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长弧

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Wenn die Tiger trinkend sich im Wasser erblicken werden sie oft gefährlich. [如果老虎喝水时看见了自己的水中倒影，它往往会变得凶猛可怕。]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本文的目的其实有三。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必定产生两类对比鲜明的序列（seriality）的那些物质、制度和话语基础，给现代世界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问题重塑框架。那两种序列，我将称之为自由（unbound）序列和约束（bound）序列。自由序列起源于出版物市场（尤其是报纸）与流行表演的表征中；举世通行的复数名词，如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之类，皆其显例。正是这种序列使得——比如说——联合国（United Nations）成为一个正常的、毫不怪诞的机构。约束序列源于政府管理，特别是人口普查和选举这类制度，典型的例子是这样一些限定性族系，如亚裔美国人、布尔人、图西人等。正是这种序列使得“联合族群”（United Ethnicities）或“联合身份”（United Identities）不可思议。第二个目的是，在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ethnicity）之间，以及关联地、间接地在普世性与“世界性的”混生（hybridity）之间，划一条既可行又清晰的分析性界线。第三个目的是，部分地通过反思扎根于工业物质文明、将宇宙挪走为世界让路的那些日常生活实践，清除掉像“派生性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这些怪物，它们曾被用来理解民族主义和一种极度标准化的政治观的惊人全球传播。我将大量使用本人取自从前的第三世界的阐释材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那个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的速度与程度，峻急得让这两种序列性的兴起猛然大白于世。

自由序列

中爪哇的小镇得郎古（Delanggu），四面环绕着巨大而优良的糖料作物种植园，有殖民政府的，也有本地王室的。1920年2月29日，这里发生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露天公共集会。演讲者们向着也许茫然不解却又兴奋不已的农民和糖厂工人们致辞。今天看来，或许甚至在当时看来，这其中奇特地引人注目者，恐怕莫过于哈吉·米斯巴赫（Haji Misbach）了。他是从麦加归来的虔诚的朝圣者，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一张黑面孔夹在闪烁着白光的太阳帽和剪裁得体的荷式白夹克中间。在演说中，他激愤地说出了如下的话：

当前时代真可谓是djaman balik boeono[古代爪哇语的民间说法，意为“反了天的时代”]，因为过去高高在上的，如今必定摔翻在下。听说在Oostenrijk[荷兰语，“奥匈”]国家，眼下就有一次反了天去了，它原先受一个Radja[印尼语，“国王”]统治，现在处于一个共和国的治下，很多ambtenaar[荷兰语，“官僚”]都被共和国杀了头。一个过去的ambtenaar只能低眉顺眼，因为他的喉咙快被割断了。所以，弟兄们，记住了！这片国土只属于我们，不属于别人。

其实，查理七世在1918年11月已经宣布放弃他的帝国—王朝权利。这样一种翻天覆地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已经接踵而至。库恩·贝拉的匈牙利共产党已经于1919年3月21日执掌政权，在该政权遭遇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入侵而倒台之前的四个月里，它确实即刻处决了大批阶级敌人。但是到11月25日，协约国扶持海军上将霍希上台，他也开展了自己的恐怖活动。米斯巴赫令人惋惜地落后了七个月（但只有七个月！），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如此，他的话在许多方面，一如他正在侃侃陈词的群众大会，对中爪哇殖民地都是新鲜的，因为他向他的听众们讲话的时候，满怀着对“世界”另一侧的奥匈国家之存在的深信不疑，而他自己的语言此时还没有那个国家的名字，他本人终其一生也不曾亲眼见过它。而且，他描述的革命事件被说成是与爪哇的事件同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单一时间——天翻地覆的年代——框架内协调一致的。这种协同性容许他预期，刚刚在奥匈国家的君主和旧官僚头上发生的事情，随即也将在荷属东印度的相应人物头上发生。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米斯巴赫运用不起眼的单词“一”（a）。“一个”君主，“一次”反了天去，“一个”共和国，“一个”前政府官僚——在每个情形下，“一”表示紧随其后的是单一范畴—序列的一分子，该序列跨越了可见的爪哇和不可见的奥匈帝国。范畴的名称可以无所谓地用荷兰—欧洲语言、印尼马来语或爪哇语表达，这也显示出当时全新的一种生活见解：语言彼此是透明的，彼此渗透，彼此勘测疆域——它们同等地远离或接近物质世界。这种平等性在米斯巴赫父亲的青年时代是不大可能的，它要行得通，荷兰语就得从殖民权力的语言这个位置上降下来，爪哇语也得从祖传真理的语言这个地位上走下来。最后，人们注意到“天”字（boeono）的语义学负荷上一种深刻但肯定是无意识的转变。它原来的意思是近似“宇宙”（cosmos）的某种东西，一种分等级安排的自然而垂直的天地万物，从上帝（或诸神）经由国王、贵族和农民递降，直到动物、植物和它们置身其中的景观。恰是这个意思方可解释，为什么小小的爪哇王公大言不惭地自称“巴固甫握诺”（Paku Buwono，意为上天的铆钉）或“哈孟古甫握诺”（Hamengku Buwono，意为上天的支柱），却浑不觉其荒谬。但是米斯巴赫显然是在“世界”这种全新意义上使用“天”字，这个“世界”是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类所组成的水平的人世间，火山、恶魔、水牛、神仙都从中消失了。

