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溜溜的她》
(1980)
白:您是1973年入行的,离《就是溜溜的她》的拍摄有七年,向片厂争取导演资格,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侯:那时候我跟赖成英合作已经有十部片的经验了,也跟陈坤厚合作了很多部片。基本上,我的机会很好,因为现场调度要我来做,而且又是我的剧本,已经磨炼了很久。所以拍《就是溜溜的她》很轻松,一下就拍完了,用了很多左宏元的歌。
白:《就是溜溜的她》是您自导自编的第一部影片,剧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侯:剧本本来是另一个,后来叫陈坤厚导的《蹦蹦一串心》,女主角是凤飞飞,是闹剧,她不喜欢,左宏元说要不要换一个,那我就重写。在饭店里面十一天,重写的那个爱情故事有点像《罗马假期》(Roman Holiday),但女主角身份不一样。
白:当时这所谓的“浪漫喜剧”,是您自己选择的题材,还是根据当时市场要求?
侯:也没有耶。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演员凑一起,就是爱情喜剧。或是看一个社会新闻,像《俏如彩蝶飞飞飞》,一屋两租,房子同时租给两个人,二房东拿了押金和房租就跑了,两家没有办法就住在一起,发生冲突,结果却恋爱了。《在那河畔青草青》也是社会新闻啊,有拓鱼、护川啊。
白:您会有意识地去找可以配合当时电影市场的一个题材?
侯:不会认真去评估这种事,凭直觉就知道谁配谁。这种片子应该是怎样,马上就想,没有详细地去分析它,没有!直觉。
白:当时拍第一部片子,您有什么样的电影观?是追随主流?您那时候平常习惯看什么样的电影?
侯:我对这个完全没兴趣,也没什么分析,没什么了不得。其实我们干电影开始,不会去看这个(观念)去学什么,对我来讲不需要,是天生的。小时候看太多了,没有这些观念。只有到新电影这些人回来,一群人嘛,他们才会讲在国外看的一切,一天到晚讲,我连专有名词或大师导演的名字不知道。
跟他们在一起久了——正好是在拍《风柜来的人》之前——本来拍电影好好的,从什么地方开始拍我都知道,很清楚;这下麻烦了,有了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这个内容需要什么形式,我本来会拍的,被他们一讲,不会拍了。
后来天文给我看了一本沈从文的自传。她也是直觉,她哪懂电影,也是靠直觉。我觉得他(沈从文)的view,好像是一个客观俯视的view,其实是很冷酷的,我感觉这有意思!拍《风柜来的人》就跟摄影师陈坤厚讲,“远一点”(笑)。这个“远”跟(空间距离的)远不相关,其实是一个客观的意思。
我就一直说,远一点——因为澎湖那个地方不是海就是天,很特别,结果就拍出了一个《风柜来的人》。所以很难讲(电影观)这种东西,主要是我的实务经验,含有我对人的兴趣,对草根阶层很亲近,对人的观察很直接,跟人接触没有障碍,(还包括)对演员的直觉啊!这应该是从小就慢慢养成的。
白:《就是溜溜的她》和后来的《风儿踢踏踩》都是钟镇涛(阿B)和凤飞飞主演的——阿B还演过您1982年编剧的《俏如彩蝶飞飞飞》。他们都算是那时的当红明星,与他们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侯:我感觉很容易。那是一种model,谁配谁会怎样,这个角色应该怎样,父亲找谁,小朋友找谁,一些不错的小孩,都是从小父母带他们演的,像颜正国。然后场景是什么,我感觉很快(掌握要领)耶,都很快,成功好几部了;所以慢慢我们转成走向写实一点,一种爱情喜剧,都市、乡村或者两边都有的。
这个模式有了,后面几乎就是变奏,一堆不同的东西。赖成英还有《昨日雨潇潇》,那是改编(玄小佛)小说;《男孩女孩的战争》,是小野的小说改编的。
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这种模式)的,我跟陈坤厚这段时间,编了很多都市喜剧,《天凉好个秋》、《我踏浪而来》、《俏如彩蝶飞飞飞》,都很成功。这一段是我很重要的基础,而前面跟赖成英、李行,比较是团队合作。执行力、编剧(概念),是从他们那个系统转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编,反正就很快。
白:熟悉您后来好几部经典大作的观众,也许会对这几部电影的喜剧色彩很惊讶,他们大概没想过“艺术电影大师侯孝贤”也有这一面。您个人觉得您善于处理喜剧题材吗?
