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问题及其模式（三）：积极生活和公民生活(6)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头脑来说，这个问题必然表现为一个时间中的问题。我们知道，共和国的问题是维持一种特殊存在的问题，特殊因素的特点就是不稳定，而不稳定的原因是时间。在城邦和混合政体理论中，有可能承认共和国是一种普遍，因为它是特殊价值的全面的，从而也是稳定的和谐化。这种和谐从原则上说（即使它采用了把一人、少数人和多数人成功组合在一起的简化形式）应当在时间中保持稳定不变。但是还有一个相反的假设，共和国作为一种人为的事物，肯定会在时间中终结；明确无误的历史事实是，雅典人、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都衰落了，都已不存在了；至于为何会是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中隐藏着出色的理论原因。特殊价值，以及追求这些价值的活动、共同体和个人是数量无限的，因此总是很难建立一个混合政体，使其在事实上不是一部分特殊对另一部分特殊的独裁，保证不使公民更喜欢特殊价值而不是共同利益简直是太难了。假如他这样做，他便牺牲了公民美德；可是我们还知道，公民美德的困境是，他只能与公民同胞一起践行美德，别人一懈怠，他也会懈怠，因而肯定会失去这种美德。可以严厉实施一些要求奉行公民美德的法律和另一些律令，就像在斯巴达那样，但公民不可能永远确信他的同胞会自行维持美德，更不用说他本人了。腐败（就像后人所说）是一种永远近在眼前的可能性。假如美德要依靠源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依靠调整这些行动的法律的维持，依靠使这些法律成为可能的外在环境的连续性，那么它其实是依靠无以计数的变量——既依靠有着无以计数的特殊因素的城邦，也依靠作为一个单一的普遍因素的城邦；而左右着各种各样的特殊因素的力量叫做“命运”。自波爱修斯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虽然世俗现象之流是不可思议、不可预见的，对于一切表象而言是无法辩解的，但是基督徒可以坚信它受着与他的得救有关的神意的左右，看上去只像是命运的事，其实提供了塑造他的积极美德的背景，是使其得以形成的质料。这种观点重新出现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并且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敏锐的语文学和历史意识，使他们更加痛切地体会到命运多舛、人在其中行动的社会和道德背景的变幻无常。但是，美德的政治化导致了一种巨变。命运的作用不再处于人的美德之外，而是它内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的美德依靠与他人的合作，当他人不再与他合作，他就会失去了美德，所以美德要依靠完美的城邦来维持，而这永远受制于人性的失败和环境的变数。公民的美德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说，被抵押给了命运；因此，把城邦作为一个力求维持其在时间中之稳定性的、由特殊事物组成的结构来进行评估，就有着道德上紧迫的重要性。

由于必须假定为内在于雅典时间意识的性质中的某些原因，亚里士多德对于作为一种不稳定因素的时间图式没有给予压倒性的关切。但是至少有一部前基督教的经典将这个概念用于政治和政制的思考。波利比阿的六卷《历史》虽然在16世纪20年代以前除了希腊文以外，没有其他语言的版本可以利用，但它对文艺复兴有关处在时间中的政治的思想却发挥过重大影响，因此这里可以把它视为有关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问题的向导。波利比阿是公元前2世纪的一个希腊流亡者，他从罗马统治阶层的有利位置上，见证了罗马对地中海中部的征服，他想解释[103]一个城邦国家所取得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认为这个共和国的军事成功可以同它的内部稳定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对城邦的稳定和不稳定做了冗长的分析，重申了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有着巨大感召力的混合政体理论。波利比阿接受了一种由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六分法——君主制、暴政、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民政治（暴民统治或无政府）——的变型，并且宣称这是一个演进的序列，即著名的anakuklōsis politeiōn，或称为“政制的循环”。[104]他宣布（在他所了解的历史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任何国家，除非受到阻碍，都会依次经历上述每一种形态，从无政府必然回到君主制，重新开始一轮循环。唯一稳定的体系，是逃离这种循环、或也许有望做到这一点的体系；它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即三种根据数量来定义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融合或平衡。

在波利比阿看来，循环是一种“自然”（physis），是出生、成长和死亡的自然循环，共和国必然经历这种循环；[105]但是，从他提供了逃离循环的手段来看，他并没有把循环当作自然，而是它把描述为不可取的和有害的宿命。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宿命”（tyche）和“命运”（fortuna）是在外部事件的领域而不是内部关系的领域发挥作用，但理解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循环可以表现为“命运”之轮旋转的特殊事例。每一种单纯的政体都有它的优点，如果不受其他潜在统治因素的优点制约，它就难免退化。在这种好的力量因其单一好品质的过度或压倒优势而败坏的思想中，有着与希腊人的悲剧观念“狂妄”（hubris）相似的因素，有着较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种善对其他的善实行独裁，对善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致命的。然而，罗马人承认“命运”是“德性”（virtus）的正式对手，他理解每个部分的“德性”若是与其他部分的“德性”（virtutes）取得平衡并整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让命运接受秩序和荣耀。同时亦可看到，通过“politeia”——混合政体，或行使权力的各种美德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politeuma”，即全体公民，被组织成城邦，就像把质料组织成它的正确形式一样，并维持着能够对抗时间之破坏作用的稳定——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美德对抗命运的作用。但是，“德性”现在被政治化了；它不是统治者个人的英雄气概，而是公民在城邦中的伙伴关系。

