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

第一章 导言

这个演讲课程的题目是希腊文化史。大家从一开始就要理解，这个课程不仅现在是一件尝试性的工作，而且一直会是一件尝试性的工作；演讲者不仅现在而且将一直是一个学习者和一位同学；还必须指出的是，他并不是一位古典学家，请求大家能够谅解他在古代语言学上的失误。

看上去与现在这个演讲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那些关于希腊古迹和希腊历史的课程，我们首先必须在任务上与它们划清界限。就像在我年轻的时候奥古斯特·柏克在他伟大的系列演说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希腊古迹”以一种地理的和历史的概览作为开始，在确定了希腊人的普遍特征之后，就开始分别论述他们生活的不同方面；首先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的概述，接着是几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国家，详述它们的政治、管理和法律制度，接着是国家之间的结盟和霸权。接下来是陆上和海上的战争艺术，私人生活，包括度量衡、商业、手工业和家庭管理（食品、服饰和居所）、婚姻、家庭结构、奴隶、教育、丧葬和为纪念死者而举行的仪式等内容。下面是宗教，包括崇拜和节日、艺术（对于这方面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在艺术史中有专门的论述）、运动会、戏剧和音乐；最后是关于希腊人在学习方面的概览。所有这些都运用的是古物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尽量使用一种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真实的细节和完成的东西来说明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作为将来的专门研究的依据；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离不开古典学者的帮助，而且需要一个专业的古典学者和古物学家来教授这门课程，因为只有一个专家才能够充分利用可以得到的相当稀少的材料。

我对这个课程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算作是一个学术性的讲座没有多大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它必然会被手册之类的东西所取代，比如C. F．赫尔曼（C. F. Hermann）和威尔海姆·瓦赫姆斯（Wilhelm Wachsmuth）主编的著名的三卷本的《希腊考古学》（Hellenische Altertumskunde）。为了确认一部手册的恰当功能，确认它不能构成一个演说课程的主题，我们只要看一看赫尔曼的《私人文物》（Privataltertümer）的目录就可以了，它大多是为了某个人的某种特殊需要编写而成的。其中只有几个段落与我们现在的课程有关，而且它们应该有着完全不同的编排方式。在所有这些材料中，我们需要选择的仅仅是那些可以最为鲜明地描写希腊人生活场景的内容。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去研究“希腊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去细致地描述那些基本的环境和力量？——除了十分精彩的希腊史著作已经存在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事件的叙述，更不用说那些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将会占去大多数留给我们的时间，因为在现在，对一些外在史实的某一项考证就会填满一整卷书的内容。而且，“事件”恰恰是最容易从书本中得到的东西，而我们的任务则是站在高处对事件进行观察。那么，如果所有最值得了解的关于古代希腊的东西只能在六十多个小时的演说中传达的话——面对的听众包括很多非古典学者——那么文化史的方法则是惟一可行的一种。

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希腊人的思维习惯和精神倾向的历史，去建构那些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十分活跃的生命的力量，这些力量既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它并不采用一种叙述的方式，尽管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历史（因为它们是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部分），而是研究希腊人那些重要的特性，那些有别于古代东方和在他们之后的那些民族的地方，要表现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变迁。希腊心灵或精神的历史必须是整个研究的目标。那些细节，甚至那些所谓的事件，只能作为支撑普遍历史的证据，其自身不能单独存在；因为那些我们想要的与思维习惯相关的实际知识其本身当然也同样是事实。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研究的时候，这些材料给我们展现的内容完全不同于那些仅仅把它们视作文物的研究者。

不论如何，大学里所有的历史教学都出现了危机，它迫使每一个人去开辟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对历史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思想的基本运动，依赖于我们的文化的基本走向；旧有的分类和方法不论在书本上还是在课程上都不再够用了。这给予了我们更大的自由。幸运的是不仅仅是文化史的观念，而且还有学术实践活动（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正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当中。

研究文化史的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与通常意义上的叙述事件的历史学相比，很多确定无疑的更为重要的事实凸现出来——那些事件通常是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被渲染过的，或者是希腊的天才们的谎话，完全是想像和自娱的产物。与此相比，文化史却拥有一种根本上的确定性，它大部分是由一种无意的、超然的，甚至是偶然的方式传达的材料所组成的；它们在无意之中暴露了它们的秘密，甚至是通过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虚假的装饰，这些装饰与它们试图记录和装点的材料的具体内容完全没有关系，因而对文化史家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