考虑一下另一种对照，爪哇人/荷属东印度人的对照，人们能够生动领会这其中所涉变化的急转性。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我探讨了1913年的一篇典范的报刊文章，系米斯巴赫贵族气的同时代人、反殖战友苏瓦尔迪·苏占宁拉（Soewardi Soerjaningrat）所作。它的标题是“Als ik eens Nederlander was”，最好可以译成“假如我眼下是一个荷兰人”。文章旨在点出荷兰殖民者的矛盾行径：一面欢庆荷兰从拿破仑征服中获得独立，一面强迫他们征服下的土著人为那些庆典的花销掏钱。但是我们也能看出，苏瓦尔迪的讽刺性修辞无动于衷地把这一匿名序列视为当然：荷兰人。相比之下，如果人们看看蒂博内哥罗（Diponegoro）亲王在被监押的流放中写作的回忆录，就会发现这种意义的“荷兰人”从未出现过。蒂博内哥罗亲王是苏瓦尔迪不算太远房的老辈亲戚，在1825—1830年间领导了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的长期武装斗争，因此今天他是独立印尼首屈一指的历史英雄。他以封建时代的手写本风格，记下了他的显达的敌人的个人名号和头衔。如果这些敌人不是“荷兰人”序列的组成部分，那么他本人也不是“一个”亲王，或“一个”爪哇人。

还有一个词缺席了蒂博内哥罗的忧郁的回想，那就是我们可忠实地译为“政治”的东西。这种缺席一点也不是特异的。在亚洲和非洲几乎一切地方，过去百年间都不得不为这个概念创造新词，每个新造词的诞生日通常都接近于民族主义的诞生日。要让“政治”变得可以设想，成为一个界划井然的生活领域，有两件事必得发生。（1）专门化的机构和社会实践必得历历可见，而且不能以陈旧词汇漫不经心地曲解它们，那些词汇属于从宇宙论和宗教上加以维系的君主政体。它们就是普选、总统、审查官、政党、工会、集会、警察、领袖、立法机关、联合抵制，诸如此类——民族也是。（2）世界必得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如是，则不论其所包含的社会和政治系统、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体如何千差万别，都有一种不言自明地处处发生的共同活动——“政治”。

在亚洲和非洲，“政治”词汇几乎总是先于它们的制度性实现，这有别于（比如说）“工业主义”或“军国主义”，我们知道，后者是在它们想要表示的现象已经开动起来几十年以后，才在欧洲创造出来的。人们先读到政治词汇，再按它们的模型仿制——所以最早的本土袖珍词典往往是关于“怎么办”的政治词语汇编。

