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来想象一个作者(2)

想想我们谁也都会这样不是吗？当某一个事实，以无可驳斥无法再否认的现实结果模样摊在我们面前时，时间本来是连续的、绵延不分割的，但此时此刻却像是出现了断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的回忆因此总跟之前的回忆有所不同了，线条改变，记忆和遗忘、强调和忽略重新交换，像是回忆重开，我们会因此多想起一些事、一些细节，也会特别去凝视某个人某个印象，仿佛这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意思——每个我们认定的“结果”，都开启一条新的记忆甬道。

“他发现时间也会失足，出意外，因此而裂开，在屋里留下永恒的断片。”

有关书和作者的一种讨论

这里，我们倒过头来问，书是不是需要作者？可不可以也像我们拥有、使用的其他诸多东西一样，我们从不在意、也不问制成它的工匠是谁？哪里人？几岁了？品行德性如何？

事实上，福楼拜差不多就这意思，谁都知道《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与贝居榭》等等这几部小说是他写的，但福楼拜讲：“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他自己的作品后面。”“作者应该让后代的人以为他并不存在。”这个愈来愈难以执行的忠告，是小说家的一个理想——但恰恰好和我们这里想做的相反，我们是在一个没有作者（作者还没意义或没有位置、没著作权主张）的往昔时代里，找寻一个作者；福楼拜则是在一个作者名字印在内容之前、先被看到的近代，要求作者殒退。有关书该不该有作者这个询问，我们得在这两个背反想法拉开的空间里、在这两端的张力里来思索。

福楼拜可能是有感而发，有感于什么如今我们已完全明白了而且更加有感（我们已活在一个满街是作者、作者挡作品前头以至于快不需要作品的奇异年代，文学以及所有的创作性艺术逐渐归属于表演业，读者买书是确认一种关系而不是为着阅读内容）。但只纠正一个当下现象、一个偏见不代表就是恰当答案的寻获，福楼拜不只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以为他是抒情的怀念，要召唤或回去某一个已永远逝去的时代。抒情几乎完全扯不上福楼拜，福楼拜是个理性、太理性已达冷酷地步的人，不时流露出对人的无比藐视，他同时也正是现代小说史、文学史里最接近“职人”定义的书写者。乔伊斯反抒情，但乔伊斯背后犹有他那个宛如一首大抒情诗、激情逆射飞舞引领着暴力的故国爱尔兰，是对此的一个坚决的抵拒，乔伊斯的冷静于是让我们感觉是一个背向的用力转身，也感觉出他的孑然、孤独和一种深沉静默的悲苦；福楼拜的反抒情则是他自己很平静的思维，真要追溯上去不是哪名小说家（比方拉伯雷或塞万提斯），可能是笛卡儿，那个要我们不断把观看思索对象切分到最小单位的哲学家科学家，“福楼拜是支持科学的，正因为科学事事存疑，有所保留，讲求方法，谨慎又有人性；他一面厌恶教条主义者、形上学家，以及哲学家。”

福楼拜是极“现代”的，他不会向往更早那样没单一作者（认识者）、凭借极不稳定语言添加传送、任谁都可加入插手的不精确时代，这上头他和纳博科夫很接近，也差不多严厉；纳博科夫强调文学书写“科学的精确”，瞧不起“原始”的东西，是福楼拜之后下一个“小说职人”。一定要说福楼拜归属于哪一个时代，那必定是——在欧陆，尤其笛卡儿所在的法国，科学曾经是一个终极的理想（形式），或确切地说，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东西都长成科学那样子，举凡文学、宗教及其他。离法国不远处、在现今比利时磨玻璃镜片维生的斯宾诺莎，坚定地相信基督教那样一个上帝是可以、也应该科学地被证明出来并描述出来，成为一个真理或说原理，甚至一个方程式，也就是从此任何地方（空间）任何时代（时间）都不必再受争议、人可以永久从这里退出来的永恒存在（斯宾诺莎还这么宣称：“我要像写立体、平面、线那样来写人。”）。如果我们用“一个时代”来说它显得有点犹豫，那是因为：一、那是一种“离开时代”的主张，试图寻求一种非时间性的东西，把它从任一个特定时空、从人的历史抽离出来拯救出来，不让它遭受人的干扰和污染，甚至也无须人为它辩护，就像《圣经·约伯记》的上帝，祂惩罚抱怨祂的人，更谴责辩护祂的人；二、当这不再能是一种时代的普遍声音，这个理想并未因此完全破毁消失，它以某种更深沉的样式传递了下来，像福楼拜这样的人，恢复了它的源远流长。