这种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已经逝去的人性的内核，描述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的希望、思想、洞察力以及能够做什么。在这一过程中，它将达到那些持久的东西，最终这些持久的东西比那些短暂的东西要伟大和重要得多，品质比行动更伟大，更有意义；因为行动只是相关的内在能力的特殊表达，这种内在的能力总能复制出这样的行动。那么，欲求和臆想与事件同等重要，观念与所作所为同等重要；因为时机一到，这种观念就会以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曾经试图探索其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人，

在其所有的愿望和行为中向我展现出来。

即使一个已经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并未真的发生，或者并不像人们所报道的那样发生，但认为它确实发生过的看法已经通过论述的典型性保留了其价值；在希腊的传统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实际上，或许从这些典型的陈述当中显现出的持久的东西就是这些古物最真实的“实际内容”，甚至比这些古物本身更加真实。通过它我们认识到了永恒的希腊人，认识到整体的结构而不是某个单一的要素。

“但是以这种方式我们不仅看不到独立的事件的叙述，甚至不再能够看到个体！文化史就只成为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故事，这些伟大人物的传记可是占据了绝大部分希腊的历史！”

他们还是将会给予足够的空间；实际上，并不是通过讲述他们一生的故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是那些精神事物的展示者和见证人。仅仅在讲到某一特定现象时才偶然提到他们的做法并不是对他们不敬；因为他们将作为这种现象的表达或者高潮，作为对这一伟大事件进行回顾的主要见证者而被提到。确实，对他们生平的描述将被牺牲掉，但是基本的史实，比如文化史的那些基本内容，就会比特例显得更为重要，经常发生的事情就会比独一无二的事情更为重要。

文化史还有一个更大的益处，那就是它可以把很多事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并根据各种史实在比例上的重要性来突出重点，无须面面俱到，这通常是古物学家和批判的历史学家所犯的错误。这种历史更关注那些能够与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联系的事实，可以唤醒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回应，不论这种回应是产生于这些事实与我们之间的亲和力还是疏离感。历史的碎石被丢弃在了一边。

另一方面，把文化史所面临的困境搁置在一边忽略不计也是错误的。其事实的确定性有一部分被那些在另一个方面威胁着我们的研究的巨大幻象抵消了。我们怎样知道什么是持久的和典型的东西以及什么不是呢？只有长期的和广泛的阅读才能确认这一点；同时，很多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会被忽视，而仅仅把重点放在偶然性的东西上面。在阅读的过程中，研究者碰巧看到的每一个字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却是极其引人入胜的，这将依赖于当时的情绪和警醒或疲劳的状态，尤其取决于这项研究所达到的成熟的程度。所有这些只有在对不同风格和类型的希腊文献进行长期的阅读之后才能够得到自我调整。这一阶段的加倍努力恰恰会使需要抵达的预期目标误入歧途；细致的倾听和平稳的工作节奏反而是更好的成功之道。

我们还必须承认，在一些领域文献过于丰富，从过去直至今天，由于在选择哪些东西进行研究的时候表现出的完全的武断性，历史学家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责备。而且，与文化史的方法相符的事实陈述带来了一系列与传统的叙述历史事件的史学非常不同的问题。首先，后者只能按照前后顺序来讲，叙述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然而，这些事情本身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同时发生的整体。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巨型的连续统一体，最好用一个星空图来形容；追寻其轨迹的努力始终是令人困惑的，就像是同一个单个的天体忽而处于边缘且容易接近，忽而处于很远的地方，忽而又处于中心。

任何一个需要面对这些材料的人，就像任何一个研究者那样，必然会急切地询问：“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答案是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

首先，因为事情总是在各个方面相互纠缠在一起，所以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举例来说，伟大的神话涵盖了所有的希腊思想、观念和感情，面对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精神海洋，我们不得不在很多不同的上下文中进行讨论，而且，要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存在的三种主要的联系当中去讨论，它们是：

1．作为希腊生活中的一种持久的力量；

2．与希腊人的根本的世界观相联系；

3．作为某一个民族的特定时代的映像。

必须尽可能地提供大量的细节；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知识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结论。我们还要允许自己提出暂时性的假设，同时说明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最后，在材料的选择上完全不可能避免相当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我不会自诩为“科学的”，我没有什么方法，至少没有一套与其他的学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让我们设想一下那些作为我的演说基础的相同的研究，那些在具有相对重要性的材料的引导下所进行的小心谨慎的主观研究，另一个人还是很可能会在材料上做出相当不同的选择，对这些材料进行不同的处理，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还会绘制出一幅（差异更大的）更为细致和宽广的图画；如果幸运的话，我自己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重新设计这门课程。同时，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在时间如此有限而我们的研究又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满足于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东西吧。

