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日在“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合作机遇与路径选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虽然客观来看中日之间存在竞争激烈、合作有限的现实，但针对日本意识、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我国一方面应冷静对待，另一方面应挖掘双方合作空间与潜力，提升“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合作性功能。由于目前中日双方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均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两国海外投资的现实需求，我国应对日强调“一带一路”的积极成果，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共赢的机遇和空间，减少零和博弈。
（一）学习借鉴“日本经验”，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进行海外投资，至今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及教训。截至2015年末，日本海外净资产连续25年居世界首位，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日本通过产官学研等官民一体化协调机制，明晰各个参与主体的行动边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信息及制度支持。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对重点地区精耕细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当地人才培训，以教育和文化产业等软实力提升公共产品形象。在技术革新带来产业升级的同时，日本培育出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企业，作为日本名片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在对日宣传中可注重强化经济合作，善意表达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经验学习的态度，增强其主动利用“一带一路”平台进行经济转型和升级的意愿。
（二）积极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
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时表示，中方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开展第三方产能合作。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中日两国企业已有共同开拓新兴国家基建市场的先例，如2011年中石化炼化工程公司与丸红共同获得哈萨克斯坦阿特劳（Atyrau）石油精炼厂的基础设施建设订单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在资本、产品和人力等方面的优势与日本企业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相结合，共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基础设施市场，构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平台，提升两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如日本川崎重工集团与中国海螺集团共同研发世界领先的水泥余热发电综合利用技术，2015年9月，双方签署进一步深化合作备忘录，在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在上海成立新的合资公司，利用“一带一路”商机，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三）加强金融合作，推动亚洲金融市场建设
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正式开业，日本未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而且从亚投行倡议之始，日本在多种场合对其治理机制、融资标准等提出要求，并计划建立1100亿美元“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此牵制亚投行。面临亚洲基础设施长期而巨大的资金缺口，作为持有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两个亚洲国家之一，加之两国金融机构在银团贷款、贸易融资等基础设施领域积累的经验，我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重要契机，加强中日在亚洲地区金融领域合作，通过金融服务便利化安排的制度性合作，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一方面继续发挥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如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区域多边开发性机构，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形成资金和制度互补，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联合融资。另一方面，共同完善亚洲金融市场建设，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如加快建设亚洲债券市场，扩大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为亚洲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四）扩大节能领域合作空间，建设高效亚洲能源市场
中国、日本同为能源消费大国，均致力于改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优化绿色能源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将能源产业合作作为重点，我国应扩大中国、日本及东道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于欧美国家掌握能源定价权的现实中，推动亚洲能源共同市场建设。此外，在加速提升传统能源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同时，我国应学习日本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等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在新型能源产业信息处理、技术创新、融资安排、人文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提升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五）推动区域贸易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未能全面复苏。由于经济下行，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策抬头倾向，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新挑战。虽然美日等12个国家宣布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但TPP审议能否最终通过，还将面临各国政党之间、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博弈。日本作为唯一同时参与TPP、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国家，其动向值得关注。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地区及全球提供新型公共产品，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全球贸易公平竞争环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中日两国应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语境下，引领和推动亚太经贸规则重构。同时推动日本在亚洲区域合作的独立性，加快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进程，为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最终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提供有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