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慰前准备与波折

身兼全国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此时正在华北督导绥靖区政务。三月七日，白崇禧由绥远包头飞抵山西太原，和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交换意见，预定明日召开会议，检讨各项工作，但是隔天（八日）下午，突然奉南京紧急召回，未及开会就匆匆离去。

白崇禧回京当夜，以及隔晚，连获蒋介石召见，告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派遣中央大员宣慰台湾，由白崇禧承担这项使命，并且与他讨论台湾善后方针。关于“台湾暴动事件”的善后，蒋氏在九日指示白崇禧三项处理原则：“一、政府应派大员前往该省宣慰。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三、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并嘱依照这三项原则，研拟具体办法呈报核准。

白崇禧受命之后，立刻展开宣慰的准备工作。白崇禧本人对奉命宣慰所抱持的基本态度，今据他晚年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表示可知：

 

我自己的原则是中国有句俗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抱持这种精神，他于当日研拟出“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草案，并且在官邸接见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李翼中奉了陈仪的命令，搭乘空军军机到南京，当面向蒋报告台湾情况，并呈送陈仪六日专函给蒋。白崇禧接见李翼中，除了详细询问台湾情况以外，还与李翼中逐项讨论处理办法，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1900—2001）加入，共同讨论定案，并且在三月十日呈送蒋介石核定（参见本书“史料选辑”部分“国防部长白崇禧呈报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这份草案，就是三月十七日由白崇禧携带到台公布的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的雏形。

处理办法采取宽大精神，要求在办法宣布之后，台湾各级“二二八处委会”应该立刻取消、恢复地方政治常态；同时，参与此项事件有关之人员，除煽乱暴动者外，概不追究。要点大致可分为七项：一、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二、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即军民分治）；三、省政府委员尽量用本省人士；四、台湾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在未民选前，尽量以本省人士出任；五、政府机关中，本省人待遇应该和外省人相等；六、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七、长官公署现行之政治经济制度及政策，其有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

中央的办法草案，回应了“处委会”三月七日“三十二项要求”当中的大部分请求。而撤换陈仪，似乎是后续台政改革的基础。要点办法第一项，“至台湾省主席人选，请（蒋）主席先行决定”等句，就是证明。在商讨过程中，白崇禧询问李翼中：是否应该先行撤换台湾行政长官，还是等到宣慰结束后，再行人事更换？李翼中的回应，一开始时颇为谨慎，答说：他是代表陈仪而来，似乎不便就这个议题表示意见。但是白崇禧表示，他是奉蒋主席之命询问，所以李不应保持沉默。于是，与陈仪本就分属不同派系的李翼中，这才说出他的真正看法：台湾人已厌弃陈仪，陈应该早日去职（台人厌之矣，如爱陈仪不如速为去也）。

三月十日，旅居上海的台湾政治建设会代表杨肇嘉、张邦杰等人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慎重处理台湾事件。他们到达南京时，透过管道得知政府即将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宣慰台湾，于是请见白崇禧。白崇禧于晚间接见杨肇嘉等人，杨等当面向白崇禧请求：一、废除特殊化之行政长官制，改为省政府制；二、取消专卖及贸易两局；三、撤换陈仪，惩处贪官污吏；四、请勿派兵赴台，勿以武力对付台人。白崇禧答复，认为派兵与否，是国防问题，而他个人则认为，政府不致以武力处理台变；长官公署将改制为省政府，贸易、专卖制度若不合理，可以取消。白崇禧还向请愿的台籍人士透露：陈仪大概不会继续留台。

从“处理办法”和白崇禧对台人请愿团体的回应当中可以看出，白崇禧并不主张继续调兵入台，以武力进行镇压。这不禁让人想象：如果蒋介石没有同意陈仪请兵的要求，不是“剿抚并用”，而只是派白崇禧这样的中央大员到台湾处理善后，并且撤换陈仪，二二八事件是不是有和平收场的可能，多少人子人夫人父，是不是有回家团圆的一日，而不必成为港边的浮尸、枪下的亡魂。

同日，白崇禧拟具处理办法之后，当即呈报给蒋介石批核。蒋氏批示：“交行政院照此原则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可也，并报告国防会议。”其实，就办法草案本身而言，已经相当具体，蒋介石如此批示，反映出他“软硬并用”、“先剿后抚”的决策思绪，也就是当宣慰办法进行法律程序的过程时，先由军队在台恢复秩序。这一念之差，也延后了白崇禧赴台湾宣慰的时间。

三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宣布，由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湾宣慰，“并对此次纷扰事件查明实际情形，权宜处理”。前夜，蒋介石召集白崇禧、朱绍良等人，“研究处置台湾善后方针”。这次的会议，之所以加入朱绍良，表明他是蒋介石考虑替换陈仪的台湾省主席内定人选。朱绍良（1891—1963），字一民，福建福州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担任甘肃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重庆行辕主任等职务。这项人事案，可以从白崇禧在三月十三日所上签呈中获得证实：

 

主席钧鉴：窃以职对中央处理台湾政策建议案中，关于台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一节，业蒙采纳，内定以朱一民兄担任主席，至警备总司令人选，职意仍以闽籍人士充任，较易融洽，俾军政配合，宏懋事功。

 

至于这份签呈中，白崇禧所荐举的新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人选，则是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中将。吴石（1894—1950），福建闽侯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抗战时曾担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参与桂南会战，并且因为曾在桂林主持闽台协会，和在大陆的台籍人士有所来往，也受到桂系军政要员的赏识。

