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国社会鸟瞰(3)
其七，铁镞。镞，就是箭头。弓箭的发明极早。箭头的使用材料，此前也经过了石头、青铜两大阶段。进入到春秋战国之交，虽然青铜镞仍然在普遍使用，但是也已经出现了铁镞，甚或更为优质的合金性质的铁镞。以实战用途论，合金性质的铁镞主要用于远距离射击的连弩之上。连弩的发射弓力越强大，箭头的主体就越长，重量就越大，这叫“长铤镞”。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长铤镞，最长的已经达到41.5厘米，也就是一尺二寸有余。其最前的铤首，也就是箭头部分，也长达4.5厘米，一寸有余。如此长大的箭镞，普通的臂张弓是无法射出的，其威力也是普通的单兵弓箭所不能比拟的。
战国后期，铁镞的使用已经迅速普及了。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箭镞，几乎都是合金性质的铁镞，其坚硬锋利，其误差之小，无疑是当时最优良的箭镞。铁镞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箭头的杀伤力与穿透性，是铁兵器的主要标志之一。
其八，铁制短刀。刀的出现很早，到战国时代，刀的使用已经很普及了。但是，由于青铜的质地限制，以力量威猛见长的刀，一直没能替代剑的主战地位。进入春秋战国之交，铁制刀已经普遍，但是其形制普遍较短较小，仍然未能成为主战兵器。其中最基础的原因，应当不会是当时对刀的威猛性缺乏认识，而更可能是大刀的铸造用铁量大大超过铁剑，因而社会性地普遍选择了铁制长剑。
（3）进攻性大型铁兵器的应用
其一，冲车。这是一种至少出现于殷商时代的大型攻城兵器。早期冲车，是青铜制作的四轮或多轮的重型冲撞车，主要用于撞击城门与城墙。很早时期的周文王攻打崇国时，就使用了冲车。进入战国，冲车的车篷、车辕、车轮都使用铁料制造，其坚固程度与冲撞力度都大大提高。
其二，撞车。这是一种比冲车构造相对简单的大型攻城兵器。其形粗大坚固，底部四只大铁轮，车架横梁部位用绳索悬挂一根巨大的石制或铁制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坚固锐利的巨型撞头，后部绳孔可固定数十条粗大麻绳。冲近城门时，车体四角用木桩固定，数十名兵士一齐拉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向前猛进撞击，威力惊人。
其三，巢车，也称耧车。这是一种形制高矮不同的瞭望指挥车，因其顶部的悬望楼状如鸟巢，故称“巢车”。又因其高，又被称为“云车”。较低的小型巢车，叫“望楼车”。各种巢车的实际用途，主要是供攻城战役的指挥者与发令司马站于高处，观察城内敌情，并以旗帜、号角等发布战场行动军令之用。春秋时期，巢车已经普遍使用。晋楚鄢陵之战，楚共王与太宰伯州犁便一起登上巢车，指挥攻城。进入战国时代，巢车与其他轮式大型兵器的金属部分，都以精制铁代替了青铜，其坚固快捷的程度大大高于既往。
其四，壕桥。也就是大军通过壕沟的铁板器械。在西周兵法《六韬·虎韬·必出》中，壕桥被称为“飞桥”。进入战国，“壕桥”发展为可折叠的两轮或四轮，可以快速推动的铁制车桥。攻城若遇小壕沟，壕桥可以直接展开供士兵通过；若遇较宽壕沟，则填土至一定程度后可推上大型的四轮壕桥展开，士兵便可大量通过。
其五，云梯。这是专门用来爬城攻击的大型兵器。早期云梯，在《诗经·大雅·皇矣》中，称为“钩援”。春秋中期，著名工师公输般发明了铁木结合制造的大型云梯，其形制为可推动前进的车梯结合，底部安装四只大铁轮，梯身是可以折叠的两节，伸展高度可达五到八丈，斜形梯身下的空间是藏兵的暗箱，可容纳十余名士兵。可是，公输般时代，这种攻城利器并不普及，原因在于制造的成本过高。进入战国，由于铁器的普及，这种云梯才被大量使用于实战。因为，云梯的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要害部位，非铁不足以强固耐用。
其六，飞弋连弩。飞弋者，飞出之箭也；连弩者，可以连续发射巨箭之大型机制之弓也。弩，起源于狩猎时代的弓。这就是《吴越春秋》所说的“弩生于弓”。早期的弩，是单人使用的臂张弩。其基本原理，是以可固定箭杆的机栝代替人的膂力开弓，使射出的箭既远又稳又准。春秋战国之交，由于铁器的普及，出现了可以连续发射的大型铁制连弩。《墨子·备高临篇》即有连弩之车的记载。《战国策·韩策一》说得更见具体：韩国大型连弩，“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发，百发不暇止”。秦始皇晚期巡视东海，更有以连弩射“大鱼”的史迹。六百步，若以当代人体的一步五尺计算，大体是三千尺，也就是一千米。长大如矛的巨箭能够射出一公里距离，且可连续一百发。此等威力，实在令人惊叹莫名。
其七，钩拒。这是春秋晚出现的水战兵器，也是公输般发明的。所谓“钩拒”，是战船士兵使用的可以钩住敌船，也可以顶住敌船的长大器械。《墨子·鲁问篇》记载：“公输般游楚，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之为兵。”也就是说，这种兵器不是搏杀兵器，而是一种应对敌方战船的器械，其形制比实战搏杀兵器要长出许多，要粗大许多，还要联合使用，否则，一人之力，不足以钩住或顶住一只战船。所以，这是一种专门用于水战的大型器械。
（4）防守型大型铁兵器的普遍应用
其一，铁蒺藜。这是抛撒于行军通道，用于阻挡敌方骑兵前进的障碍性装置。某种特定情况下，譬如夜间，也可以阻挡步兵。早期的蒺藜，多用木制。春秋战国之交，有了铁制的更为锋利坚硬的铁蒺藜。
其二，拒马。这是一种真正大型化的阻拦骑兵的组合型障碍装置。夏商周时代，已经发明了早期拒马，实际是一种以木桩组合固定成的架子障碍物，架子上可以镶嵌石矛、石刀或铜矛、铜刀。春秋战国之交，产生了铁制的拒马，以坚固木料为框架，镶嵌六到十支铁枪，后世称为“拒马枪”。《墨子·备蛾傅》篇，将拒马称为“锐镵”，用法为：“大道布拒马五行，行间距三尺；拒马尖锥长尺五，根埋三尺。”
