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菊与刀》的传奇：无关风雅与杀伐(1)

李永晶

一、出身

如果说每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的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年毕业于美国名女子大学瓦萨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后来进入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被后世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当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兹·博厄斯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人种决定论”大行其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针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博厄斯以其人类学研究为根据驳斥了人种不变的观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该学说主张，异文化的价值只有从其内部的视角才能获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开始其人类学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业成绩优异，她被推荐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1937年，她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副教授职位的女性。1948年她晋升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的委托，本尼迪克特开始了日本研究。战时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个以进行“白色宣传”为宗旨的、进行心理战的机构。“白色宣传”是指通过散发具有明确信息来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信息，来打击敌方兵士战斗意志的宣传活动。它与消息来源不明，具有谋略性质的“黑色宣传”相对。因此，本尼迪克特受邀进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确的战略与战术目的。1944年8月，战时情报局新设“外国军民士气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为该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员，同样进行日本方面的分析工作。

由于无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地调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资料。最终，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日本）研究作品、新闻记事、广播节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说、议会演说、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报告，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以该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本书，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官员、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中引发广泛反响，被认为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本书的寿命大约十年——真正的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许清楚该书因资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夹杂着对日本文化的误解，因而有此一说。然而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读者持续阅读，可以说远超过了著者预想的时效，而且读者亦远超出了英语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使自己成为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毋庸说，这是学者无上的荣光；《菊与刀》成为这位伟大学者的墓志铭。

二、传奇

然而，《菊与刀》的故事并非仅限于此；在该书的对象国日本，它演绎的传奇别开生面。1946年11月该书出版后，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官委托日本学者进行翻译。两年后的1948年，该书由日本学者长谷川松治完成翻译并出版，随即引发日本国民的阅读与讨论热潮，并多次再版。1967年，译者重新修订了译文，作为“现代教养文库”的一本由社会思想社出版。2005年，日本著名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取得版权，继续出版发行。2008年，日本光文社将其作为“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的一种，出版了由角田安正翻译的新译本。角田是日本防卫大学的教授，专攻俄罗斯研究。据“译者后记”所言，这位俄罗斯专家翻译《菊与刀》的契机正是该书新近出版了俄语译本。不过，该版本腰带上写的“盼望已久的新译！”更让读者注意乃至感慨：时隔六十年后，日本第二个版本终于姗姗来迟。

与版本稀少的状况相比，该书发行量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截至2008年角田的新译本出版时为止，据统计，长谷川松治的译本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该书对日本国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早在1947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就在左翼刊物《思想》（4月号）上率先发表书评“《菊与刀》：美国人眼中的日本道德观”，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菊与刀》日译本出版后，日本知识界开始了对它历时漫长的评论、讨论与研究，迄今不绝如缕。在1950年《民族学研究》（第14卷第4号）特刊中，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数位学者，比如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哲学家和辻哲郎、汉学家津田左右吉等纷纷发表评论，盛况空前。其后，直接或间接讨论该书的论文与著作层出不穷。比如作为单行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有《日本文化论试论：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九十年代出版有《〈菊与刀〉的新解读方法》等。

另外，外国学者研究《菊与刀》的作品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比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批判性著作《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1981年）得到了翻译出版。在该书中，拉米斯批评本尼迪克特仅凭借诗人的直观写作，因而认为《菊与刀》不是根据确凿的学术研究作品。拉米斯还率先指出本尼迪克特犯了“自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认为早于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开启了此后以揭露“自民族中心主义”为主旨的文化研究的先河。拉米斯的观点在日本引发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争论，至今不休，但否定性的意见居上。

其实，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内容褒贬亦始终不一。比如，作为批评性的观点，前面提到的和辻哲郎指出，如果给“日本人”加上限定，诸如“日本军人的思考方法”、“日本俘虏的思考方法”等，那么本书所说的“日本人集团”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可。然而，该书将历史、地区、集团、阶层等因素一概排除在外，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讨论了一般化的日本人，因而书中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日本文化的类型”这些说法就过于暧昧了。这种批评颇具有代表性，毕竟，任何对一般化的“日本人”的描述都很容易将现实中的个体脸谱化。

在众多的研究与评论中，森贞彦的解读尤其值得关注。在2002年刊行的《〈菊与刀〉新探》中，他分析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各种典型误解，进而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辩护。比如，“菊”被解释为“掩饰起来的意志的自由”，而“刀”则象征着“自我责任的态度”。在接下来2003年出版的《孤儿〈菊与刀〉的感叹：学界巨头们犯的大错》中，作者将柳田国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学术巨人的评论放到了显微镜下，将他们的错误条分缕析。在他看来，这些巨人们仍未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2004年，他继续推出新著《日俄战争与〈菊与刀〉：历史的新视点》。他依据自己对《菊与刀》的解读，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坂上之云》为主要资料，重新分析了日俄战争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自己依据《菊与刀》开发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看到了迄今为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未见到的一面。2010年，作者再接再厉，出版了长达千页的《〈菊与刀〉注解》，完成了全新解释，并将日本的《菊与刀》研究推向了高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讨论日本文化的著作持续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与讨论，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化现象。可以想见，《菊与刀》的传奇仍将在日本继续展开。

三、奥秘

那么，演绎上述《菊与刀》传奇的要因是什么？或者说，这部作品得以流行的奥秘何在？除了上面提到的本书独特的出身这一要因外，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本书书名与文体具有独特的魅力。据称，这本书本来打算命名为《莲与刀》，但本尼迪克特最终还是将其定为《菊与刀》。这一改动中，作者进行了怎样的考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其结果却显而易见。在出版商、后世学者对该书的内容简介中，人们通常会看到“菊花象征着风雅，刀象征着杀伐”的说法。稍微具体地说，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优美的代表；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征伐、忠义、名誉。它们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矛盾的两极。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菊与刀的并置构成了一幅强烈的视觉画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本尼迪克特虽然以学者闻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之前，她以笔名Anne Singleton发表了许多诗作，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菊与刀》中的语言细腻、平易、优美，而非如一般学术著作那样因充满生硬的术语而让人正襟危坐，甚至敬而远之，这与作者的诗人性格不无关系。这种文笔风格进而与书名强烈的表象相得益彰，给作品营造了浓厚的感性气息。

当然，由于人类学的作品通常以异民族的文化与社会为研究对象，为作品添加一个可以引发对这种对异文化的想象的标题，也是题中之意；而“菊花”和“日本刀”对西方社会而言恰恰构成了具有浓厚的异国、异族风情的象征。因此，西方世界的读者首先会产生阅读欲望：它们与日本文化有何关系？当这种联想效果浮现后，可以说书名《菊与刀》就出色地发挥了它的价值。

无需说，书名与文体的特异性只是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而书中的内容才是真正激发读者关注与讨论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探讨的主题由其副标题揭示了出来：“日本文化的模式”。这些文化模式体现在日本人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上。比如，日本人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尊大不逊；一方面墨守成规，另一方面开拓进取；一方面在菊花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崇拜武力，视武士为至高的荣誉……在欧美读者看来，日本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然而在著者的笔下，它们被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也就是“文化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的主题无关风雅与杀伐。

在后来日本读者的解读中，这种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耻感文化”，并与欧美世界的“罪感文化”形成了对照。该文化虽然与日本森严的等级秩序息息相关，但人们对其尊重有加，因而“各得其所”。最终，在“恩”、“义”、“忠”、“诚”等特定观念领域中，日本国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了合理的展现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