报纸

这样的词语汇编一般是通过早期的报纸和杂志传布开去的，这让人得以考虑按模型仿制（modelling）过程的特殊性质，以及可以说是构成该过程基础的语法。这种仿制主要是靠序列化（serialization）发挥作用，而不是靠简单的复制。1983年我讨论过报纸在想象民族时所需的时间观念的创生中所起的作用，我在那里强调，每份日报向读者提供的那些明显是无规则的事件，它们的日历同时性具有重要意义。现今我确信这是片面的。我完全忽略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的连贯性原则。其一是各地的报纸都把“人世间”当作它们的领域，不管它们怎样偏颇地理解它。一家报纸，将它的事件报道局限于它出版地所在的政治区域，这大概是违反自然（contra naturam）的。卢旺达的恐怖事件出现在东京的报纸上，斯德哥尔摩的报纸描述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出现在仰光的报纸上，这一切看起来都如出一辙地绝对自然。其二是这种自然的普世性无论在何处，都被不自觉的词汇标准化深深地加强了，后者彻底盖过了报纸上本地新闻和外地新闻之间的任何正式界线。这不是什么新近的发展。在米斯巴赫的年代，秘鲁、奥匈、日本、奥斯曼帝国——不论它们在人口、语言、信仰和生活状况间的实际差异多么巨大，都以极其同质化的方式被报道。天皇或许住在日本国内，可是他会作为（一位）君主，现身其他各地的报端。甘地可能是孟买的圣雄，但在别处会被描述成“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鼓动家、“一位”[印度教的]领袖。圣彼得堡、加拉加斯、亚的斯亚贝巴——通通是首都。牙买加、柬埔寨、安哥拉——通通是殖民地。

这不是说真正的相似性不存在，因为在十九、二十世纪，日常的制度性仿制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毋宁说，恰恰是报纸的编排，凭借其不断变化的内容的随机性，妨碍了人们想象别的什么东西，这才是实情。我们甚至可以说，间或向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时存在的想象力展现犹大之狮和天子（除了两个完全隔离的廷臣和官吏小集团以外，其他人不能亲眼目睹他们的真身），需要将之放置到一个单一的明确序列中去：帝王。这类序列是日常的一般概念，透过并跨越一切印刷语言渗入人心，但绝不是必定以单向流动的方式。仅举一例：从中古时期以来，萨迪纳（sakdina）这个词就卑躬屈膝地指称暹罗传统的以君王为中心的地位体系，1950年代年轻的泰国马克思主义者攫获了它，此时含义大变；对他们来说，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运用这同一个术语，进而写到中世纪欧洲的萨迪纳社会体系，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萨迪纳和“封建”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我们会看出，这正如“翻天覆地”与“革命”互换一样）。这不表示它们说的全然是一回事，倒是表示，从曼谷到伯明翰，有两个对应的序列，正横穿一个单数的世界绵延开去，并准确无误地勾绘出这个单数世界。这个例子也是一个象征，表明新的序列思维自始即有的运作方式：它既可能在报纸页面上共时性地运转，也可能纵贯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历时性地运转。

正是从这种序列逻辑内部，一种表征的新语法形成了，这也是想象民族的先决条件。后期的殖民地环境对理解这一发展是尤为适宜的场所，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考察这种逻辑是如何以相同的方式——尽管是在各不相连的制度背景下，在白人统治者和有色人种的被统治者中间运行的。为了阐明这个过程，让我们暂且继续探讨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期的荷属东印度。

商业中心的表演

近至这个时期前，各式各样的大众本土戏院，包括名闻遐迩的传统皮影戏，都是建基于一种或可谓之传统形象（iconographic）的逻辑。那些故事由真人表演，或者由木偶表演，伴以操纵木偶者的画外音；它们取材于地方传奇或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的情节片段，后者历经数世纪，已经十分本地化了，只有极少数有文化修养的人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印度起源。不但故事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它们的表演在传统形象上也是固定不变的。节目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物全都经由标准化的身体类型、发型头饰、服装样式、谈吐风格和全套姿势，精心地区分开来了。只有一个因陀罗、罗摩或阿朱那，他们在登台亮相的一瞬间就会被认出。不存在解释这类人物的问题，他们往往被理解成舞台以外实实在在的生命，因此演员的身份，甚至常常包括性别，都是不足挂齿的事情。很吊诡的是，支配着罗摩能够可信地说什么的那些传统形象规则如此严格，人们从来没想过还要剧本，轻松的即兴创作在当时司空见惯。

