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碟遗事

已经十年了吧，从第一次听《白碟》（White Album）到现在。每次听完，总觉得还有大半个身躯陷在青春期的废墟里，心甘情愿晒着古老的太阳，走不出来。同时，记忆里的世界每温习一次就被纯化一次，愈来愈像是寓言或神话的场景。尽管一再用赌徒起誓戒瘾的口吻宣称：是告别青春期的时候了，是学着长大的时候了，却又一再放纵自己沉落下去。记忆里的世界，每件物事都充满象征，每句话语都是预言。

无计可施，只能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堆满了唱片的架子上往复翻索。既然是深夜，好像就应该放老LP（黑胶唱片），让必必剥剥的炒豆子声把你带回悠远斑驳的记忆底层。在正确的时刻，音乐可以让你顺利修改自己的过去，让青春期的贫弱无知焕放出浪漫勇敢的光芒。这时候，炒豆声甚至比音乐还重要，就像古书因为蛀痕与水渍而显得高贵庄严。

打开唱盘，凝神等待唱针落下去时那声轻轻的“波”，心底某个角落便被温柔地刺了一下。隔着稀里哗啦的炒豆子声，犹然年轻的披头士奋力唱着，他们并不需要证明什么，他们的音乐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现在拿在我手上的，是流水号码为0042215的欧洲版《白碟》，大学时代第一次赴欧旅行，在布鲁塞尔的二手唱片行买到了这张旧唱片，封皮早已扯裂，连补缀在裂缝上的透明胶带都变成了脆脆的玻璃纸。唱片封面布满泛黄的霉斑，不过附赠的四帧披头士肖像和全开大海报却都完好如初。这张唱片是我的第一张原版《白碟》，后来我又陆陆续续搜集了五六种版本的《白碟》，几乎是下意识地，见一张买一张，仿佛这样就能让记忆中的味道持续得久一些，让青春期的影子拖曳得长一些……

《白碟》是披头士最神秘的作品，两张四面三十首歌，像一幢隔出无数房间的巨宅，每扇门都紧紧锁着，各自装潢成截然不同的面目。《白碟》是一大片凌乱错落的风景，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意义深远的细节。那些幽深古怪的表述方式，糅合了怀旧的记忆和革命的激情，在媚俗与前卫之间剧烈摆荡……它曾经是我记忆中，整整一年的背景音乐。

《白碟》只是权宜的称呼，事实上，这张唱片并没有标题。它的封面是一片彻彻底底的白，只有The BEATLES几个小小字母凸印在中央，必须侧着光才看得到。右下角是一列打印上去的流水号码，每张《白碟》都有一组独一无二的号码。展开对折的唱片封套，触目仍是一片雪白，四人的黑白肖像在下方排开，另一侧是淡色印刷的曲目。抽出唱片，内套是漆黑的厚纸，反衬出外套的白。专辑附送四大张全彩精印的披头士肖像，他们各自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你，刚好可以在床头的墙上贴成一排。继续翻寻，还有一张全开的海报，你必须站起身来，才能完全展开。海报正面是五颜六色的照片和涂鸦，背面则密密麻麻印着歌词。

唱片史上大概很难出现比《白碟》更酷的设计概念了，在几乎不可能更收敛的极简包装下，竟暗藏了这么多美丽的内容。

这些，在我第一次听《白碟》的时候都毫无所悉。那是一九八八年，正好是《白碟》发行二十周年。彼时我们听的都是卡带，连随身听都还是笨重不堪的那种造型。高二那年某个下午，天空阴沉着，仿佛很冷。我把还没拆封的《白碟》卡带塞进书包，钻进校刊社社办——那是一个僻处校园角落的报废教室，偶尔会在大家编贴着完稿的半途“砰”一声砸下一片天花板。大家都不在，社办空荡荡的，我坐进旧铁柜围起来的小隔间（那是一块只容一人工作的空间，摆了一副课桌椅和一盏点亮之后嘶嘶响个不停、随时像要烧掉的桌灯），把卡带塞进听写访问稿专用的手提录音机（那时候的手提录音机，一堵墙似的竖着，多么古朴的模样呀），用细细的音量放起《白碟》，然后摊开一摞稿纸，寻思该写一篇小说，抑或一首诗。

事实上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但热烘烘的桌灯照在稿纸上的气味让我心安。破烂的录音机喇叭传出一段段奇异的音乐，和我熟悉的披头士完全搭不上线，一直放到卡带第四面，喇叭里的声响使我惊骇莫名，那是约翰·列侬的实验作品，长达九分钟的《革命九号》（Revolution 9）。没有歌词、没有旋律，只有层层叠叠的音效拼贴：男人女人的喃喃自语、各种噪声、逆放的磁带、群众的骚乱、失焦的乐音、雨声、枪炮声、呼喊声……就像一部抽离了画面的实验电影，你只能听见声轨，据以想象一幕幕怪异的场景。《革命九号》就这样占领了我的脑海，像是在梦中反复走过无数次的景色倏然出现在眼前，却仍然隔着一层醒睡之间的隔膜，怎么样都跨不过去。