其三，塞门刀车。塞门，是用途；刀车，是器械。这是一种用于守城防御的大型兵器。其形制，是一种坚固庞大的铁制两轮车，车体与城门之内的通道等宽；车前部有三到五层可固定尖刀的刀架，上竖刀尖向前的三五层锋利长刀，车体有粗大的双辕。但有敌军来攻，城门洞开，亮出大群士兵合力推出的刀车猛冲敌军，威力极大。
其四，行炉。就是一种能够推动行走的小型炼铁炉，一种专门设置于城墙之上的大型防守器械。使用方式是：敌军攻城，便在城头以行炉炼制铁水，然后推车到危急地段，以铁水向爬城敌军或云梯浇下，其摧毁力量几乎是恐怖效应。这种致命武器，只有在冶炼技术已经很发达的战国时代才可能产生。
其五，绞车绳梯。这是固定装置在城墙合适地段的一种大型空中输送器械，用于被敌军围困时将斥候秘密缒下城墙，或者将外部物资及信使接进城内。
上述铁制兵器，仅仅是战国大型铁兵器中直接涉及搏杀的基本部分。另外如大型战船、骑兵装具、士兵盔甲、营寨防守之鹿砦、阵地防守之壁垒、后勤输送之器械等，都因铁的使用而大大改进。
5.农业水利的发展
水利建设的大规模、高水准，是战国时代在社会基础方面的巨大进步。
自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就有治水的优秀传统。正是因为五帝时期那次历时将近百年的洪水劫难，才催生了我们民族的国家文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水利工程主要表现为对井田制灌溉网系统的建设，江河治理工程与水运开发工程则相对减少。那时候的中央王国与各国政府，都有一个位列三公的重要机构——司空，其主要职能便在于治水。
据《荀子·王制》记载，司空职司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这充分说明，治水以利农的自觉意识，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国家时代。
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力度空前加大，能否提高农耕生产水平，基本点在于能否解决水旱灾难。因此，水利建设在各个诸侯国普遍开展起来。这主要表现于三个领域：其一，预防水患的江河堤防，普遍在各国修筑起来；其二，利用江河水源的农田灌溉工程，比此前大有增加；其三，水上运输得到了大力开发，距离不长的运河在吴国、楚国、魏国相继出现；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已经通过吴国修建的一条通向宋国、鲁国的运河——邗沟，实现了联通。
进入战国，水利工程得到了大规模的蓬勃发展。最明显的进步，是战国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大幅度发展。
战国初期的水利建设，以魏国最为兴盛。西门豹在邺郡治水，引漳水灌溉农田，连续修建了12条水渠，同时开创了以灌溉冲洗盐碱地的方法。战国中后期，农田水利建设则以秦国为最盛，其代表作是战国中期在蜀郡修建的都江堰，战国晚期在关中修建的长约四百里的郑国渠，连带秦帝国初期开凿的联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是战国水利工程的最高峰。
农田水利建设的另一基本方面，是各国在田间灌溉系统方面的开发。由于旧的井田制的瓦解，新的私人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田间水利的修建，就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据《考工记》记载：战国时代的田间灌溉系统，主要是一个四级系统：浍（大渠），洫（次级渠），遂（过村小渠），畎（宽一尺、深一尺的入田小渠）。这种直接的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各个诸侯国都非常重视，修建得也很普遍。
战国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修建渠道的种种具体技术的发展，其最具典型性的农田水利技术，是以西门豹首创，经郑国再次大规模实践的消灭盐碱地（恶田）的技术。那时，这种技术被称为“用注填之水，溉泽卤之地”。这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基本技术之一。
其次，在水运开发工程方面，战国时代也有了大幅度进展。魏国在这一时期，开凿了三条运河，其中最大的是沟通黄河与淮水的运河——鸿沟。
从总体上鸟瞰战国，许多基本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
战国的思想迸发大潮，战国的诸子百家，战国的商旅贸易，战国的社会风尚，战国人的生命状态，战国的技术创造精神等，这些方面，我们在后面具体领域的进展中，将会分别涉及。这里，我们只是就社会进步的总体概貌及其最基本的基础方面给予了概括性的说明，绝不意味着战国的社会进步只有如此几个方面。
鸟瞰战国全貌，一个最根本的观察点是：在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战国时代的国家效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由此创造了新思想、新技术能够顺利滋生并迅速走向社会的良性土壤。这一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造性的大爆发。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率先改变与实质性进步，国家范围内的沉闷环境，就会使新思想难以滋生，更难以传播。各种生产技术的发明，就难以走进生产实践。其结果，必然是遏制社会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