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胜利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大家知道。斜塔边上有座圣墓园，诸位知道吗？很惭愧，我不知道。去年我闯进墓园，意外看见一幅从未见过的巨大壁画，当场魂灵出窍。文艺复兴大部分名作，我自以为知道，怎么这等伟大的画，从来不知道呢？

这就是无知的好处。

你熟悉一位画家，终于站在真迹前，是大快乐；你完全不知道一位画家，忽然撞见了，更是大快乐。那种惊讶、欢喜，等于变回小孩子。上回说到王希孟，没有十八岁上的大欢喜和大惊讶，没有《千里江山图》。

请诸位好好守护心里的孩子气——假如你还有的话——木心先生说：“所谓元气，就是孩子气。”同意吗？不同意，也好，你肯定很有学问，很成熟。

话说二战期间，比萨城给联军炸得一塌糊涂，战后，巨大的回廊修复了。2008年，我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的告解室看了格佐里（Benozzo Gozzoli）画于1459-1461年的《博士来拜》（Journey of the Magi to Bethlehem），佩服极了，偷偷拍了几幅照片，他是十五世纪意大利大画家，后来从画册里知道他还有很多大画在比萨墓园，去年就特意寻过去，啊呀，果然都在，高高的墙上一幅连一幅，每幅三四米见方，虽然残破、斑驳，色彩看不清了，还是好壮观。

我一幅幅看着，在回廊一间巨大的偏室，意外撞见陌生的大画，名叫《死亡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墙角还有更大的壁画，叫做《地狱》（The Hell），我站在那里看，心里吓坏了。

赶紧看说明牌，作者名叫博纳米科·布法马可（Buonamico Buffalmacco），是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活跃于十四世纪前半，那时乔托（Giotto di Bondone）还在世。这幅画的年份很确定，是1336-1341年，比那位格佐里早一百多年，相当于我们的明早期。

进入明朝，中国绘画最辉煌的年代早就过去了。可是在西洋人那里，十四世纪上半等于是文艺复兴的早晨，曙光散去，天色大亮。可是西洋人要是提到十三、十四世纪的绘画，好比我们讲到汉魏隋唐的绘画，算是很古很古了。

岔开去，讲个偏见。我以为欧洲真正伟大的画，不是油画，而是湿壁画。中国呢，要论斯文深秀，那是文人画，要论高贵、伟大，非得看魏晋唐宋的工笔重彩画，最佳的例子，就是王希孟。可惜传世的魏晋隋唐，数得出几件，意大利的湿壁画却是数不清，十之七八还在教堂的墙面上，只是干透了，加上岁月的包浆，比当年更好看，更恢宏。

所以历史短有历史短的好处，高峰期来得晚，有来得晚的道理，人家的材料又耐久，占了时光的便宜。

话说十四、十五世纪这两百年，意大利出了一堆壁画家。乔托是老祖宗、开山人，在他之后，一个接一个，安吉利科（Fra Angelico）、马萨乔（Masaccio）、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利皮（Filippino Lippi）、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还有格佐里……他们包揽了托斯卡纳地区无数教堂的壁画工作，后来，所谓文艺复兴三杰，被我们说了又说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拉斐尔（Raphael），至少等于当时的八〇后。

可是呢，别的麻烦又来了——经典油画挂在美术馆，印出画册，又好看，又容易传播，我们就一天到晚赞美油画。湿壁画实在太大，缩小到画册，意思全没了。而且顶重要的湿壁画，你得去一个一个城镇，一座一座教堂，专门找。布法马可这幅画原来在哪座教堂呢？不知道，因为教堂挨了炸了，意大利人好不容易修复了这幅画——说起轰炸，神了，达芬奇著名的《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1498）也在教堂里，二战期间，教堂炸毁，可是不长眼的炸弹好像认识达芬奇，偏偏躲开了《最后的晚餐》。黑白照片里，只见那幅画的墙面孤零零站在一片废墟中，居然没毁损。我曾亲眼看过原作，不怎样激动，倒是吉兰达约画的《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1486）还挂在圣马可教堂的售票厅，美不可言，此外，至少二十位画家画过《最后的晚餐》，各有各的好。

所以美术史其实很势利。这份势利，以后可以专门讲。

现在大家来看《死亡的胜利》。画面左侧，画着棺材、死人堆，画面右侧，画着游冶奏乐的贵族男女，当然，少不了飞翔的天使。几十年后，黑死病肆虐欧洲，瘟疫过后，据说人们对这幅画大为崇拜，也在死人堆旁宴饮作乐。《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作者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还因此获得灵感，他写了不少这位画家的故事，原来布法马可是个著名的捣蛋鬼，专闹恶作剧。

再看《地狱》，有大群的圣徒、判官和恐惧的人民，有上帝，有军人，有砍头，有将要砍头，还有地狱的惨象，下油锅的鬼，毒蛇缠绕的鬼，等等等等。古人看了，一定像北京话说的那样：吓得“肝儿颤”。