然而临近十九世纪末，一种新型剧院在报纸商业中心成形，它以其特有方式招徕巡回的欧亚人和欧洲人剧团进行杂耍和轻歌剧演出。当本土演员以适中的票价上演方言版的《威尼斯商人》时，它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个异域标题的爽心的神秘性（威尼斯？在哪儿？但人们在任何一幅印制的“世界”地图上都能找到它——地图中可没什么天堂或地狱的插图）。像这类戏剧里的大多数人物一样，夏洛克不能依照传统形象加以呈现。迄今尚无任何惯例，说明他应该如何目视、穿扮、言语和举手投足。传统戏曲里不曾出现过犹太人，也没有高利贷者。所以除了（用准社会学的话说）把夏洛克当作一个社会类型或类型组合，没有别的办法饰演他。男演员（此时性别就很要紧了）不再可以即兴创作，而需要剧本和排练相助，才能表现出一个逼真的犹太高利贷者；这种逼真性有赖于让观众相信夏洛克的社会真实性，换言之，他可以被置放在像残忍的高利贷者、溺爱子女的父亲和财迷心窍的守财奴这些彼此交叉的普遍序列中，也可以被置换。然而他的代表性不只是扎根于人们经验的殖民地生活（诚然，谁都知道高利贷者、守财奴和溺爱子女的父亲，可是在东印度群岛，犹太人少之又少，几乎见不到），也是建立在“表征王国”自身亦即出版物世界基础之上的。在那里，虚构的夏洛克、哈姆雷特和珍妮维芙们不仅“合乎语法规则地”与真实的序列的都城、罢工、选举和足球赛结成一体，也与图片广告连在一起，后者除非当作对序列的称心商品之丰饶角的诱人提喻，否则总是莫名其妙的。

约束序列

与此同时，在社会高层，序列化向十分不同的方向推进着。1920年，正当哈吉·米斯巴赫在中爪哇的蔗糖带发动革命运动时，殖民政权在其疆域内实施了首次“科学的人口普查”。就世界范围来看，这无疑显得略迟了些，但还不算太迟。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从事具有科学雏形的公共人口普查活动的首创之国，它于1790年进行了勉强过得去的全国人口统计，比法国、荷兰和英国早了十年。但是直到1850年，调查单位还是家户，只有家长的名字被记录下来。迟至1880年，华盛顿才成立了中央的人口普查办公室，要到1902年，这个办公室改名为人口普查局以后，方始成为一个常设的政府专职机构。放宽视野，我们注意到，只是在1853年，时值1848年欧洲民族主义动荡平息之初，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统计学大会才正式通过一项决议，要建立基本的“科学”要求，以期获得人口普查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与普查内容和技术的标准化。

这样一项决议不得不在1855年的巴黎大会、1860年的伦敦大会和1867年的佛罗伦萨大会上反复投票表决，说明统计学家们把人口统计数据处理加以现代化和跨国化的这项政治运动，并非风平帆顺。我们或许不应感到惊讶，只有等到国联初期，这一运动才多少取得些成果，更不必惊讶这是与妇女选举权的陡然、急速扩展同时发生的。

如许多评论者注意到的，不但开展人口普查是一项繁杂、昂贵、公共性十足的事务，而且除了一些仍然颇可预料的例外，普查结果也是众目睽睽下的公共文本。于是，我们业已简要地运用于报纸和大众剧院的那种“语法”检查，原则上同样应当适用于人口普查。以此观之，我倾向于关注普查惯例的三个特具面相。

惯例之一是要整数不要分数，或者反过来说，要保证身体的一种幻影似的完整性。譬如，要是一种简单的、设想的分类体系打算把全部人口归入黑人和白人两类，然后它偏偏撞上了混乱的现实，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比例不等地是混合血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或许是，把1/2、1/4、1/8、1/16这些数字归入“黑人和白人”一栏。但是既然惯例禁止这一可能性，实际的选择要么是武断地归属为黑人或白人，要么增生其他类别和子类别——不妨谓之“穆拉托人”（mulatto）, “夸德隆人”（quadroon）, “奥托隆人”（octoroon），这样，混血性或分数性就能重获整数的地位。当然，这决不表示每个被统计者不会在同一次普查的其他诸多分类细目中匿名重现，而且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个整数；它反而意味着这种复杂的分数性是以隐显墨水书写的。从一方面说来，每个被统计者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另一方面，它不过是若干纵横交错的序列汇聚之所。