福楼拜，具体地来说，怀想的是作品和人正确的顺序关系，一种“作品才是主体”这样很干净、很精纯、也让人（从书写者本人到读者）可以专注无比的关系；不是怀念一个时代，而是牢记一个道理。然而，作者的位置和角色无可避免地暧昧起来了，他和读者的区隔也变得模糊，不再只是给予者和接受者这种简单二分，往往，作者仿佛只是先一步发现、先一步知道的读者而已，我们都共同面对着某一个“本来就已在那里”的东西，是的，地心引力本来就有，地球在生命诞生出来之前就已经绕着太阳旋转了不是吗？普朗克提出量子论前夕，那天下午和他儿子散步，据他儿子的回忆，父亲仿佛心事重重，神色还有点忧伤，普朗克低声跟他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应该已找到一个可以和牛顿相抗衡的东西了。这是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刻，但物理学界日后却也说，就算没有那一天、普朗克不提出来，或根本没普朗克这个人，不超过一二十年，也必定有另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者一样会提出来。

孔子说他一生述而不作，也是这样“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自己的作品后面”。是的，一切源远流长。

干净、精纯、专注的极致之处，不只做完事的作者本人退场，而是人的消失，是人的可以以及必须完全剔除。福楼拜写他最极限的小说《布瓦和贝居榭》便是一趟人消失、人剔除的发现过程。在书写之中，福楼拜曾告诉友人，他在写一部有关“虚无”的小说，但这应该不是原先的企图，而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发现，就像书中布瓦和贝居榭这两个原本想穷尽人类知识的“神话般人物”，最终只抄写、不加入意见，成为完全透明掉的人（“布瓦与贝居榭放弃了理解世界的愿望，认命于抄写员的工作”，注意“放弃”这两字）。人执行，却不加进自己（爱因斯坦也无法把自己的存在放进相对论里）；人服膺某个更高的东西，一种规则，或一个真理一个无上命令，而结果已获取，作品交出来，人也就发现再没有自己的容身位置了。

福楼拜的说法，其最深处，是某种对完美作品的追寻和向往。惟完美必须全然静止（或最多是某个圆周形状不摩擦不变异的永恒循环），像我们无法想象天堂里面仍有流动如河、会带着万事万物和人一起流逝衰老的时间；完美也是不存在自由、不存在人个别意志的，遑论人精致细微的情感（这也一直是基督教义一个几乎无望解除的困扰，人的自由意志乃至于人的意义岌岌可危，这从使徒保罗《罗马人书》那时就逼在眼前了，只因为他们率先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上帝。希腊浑身毛病的诸神便不带来这困扰，其实《旧约》时仍是单一部落战神的绝不完美耶和华也不困扰不紧张。希腊众神和旧约上帝仍保有自然的、历史的实实在在裂纹和棱角）。所以在诗的书写世界里，一直有“好诗无风格”的说法，因为在最严格的意义底下，风格是人仍然“残存”的证据，是完美的犹未成功，是人抵达不了完美的（暂时）栖身之地藏身之所；中国的书法世界，也早意识着此事，比方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的各自成就，其中蔡字最没个性，但另一说是蔡字最接近完美或至少仍坚持走在法书技艺的完美路上，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则各自“躲进”个人的风格里。

