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张东荪如果不是因为成功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中共刚开始建国之际就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呢？

事实上，早在中共围攻北平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对张东荪印象深刻，且颇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张东荪最初与中共建立起某种秘密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因为身在沦陷区北平，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此与各方势力，包括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抗战中期，在中共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身为国社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也已列身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更进一步加入了几乎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而在北平秘密参与了中共统战工作，其公开政治身份则为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中共曾一度计划要夺取平津。当时在北平唯一能够帮助中共的，除中共自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外，只有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刚一形成夺取平津的想法，就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寻求合作，张当时也表示愿意配合。虽因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队缴械，美军并很快运送国民党军进至平津，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但张东荪领导华北民盟组织与中共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1946年初，因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调处，国共两党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并且与各中间派成功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中国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希望。但是，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导致战火再燃，国民党当局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心理日渐强烈，国共两党为此都展开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民盟是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8月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时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上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基于政协决议的精神，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公开演讲。和此后施复亮等公开主张应在国共之间另组一个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同，张东荪虽然也同意在“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根本上主张的，却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希望能够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具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实行于中国。

张东荪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开始形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和主张。如1936年初，他就大胆地发表过一篇评论中共“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明白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他宣称，自己“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且相信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许多挂着国民党党籍者心中也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故“将来万一能由这一些人们在国共两党之间于理论方面作个调停的努力，则未始非中国之福”。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抗战必须要争取到国际联合阵线“方有胜算”的角度提出，苏联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时援华，根本是因为二者政治上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华会引起对方的疑惧。中国要想使双方放心，就“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

张东荪后来回忆过抗战初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说：“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为此，他专门从沦陷区北平潜赴当时还未沦陷的汉口，找到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然而对方却告诉他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诚意之上，这样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于是大扫兴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张把这个意见讲给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听，对方却“大为赞成，请我详细写出来愿意负责设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庆。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蒋介石一阅。最终，文章是送到重庆了，蒋介石那里不仅毫无反响，国民党的检查员还把寄给《再生》杂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来国民党始终没有了解这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他们还想战后维持其一党专政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时使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登出。”他说，即使到了战后，国民党中一些人口头上喊几声民主，其实怕也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围，和谈之事发生之前，张东荪和中共已经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毛泽东早就计划要赋予其相当的地位和权利了。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张东荪即进入中央政府，荣任政府委员等职务，实为水到渠成，和毛泽东要褒奖他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的贡献没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