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拜占庭
（上篇）

伊斯坦布尔。破晓时分。从机场驰入市区途中，曙色初动。旅馆登记毕，出外抽烟，古城的小街，鹅卵石路面，店户人家停在清早的静谧中，天色徐徐转为青白——蓝色清真寺巍然在望，照耀全寺的夜灯犹未熄灭。

蓝色清真寺，此刻亲眼看见了。亲眼看见，指的是你与观看之物的距离，步行大约十分钟吧。旅馆职员说，稍远处，被清真寺遮没的那边，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年前，《华夏地理》叶南兄动议给我各国走走看看，归来写游记。远游的诱惑，很难拒绝。去哪一国？忽而决定是土耳其——欧陆熟悉了，虽未造访斯拉夫列国，法、意、德、荷、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却已到过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我的知识与向往总在西方。因为是亚洲人？除了日本，亚洲的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印度、波斯国……都没去过，也不知自己想不想去。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色列，烽火不息，天天出现报章与视频，倒是很想去的，只为两河流域的雕刻，阿富汗的佛头，好看透顶，可我时常忘记这些国家也属亚洲：在欧洲，那里古称近东，亚洲人则今称西亚。我，一个中国人，很少认真想起过西亚，倘若愿意说实话，我对连绵广袤的亚洲，其实冷漠而无知。

中土航班夜十二点起航，正好通宵昏迷，翌晨飞到，等于醒来。此刻我竟果然站在接连欧亚的国土么？晴，毫无倦意——今次同行有叶南先生并《大学生》杂志的小王，王肇辉，十几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机场，现在三个中国人站在黎明的街角，呆看蓝色清真寺。天色大亮了，海鸥在寺庙上空高低回旋，鸣声喑哑而清远。初到异国头一天、头半天，最是新鲜，各自房中收拾稍歇，大约八点九点，上五楼顶层早餐室，餐室连着阳台，一眼看见阳台下万瓦鳞次，民居连绵，拥着两座三座小型清真寺，由近及远，伸向海。海，展开，展开，停满大货轮，有如军舰，朝阳隔雾照临，海面浅淡，看不清海平线。这是陌生的海。我指的不是洋面的颜色，而是弥漫海空之间的耀眼的银灰——纽约、尼斯、旧金山、拿坡里、威海、普陀山、香港、厦门，海岸各异——此刻我所瞭望的，就是连接黑海的那片海湾吗？忽然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想起托尔斯泰怎样描述俄军战败，撤离炮台，从海上回望陷落的要塞，那就是中亚的海啊：将近四十年前的阅读，早经忘记，倏然记起了，仿佛很久很久前去过的地方，其实只是小说。此刻穿过锃亮的银雾，看着土耳其的海，竟想起俄罗斯文学。

现在我离俄国与希腊多么近啊，一在东北，一正西南，好像就能跨上自行车一路骑去——我喜欢记着熟知的国名，迟迟不去，也喜欢忽然到临陌生的国度，满怀无知。这是我第一次造访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现代化，自不如西欧，比之伊拉克阿富汗，却是富足和平之邦。极目四望，伊斯坦布尔市容以西亚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形态，密集展开，杂错的民居大致三五层高，或精或陋，五色斑斓，到处晾出洗过的衣服，街头巷尾是嬉戏的孩子或呆坐的闲人，半数妇女包着伊斯兰世界的花头巾，那掩饰性别的扮相，格外性感而良善。部分男子的面容与地中海沿岸种性十分相若，白皙精致，部分则接近我们看熟的新疆人。当年霍去病一路击溃的匈奴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吗？我在人丛中随时撞见李公麟与赵孟頫笔下的“胡人”，满腮虬髯，长长的钩鼻，目眶深陷，暴凸的眼——我无法描述中东西亚的群体面相，由东亚人看来，他们的骨相和毛发与欧洲人多有相似，比之西欧诸国的现代群相，我又想起贝托鲁奇的准确描述：“那种前消费时代的淳朴的表情。”