侯:以前就是皮嘛。有一种笑点,对我来讲很容易;人的各种动作或是长的样子,一出来就可以把你弄笑。我感觉这个人矮矮的跟那个人好像喔,《小毕的故事》书店老板跟他的儿子,我就把他们配在一起,一出场大家都笑了(笑),类似这种很敏感的。然后拍实际生活、成长的经验,要是没有这个过程的话,在表达上就不会很容易。
因为拍实际成长经验,有一种状态开始出现,就是“真实”,这种真实不必去设计,本来就有了,但是 image也很强,所以非得找一些非演员。我找那些打架的都是用非演员,工作人员就常常参加,或是找新的。
拍自己经验更是,你说找演员,对我来讲不对,没那味道。因为前面的磨炼,对这种东西的熟悉,到拍自己成长背景的时候,就会开始要求写实,无意中就往那方向走,那种味道,是个人的味道,开始成熟。
之前就是翻跟斗搞笑很容易,但是把技术练好了。《风柜来的人》我找到俯视的一个角度,那《冬冬的假期》呢?又成为问题了,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爬树偷采芒果。县长公馆跟县政府官员宿舍连在一起,要爬上去围墙里的芒果树,那时候初中吧,还是小学我忘了,反正就是去偷采芒果,先吃饱了再装一堆溜耶,很惊险的。那是一个日式房子很大,有时候(在树上)看见马路上脚踏车骑过去什么的,听着风、蝉的声音。这个就是《冬冬的假期》智障女来了,冬冬他爬到树上面感觉到的那个旷野。
侯孝贤与陈坤厚导演搭档,担任编剧、副导的六部作品。
我后来慢慢自觉到这就是电影,因为当你专注的时候,所有东西是凝结的,是slow motion的状态,最细微的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表达情感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凝结的状态。那个经验对我很重要,《冬冬的假期》的时候我就用这种方式。到《童年往事》,我已经不管了(笑),每一次都要找一个形式,累死了。
白:有趣的是,我们本来在讨论《就是溜溜的她》,但回答的过程,您自然而然还是要回到1982年以后的比较经典的电影。
回到80年代初,当时台湾电影的主题曲对整个电影的宣传非常重要。除了钟镇涛和凤飞飞唱的主题曲以外,本片好像也特别介绍十余年以后红遍港台大陆的重量级歌手——齐秦。当时整个音乐的设计与制作,您参与得多吗?
侯:你知道吗,《就是溜溜的她》的老板左宏元,就是作歌写词的,而且自己有电影公司,还有戏院。从陈坤厚的《我踏浪而来》,一路上来一定要主题曲,《天凉好个秋》左宏元开始当老板。跟他合作的第一部片子就是《我踏浪而来》,请林凤娇演的。然后《就是溜溜的她》,都是这种模式,因为他就是唱片公司啊!
白:所以您自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侯:左哥把歌给我了,我还现场唱(笑),凤飞飞的歌,我现场唱。
白:本片的核心主题,还是年轻人要面对的一个典型人生抉择,就是要追逐自由的恋爱,或者安于家庭的婚姻安排。这个主题中国最早的黑白老片都有,从30年代的《银汉双星》一直到李安的《喜宴》。
侯:因为以前的“三厅电影”都是这个,自由恋爱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就是溜溜的她》也是。以前都是这种,很不自觉的。
《风儿踢踏踩》就不是了,男主角是一个盲人。
白:似乎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导演一直要不断地探索这个主题,不断地描写……
侯:现在没这一套了(笑)。现在是另外一种,很复杂。像我拍《咖啡时光》,那种人的移动很特别,我拍他们的背景,就可以看出经济体系里代工移动的背景,角度不一样,不单纯了。
小孩做主的能力要比以前强,以前是父母比较重门第。
白:除了爱情、亲人与长辈之间的隔阂等题材,电影的另一个主题便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青年潘文琦(凤飞飞)和顾大刚(钟镇涛)好像无法在城里找到爱情,只有回到乡下才真正认识对方。《风儿踢踏踩》好像也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您后来的影片——比如《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儿子的大玩偶》、《千禧曼波》等等——时而出现的重要主题。
侯:那也是不自觉的,因为那个时代嘛,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直移动。那个时代就是不停地从城市到乡村,坐“平快车”,很多这样的经验。因为经济开始起飞,代工业越做越好,乡下到城市,现在很多大陆的年轻人差不多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看我的片子很认同——现在他们也是移动(状态)。
《恋恋风尘》,吴念真的故事,他自己移动的故事。《童年往事》,我的。《冬冬的假期》也是从城市到乡村,那时候也是比较喜欢到乡下。
后来(小孩子们)放暑假都出国,经济起来了嘛。我们那个时代一定是回爷爷奶奶家,像我太太带小孩回外婆家一样;而我爸爸妈妈早就不在了,我每年过年都是回我太太家。
白:在您导演生涯的这个阶段,您另外一个重要的伙伴便是陈坤厚。您应该是在1975年《云深不知处》的剧组就认识他了吧?早期您与陈坤厚合作的作品,至少有十余部——包括徐进良、赖成英等导演的影片——也许陈先生算是您当时最重要的拍档?
