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筚路蓝缕（1939—1943）(3)
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而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05页）
贺麟曾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代主任。他精研黑格尔哲学，其授课内容兼有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基本框架与学说。他非常重视启发学生自己读书研究、多思考，规定学生按时提交心得报告。1941年，他发表《论人的使命》一文说——
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的终身事业或终身工作。这种终身工作，一方面是自己自由考察、自己选择、自己担负起来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代所赋予的，师友或知己所提醒的使命。……这种完成个人使命的终身工作，是有决定性的……它是有公共性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众的事业，是国家时代所赋予的；……不是见异思迁，一曝十寒，随便可以变更放弃的……有了这种终身工作，人才可以忠于其使命，不会中途变节……不为自己打算，继续努力，老而不衰，并且即使自己死后，这种工作，必然有人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文化与人生》第85—86页）
1941年9月19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九一八”十周年》。他要借这个“整数的周年纪念”说些提神、提气的话——
今年是“九一八”十周年。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三十周年。
……
我觉着，当这个我们最大的国耻以及国庆都正在整数的周年纪念的时候，很可以发动各方面，对十年或三十年来，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切实周密地作一番检讨。……不管好的歹的，丑的美的，全部都披露出来，只会表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变得壮健了，我们的过错也如日月之蚀了，谅也无什么妨碍。……在此世界大通的时候，我们的是是非非，就令自己不说，也不见得他人不晓。
我们本是一个大国。大丈夫堂堂正正，磊磊落落，所作所为，是则是，非则非，成则成，败则败，好则好，歹则歹，坦坦白白，一起发表出来，在这个民族日趋于自觉的时际，只有可以互励，只有好处，而不会更坏。（《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87—388页）
这里，应该留一个长长的省略号。
阅读视野欠开阔，手边史料无多，暂时只有如上文字。
如能有个活动，热心盟员一起寻找前辈的“1941之声”，一定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那一天，中共说——
倾听民盟前辈1941年的心声时，亦可听到中国共产党为民盟成立发出的声音。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后，194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摘要如下——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有人说，我们已经有民主了。我们所处的是民国时代。我们今天抗战，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反对民主的敌人，这更增加我们的民主。同时，国际人士也把我们列入民主阵线内，甚至说我们是亚洲的唯一民主国家。这样，还需要有民主运动么？还需要为争取民主而作不懈的努力么？
应当指出民主运动的要求，是完全合乎时势需要和人民愿望的，诚如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中所说，这几年来，“国事入后，转不如初”。抗战初期，国内确有蓬勃焕发气象，然昙花一现，而今不在矣。当时国民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政府也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全国耳目，为之一新，民主曙光，昭然在望。现在时间过去了数年，回首昔日，不禁感慨万端。抗战建国纲领还待实行，参政会的作用还需发挥。全国人民热烈参加的宪政运动已经偃旗息鼓。甚至人身保障，学术自由，都有待于重新争取。但抗战已经进到第五个年头。而国际上民主与法西斯两集团之斗争，空前尖锐，世界局势，正在日趋分明。这正是我国革新自己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
蒋委员长在国民党八中全会上曾指出：“从我们中央到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新力，我以为这是绝大危机，值得我们惊心动魄。”这是实话。这是国内政治的真实情形。这不仅是一党的危机，而且也是全国的危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对此亦特别加以注意。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从无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惟有结束党治之后，全国人材，方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各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之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事实证明，在民主政治下，一切民众不仅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能够迅速提高文化，学会管理政事。……事实证明，当各阶级、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皆有发表机会，其利益都可获得保障时，不仅不会增加纠纷，而且和衷共济之心日增，统一团结之业日固。……
民主政治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要求之一。辛亥革命以后，三十年来，国内一切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民族独立，一是民主政治。这是全国人民之需要。民主政团同盟的奋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一切进步的运动都要遇到阻碍，都要在荆棘丛中打开自己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停止的。
愿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
这篇社论被收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一书，作为民盟成立宣言的附录。
平时可以看到的史料中，说到民盟创立前后，极少提及曾琦的名字。包括秉笔直书的梁漱溟回忆录，亦如此。不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为什么特意说他，并且放在民盟创始人第一位。如此做法，总不至于没有依据。
很希望有机会看到中共相关史料档案，依据或在其中？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1941年11月，张澜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最短时期内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这份提案内容充实、词锋尖锐，蒋介石看得怒火中烧，拍案大叫“把我当宣统了”，并禁止会议讨论该提案。