我迷恋所有古寺的表情，不知如何解读，也不想解读。不必是任一宗教的信徒，多年来遍访艺术胜迹，唯宗教艺术，最是耐看。远来土耳其，我差不多是为瞻仰教堂：蓝色清真寺的起建，时在中国明代，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资格实在太老了，起建之初正当华夏的北魏末期，如今中国哪有半座北魏时期的寺庙而完整如昔啊——初到四五日，我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两座老教堂附近镇日游荡，画速写。由旅社所在走数百步，即是蓝色清真寺的围墙，墙外老树排列，高及寺腰，枝条纠结，春芽将绽。寺庙出入无须门票。我们到得早，全寺正在清晓的爽净中醒来，回廊与高柱间空无人迹，仰面眺望，旭辉隔雾映照大圆顶，巍然灿然。

伊斯兰庙堂处处空寂，神态清峻而严厉；天王或金刚的凶神恶煞，不是严厉；十字架上的耶稣望之惨痛，尤非严厉；东正教镶嵌画中的《圣经》人物，面相身姿十二分严厉，但那是艺术效果，用意倒是刚正而悲悯——伊斯兰教堂不设偶像，才真是严厉的，这一招，果然厉害：没有神主，没有祭坛，没有圣人，没有音乐，没有魔鬼和天使，没有经义的描绘与叙述。进入殿堂，一律脱鞋：天光射下，四壁瓷蓝，纯净的阿拉伯蓝，以无数花枝绘作装饰，凝结为晶亮的瓷。我从未见过如此空旷无物的殿堂，不见人世，不使动念，没有一张桌椅或条凳，猩红大地毯供人成排跪拜，一位员工正在来回吸尘——每一座天主教教堂布满重重偶像，那偶像，于我即是人脸人身，是种种艺术的手法与表情，在那里，偶像环绕的中心，是祭坛，众目归趋十字架，管风琴的每根钢条指向上天：这一切设置都是语言，感召劝说，滔滔不绝；而清真寺殿堂的清旷，坚持无言。除了图解经书的细密画，伊斯兰文明没有西方意义的所谓艺术，没有艺术，即卸除了你的感官。我四处走动，仰看，数百年磨损擦洗的石柱与瓷面闪着圆润的微光，美极了，美极了，但是不恐惧，不震撼，不被吸引，不分神——这就是我所谓严厉，严厉的意思，就是进到殿下不容你胡思乱想，唯匍匐跪拜。

蓝色清真寺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相对而望，其间隔一座小公园，奇树繁花。几天后从海湾另一边的古塔顶端远远俯瞰全城，两座古老的教堂沐在夕照，形同姊妹，貌合而神离——向上，向中心，两座古庙的重重寺房纠结涌动，拱起巨大的寺顶，方圆交叠，如堡垒，稳重而厚实。不知起于中东西亚的几大宗教，孰先孰后，是哪一教的教堂设计施行影响或受了影响。相比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教堂，清真寺迥然独异的大手笔，是紧贴主庙的四边忽起高高的塔，四柱或六柱，森然标举，环伺内外，兼具轻盈与严厉之美，表彰镇压与出尘之象：这高塔的设计是出于教义么？我无知，但寺身周围的空间毅然决然给出几根笔直的竖线，古意之余，竟是摩登之极。