我今天还是只讲一个点：请大家注意早期作品。

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和少壮老迈。每个艺术时期，长几百年，短几十年，也各有少壮期、老年期。我看了好多画，越来越注意早期作品，为什么呢？

早期作品一定面对两个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也是历史的机会。什么机会？简单说，就是主题和工具。每个周期的开端，一定最早开发新主题，寻找新形式，所以有原创力。同时，它也最早使用新工具——譬如湿壁画——或者说，用新工具寻找最好的方法。新工具和新主题，互为因果，这层关系，以后再细说。

各个时期的艺术，慢慢成熟壮大，根子，都在早期，和幼童少年的身体怎样成长，性格怎样形成，是一个道理。所以早期作品都很简单，但是生猛，都显得幼稚，但是天真，它难免粗糙，但是精力饱满，用古语形容，就是，元气淋漓。

怎么形容布法马可的画呢？我们来看敦煌壁画。敦煌壁画从魏晋延续到唐宋和辽金，尾端甚至进入明清，前后逾千年。唐宋的敦煌，公认是黄金时代，可是最有力量、最动人、最能显示敦煌的风格，还是北魏，公元四百年前后，也就是敦煌的早期。1979年我去那里考察，南北美院的师生都抢着临摹那幅有名的《舍身饲虎图》，我也临摹了，有一阵迷得不行，简直想放弃油画。

大家有机会再去洛阳的龙门石窟看看，去大同的云冈石窟看看，前者是唐代盛期，后者是北魏，相差两三百年，要论单纯，雄大，气魄，无疑是云冈石窟。“文革”中，法国总统来访，不记得是不是蓬皮杜，周恩来问他想去哪里，他说哪里也不去，就想去云冈看看——法国人爱中国，也懂中国——另一位法国总统，我也忘了名字，去西安看秦始皇兵马俑，一进去就退出来，说他吓坏了，不敢立即看。

看伟大的画，伟大的雕刻，是要给吓着的，有位美国抽象画家说，他去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一进展厅就给吓得退出来，在街上转悠很久，才走回去慢慢看。前两年我在马德里索菲亚美术馆总算看见了《格尔尼卡》，很失望，站了几分钟就走了。现在想想，也许我早就看过云冈石窟，看过粗犷有力的北魏，毕加索那点意思，吓不着我，他要是见了云冈石刻，倒恐怕牛眼睛瞪出来，吓个半天吧。

但布法马可吓到我了。他的生猛和力量，他的肆无忌惮，他疯狂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感，我想说，一种神奇的残暴感，正好比北魏的壁画。论造型，论解剖知识，他远远不如米开朗基罗，就像北魏人，一张脸都画不像，一条腿也画不准，哪里比得过唐宋？他们还不那么会画画，还不那么懂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是，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知。

布法马可的时代，无疑是文艺复兴早期，他比乔托才晚一点点。那么，王希孟怎么解释呢？他活在中国宫廷绘画的全盛期，黄金期，所以我抓住一点：他画《千里江山图》，只有十八岁——他活在他自己的早期。

可是我们常常看不起全世界的早期作品，总是留心盛期，盯住最有名的作品看。实在说，艺术，各时期有各时期的好，晚期的好，盛期的好，中期的好，我们往下慢慢看，慢慢说，可惜现在大家在视频上看画面，不过杂志大小，用手机看，还不如女孩子的巴掌大，实在是委屈了伟大的绘画了。

这个节目让大家看画，但我不会仔细解说。为什么呢，我看画讨厌有个人给我讲，因为我也长着眼睛。我同意贡布里希（E.H. Gombrich）的话，他说，美感是需要引导和学习的，但我不是导游，不是讲解员，不是教授，我不喜欢这个视频变得像在上课。文艺复兴画家，敦煌的画家，他们上了什么课？上过什么学？意大利有个小山城叫做奥维耶多，年轻时代的米开朗基罗特地远道而来，爬上山，进教堂，去看一位前辈的壁画，他是去上课吗？他是去取真经，当然，取经也看谁在取——他是米开朗基罗。

最后说个现象：布法马可画屠杀、画尸体、画棺材、画地狱。这是西方艺术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死亡主题。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过一句我很难忘的话，他说：“尸体作为尸体，是活生生的。”中国人呢，也画鬼神，还有画鬼专家，譬如罗聘，但是敦煌无名画家笔下的地狱和鬼神，最生动，最传神，我曾经在很小的洞窟里临摹过，画满了鬼在满地跑着追活人，我一边临摹，一边吓得肝儿颤，可是我看罗聘的画，一点不害怕。

最后，为什么中国人从来不画棺材和尸体？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节目也许有一天讲到摄影，我有欧洲人拍摄的尸体照片给大家看。要是大家忌讳，我就罢休——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绘画传统是《千里江山图》，不是《死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