第二项惯例是匿名性。可以说，在个人普查表格上完整记录的姓名，是这些文件里高度机密的部分，国家要严守秘密。饶有兴味的是，美国的这一高密级延续72年了。（而且，一个人可能因为在他那份表格上“秘密地”向国家撒谎而受罚。）无名性惯例有两个相连的现实效应，就像罗兰·巴特过去常说的。一方面，它支撑了普查的真理，因为不管是谁，要拿他或她的个人知识和众人感性认识那个世界来印证普查，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另一方面，透过各整数的等价性，它勾绘出一个稳定的（十年期）社会场域，一页页庄严气派的恒等总数行封存了该场域。这个无名的、表格式纵横交织的场域（比方说，丹麦）是被序列性地、共时性地想象的，并被当作一幅自画像。

第三项惯例是累计总数，它与报纸的序列想象物那欢腾的无界性形成鲜明对照。累计总数（在社会科学的行话里欣欣然膨胀成了“总体”, universe）其实是大多数二次统计运算所需要的，但它有其自身的政治世系，对此进行简单回顾或许是有用的。顺着一个家系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霍布斯的助手，亚当·斯密的“施洗者约翰”，随着1691年他的《政治算术》出版而赢得了几分身后荣名；对该书而言，可比的分析单位是当时存在的政治国家。顺着另一个家系，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德国的”国家（Staaten）比较研究的财政学传统，它最终使得格廷根教授阿亨华尔（1719—1772）经引申创造出了“统计学”（Statistik）一词。甫一问世，这个术语迅即伴随着辛克莱（John Sinclair）21卷本的《苏格兰统计纪事》，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语；该书是1791—1799年间出版的——当然是逐卷依次出版。事实上，累计总数（totality）在被统计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确立之前，开明专制主义时代政治上深沟高垒的国家就赋予了它初始形态：当时正赶上民族主义时代。

统计学逻辑和政治在人口普查中联起手来，在同样的现世边界上切断了每个序列（在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普查中，蜂拥西进的“女性”、“黑人”、“开业医师”全都同形同态地终止于太平洋和白令海海岸线）。但是与此同时，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它们造就了报纸无力产生的某种东西——多数派（majorities）和少数派（minorities），它们是序列的、可聚合的、两相对立的，起初是作为形式上的实体，没多久就被安放在呈现政治现实的位置上了。（这里是一个源头，托克维尔由此开始焦躁不安地设想最终是基于人口普查的各种暴政，时当1830年代，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正在组建统计学协会。）

连接的桥梁当然是选举权。新生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像这样启动这个宏伟领域，不过是因为它新颖的共和制和联邦制特征。当君主和社会等级都不存在的时候，看起来主权只可能显现在经选举过程表达出来的公民意志上了。1790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以及此后直到米斯巴赫时代的十年一度的所有人口统计，主要用来从算术上保证公平分配国家立法机构的两院选举代表的席位。并非是选举人数目以任何明显方式与普查计数相匹配，而是无选举权的妇女和未成年男性被假定要平均分布在各州，这样户主（如我提到过的，直到1850年，人口普查都只登记他的名字）就能代表他们——在统计分配的意义上。然而奴隶分布不均。他们或许是财产，但南方的奴隶主并不巴望着放弃每十年一次把他们当人来计数的机会。因而有了古怪的折中安排：经人口普查登记的每个不自由的美国人，被以分数形式计算成3/5个人，以便国会重新分配。这表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已经枝繁叶茂了。

选票至上主义从美国星散四布，对人口普查的做法施加了不断增长的影响，因为人民主权的观念流传开了，也因为国家获得了一种福利与发展的使命，还因为选举权扩大了。不久以后，选举人开始影响统计类别本身，凭借这些类别，人口调查的机器才呼呼作响。在新形势下，人民第一次有了充足理由希望自己算一分子，如果计算方法可靠的话，而不是盼着自己被收税员——他们是人口普查员的先兆——忽略不计。到二十世纪初叶，人口调查的这种“选举”模式在宗主国里已经显得这般正常，以致它甚至悄然渗透到殖民地独裁政府里，在那里它反而会具有长远的颠覆性后果。

