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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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初叶

1505年9月19日,在弘治皇帝死后11天,他的13岁儿子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10个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儿子(实际上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继承了皇位。虽然谣传这个孩子是皇后的一个近侍宫女所生,但这从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不确实的。他的父亲非常疼爱他,1492年立他为太子。据说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专心,勤奋,对他的师傅们彬彬有礼。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表现很好,小心谨慎地亲自履行给他规定的职责。他喜爱的娱乐是骑马和射箭。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段话:“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 Ⅲ,第55—56页。

年轻的皇帝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靠太监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监。他的大学士们很难向他说明他们对于太监掌权的忧虑。

皇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三个大学士,他们当中最年轻的56岁。他并不特别喜欢他们或他们为他设想的职责。他从执政之初就不听他们的劝告。1505年晚期他开始派太监担任军事和财政监督人,尽管这种职位在大学士们以他名义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已经予以废除。

在他的妻子于1506年8月立为皇后以后不久,他就不再和她住在一起。他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们四处走动,他们起初以骑马、射箭、角抵和音乐使他总是高高兴兴。1506年夏季期间,他还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北京的街道上闲逛。他借口他的母亲或祖母正在探望他而照例取消他每天的学习时间。他常常醉酒。

很快就弄清楚,他不想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他宁愿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太监,而不是托付给文官。1506年10月,他陷入和他的大学士们的一场争论,因为他已经同意让一个太监用盐引采购纺织品。盐引准许持有人从一个指定的帝国盐专利机构中认领盐斤。拥有的盐斤超过引上规定的数额是严重的罪行。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年,第189—224页。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年)尽力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太监无疑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取得额外的盐斤去出卖。如果他在飘扬着绣有“皇盐”大字黄旗的御船中在运河上扬帆行驶,没有一个官吏或商人将敢于和他冲突。皇帝没有被说服,他反而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16,台北,1965年),94,第4153—4154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515页。尽管在这一事例中,他终于同意给这个太监一些采购的银锭,他却从没有改变对文官们的看法。

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年5月他命令户部调查国库的情况。户部尚书报告说,岁入银两定额定为每年150万两,而支出银两定额定为100万两左右。当这两种定额都实际达到时,保存银锭的太仓藏有的结余应在200万两到400万两之间。但是,由于拖欠和免征,预期的税收很少能收足。而到16世纪初年年度支出银两已达每年500万两。

当皇帝拒绝用他的任何个人收入偿付任何支出时,情况变得更糟了。明代皇帝的惯例是用他们自己的款项支付赠品和奖品。1506年7月,户部尚书韩文(1441—1526年)抱怨说,皇帝的父亲为了他即位时的赏赐,只从户部库中动用了30万两银子,而这位年轻皇帝只这一项用途就已花费了140多万两,全部是从户部库中支付的。

朝廷官员们除了提出节约的办法外,没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议。相反,太监们提出了许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资财的方案。皇帝由于需要更多的钱财,乐意实施它们,而不顾他的大学士们和尚书们的反对。这些方案大多数涉及新的租税、通常的运输税、牲畜饲养和荒地税,以及皇庄土地的附加税。他照例批准这类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