圣索菲亚原是拜占庭大教堂，堡垒型庙身，通体赭红，雄踞海岸，环列庙身的四柱高塔是在多少世纪之后才为伊斯兰教徒所增建，世世代代，久已浑然相契，今人很难想象圣索菲亚原初的拜占庭风神了。二教而合于一寺的体格，在世界范围的大教堂可有先例么？远远看去，索菲亚坐于四根塔柱之间，已被清真寺造型俨然包围，凝固为永久的劫持，而竟成全一种伟大的不伦不类——进得寺园，一眼看见老树丛中堆满大大小小废弃千年的石柱，倍感亲切，亲切起于熟悉：在西欧列国看到太多同样的希腊罗马石柱，顶端雕饰百般变化，柱身或分长短粗细，有的布满石槽条纹，有的浑圆无痕，经岁月磨损，裂缝也如结疤的伤迹，与千古石质相凝结。拜占庭时期的石柱造型总比希腊罗马更其凝练而收蓄：柱头雕饰的繁杂与锐度被简化、磨圆，古拙而浑厚，但与希腊罗马的区分似乎很难截然，基调是早经希腊定妥，此后的化变，犹如汉与魏晋的种种造型，含混相沿而判然相异，是的，这里的石柱群只消一瞥，罗马就是罗马，拜占庭是拜占庭。

起于何时，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柱头、门楣、檐饰、碑石，被弃置庙沿？是从教堂清出抑或由别处集来这里？现在它们或者被排列着，或没入年年春草，伴着老树，有如墓园，星星点点的小黄花绽开其间，有风吹来。留到土耳其的最后几天，在东南部以弗所城邦看到了更为壮观的古希腊遗址废墟群。

我是唯知观看不问究竟的人。欧洲与西亚的历史，混乱交叠，这一族打来，那一族败走，忽然城市被焚，忽然起建大教堂……土耳其历史、圣索菲亚的来历，厚厚的旅游册都明写着。“Lonely Planet”的中文本，字迹小而密，戴上花镜，试着读，顷刻忘记……我的感应总在步入教堂的一瞬。多么宏大昏暗！有如罗马万神殿，天光从高高的高高的穹顶，透下微明，很久我才看清圣索菲亚殿堂暗沉沉金碧辉煌的种种结构与壁饰。人变小了，稍有言动，即是闷住的回声，旋即消音。相比之下，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那座正宗的拜占庭教堂在记忆中变得洞窟般狭小，然而这里不再是一座纯正的拜占庭教堂，也不是一座清真寺。她的外观被添加的高塔而改篡，内部，则是一种文明覆盖另一种文明的工艺景观，或者，我愿意说，是政治景观-穆斯林进入索菲亚即施行消除偶像的庞大改造工程，每一天顶、每一墙面及无数转角，伊斯兰图案逐一覆盖了东正教镶嵌画，正厅将近二十米高处，在原来廊柱的东南西北角，悬挂着巨大黑色圆形板块，数米高宽的伊斯兰经文文句挥写其上，犹如大标语，望之触目，尤显严厉。骨架无法拆除，皮相可以更换，同样的故事在敦煌发生。隋唐与辽金的工匠也曾直接在北魏壁面描绘新的壁画-古人做事何其强暴而坦然，当初哪想到这是强暴，这是坦然-当斯坦因们剥取佛画，张大千面壁临摹时，墙面内层的千年旧作出现了。

不过敦煌壁画的覆盖与被覆盖，都是佛教故事，虽然中国有些佛寺的墙面也曾被绘以道教绘画，但再大的佛堂与圣索菲亚正殿相比，亦如小厅——时在中国的元明之际，拜占庭没落，穆斯林涌入，景象谅必壮观：教堂墙面支架累累，每一寸镶嵌画被工匠们以抹泥板覆盖。如今在二楼回廊的两三处墙面，在危然倾落的穹顶斜角，厚厚的伊斯兰墙饰被剥除了：耶稣、圣母、圣彼得，灿然显现，凝在千万片七彩晶莹的镶嵌石片中，幽光斑斓，端详后世的来者。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这些镶嵌画得以面世？后来我们被告知，覆盖形同保护，封存泥墙内里的镶嵌画完好如昔，然而只要这是一座清真寺，它们永难见光。