侯:主要是谈得来,会聚在一起谈。他年龄比我大七八岁,《云深不知处》那时候我当过两部片的场记了,陈坤厚说我应该当副导——因为常常私下会聊。我当副导,很快进入状况,许淑真就当助导,从定装开始啪啦啪啦一直很快。所以《云深不知处》之后很自然的跟陈坤厚,我们的默契就有了。记得我们现场赶戏的时候,这一边我在弄,那一边徐进良在弄。接着拍《近水楼台》,陈坤厚当摄影,更是快。可能都是火象(星座)的,他狮子座我牡羊座,从那时候开始奠定。
他的系统是赖成英摄影的系统。有时候张惠恭摄影,赖成英的另外一个外甥——他们就是赖成英系统。我比较喜欢他们的视角,比较开朗。后来我跟李屏宾合作,他是中影的林鸿钟的系统,我一看不对,因为我脑子里有画面,不对;起先我把摄影机移前或移后一点,还是不对,我就知道是镜头问题要换镜头,所以我马上调整,譬如35厘米镜头换50厘米镜头,就对了。以前陈坤厚在,我懒得看,他会处理就好了。
后来李屏宾的框就比较接近陈坤厚的框——像拍《童年往事》的时候——跟他的师父不太一样了。林鸿钟的框比较“紧”,很满。赖成英、陈坤厚都是摄影师,所以我跟他们合作而懂得摄影。
白:除了摄影以外,陈坤厚也会给你一些其他建议吗?
侯:主要是一种调子,他的摄影。
他对剧本没办法,因为我们年轻,他比较老;但是有一个助手许淑真嘛!她有些观念很不错。《小毕的故事》中影出一半资金,找两个新编剧进来,朱天文、丁亚民,两个写小说的,许淑真他们三个先写,讨论完以后分段写。我拿到剧本后从第一场重新整理到最后一场,一边拍一边写。譬如说今天拍第八场,要从第一场重新写到第八场,然后拍十二场我还要写到十二场,这个主景拍完,所有的剧本才整理完。
白:《就是溜溜的她》的剪辑工作是由廖庆松负责的。往后的三十余年来您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跟廖庆松合作,到了90年代,廖老师除了剪接还帮您做监制。廖庆松的剪接风格,与其他的剪接师有什么不同?随着时光的流逝,您们的工作关系经过什么样的改变?
侯:廖庆松呢,我帮中影拍16厘米的《陆军小型康乐》(纪录)片,他就帮我剪接了。他很安静,以前有点自闭,我时常逗他,他太认真了。
那时他是师大附中(毕业),但他不考大学。他以前在家看电视,模仿导播,笔记做这么厚耶。他是中影第一届技术班毕业,学剪接。他常常把放过的拷贝搬回“中央电影公司”,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很厉害。
所以一起成长。而且我拍电影剪接时,不会受到自己主观的影响,比较不会——通常自己剪会比较主观——我剪掉就剪掉。正好我比较快,他比较慢,那(合作)就很稳。他跟我非常要好,像我弟弟,组了公司就一直在一起。
他现在帮一些年轻人剪,也替一些大陆的(导演)剪,基本上没什么钱的。他讲的名言:“你们以为剪这个不要钱,这个很贵的,是因为我们待在公司有职务有薪水,所以才来帮你们的。”他帮很多人。
坦白讲,我们已经像兄弟了。他那时也帮杨德昌和很多人剪,而我跟他最合。因为我有办法把他扭转过来,别的导演都会跟他冲突,但我有方法。我跟廖庆松是互补,在剪接上的观念也是(互相)学习啦,跟后来的李屏宾有点像,因为我敢嘛!像我拍《风柜来的人》有一个镜头撞球出镜的:撞进来是白(球),跳个镜头,出镜是黑(球),我们故意的(笑)。我们这样黑白剪让观众去发现,但没有人发现(笑)。
我们剪《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发现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他才不管(规则)呢,只要情绪够,就在情绪里头,同镜位的怎么jump cut都可以。拍《风柜来的人》真的受到《断了气》的影响,jump cut跳一下都可以,打破以前一定要遵守的镜头规则,我们不太管动作连不连,都是这个缘故。
白:拍《就是溜溜的她》的1980年,您还为李行、陈坤厚写了其他三个剧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和《天凉好个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侯:那同一年,《早安台北》本来是小野编剧,李行脾气很坏,没办法就停了,我去接手,一下子噼里啪啦花了十几天给他。《我踏浪而来》就是左宏元(公司的电影,陈坤厚导演),林凤娇跟秦汉演的,现在细节记不得了。还有一个《天凉好个秋》,我喜欢淡水河边的味道,林凤娇和阿B(主演的)。
坦白讲《早安台北》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还有育幼院的部分,就是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