我在笔记簿里密密麻麻记录了《革命九号》的所有声音——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本意义深远的笔记簿，记载所有跟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我们总是叫它“札记”，仿佛这个名称能让里面的文字都变成智慧的箴言）。根据那时刚刚学习到的信息，一九六八据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革命的激情四处延烧，青年人正在造反。然而革命是什么？这个词似乎比较适合用来想望，而非身体力行。十六岁的我，怎么都无法体会革命是怎么回事。相片里墙上被涂销的反动标语、穿套头毛衣的金发青年在防暴警察的枪口种花、黄布条临风飘摇、焚烧的旗帜和证件冒出的黑烟，是这样吗？

或许，革命是像电影《墙》（The Wall）那样，把学校烧个精光，把该死的老师都抓去处绞刑吧。M便恨透了社团的那些“指导老师”，他不止一次用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干，”他会这样说，“我真的希望他们都去死。”

M这样说的时候，口气总是十分虚弱。他是校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我是他的副手，社团首席干部。几乎没有人投稿给校刊，偶尔收到一两篇，也通常会被我们判为“水准不够”，塞进退稿抽屉，最后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社员自己包办。那时候每篇文章都要上呈指导老师审稿，老师们总会用尽方法刁难我们的文章，无论那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高中课程改良刍议，抑或一首佶屈难读的现代诗。一开始，M还能浑身是劲地和老师拍桌子对骂，但这样的对立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谁都不免精疲力竭。

是的，彼时社会正在经历沸沸扬扬的改变，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高一下学期“发禁”解除，那顶丑到极点的大盘帽也不用戴了。同学们开始抹“浪子膏”、把鬓角修成梯形，甚至义无反顾地烫一头卷毛，引起全班哗然。我偷偷心仪着约翰·列侬在《白碟》海报里的披肩长发和圆框眼镜，默默告诉自己，有朝一日也要把头发留成那样。《白碟》时期的披头士造型真是令人神往，他们披垂着好看的长发，穿着贵族派头的西装，结着飘扬的领巾，表情平静自得，同时拥有年轻的面容和沧桑的智慧。他们是青年世代的王者，站在整个时代的巅峰朝远方眺望……

然后据说“舞禁”也解除了，但是高中生上舞厅依旧悬为厉禁，唯一合法的是一种叫做“镭射舞会”的名堂：大家在学校的体育馆挤作一堆，破烂的音响听起来像是社办那台手提录音机拿去放大一千倍。大家在砰砰砰的节奏中蹦来蹦去，作为最大噱头的镭射，通常只有寥寥几条光束，怎么看都和偌大的体育馆不成比例，那是一种典型的属于八〇年代的俗艳和凄凉。我去过一次，被巨大的音量震得头疼，全场又没有半个认识的女生。看着大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电视里的青春偶像模样，心里只觉得忧伤，没待几分钟就回家了，并且对那种集体的欢快情绪，那种官能上的铺张，感到深恶痛绝。

偶尔，在大学里搞学运的学长们会回到社里，带着他们编纂的地下刊物。我们敬而畏之地聆听他们细数与当局抗争的种种，也低头接受他们对我们这群不长进学弟的训斥。地下刊物的美编延续他们在高中便发展出来的优良品味，不同的是那些理直气壮的标题字句，墨色淋漓打在刊头，充满了铿锵的语感。我们把那些刊物在社办的墙上贴成一排，尽管未必看得懂上面的长篇大论，却有股“与有荣焉”的骄傲，仿佛也在校园民主的抗争中尽了一份责任。

当然，教官永远对我们这群躲在学校角落、整天请公假不上课的小鬼存有戒心，三不五时总会踱过来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偷抽烟或者聚赌打牌。一天教官趁门没关跑进社办，看到墙上那排地下刊物，二话不说，通通撕下来揣在怀里带走。事发之后，我们都等着训导主任或者总教官的约谈，带着一丝丝的忐忑和巨大的兴奋——这样一来，我们对抗的姿态就会落实了。然而等了几天，无声无息，我们怅然若失，但是也坚信在校长室隔壁那个神秘的“业检处”——传说中掌管“忠诚资料”的黑手单位，已经留下了我们的案底。这样的幻想，多少让我们好过了一些。

那位训导主任，屡次和我们拍桌对骂，他被激怒之后，总会涨红着脸一语不发，额头青筋暴现，脸颊的筋肉牵动眼角微微抽搐，那个表情总是被我们当成笑柄。在和训导主任历次对阵的记录中，我们都能成功地激怒他，并且好整以暇欣赏他抽搐的表情。大概只有一次例外：他找了M跟我去谈话，从八竿子打不着边的琐碎事情讲起，不外乎师长如何宽宏大量不与我们计较，年轻人应该把握光阴不要辜负社会栽培之类，然后话锋一转，忽然表情暧昧地问道：“怎么样，要不要吃公家饭？”