做好舍弃很多东西的准备是十分重要的，要舍弃所有那些实际上与思维习惯和观念并不十分相关的东西。首先，尽管出于不得已，需要舍弃对于起源问题（beginnings）的关键性考察，这一考察需要对希腊人以外的其他很多民族进行充足的比较研究。我们必须舍弃那些对普通的外部生活的讨论，舍弃那些处于同一时代和相似的气候条件下的其他民族，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够有助于理解独特的希腊精神的特征上面。

这个课程还为那些非古典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学术视野；由于避免了与古迹的全方位接触，这使得古典研究即刻变得十分容易接近。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够通过阅读材料成为一个同行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对非专业人士尤为适用。“古代”（Antiquities）需要一种博学的、宽广的和比较性质的专业研究，至少在某一既定的领域内，如果这项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话，这将耗尽一个人的终身精力，以追求完善为目标，然而这里所讲的文化史的训练却能够给任何人文主义者带来直接的益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似乎应该对这项共同的人文主义教育给予应有的尊重。

在埃尼乌斯（Ennius）的所谓“三弦”（tria corda）的意义上，任何一项对异域文献的彻底研究都是一种对自身的丰富，在研究中都会发现一种不同于我们自身的思想偏向，或者是一些已经逝去的和异类的精神成就：这种看法尤其适用于希腊文献。在其他的文献中，形式是令人不快的，外壳包裹得太紧，几乎是无法渗透的，风格是如此地富于象征性，以至于难于理解，对希腊人来说，至少对精神事物的表达与其他地方相比具有更加明晰的优点——思想和它的居所都是非常优美的；与其他地方相比，形式和内容结合得更加完美。就内容而言，教师应该不断地强调，每一个有名的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是文化史研究的素材。因此，希腊文化史成为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极为清晰和易于审视的部分。

我们首先把叙述性作家放在首位：他们活跃的和富有意义的品质往往并不是通过他们所讲述的事件而是通过他们记录事件的方式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这种方式是由思想上的先入之见所决定的。不论这些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它们还是传达了希腊人的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思维习惯。

对于诗歌和哲学，有一套与其内容、文学价值和意义密切相关的高度发达的特殊规则；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过去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民族的赠礼，一种已经逝去的但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关于最高秩序的精神证明。

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在最宽泛和最自由的意义上把古典作家的作品当作“材料”来阅读的原因。如果这种阅读足够系统的话，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对于任何一个做出这种努力的人都能够在阅读中有所收获；每个读者点燃的思想之火将使他与每位作家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联系。

不沉迷于今天的文字当然是很有益处的，这些文字对人们的神经具有如此直接的吸引力；首要的是不要读报纸。属于今天的任何事情都易于与我们自身感兴趣的材料联系在一起；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则更有可能与我们的精神本性相结合，与更高的情趣相结合。那样的话，我们的思维将愈加敏捷，我们甚至将学会成功地解读出过去的秘密。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之前已经这样做了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放弃这种努力。这种工作永远不能“完成”，不能一劳永逸。在任何情况下，处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对十分遥远的历史时代有一种十分新鲜、不同的看法；例如，事实可能是，修昔底德所记载的史事的巨大意义只有在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时间里才会被认识到。

我的意图并不是鼓励学生去从事那些为别人带来益处的事情，或是鼓励通常的文学意义上的专门研究，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把他所有的精力集中于某一单一的主题或系列专题的彻底考察或陈述；而是寻找一种作为整体的共鸣，一种对希腊主义（Hellenism）的整体理解。博学适合于现代的历史学和古代研究：我们正在计划进行一种持续终生的教育和享受。

阅读材料的方式与这一目标相对应；大多数卓越的不朽之作——历史学家，诗人，等等——每个都展现出一个完整的画面，不能仅仅作为有某种具体用途的文献被引用，而应该当作整体来阅读。研究者同样应当认真地阅读很多二流和三流作家的全部作品，不要完全依赖于那些在他之前读过这些作品的人。我们应该凝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不朽之作，文献材料就是许多这样的不朽之作；而且，最重要的东西往往是在很遥远的地方被发现的。

我们应该利用好可以得到的优秀的翻译和注释。求助于修昔底德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倪索斯和西塞罗两个人都承认，由于其艰涩的文风，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任何执意不要别人的帮助自己阅读他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信心，以至于不能从头读到尾。促使我们阅读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发现什么是对我们重要的东西。参考书不能由专家来划定，只有让我们自己发现的一些资料进行化学反应，利用我们自己的微弱的先见之明，才能把它们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财富。