菲律宾提供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鲜活例子。1818年它开展了第一次严格的调查，那次调查的类别名录包括这样一些无关选举的奇特伙伴：difuntos（死人）、negros infieles（异教黑人）、tributos（纳贡者）、mestizos españoles（西班牙混血儿）、morenos（棕色人）、individuos contribuyentes（个体纳税人）。它的设计者们显然是居高临下地主要从宗教和财政方面着想的。almas（灵魂）这个词，以及infieles（异教徒）和convertidos（改宗者）之间的基本对立，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出场。跨类别汇总是多数派—少数派分组的必要基础，这里却难得见到。没有地方主义的形迹，也没有密布在这个群岛上的诸多种族语言集团的踪影。下一次人口普查，即1877年那次，是彻头彻尾世俗化的，收税人的阴影消失了。这次统计基于三条简单的轴线，它们标明了居民的在场/缺席，他们是españoles（西班牙人）还是extranjeros（外国人）的身份，还有他们的肤色——blancos（白色）、pardos（褐色）和morenos（棕色）。此处的一切散发着一种落后却定然属于十九世纪的独裁政治气味。然而1903年那次人口普查，是美国人在正式结束他们野蛮的征服战争后数月内施行的，它已经是以美国人特有的做法，按照选举制原型组织起来的，它（依字母次序！）类型化了仿佛确定不移的25种“野蛮”或“文明”的本地种族语言集团、从白到黑的5种肤色，还有乱糟糟一堆出生地和国籍（如果关系重要的话）。这次普查公之于众的登记页里，Tagalog和Ilocano这两个词后首次被标上号码，那些说他加禄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们一看就可以认出。而官方普查的现实效应，亦即它宣称“正在统计的东西从全社会来讲是深深存在于‘那儿’的”，赋予这些符号一种沉静的纪念碑性。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菲律宾的美国人（他们是不能想象不统计自身的，因为他们是何等超群地举足轻重），由于调查表的这种类型结构，他们显现为一个明显的、封闭的、屈指可数的少数族群。一模一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发生在1921年荷属东印度的人口普查中，以及更一般地在二十世纪殖民世界的人口普查中。从某种角度观之，我们可以把这些普查个个都看成是熏黑的内脏，相应的那种殖民主义的行将崩溃由此隐隐可辨。

实践

这两种序列化，一类是报纸塑造的，是自由的、非枚举的，另一类是人口普查塑造的，是约束的、可列举的。从二者作风的差别中，有两种政治化和政治实践的轮廓浮现出来，不过它们双双表明序列始终对集体身份的现代想象多么根本。

下面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生动领会第一种政治实践的动力，它是我从Dia Jang Menjerah（“她投降了”）翻译过来的，那是印尼最负盛名的作家普拉姆迪亚最初发表于1952年的一个迷人故事。它描述了故事女主人公十几岁大的姐姐伊丝（Is），在日本人对印尼的野蛮占领（1942—1945）结束之后立即爆发的革命浪潮中，如何跑去参加激进组织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Pesindo）：

在这样的时代里，对政治的满腔狂热，像浪涛似的向前咆哮着，失去控制。人人都觉得，仿佛她或他要不是政治性的，不争论政治问题的话，就不能算真的活着。说实在的，哪怕没有米粮，仿佛他们还能活下去。即便是学校教员，也被政治狂热的流行病传染了，他们过去自始至终可是“不偏不倚地”生活的；而且，只要可能，他们就拿自己所拥护的那种政治去影响学生。每个人都拼命给他那一派拉入新成员。学校也证明是他们争斗的广阔战场。政治！政治！跟日据时的大米没什么两样。不久充足的课程跟进了。有一些人，不过刚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个一知半解，就在食品摊前，在街角，在大楼里，竞相发表演说，把他们个个头脑里轰鸣的东西一吐为快。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我们村那贫瘠的石灰岩土地上，突飞猛进地成长起来。到如今，伊丝认清了她正在走进的这个社会。她找到了一个熟人圈子，比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组成的圈子大多了。她眼下占据着那个社会里的清楚位置：作为一个女人，作为政府办公室的一个打字员，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她成了一个新人，有新见解、想讲的新故事、新视角、新态度、新兴趣——这些新物事，是她设法从她的相识那儿采撷和收集来的。这一切，就在日常生活的苦难中进行着，无动于衷的样子。