我和M面面相觑，过了片刻才醒觉，他是在邀我们入党。我们尴尬地笑了，训导主任说：“没问题，你们决定好，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国家需要像你们这样优秀的青年！”然后热络地拍了拍我们的肩头，仿佛我们是他的老友，而非被他“训导”的学生。我们告辞，走回社办，一路无话，脸颊烧烫。我们当然没有回去找他，也没有跟社里其他人提起，仿佛连被考虑到入党名单里，都是件可耻至极、应该赶快被忘记的事。

天气渐渐热起来，校刊快要送厂印刷了，我们开会讨论封面设计的问题。大家士气并不高，一篇讨论台湾民主前途的长文被指导老师封杀，另一篇针对同学做的问卷调查，关于操场是不是该无限期封闭让草皮长好之类的问题，也被迫重写，删掉了所有质疑口吻的句子。连M的编者按都屡经刁难，他已经没有力气咒骂了，只简单拜托我帮他把文章改一改，先弄成老师那边会通过的样子再说。总之，我们都觉得这期校刊编得窝囊极了。

然后我想起了《白碟》。既然这是一本我们都不满意的刊物，不晓得它有什么主题可言，让大家都赌烂（非常气愤）到极点，那还有什么封面设计会比留白更适合？我兴奋地比手画脚：从封面到封底，干脆一律纯白，只在封面上浮凸起校刊的名字，要侧着光才能看见。这完全符合我们对它的感觉：缺乏中心主题，零碎混乱，而且令人赌烂到无话可说。原本意兴阑珊的M也双眼发亮，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个好点子，他说，去问问印刷厂，那种打凸起来的字会不会很贵，要是可以，我们就这么办。

我们都很得意，仿佛这是整本校刊唯一值得嘉许的部分。印刷厂也说技术跟成本都不是问题，剩下没几天就要送厂了，我们都有默契，千万不要让指导老师知道这个点子，否则不知道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到时候直接进厂印刷，生米煮成熟饭，就谁也没办法了。

不过，倒霉的事情总会不偏不倚地降临。指导老师竟然鬼使神差，自己跑到社办来问起封面的事。M支支吾吾地解释了半天我们的构想，然后用一种谁听了都知道是臭盖（鬼扯，瞎掰）的口气说：“我们想用这个白色，来代表‘年轻人的纯洁’，大家都是未经污染的白纸，还有大好的彩色青春，等待我们去开创。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意思。”

我在一旁既紧张又忍不住想笑，老师皱着眉头，想了几秒钟，便恢复到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示我们要倒霉了。他慢吞吞地说：“哼哼，‘白色恐怖’是吧？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哼哼，开什么玩笑！我绝对不会答应你们这样乱搞！”然后掉头而去，留下我们坐困愁城。

两个礼拜之后的周末，新印好的校刊运到了社里，封面是黑底的版画，由才气纵横的美编T操刀完成。据他说，画中那个挽弓射日的小人，就是被威权压制的我们，多少有点螳臂当车的悲壮意味。这个隐讳的抗议符号总算瞒过了指导老师的法眼，顺利通过。

校刊发放下去没多久，楼上高三班的窗户便飘出一架架纸飞机，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线，翩然降落。捡起来一看，那是我写的文章。

那天正好是我的十七岁生日，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别人客气的一句“生日快乐”，只会让我感到更凄凉。顶着炽热的太阳走回社办，窝在铁柜围起来的隔间，想着没多久就要二十岁，不免恐慌起来。怎么，还来不及把自己搞清楚，就已经要长大了吗？

M走进来，看到了我。

“还好吧？”他问。

“还好。”我不晓得该说什么。

我伸手进书包，掏出《白碟》的卡带，问他：“要听吗？”

M笑了，点点头。我把卡带塞进录音机里，轻声放起音乐，披头士欢快地唱着，我们良久无言。

咦，正巧披头士唱到那首《生日》（Birthday）：你说今天你生日/今天也是我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们要开派对/请你一起跳舞！……1

唉，真是一首荒唐的歌。

“……今天也是我生日。”我轻声说。

“真的啊！生日快乐。你吃了没？”我摇摇头。

“那走吧！我请你吃面。”M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一起走出社办，太阳好大，蝉声在四面八方聒噪着。

“说实在的，White Album真的不错。”M有感而发地说。

“等会我可以借你听。”

“喔……我是说封面设计啦。”

“喔。”我笑了。

“以后再做刊物，我一定要做一本封面全白的！干！”

“好啊，那我帮你做完稿。”我们都笑了。

那是十七岁的第一天，天气很好，年轻的披头士奋力唱着歌，仿佛革命的年代正要开始。

一九九八

歌词原文

1 They say it's your birthday

It's my birthday too,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s We're going to a party party...

I would like you to dance...

选自Birth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