我们从希腊的往昔搜集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史料。并不仅仅是那些写下来的东西。每一件幸存的残片都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建筑和视觉艺术的残篇；文献不仅包括历史、诗歌和哲学著作，还有政治作品、演说、信件，还有后人编辑的文集以及做的说明，往往可以提供非常古老的证据。挑挑拣拣并不是完成古代世界的伟大画卷的细部的主要途径。即使是伪造者，一旦被我们识破，了解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其伪作也能够不自觉地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十分自然的是，我们非常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回到那些伟大作品的身旁，或许是为了劫掠那些悲剧作家身上所蕴藏的历史财富——已经达到完全成熟形式的神话，最有高度的、最深刻的和最具创造性的性格特征，这样一种风格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我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收益。第一次阅读通常在语言和主旨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可以自由地审视作品，对其形式和内容心领神会。有一些作家，比如赫西俄德，在每件作品中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打开新的视野；我们每次阅读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都会揭示出新的特点。

那么，今天，尤其是今天的德国文化与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呢？

从温克尔曼、列森（Lessing）以及沃斯（Voss）翻译荷马开始，一种情绪就已经产生了，那就是在希腊精神和德国精神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结合”（hieros gamos），这是一种没有其他的现代西方人能够分享的独特关系和共鸣。歌德和席勒在精神上是属于古典时代的。

作为一部分的结果，学院和大学中的古典研究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而且越发深刻，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就是认为古典古代是所有门类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感受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与此同时，古代研究的范围也被极大地拓展了。古埃及和亚述的碑铭，欧洲的史前遗存，民族学的产生，对人类及其语言起源的研究，都需要关注，希腊研究开始受到了排挤。

而且，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是如此深入以至于研究工作的最小的分支也需要几代人耗尽全部精力，同时需要来自于国家的对研究所和收藏机构的无条件支持。

蒙森曾经写道，在文法学校（Gymnasien），“较高层次的教育为有教养的阶层的孩子成为从事古典研究的教授做好了准备”——不论在现在还是在那时，最重要的教育工具就是古希腊语。但是，在完成了离校前的考试之后，一切又走上了熟悉的传统轨道。除了少数成为古典学家之外，大多数学生完全把古典作家丢在了一边。首先，大约三个月以后，他们便忘记了精致的、苦苦学来的悲剧合唱的韵律，接着，一个接一个，动词的形式，最后是单词——很多人就这样愉快地忘记了它们。生活和学习又有了其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文法学校和心灵的真正的未来发展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关系，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努力对古代希腊保持一种鲜活的感情。

结论如下：

我们并不打算颂扬，我们将不允许用热情来给我们的判断加上颜色。就像柏克所说的，“希腊人并不像大多数人设想的那样快乐”。但是，希腊精神生活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其在东西方之间的位置，必须表述清楚。

因此，他们确实做了些什么，承受了哪些痛苦，以及他们看上去自由地做了什么和承受了些什么，这些都完全不同于所有早期的民族。他们是原创的，自发的和自觉的，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所有的其他民族仍然被一种或多或少的愚钝无知的必然性所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就他们的创造性和他们的潜能来说，他们似乎是地球上天才的代表，同时也要承受所有的失败和痛苦。在精神生活中，他们达到了新的境界，虽然其他民族不甘示弱，他们也努力使自己接受这一现实并从中获得益处，但是他们在获取成功的能力上与希腊人相比还是稍逊一筹。这就是子孙后代需要研究希腊的原因；如果我们忽视了他们，我们就只能接受我们自身的堕落了。

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观察力是异乎寻常的。通过他们对世界的研究，希腊人不仅照亮了他们自己的人性，而且还照亮了其他所有古代人的人性；如果没有他们，热爱希腊的罗马人将不会有关于过去的认识，因为所有其他民族除了对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城堡、神庙和神祇之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所有后来的对世界的客观理解都只是希腊人开始搭建的基本架构的某种装饰而已。我们用希腊人的眼睛看世界，用他们的词汇说话。

竭尽全力地去完善和完成从起源开始对世界和人类的连续性图景的描述是受过教育者的不言而喻的独特职责，同时也只有他们有这种能力。这标志着有意识的文明人从无意识的野蛮人中分离出来。对过去和未来的认识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对过去可能会充满责备，对未来会充满焦虑，而动物对这些则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感谢希腊人对世界的洞察，在这里，他们与我们十分接近；在创造力的领域里，他们是如此伟大，这是他们的崇拜者所望尘莫及的。由于文化史比事件史能够更为清楚地体现出这种关系，所以才会赢得我们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