伊丝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个圈子不存在序列。但是在她做出了微薄贡献的革命时刻，她幼弱生命里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一个”自由个体，“一个”新人。这种序列化如此转变她的意识，而今什么东西在她都新意盎然。但是这些有可塑性和普适性的序列，绝不会出现在人口普查中，这不单单是由于它们不能被列举和汇总。此外很明显，她把这些序列看成是同一类的，所以做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和一个新人，履行了而不是妨碍了她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义务。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点到的序列是随时可利用来进行万花筒似的转换、扩充和缩减的。什么都没有钉牢在命定石上。明天，她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囚徒，“一个”青年，“一个”间谍，甚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即在1946年把艾德礼和尼赫鲁都包含在内的那个无约束却有根基的普遍序列，不过这些只是并始终是暂时的。如果伊丝现在认为她本人是这个骚动世界的一部分，可谓受到日常的一般概念的召唤去战斗，那我们也要依照这相同的符号来理解她。我们不会分享她年轻女人的身份、她的打字技能、她的母语、她的宗教，或她的文化，但是她向我们说话，不是作为人种志上所谓的“报告人”（informant），而是某些序列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愿意依那些序列行事，它们是向我们敞开大门的。

关键是要注意到，她认为自己正参与其中的那大多数序列，要求她行动起来，扮演角色（act），这是它们的入场费。她将不得不学习如何“做”社青团的一个革命成员，好比别的人不得不学习如何“做”哈姆雷特，或罢工组织者，或民族主义者。但是她知道这一切是解放，而她惦记的最后一桩事情是她的认同或她的根。（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她要把自己拖向后来的悲剧。）

现代人口普查的序列逻辑好像在相反方向上展开。考虑一下普查似乎暗中引出的首要行动，亦即选举，我们就可以起步追寻这一逻辑了。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种行动需要加入一天的长队排队等候，每个人依次进入一个围起来的空间，它像公厕一样奇异地私密，对它来说，放下的门帘似乎就相当于体面的衣裳。一旦入内，这些人就拉动相同的控制杆，或者在完全一样的纸张上写下标准化的词语或记号。不迟不早就在那一刻，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停止“做”选民——除了在归属（ascriptive）意义上而外——直到因年而异的下一次盛会再度降临。

选举行动非同一般的极少性和周期性，提醒我们选票与普查细目表在以下方面多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它拒绝分数，它精心安排了可叠加的匿名性，还有它在适当时候会隐藏到严格受限的总计里。但是这也向我们显示了它的现实的和象征的政治效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授权（entitlement），连同它的词源中全部反讽、过时的寓意。在一个人能够“从事”选举之前，他必须被授权去这么做，这要凭借一种法律行动，他绝非该行动的唯一受益者。他也不仅是“被授权”去选举，选举行为本身又“授权”别人代表他去行动。但是这个别人不是靠代理人权力进行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有界序列的代表。这种序列的有穷的数字占卦术（numerology），转而又在交叠、分层、多数派/少数派的基体内发挥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得（比如说）下面的情形再正常不过：选举一结束，除了职业政客，没有谁看重获胜的候选人赖以击败她或他的对手的准确数字；甚至投票反对当选者的那些选民，也觉得完全有资格在她刚一获胜就向她提出要求。囊括各层级的选举人多数的，始终是更高的一个整体。选民们脑子里总是记着总数——有资格的选民数n。

从这个构架里，影响集体主体性发展的两大后果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二者指向同一方向，虽然是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后果是以选民数n为依据，按比例赋权。当二十世纪以选举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增加了它的职能、扩大了它的福利能力的时候，益发精巧的人口普查日益成为集成数据库，各种规划和预算分配都由此而来。结果，普查本身就成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政治化的目标。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尼日利亚，多年来人口普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无非就是因为害怕它会透露该国那些自我想象的族群集团的“真实”人数，进而会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暗示些什么。另举一个宜人些的例子：请注意在骚动不安的“长”1960年代，选民的压力是如何导致荷兰废除人口普查的（最后一次在1971年进行）；直到今天，荷兰依然是世界上拒绝这一政府管理的强大工具的唯一国家。因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而引发的骚乱，更其标明了在何等程度上，普查中各种类别的界定透过它们在安排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分配、调整利益预期上的作用，已经凝固成基本化的政治现实。这样的类别当中，族群类别证明它们的重要性无出其右。它们原本是在一个世纪前，在一个前福利的时代，构想出来倨傲地调控从欧洲不同地区涌来的移民流。然而，当1920年代切断了大规模的新移民潮之后，由于通讯领域的革命，这些类别变成了甚至是全国性选举动员的基础。普查类别和赋权政治的强大连锁效应，可见之于新近的一些美国想象物在政治上的兴起，如西班牙裔选举、亚裔美国人选区等；甚或可见之于选举中的化种族（race）为族群（ethnicity），如“黑人”的例子所示。