对于文艺复兴的读者来说，每一种单纯的美德必然退化，这恰恰因为它是单纯的和特殊的。特殊因素的问题，在于它的有限性、它的必死性、它的在时间中的不稳定性；一种美德（它本身是普遍的）一落实到特殊的政体中，就会染上这种一般的不稳定性。人类的正义体系会在时间中死亡，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仅是生物体自然的生与死，而是道德的失败，是“堕落”的重演，同时也是命运力量的又一次凯旋。当人们以有限的和历史的形式试图建立道德体系时，便是把他们的美德交给了命运摆布。使国王上台复又倒台的巨轮，是人们的虚妄野心的象征；使共和国兴起复又崩溃的巨轮，是人类对正义的虚妄追求的象征。致力于积极实践“公民生活”的公民，必须为退隐于波爱修斯的信仰和沉思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它确实沉重，因为事实上经常付出这种代价。

正义骑在命运之轮上的世界，是令人恐惧的景观，但是循环再生的概念又不可思议地提供了一种很确定的可理解性。可以说，“命运”本质上不具有创造性，她只能无休止地洗一副并非由她创造的牌。这种认为变化不是理性所能认知的观点，意味着变化中不包含成长的原理，不能产生任何新事物；因此不可能存在对作为历史而言的成长或变化的理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注定会重复她的结果。纸牌的每一种可能组合都玩过一遍之后，她只能重新开始；这样做不过是在重复，而“重复”（ricorso）就像“恢复”（rivoluzione）一样，成了一个经常被用来指命运的过程从早先时刻——大概是从万物的起点——重新开始的术语。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万物过去都发生过，并且会再次发生；命运之轮变成了既是不可预测的又是重复的形象，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极其重要，并在某些限制下令人振奋的结果：假如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就能做出关于事情将以某种组合方式再次发生的预测。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命运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不再那么可怕，甚至更加可控了。

这离做出以下假设还很遥远：纸牌将再次洗出同样的顺序，事件不仅会再现，而且会以同样的顺序和循环方式再现。波利比阿与他的许多斯多葛派的朋友一起做出了这种假设，而且他很可能觉得自己更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他把创立混合政体时组合在一起的变量，从无数个减少到了三个。[106]如果退化是变化的唯一力量，那么它肯定不具有创造性；人世间的变量肯定是无限多的；现实中任何一个部门的变量越少，它们以固定的顺序出现的机会就越大，而三个当然是很小的数目。因此，对于建立一种能够逃脱变化循环的、普遍形式的混合政体，他可以允许自己持有相当乐观的情绪。假如只需要建立一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混合或平衡，为每一方安排一定数量——或类型——的必要权力，使之能够制约另外两方中任何一方的单一的、会自动腐化的统治，那么普遍的政治和谐就会处在人类认识甚至实践的掌握之中。假如变化的原因在于特殊因素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在建立国家时只须考虑三种特殊因素，那么变化的原因并不多，也就很容易消除它们；在可能性的范围内，波利比阿式的政制可以免于变化，永远延续下去。人们将离开巨轮，进入天体。

但是，波利比阿没有允许自己采取这种立场。作为一个斯多葛派，他认为尘世间不存在永恒的东西，他还预测说，[107]国家越是变得富足而强大，它就越是难以维持以适当的平衡构成它的那些秩序和美德。对特殊满足的追求将变得更加强烈，直到没有任何限制体系能够约束它。他不仅预测——至少在此后千百年里他的读者看来——罗马共和国将在地中海帝国的拖累和诱惑下解体，而且宣布，甚至（或者说，尤其）在最繁荣的历史条件下，追求特殊利益与维持公民美德会是不相容的。共和国有自己的命数。在基督教读者看来，这肯定意味着无法阻止历史重复“人类堕落”的故事，甚至共和国也不能代替神恩，把人类从它的结局中拯救出来。可以说，命运（或自然）将为任何处在时间中的共和国带来腐化和没落，这意味着重复奥古斯丁的信条：人的得救不存在于政治或历史之中。那种提出了共和国不朽可能性的波利比阿理论迫使基督教徒回到奥古斯丁；因为假如共和国永远延续下去，尘世也必然永远延续下去，只有异教才会这样说。

基督徒的公民仍可以尽其可能。他可以宣布，政治化的美德——有着完美平衡的波利比阿式国家——能够延续下去，只要未蒙受神恩的美德能够在这个由堕落和命运主宰的世界延续下去，它就几乎可以做到永恒。他也可以宣布，有美德的城邦把形式和稳定性强加于命运，就相当于蒙受神恩的王国，这个王国将在神恩带来末世时出现并呈现自身，它是千禧年或“第三时代”（the Third Age）的化身和实现。但是，神恩的政治化显然近乎于用政治取代神恩。公民人文主义可能走向这种极端和异端思想，因为他们决心放弃传统的超时间的政治模式，试图以特殊的、有限的和历史的共和国形式，实现城邦的普遍价值。共和国既不是习俗的共同体，也不是一种好战的教会的表现，所以它只能存在于时间中的某个时刻——先知预言应验的时刻，或理性无从知晓的命运之轮旋转的某个时刻——或者它必须寻找逃离上述观念图式的手段。能够导致做出这种努力并抓住这种机会的头脑，当然是强韧而又世俗的公民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