所以博尔赫斯准准确确地指出来，但丁《神曲》里的天堂，明显少了一个应该在却没有的人物，那就是耶稣，因为他太“人性”了，他有一面是人，技术上难以克服。

完美遥不可及，但在每个具体的领域或工作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完美来得太快太早并从此无事可做了，因此人感觉寂寞。就像福楼拜写《布瓦与贝居榭》，一部小说的书写时间就抵达终点了。博尔赫斯因此劝人不必有想写成完美作品的想法，因为那通常只是退怯和删除，只是避免犯错而已；比较柔和完整的讨论可能是卡尔维诺，我指的是《看不见的城市》这部过度精纯小说（也一样几乎没有人）里让所有人不至于错过、眼前一亮心里踏实温暖的那一段：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瞪视着同一块棋盘，忽必烈的棋盘是数学的点、线、方格如斯宾诺莎，没有人没有实体，或者所有人所有实体都消失成为某个类化的棋子，他的思索因此快得不得了，快得拉不住，两三个大步就直抵终点，只剩一片虚无；而马可波罗的棋盘是真的用黑檀木和枫木镶嵌而成，有沉沉的厚度，他看着木头的漂亮纹理，注视到有一处节瘤（棋盘是否因此不完美了呢？或者，棋盘曾有过更多可能？），指出那里曾经是一个花苞，可能因为过早的初春霜气让它开不成花，缩了回去。马可波罗接着讲森林和树的生长，顺流而下的河和木筏，码头和市集，还有临窗伫立的妇人——

所以说，人不是带来混乱而已，人带进来层次让世界有了厚度和稠密感，还带来全新的远方及其向度——很可惜卡尔维诺猝逝，他没能留给我们最后那篇讲词正是“稠”。

历史的转变往往快得或不知不觉得让人猝不及防，人来不及修正想法尤其心里固着的基本图像——人类得努力认识自然，也许源自于生存的必要迫切理由，以及人内心难以遏止的时时悸动，甚至，最开始可能就只是视觉，就像我们今天抬头看满天星斗仍然会的那样，仿佛被某个巨大东西吸进去的简单相信，最深的奥秘乃至于最后的解答必定藏放在宇宙深处、某一个人目力之外的地方。这于是不仅仅只是一种冰冷知识的满足而已，还很容易也是对智慧的寻求，把知识直接转换为人可亲的、可依循可实践的热乎乎东西；这也使得科学同时是神话，纯净的理性却又携带着巫术般魅惑催眠人心的力量（我曾听一位研究康德的学者这么说：“理性，我听到这一个词就忍不住全身激动起来。”）。数学，以及物理学，人们既殷殷等待它们不断的发现成果，最终还试着模仿它们的思维方式和形式。但如今（一个历史到此为止最多疑问最困惑不已的年代），我们已确确实实知道了，大自然并没有（或不是）一部终极的智慧大书，它没有计划，既不预知也不呼应人类，更不负责解除人的一个个特殊疑问；人询问，也得自己回答。数学，然后是物理学的归于沉寂清冷，不再如往昔那样撼动世界，并非因为失败，其实是它们已尽职地大致做完它们最重要的工作并已交出了成果报告，它们抵达尽头了。读过卡尔维诺的《宇宙连环画》吗？这是一本蛮可爱的小说，像是游戏，也像一组愉悦的实验，但我们是和卡尔维诺重叠过某一个时代的人，知道某种“科学空气”加诸我们身上的意思；我们也知道卡尔维诺本人非比寻常的科学知识、解读能力、关怀和向往，如此，我们又不禁爽然若失，原来也就只能这样而已。

所以，为《左传》重新想象一个作者，把这个人加回去，并不是重复一次千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而是在听懂福楼拜“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作品后头”这句话之后做的；也不为着息事宁人，而是思维重开，有点像耶稣当年骑驴入耶路撒冷，不是为着和平，而是会起刀兵的。

“把人加回去”，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其真实样貌，是人一直以来而且愈来愈清楚的处境；文学和历史，有它们各自能做的事，也比物理学数学更多，并非只是“准确度稍差的科学”，那终归只是退怯和避免犯错。这其实也是海德格尔做的事，把人加回去，令人目眩神迷——但我一直不认为海德格尔有那么特别、那么难懂。他意识到类似的东西，用我们或者不很熟悉的语言，重新思索这些我们其实也已经想了不少的东西。

把人加回去，这里还贪心地再多加一个，也就是《左传》作者这个过去不被放入书里的人，再多内折一层，也多一个指向远方的新向度。一部史书，从来就不是一个“事实仓库”、置放着谁来看都一样的一堆事实而已；历史记述，或扩而大之，所谓文化，从头到尾就是人的选择，不断选择记住这人遗忘那人，选择强调此事忽略那事，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当下的决定，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实，而且还是一连串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