错误。他调查了她的工作情况，但对她那个臭名昭著的家庭完全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丽贝卡家庭背景的话，舒尔茨绝不会想和她有半点瓜葛了。

不难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夫曼”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丽贝卡”这个名字也普普通通。菜鸟警察很可能调查了另一个丽贝卡·霍夫曼的背景资料。

舒尔茨又说：“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完完全全地诚实尽忠。”

这番自相矛盾的言论差点让丽贝卡发笑。“诚实尽忠？”她重复了一遍，“监视朋友算是诚实尽忠吗？”

“当然，”舒尔茨似乎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给我们当线人还有不少好处，”他压低声音说，“你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无须现在决定。回家好好想想，但别和任何人讨论。这事显然必须保密。”

“这是自然。”丽贝卡开始感到有些释然。舒尔茨很快会发现丽贝卡不适合承担线人的工作，收回这项提议。但那时他就很难以资产阶级鼓吹者的罪名控告丽贝卡了。她也许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过这一劫。

舒尔茨站起身，丽贝卡跟在后面。斯塔西总部之行就这样顺利结束了吗？真是难以置信了。

他礼貌地为她敞开门，陪着她走进芥黄色的走廊。五六个秘密警察站在电梯门边，起劲地谈论着什么。其中一个身影看上去非常熟稔：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略微有些驼背，身上穿着件丽贝卡再熟悉不过的浅灰色法兰绒西装。她一边走向电梯，一边难以理解地盯着那个身影。

是她的丈夫汉斯。

汉斯为什么会在这里？她先是害怕地以为汉斯也是来接受审讯的。但从他们站着的姿态来看，她马上意识到汉斯不可能是送到这里的嫌疑犯。

那他是什么人呢？她的心害怕得“扑腾、扑腾”直跳，可她在怕些什么呢？

也许司法部的工作需要他时不时地上这来一趟，她心里想。这时她听见有个人对汉斯说：“中尉，恕我直言……”她没有听清那人又说了些什么。中尉？公务员可不会有什么军衔——除非他们在警察部门……

这时汉斯看见了丽贝卡。

丽贝卡看透了他的表情，男人很容易看穿。首先他困惑地皱起了眉，像是在不相应的地方遇见了熟人一样，比如在图书馆里看见一颗萝卜。证实了的确是丽贝卡以后，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微微地张开了一条缝。然而最让丽贝卡最受打击的却是汉斯接下来的表情：他仿佛蒙受了耻辱似的脸颊通红，眼神带着明显的罪恶感从她身上挪开。

丽贝卡沉默了很长时间，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在困惑中试探着招呼了一声，“下午好，霍夫曼中尉。”

舒尔茨的表情又惊讶又恐惧。“你认识中尉吗？”

“我和他相当熟悉，”她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疑问，但尽力维持着镇静，“我开始想，他是不是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真的吗？”舒尔茨蠢蠢地问。

丽贝卡死死地盯着汉斯，想知道他对她的猜测有何反应，希望他付之一笑，说出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汉斯的嘴巴张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丽贝卡能看得出他并没打算说真话。她看到的是一个绝望地圆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的男人。

舒尔茨快哭了。“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丽贝卡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汉斯，她说：“我是汉斯的妻子。”

汉斯的表情又变了，当罪恶感转化为怒火以后，他一脸狂怒的神情。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对丽贝卡说的。“给我闭嘴，舒尔茨。”他说。

丽贝卡知道，自己的世界在转瞬之间坍塌了。

舒尔茨非常吃惊。他没理会汉斯的警告，而是开口问丽贝卡，“你真的是那位霍夫曼夫人吗？”

汉斯火气越来越大地跑到舒尔茨面前，满是肌肉的右拳击中了舒尔茨的面部。年轻人踉跄着往后退，嘴唇流血了。“你这个该死的王八蛋，”汉斯说，“你毁了我整整两年艰辛的卧底工作。”

丽贝卡轻声地自言自语着：“莫名其妙的电话，突然的紧急会议，撕碎的纸条……”汉斯没有什么情人。

但比有情人更糟。

丽贝卡精神恍惚，但她知道这是个机会，她可以趁其他人都不明所以，还来不及说谎编故事前查出真相。她努力维持专注，冷冷地问：“汉斯，你娶我就是为了监视我吗？”

他盯着她，并不回答。

舒尔茨转过身，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往前走。汉斯说：“抓住他。”电梯来了，丽贝卡在汉斯喊出下一句话前走进电梯：“逮捕那个傻瓜，把他扔进号子。”他转身想对她说话，但电梯门关上了，她按下了前往底层的按钮。

丽贝卡穿过天井，因为泪水而视线模糊。没人上来跟她说话：痛哭不止的人在这显然太常见了。她穿过大雨滂沱的停车场，找到了去公共汽车站的路。

丽贝卡的婚姻是场骗局。这让她无法接受。她爱他，和他睡觉，嫁给他，而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不忠也许会被认为是一时的犯错，但汉斯却从认识她的那刻起就一直在对她撒谎。他一定是为了监视她才开始同她约会的。

汉斯无疑根本没想过要娶她。原本他只是想以调情为手段登堂入室，但这场骗局过于顺利了。当丽贝卡向他求婚的时候，他肯定非常震惊。也许他被迫做过选择：在拒绝丽贝卡并放弃监视，和娶她并继续监视之间。他的上司也许命令他要娶她为妻。她怎么会被欺骗得如此彻底呢？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丽贝卡面前，她上了车，目光投向低处，坐到了后排，然后用双手捂住脸。

丽贝卡回想起他们约会时候的事情。当她提起阻断她之前恋情的话题时——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她的反共思想，和卡拉的亲近——汉斯都给出了恰如其分的回复。这让她觉得两人奇迹般地志趣相投。丽贝卡从来没想到过，汉斯只是在她眼前演了一场戏。

公共汽车在废墟和新建的楼之间穿梭，朝米特区的中心地带驶去。丽贝卡试着思考未来，但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她想起他们婚礼那天，蜜月以及婚后的第一个年头，现在想来都是汉斯做的戏而已。他偷走了丽贝卡生命中整整两个年头。想到这里，丽贝卡非常生气，不禁停止了哭泣。

她回忆起自己向汉斯求婚的那个晚上。那时，他们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的人民公园里闲逛，在童话喷泉前的石雕乌龟前停住脚步。丽贝卡穿着一条海军蓝的裙子，最适合她的颜色。汉斯穿着一件新的花呢外套：尽管东德是片时尚的荒漠，他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件像样的服装。在汉斯的怀抱里，丽贝卡觉得安全而且被珍视。她想要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男人，汉斯就是这个人。“汉斯，我们结婚吧。”丽贝卡笑着说。汉斯吻了吻她，回答说：“这主意非常棒！”

我是个傻瓜，她恼火地想，一个愚蠢的傻瓜。

有件事得到了解释。汉斯从未想过要个孩子。他说他首先想晋升一级，有个自己的家。婚礼前汉斯从未提到过这点，考虑到两人二十九和三十四岁的年纪，丽贝卡觉得非常吃惊。现在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

下车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她飞快地在风雨中行走，很快便到达了自己所住的高大的连栋房屋。从玄关打开的门往前厅看，母亲正和战后曾经同为社会民主党市议员的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丽贝卡没有说话，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十二岁的妹妹莉莉正在餐桌旁做作业。客厅里传来钢琴的声音：弟弟瓦利正在弹一首蓝调乐曲。丽贝卡上了楼，径直走向她和汉斯使用的两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