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这种政治认同里，人口普查及其小兄弟随机抽样调查代替了邻里和家乡。这样的认同不仅政治重要性渐长，也让我们对族群和民族主义之间脆弱而清晰的界线看得更真切。族群政治是在人民首先作为选民的国家—民族赋权基础上登上舞台的，又是在既定普查的构架之内的比例性基础上受到辩护的。当——或者不如说如果——一个自命的族群集团重新想象自身是个民族（比如就像魁北克人干过的那样），并谋求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时候，那它会为了一种新的自成一体的普查，而废置原来的普查。但是恰恰就在独立之际，在一个新的总数n当中，比例逻辑再度出现。

第二个后果是认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加强。我早先提到过的那些有界可数序列——人口普查是最好的典型——的本质主义蕴涵。但是我怀疑这种序列是在另一个层次、同一个方向上运作的。这样来想：逻辑上，认同是对偶性（duality）的一个函数，它存在于当“b”突然碰到了“=b”的那一刻。这是一种干瘪的、代数的方式，可以注解索因卡（Woyle Soyinka）对桑戈尔（Léopold Sénghor）提出的序列“黑人认同”（négritude）的辛辣摒弃：唯一的老虎无需老虎认同（Tigritude）。换言之，只有在两只身份未定的野兽从彼此那流离失所的眼睛里映照出自身的当口，老虎认同才显得必要。

“流离失所”（exile）这个词用在这里并非事出无因。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人们是怎样喋喋不休地讲到不单要“寻”“根”，还要“探索”、“发现”他们的“认同”，并且，天哪，“快要迷失”他们的“认同”了。但是这些寻找，它们口头上是向内心转移，走向一度是灵魂安宅之所，实际上向外行进，迈向真实的和想象的人口普查，在其中，托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数学的福，整数的身体变成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作为序列累加成虚幻的共同体。

此外，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局限于既存的民族—国家内部了。我在别处曾更详细地论述过，二战以后通讯和交通领域的革命同后工业的世界资本主义相结合，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跨国移民。

同样的诸种力量运作起来，创造了“流散社群的”集体主体性，后者是想象的、人口普查式的，如有界序列一样。对这一转变，很少有文本比好意的《企鹅移民社群地图册》给人一种更具象征性的观点了。全书开头花了七十多页篇幅，叙述了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犹太人大流散；接下来讲述了亚美尼亚人、吉普赛人、黑人、华人、印度人、爱尔兰人、希腊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最后以越南人和朝鲜人收尾。在每个实例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作者坚持提供数字总计和小计——譬如说，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总数，法国、格鲁吉亚、澳大利亚或阿根廷的亚美尼亚人总数。同样有启示意义的是，这些总数被若无其事地（即使难以置信地）四舍五入了：1920年肯尼亚有42000名“印度人”,1250年葡萄牙有40000名“犹太人”。这些计数是帝国政府机器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依靠它们自身的特殊逻辑算出来的；那42000名“印度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把自己看成“印度人”，是远不确定的；在十三世纪的葡萄牙，要断定谁是犹太人，牵涉到种种模糊性和任意性：还有必要强调这些东西吗？其实，这类伪托历史的地图册，远非描述历史的主体性，实则表现了某种当代的世界主义视野，那是以约束认同的准全球性扩散为基础的。无论“华人”碰巧落脚在何处——牙买加、匈牙利或南非，他们照旧是可计数的华人，如果他们碰巧也成了那些民族—国家的公民，也无伤大体。假如这样一本书今天在某些社会集团里大受欢迎，是不会惹人惊诧的——那些集团的成员被找到“流放中的”他们自身这种念头所吸引，认为自己有权归属于古老的、然而在这全球化时代又惊人地遍布世界的有界共同体。

这其中是否有哪一点表现了意味深远的世界主义，在我看来甚为可疑，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普查式的、认同至上的族群观的延伸，缺乏任何普遍基础。它跟那位爪哇小女孩的差别之大，无物可及。那个女孩想象自己是一个“新人”，不是某个爪哇流散族的一个成员，她像哈吉·米斯巴赫一样，让自己加入动荡世界的无边际的序列，成为其坚定的本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