张澜对蒋介石的蛮横独裁十分愤慨，据说“与其面对面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并干脆将提案油印散发。之后，为表抗议，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近两年之久”。
到了1943年，张群拜访张澜，问他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
张澜说：“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数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
1943年9月，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前夕，张群受蒋介石之命一再敦请张澜出席，并转告张澜：蒋介石以后一定重视他的意见。张澜遂重新回到国民参政会。
1943年9月，为了转移民众视线，蒋介石再次邀请张澜等人讨论宪政问题，又挂起“宪政”的招牌。张澜直言告蒋：应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9月18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在大会上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就在这一天，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对民主、党治的本质内涵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作出深入分析、大胆揭露，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驳斥了国民党拖延实行民主的种种谬论，特别指出国民党以训政为借口，其实质就是“永远维持专制体制，独裁权力，而供野心者之利用”，并提出赶紧实行民主政治、从速施行宪政的具体主张。这篇文章对民主、党治的分析十分精辟，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抨击切中要害，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表。蒋介石还警告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篇文章由张澜在成都大学的学生秘密石印成册，在社会上散发。重庆、成都、延安、昆明、广州等十几个城市里，该文风行一时，民众争相传阅。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分五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
一、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
二、什么叫民主政治；
三、什么叫党治；
四、训政与宪政；
五、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张澜在文末特意注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
1944年2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这篇文章作了专题报道。
《解放日报》的报道，基本上是把张澜文章的要点复述了一遍。其中，对第三部分的复述文字最长——
在第三章中，著者对于党治作了猛力的抨击。他说：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它是不愿意有多党存在，而且是否认多党存在的。它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变而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到处可以听到。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高于国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至是唱无党则无国家之论。这样党治便自然的变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它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第一，凡是要实行独裁政治的人，必先由其党徒把他的知识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结果政令则纷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知惩止。第二，独裁者必然为多敌之人，为防止异己，他的办法则是组成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增加了政治上的黑暗。
第一个地方组织
依据一般说法和史料，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
《云南民盟大事记（1941—2012）》的相关记载是——
1942年“冬，民主政团同盟派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罗隆基来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到昆明后，即会同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担任教授的盟员潘光旦、潘大逵，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43年“5月5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成立。支部成员为罗隆基、周新民、潘光旦、潘大逵、唐筱蓂。罗隆基担任负责人，周新民任组织委员，潘大逵任宣传委员，潘光旦负责总务，杨怡士任秘书”。
后来，根据形势和组织发展需要，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
《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中有一条编者注，说：“1944年10月1日，民盟昆明支部召开盟员大会，决定将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选举罗隆基、周新民、楚图南、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李公朴、吴晗为委员，罗隆基为主任委员，周新民为组织委员，潘大逵为宣传委员，吴晗为青年委员。”
在民盟历史上，这些史实值得关注。
对了解和理解民盟历史，这些史实的时代背景更值得留意。
潘大逵，1902年出生，192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25年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被选为该校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6年被选为美国西部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7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被选为哥大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9年完成学位论文《1911年以来中国宪法之制订》。1931年著《欧美各国宪法史》。1933年著《中国宪法史纲要》。1937年，为营救“七君子”出狱，与宋庆龄、胡愈之等十六人签名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由此可以设想，这样的民盟前辈享寿九十，该经历、见证多少历史风云。其回忆录自然值得抽时间读一读。
潘大逵在其回忆录里记录民盟地方组织成立的时代背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