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天早上我按铃要我的信件和报纸的时候，费洛斯小姐给我送来一张便条，那是答复我给她留的条子的，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当天下午一点一刻在圣詹姆斯街他的俱乐部恭候我。于是，在一点钟还差几分钟的时候，我先漫步到自己的俱乐部去喝了一杯鸡尾酒，我很有把握，罗伊是不会请我喝鸡尾酒的。随后我顺着圣詹姆斯街走去，悠闲地看着沿街的橱窗，因为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耽搁（我不想太准时赴约），我就走进克里斯蒂拍卖行，看看有什么我喜欢的玩意儿。拍卖已经开始了，一群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人正在传看几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那个拍卖商用厌烦的目光瞅着他们的手势，懒洋洋地嘟哝道：“有人出十个先令，十一个，十一个先令六便士……”那是六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国王街上的空气十分明净。相形之下，克里斯蒂拍卖行墙上挂的那些画显得灰蒙蒙的。我走出拍卖行，街上的行人都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情，似乎那令人闲适的天气渗入了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在各自纷繁的事务中，自己也很意外地突然想停下来观看一下生活的图景。

罗伊的俱乐部很安静。前厅里只有一个年老的看门人和一个侍者。我突然有了一种忧伤的感觉，觉得会员们都在这儿参加侍者头儿的葬礼。我一提起罗伊的大名，那个侍者就把我领进一条空荡荡的走道，让我放下帽子和手杖，然后又把我领进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一些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的肖像。罗伊从一张皮沙发里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直接上楼，好吗？”他说。

我果然猜对了，他不会请我喝鸡尾酒，暗自对自己的考虑周到颇为得意。他领我走上一道铺着厚地毯的气派堂皇的楼梯，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碰到；我们走进来宾用餐的餐厅，那儿一个别的客人都没有。餐厅相当宽敞，也十分干净，墙壁粉得雪白，有一个亚当式[20]的窗户。我们就在窗旁的座位上坐下，一个举止沉稳的侍者送上一份菜单。牛肉、羊肉、羔羊肉、冷冻鲑鱼、苹果馅饼、大黄馅饼、鹅莓馅饼。在我顺着这份千篇一律的菜单往下看的时候，我不禁叹了口气，想到了街角处的那些饭馆，那儿有法国式的烹调、喧闹的生活气息和那些穿着夏季衣裙的涂脂抹粉的俏丽的娘儿们。

“我推荐这儿的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说。

“好吧。”

“我自己来拌色拉，”他用随便却威严的口气对侍者说，接着又把目光移到菜单上，慷慨大方地说，“再来点儿芦笋怎么样？”

“那太好了。”

他的态度变得更神气了点儿。

“两份芦笋，告诉厨师长，叫他亲自选料。你喜欢喝点什么？来一瓶莱茵白葡萄酒怎么样？我们都很喜欢这儿的白葡萄酒。”

我表示同意，他就吩咐侍者去把酒类总管找来，我在一旁不能不对他点菜时那种发号施令却又彬彬有礼的态度十分钦佩。你会觉得一个有教养的国王就是用这种气派召见他的陆军元帅的。胖胖的酒类总管穿着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着说明他职务的银链条，拿着酒单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罗伊简慢而又亲切地向他点了点头。

“嗨，阿姆斯特朗，给我们来点儿二一年的圣母乳酒[21]。”

“好的，先生。”

“酒供应得怎么样？相当不错？你知道，我们以后没法再弄到这种酒了。”

“恐怕弄不到了，先生。”

“不过，也用不着过早担忧，自寻烦恼，是吗，阿姆斯特朗？”

罗伊朝着酒类总管愉快热情地笑着。总管长期和这些俱乐部成员打交道，知道得说点什么来回答他这句话。

“是用不着，先生。”

罗伊哈哈大笑，眼睛朝我望着。这个阿姆斯特朗，真是个角色。

“好吧，把酒冰一下，阿姆斯特朗。不过别太凉，你知道，得正好。我想让我的客人瞧瞧咱们这儿办事都很在行。”他转过脸来对着我。“阿姆斯特朗在我们这儿已有四十八年了。”等到总管走了以后，他又说，“我请你上这儿来吃饭，希望你别介意。这儿很安静，咱们可以好好谈谈。咱们好久都没有一块儿谈谈了，你看上去身体不错。”

这句话使我也注意起罗伊的外表来。

“比你可差远了，”我答道。

“这是一种规矩、虔诚、清心寡欲的生活的结果，”他大笑着说。“充分的工作，充分的运动。打打高尔夫球怎么样？我们应该哪天打一场。”

