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佚札留存在异乡[1]——有关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书信三通

一

听说日本收藏有一些王国维的未刊书信，是好几年以前了，王国维在日本久住，在异域留有遗物，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1916年他在日记里曾说，“自辛亥十月寓京都，至是已五度岁”，自从1911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除了1915年3月曾经短暂回国外，王国维在日本客居了五年，一直到1916年的2月才回到上海。在日本那些年里，他自己感觉是他“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的五年。京都是日本中国学的中心，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日本学者，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书信留在那个他居住了五年的地方。其中，被认为是近代日本汉学开创者之一的内藤湖南是他最相契的学术朋友之一，可是，奇怪的是现在收集王氏书信最多的《王国维全集·书信》[2]中，却只有1924年1月30日的那一封，这当然让我觉得，应当到日本去寻访一下是否有失落的佚札。

其实，在1994年我第一次访问京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内藤先生的藏书大多已经被关西大学收藏，而且已经建立了内藤文库，虽然关西大学的坂出祥伸教授由于主持翻译我的《道教与中国文化》而早就已经有了交往，但初次见面，不便贸然提出非分要求，何况当时内藤文库还在整理之中，在主人热情地引导我看了设备非常先进的图书馆，还送了我内藤文库的第一、二本书目之后，我只好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请求又吞回去，虽然有“失之交臂”的遗憾，但也不想初次见面就给人有失礼的不快。其后也曾请朋友询问，但得来的消息却让我更加不敢开口，据说按一般的规矩，收藏者不会把自己还没有整理好或研究过的资料白送给他人，这一误传让我产生一个非常自然的联想，这就像中国考古发掘的规矩一样理有必然，于是，我愈发不再想这件事情了。直到今年，我应邀到京都大学任教，几次与坂出教授见面，聊天、喝酒、唱卡拉OK，都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在4月里，我提出到关西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时，坂出教授却主动地邀请我去看内藤文库，这当然让我有些喜出望外。

于是，4月21日，在坂出教授陪同下，在关西大学的图书馆的布川香织女士引导下，看到了这一批很久以前就想看的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书信。

二

内藤文库的珍藏当然不止是王国维的书信，以内藤湖南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与他往来的中国学者也极多。在那里看到的各种藏品中，我们就看到了沈曾植的字、杨守敬的信，当然还有罗振玉的亲笔书信和几种条幅，从文物的角度看，也许那些字画的价值比起王国维的书信更高，不过，对于关心清华前辈学者和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人来说，王国维的那些遗物就格外珍贵。

遗物中除了几封书信之外，还有王国维手书《壬子岁除即事》（“又向殊方阅岁阑”）诗稿、手书《湖南先生壮游赤县，自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赋诗志谢并送其北行》（“安期先生来何许”），又有《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手写稿一册，这部稿子首页写有“此稿写定时，尚有可改正之处，然大致如此，先行呈览”一行，大概是专门抄写给内藤阅读的，里面有若干改动处，值得学术史研究者仔细考察；还有一份从巴黎所藏唐卷子本转抄的《北齐修文殿御览残卷》，用双照楼写本笺纸，共十二页，此外，还有一份油印的《蜀道难》（“对案辍食惨不欢”），共三纸，这些遗物当然弥足珍贵，不过，我还是最关心那几封书信。

三

承蒙关西大学图书馆布川小姐的厚意，居然同意把所有珍藏的书信和其他资料都给我复制一份，于是，今年7月回国之后，可以从容地把它们与各种已发表的书信一一对照。原来，现存的四封书信中，只有一封，即1924年1月30日的那一封，已发表于王德毅《年谱》281页，也收录于《王国维全集·书信》385页，不过，字句略有异同，而且他们都没有看到信封，现存的原件有完好的信封，上面是这样的：

日本京都市上京区田中野神町二十番 内藤虎次郎 样 台展

北京织染局十号王静安寄

附：王子婴次庐跋一、二

而其他三封，则没有发表过，据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布川小姐说，我大概是第一批见到这些书信的外国人。现在，我已经征得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同意，把它们发表在这里，因为我并不研究王国维，只是给王国维研究增添一些新的资料，至于这些书信具体内容与价值的考证与发掘，则有待于王国维研究的专家。

四

在这批书信之外，想顺便说一段往事。1918年，内藤湖南曾经想请王国维到日本大学任教[3]，但王国维没有接受。其实，从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通信中可以感受到，王国维其实对京都的生活和学问是很留恋的，不仅是“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乎”，而且在滞留日本时，还会从自己的体会中，替日本的社会政治前途担忧（致铃木虎雄，1912年11月15日），离开日本后，还会与他们互相激励，讨论“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致狩野直喜，1920年）。不过，尽管有对日本的眷恋，但他终于没有留在那里，而是回到了他曾经为之痛心疾首，而且最终令他不能不投湖自沉的故国。

在他回国后，那几个与他关系很深的日本学者一直没有忘记他，书信往来是当然的，内藤和神田也曾经到中国看望过他，直到他临终前的1927年5月底，即自沉于昆明湖的四天前，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和三宅俊成还去清华学校的宿舍拜访过王国维。据三宅的回忆，在访问的三小时中，王国维与他们谈到了“学问与时局”，而且他还察觉到王国维对叶德辉之死的愤怒和忧虑。日本人对于王国维的死，也是反应最快的，在关西大学收藏的内藤遗物中，我们还看到了王国维去世的当天，驻北京的日本人所办《顺天时报》社的松浦嘉三郎给内藤寄的明信片，“刻闻王静安老今晨在清华园自戕而死，原因未详，嘉拟明早星驰吊候，可哀可悼”。第二天，松浦又给内藤与狩野寄了一封相当仔细的信，叙述王国维的死与当时政治变化的关系，也描述了王氏自沉的鱼藻轩，“此地莲花渐长，鲤鱼云集，野鸭弄水”。过了十二天，他又给内藤写了一封信，报告了王氏身后的遗物处理，如“草稿类由目下清华学校之陈寅恪、吴宓整理中，《古史新证》、《耶律楚材年谱》定可出版，现正制作目录”等等。同时，他也报告说，宣统帝已经赏赐王氏二千元，特谥“忠悫公”。在内藤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了日本学者特地为王国维之死而印制的明信片，七十年过去，明信片显得有些旧，有些黄，但当年却是相当精美，我知道，它是卖不出去多少的，但是它却寄托着日本学者对王氏的怀念。

注释：

[1]本文原载《万象》第一卷第7期（1999）。

[2]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

[3]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