镶嵌画。容我多说几句。在旅行的末一日我们被领到老城深处的Kariye Müzesi，一座小小的拜占庭教堂——今之意大利小镇还保留许多类似的小教堂——周围是寻常民居，风日妍静。初期东正教小教堂的那种狭小，多么古朴，我遭遇了我所见过的最精美的镶嵌画：天顶画不过在三四米高处，看得近切。耶稣从两具棺木中奋然拽出复活的死者，那决绝之状，当下照面，有一瞬，不由得心惊。后来文艺复兴的《圣经》画实在太过温柔，十三、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的优美绘画已然预告了所谓“现代性”：在描摹圣主的同时，他们渐渐爱上人间。我久已就范于文艺复兴那令人目迷而软化的美，每见刚正的中世纪壁画，其实心生惧怕：那才是真的信仰，真的信仰于是有艺术的力。越是古早的宗教画越是风神凛然，拜占庭画中的耶稣与徒众个个是一副拯救世界的狠劲，眉目胡须莫不表出断然革命的神情。镶嵌的石质使这刚硬强化了：以碎石片拼图，不可能出现流利的曲线与婉转多变的形。艺术与材质，材质与信仰，似乎是早经约定的关系，性能丰富的材料有效减损艺术的力度，反之亦然，久看，多看，无所不能的油画不及此前的湿壁画，因湿壁画必须趁墙面当天的湿度勾勒刻画，难于修改，落笔必须肯定，而湿壁画又不如镶嵌画，因镶嵌画必须在密实拼贴的石片中找到最简赅的形。近世油画的惟妙惟肖是在期待人间的目光，那目光因科学知识——即人类那点可敬可怜的小聪明——而兑现了视觉的所谓真实性，导向文艺的理性。而在密密实实的镶嵌石缝中，当早古的信众认出耶稣的脸庞与目光，我猜，他们确信那是神迹。

镶嵌画确如神迹，殷红、翠绿、铬黄、湛蓝，间中闪烁着金色。油画的真实感非仅手艺长进，也是物理与化学的长进：是的，科学与进步意谓信仰开始分心。在拜占庭时代，艺术全心侍奉宗教，文艺复兴的伟大——或谓劫数——是宗教开始委身艺术。我忽然明白何以日渐看破油画的软弱，每见早古的镶嵌画，总有艺术之外的省思。回到门外阳光下，我们进入时有位老人独坐偏廊小院，朗读经书，现在仍竟安坐着，浑身夕阳：那是《可兰经》还是东正教《圣经》？这位老人与我们并不活在同一时间的维度。土耳其早经实现了器物的现代化，实行民主制八十多年，然而这里的人民似乎并不像中国这样急于勾搭似是而非的“现代性”。伊斯坦布尔遍布一千七百多所大小寺庙，囊括各种宗教，当然，十之八九属于伊斯兰寺庙——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城也有一千多所寺庙，日日香火，今存数十庙，淹没在丑陋的新厦高楼间，连摆设也谈不上了——穆斯林的祈祷每天五次：晨、午间、下午、黄昏、夜晚，风雨无阻，千年不断。蓝色清真寺东墙角排列着水龙头专供祈祷者礼拜前净手，高塔中设置的大喇叭传出诵唱的经文，引导全城匍匐跪拜，起身后，信众照常办公或做生意。同一天，我们被领到建于16世纪的圣乔治主教堂（Church of St. George），中等规模，却是全世界东正教的“麦加”，各国信众每年四五月间蜂拥而来，好几国的皇亲国戚在这里受封行礼。中国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喋喋不休与夸大其词，也是土耳其人热衷的话题么？在伊斯兰国家，历经千年的生活方式照常在阳光下行进如仪，我注意到，每块镶嵌画的七彩石子洁净无尘，显然常在擦洗。