对于警备总司令的人事建议，蒋氏不置可否。可是，就在这时，白崇禧赴台宣慰一事，出现了第一次的波折，那就是赴台时间的延后。白崇禧本来订于十二日到台湾宣慰，却“因故”延后。其“故”为何，历来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推测。有学者认为，白崇禧延迟赴台宣慰，是国民党内各派系争夺新设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一职所致。又有一说认为，白崇禧延后启程，是因为台湾局势还未完全控制，受到陈仪的阻止。这些看法虽然各有根据，但是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蒋介石的态度。根据蒋介石三月十二日的日记：“回寓与健生谈台湾事。彼决缓行以待时局之略定也。”[蒋氏的记载，隐蔽了他本人的关键角色。这段日记，不能全凭字面解读。其实，正是因为白崇禧体认到蒋氏“先剿后抚”的策略顺序，因此才于蒋氏召见商谈台湾善后方针时，主动表明延后启程。

三月十三日，白崇禧向蒋转呈陈仪、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在三月十一、十二两日的信函。这两封信函，表面上欢迎白崇禧，实际的主旨，则是希望白崇禧在全省秩序恢复后，再到台湾宣慰。陈仪的信函里，暗示在三月十七日后，整编第二十一师全数开到，全省秩序恢复后，才是抵台时机。柯远芬甚至认为，三月二十日后才能迎接白崇禧到台。陈仪、柯远芬的态度，虽然与蒋介石的出发点不同（关于陈仪等人延缓中央宣慰的真正用意，稍后将继续说明），却和蒋氏“先用兵后安抚”的处置顺序不谋而合，这才是“待时局略定”的真意，也是白崇禧关于“二二八”善后主张的第一次受阻。

但是白崇禧并未空等，既然已奉派宣慰，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加紧了解台湾现况，并且制订宣慰处理的具体做法。他的首项作为，就是派“台湾慰问团”到台北。

三月十一日，由台湾旅京沪团体代表张邦杰、杨肇嘉等人，加上国防部法规司何孝元司长、办公厅张亮祖秘书等官员组成的“台湾慰问团”，由南京搭乘国防部专机起飞，下午五时许抵达台北。“台湾慰问团”形同白崇禧本人来台前的先遣调查人员；这一举动，显然打乱了陈仪等人的布置。“二二八”变乱之后，陈仪得知南京似有准备将他调离台湾，但他仍然企图续留台湾主政，动员各界向南京慰留；上签呈请辞，并非他的真意。同时，他似乎希望在中央宣慰大员到台湾之前，将涉入“二二八”或者反对他的各界人士全部逮捕、处置，展现仍能控制秩序的能力。如果任由“台湾慰问团”接触反对派人士，或者是目睹秩序尚未恢复的情况，而返回南京报告，对他续留台湾的意图，将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因此，“台湾慰问团”到达台北之后，团员全被长官公署留置在旅社，并且以安全理由，限制团员活动，不让他们外出，团员的任何举动，甚至如厕，都受到监视。全团仅由何孝元代表往见陈仪，而陈长官对慰问团“不表欢迎，态度欠佳”。隔日上午九时，全团就搭乘原机飞返南京。“台湾慰问团”被陈仪原机遣返，是白崇禧宣慰成行前，发生的第二次波折。

次项做法，是电邀监察委员丘念台到台湾协助宣抚。丘念台（1894—1967），本名琮，别号念台，生于台中潭子，祖籍广东蕉岭，父亲就是台湾先贤丘逢甲（1864—1912）。丘逢甲在甲午战争清廷割让台湾时，曾参加“台湾民主国”抗日运动，为“副总统”（“大总统”是原台湾巡抚唐景崧），失败后内渡大陆。丘念台继承父志，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与国民党志业相同；他又有留日学历，能说日语、客家话、闽南语，情感上认同台湾，心系故乡同胞，能够作为白崇禧了解台湾民情的沟通管道。

丘念台在一九四六年，曾筹组“台湾光复致敬团”，成员有林献堂、李建兴、陈炘等十五人，该团八月二十六日自台北出发，九月二十九日曾在南京晋见国防部长白崇禧。这是白崇禧与台湾士绅的初次接触。后来，白崇禧到台湾宣慰时，就立即寻找昔日这些致敬团成员，探求民意趋向，妥商安抚办法。

丘念台此时正在蕉岭访友，对于台湾发生变乱忧心如焚。他在报纸上读到白崇禧奉命宣慰的消息。不多久，白崇禧便透过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转达邀请，要丘氏“火速同到台湾宣抚”。丘念台接电，虽然感到兴奋，也立即电复，表示“遵命自粤赴台，协助一切”，但他却担心陈仪的态度，因此另外拍电报给陈仪，以旅费为托词，进行试探。两天后，陈仪回电，表示“台省已经安靖，并且汇款来促行”。于是，丘念台就在三月二十三日由梅县启程，搭船经汕头转台湾，待抵达基隆港时，已经是三月二十七日的清晨了。对于二二八事件，丘念台主张宽大处置，停止逮捕行动，他的善后见解，和白崇禧大致上是相同的。

三月十六日上午，白崇禧与同行赴台的国防部随员，根据“处理办法草案”，拟具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并且印妥十万份，准备到台湾后广为张贴公布。此时，宣慰团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蒋经国处长同行，蒋经国是国民政府主席之子，身份特殊，“督军”促行的意味明显，陈仪无法再以“秩序还未恢复”的借口阻挡，宣慰团于是终于在次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