我不喜欢被领着参观，宁可兀自游荡、呆看。教堂的每一角度，每一结构，每一时辰，都是好看的，好看得叫人暗暗吃惊。正午的大日头格外肃静，蓝色清真寺犹如白骨，背衬晴空；傍午斜阳将圣索菲亚上下每一凹凸起伏切割为阴阳向背的美丽局部，均匀而倾斜；黄昏正对落日，寺庙凝成雄奇的剪影，横卧的晚霞被笔直的尖塔笔直切断；由落日的一面东望，圣索菲亚遍沐夕照，浓郁的酒红色缓缓转为浅绛，灰紫，逐渐变蓝：八方潜伏的射灯点亮了，一瞬间，寺庙周身狰狞而妩媚，被有选择地没入昏暗，有选择地迎对照明——谁建造了这些大教堂？古人多么懂得尺度与比例。现代摩天楼的体量与高度远远超过古教堂，惊人，险奇，但无涉崇高伟大；伟大崇高，事关建筑的比例，比例导引观看：人的视线掠过寺房的种种结构向寺顶汇合聚焦，这观看过程便起崇高之感，教堂的尖顶或圆顶不是句号，不是终结，而是引视线指向天际，为无形的上升感与消失感，赋予有形。

很久很久不画速写了。二十九年前曾以铅笔描摹布达拉宫、哲蚌寺与大昭寺，手到擒来，成上百幅。九十年代迄今多次访欧，试着画，战战兢兢，开手即败，涂去，撕碎，为自己的荒疏与无能，心生惭愧。此番在伊斯坦布尔描绘古寺，仍然手拙，那繁复的结构多难画，好在有了年纪，平静地沮丧，片刻安然，将难看的速写递给叶南与肇辉看，形同炫耀。唯在圣索菲亚庭院画老树，画石柱，笔路忽然顺了，暗下欢欣，好比寻获失而复得的钱财——旧皇宫的高高城墙正在圣索菲亚之侧，进得宫门，满园古树，枝条飞舞，枝条即线条，线条救了我画速写的手气。关于皇宫该写什么呢？正宗的伊斯兰宫殿可能在伊朗吧，但我仍有点害怕仔细巡视这里。每一殿房闪着蓝瓷的微光，宫廷遗留的衣冠何其高古，远比欧洲皇族服饰的纹样色彩更为天然，贵不可言，看几眼，我扭头走开，只怕对欧洲的愚忠因此摇动。阿拉伯文明为南欧注入多少东方的智慧，意大利倘若没有拜占庭时期，不会有文艺复兴绘画，也不会是今日的意大利。当我第二次走访皇宫，四处速写，在庭园侧道的尽头豁然发现巨大的考古博物馆时，简直闯入意大利——我总是不愿学会参照地图，总在胡乱游荡中错过或遭遇指南手册中早经标明的景点——在这座紧挨着旧皇宫的博物馆里，伊斯兰文物全般消失了：馆外的庭院和回廊摆满希腊罗马的石棺、圆柱与残雕，馆内幽光照着一座又一座我在南欧博物馆看熟的雕像：牧神、酒神、阿波罗、维纳斯、苏格拉底、舞蹈的林妖，还有上百座石棺浮雕纠缠的四边：人兽搏斗，人神交遇——那件著名的亚历山大石棺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无疑是镇馆之宝，作成之时，适在中国战国初期，雄强如兵马俑要在一百多年后才出现，出现了，也属华夏雕塑幼儿期，而这具石棺的群雕精雅到无以复加，字斟句酌，是现存希腊小型浮雕中经典的经典，想得到吗，竟在土耳其—1887年，奥斯曼帝国在其版图所在的西顿皇家墓园（今黎巴嫩境内）发掘这具石棺，1891年，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成立。

但我所见过最为震撼的希腊雕刻是在德国柏林美术馆，真人大小，布满四壁：垂死的勇士被巨蟒缠绕，英武的女神在雄狮脊背昂然高坐……那庞大的雕刻群遗迹并不在今日希腊，而是德国人十八世纪从土耳其东部境内一处希腊城邦废址中全数移来。从那时起，我动念造访土耳其。我是来寻找希腊么？在考古博物馆所见全是这片国土两千年前的文明，并不属于共和国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