我知道罗伊说的只是临时想出来的应酬话，浪费一天工夫和我这么一个水平不高的对手打球，对他是最没意思的事。不过我觉得他这种含糊其辞的邀请，我接受下来也没有什么害处。他是健康的化身，他那拳曲的头发已经十分灰白，但这种颜色跟他却很相配，使他那张坦率的、给太阳晒黑的脸反而显得相当年轻。他那两只异常坦诚地望着世界的眼睛既明亮又清澈。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身材细长，所以侍者给我们送来小圆面包的时候，看到他要了黑麦面包，我并不觉得奇怪。他那略胖的体态其实只增加了他的气派，使他的各种言论都有了分量。他的举止比过去更显得从容不迫，使你放心地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他坐在椅子上，安如泰山，看上去好似坐在一座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是否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我刚才叙述他和侍者的那段对话时已经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的谈吐通常并不才华横溢，风趣诙谐，但是却很流畅，他老是发笑，引得你有时候会产生错觉，以为他讲的话很有趣。他从来不会找不到话说，他和别人谈论当前的一些话题时那么平易随和，使听他话的人一点也不感到紧张。

许多作家都有一种坏习惯，他们老是专心琢磨词句，就连在谈话中也字斟句酌。他们不知不觉地小心推敲自己的每句话，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既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字。这种习惯使不少上层社会的人在和他们交往时畏缩不前。这些上层人物精神生活简单，词汇有限，所以和人结交时总一再踌躇。可是跟罗伊在一起却从不会感到有这种拘束。他可以用对方完全能理解的词语和一个爱跳舞的卫兵说话，也可以和一个参加赛马的伯爵夫人用她马夫所用的语言谈话。人家总热情洋溢、十分宽慰地说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作家。罗伊最乐意听到这样的恭维。聪明人总用许多现成的短语（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谁也管不了”就是最普通的一句），流行的形容词（如“绝妙的”或“叫人脸红的”）以及只有生活在某一类人中你才懂得意思的动词（如“推搡”）。这些词语使闲谈显得特别亲切，没有什么拘束，而且也不必动什么脑筋。美国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人，他们把这种谈话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完美的阶段，创造了一大批简洁、平凡的短语，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不必考虑自己在说些什么就可以进行一场生动有趣的谈话，而他们的头脑就可以用来自由思考大买卖和男女私通这类更为重要的事情。罗伊掌握的词汇非常广泛，他当机立断所选的词语总准确无误。这使他的讲话辛辣有力，却又不失分寸，而且每当他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总是神采飞扬，口气热切，仿佛这些话都是从他那思想丰富的头脑中刚创造出来的。

这时候，他东拉西扯地和我谈到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最近出版的书籍，谈到上演的歌剧，心情显得很愉快。他对人总很亲切，不过今天他的这种亲切的姿态却实在使我惊讶。他对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这么少深表惋惜，又坦率地（这是他最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告诉我他多么喜欢我，对我多么佩服。我觉得我非得迎合一下他这种友好的表示不可。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忙问了问他正在写的书。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俩谁也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成功。我们吃着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告诉我他怎样调拌色拉。我们喝着莱茵白葡萄酒，还津津有味地咂着嘴。

而我心里却一直纳闷，不知他什么时候会谈到正题。

我无法相信在伦敦社交活动最繁忙的季节，阿尔罗伊·基尔只为了谈论马蒂斯[22]、俄国芭蕾舞和马塞尔·普鲁斯特[23]而愿意在一个既不是评论家又不是在任何方面具有什么影响的同行作家身上白白浪费一个小时。再说，在他谈笑风生的态度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有点儿心神不定。要不是我知道他境况不错，我真疑心他要开口问我借一百英镑。看起来好像这顿午饭就要结束，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知道他为人谨慎。也许他认为我们两个人这么久没有见面，头一次见面最好先建立友好的关系，把这顿气氛愉快的丰盛的午饭只看成是个投到水底引鱼上钩的诱饵。

“咱们到隔壁去喝杯咖啡好吗？”他说。

“随你便。”

“我觉得那儿要舒服些。”

我跟着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那儿比餐厅宽敞多了，有一些很大的皮扶手椅和很大的沙发；桌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杂志。两个老年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不大友好地瞥了我们一眼，但是这并没有使罗伊踌躇不前。他依然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嗨，将军，”他大声喊道，一面轻松愉快地向那边点了点头。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外面欢快的白日景象，真希望自己多知道一些圣詹姆斯街的历史背景。我很惭愧，竟然连街对面那个俱乐部的名称都不知道，我不敢问罗伊，怕他会因为我对每个体面的人都知道的事一无所知而看不起我。他把我叫过去，问我要不要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喝一杯白兰地。我谢绝了，他却坚持要我喝上一杯。这个俱乐部的白兰地是有名的。我们并排坐在式样雅致的壁炉旁的一张沙发上，点着了雪茄。

“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后一次上伦敦来，他和我就是在这儿吃午饭的，”罗伊口气很随便地说道。“我要老头儿尝了尝我们这儿的白兰地，他喝了很欣赏。上个周末，我就是在他太太家度过的。”

“是吗？”

“她多次问候你。”

“真谢谢她，我还以为她不记得我了。”

“不，她记得。你大概六年前在那儿吃过一次午饭，对吗？她说老头儿见到你很高兴。”

“我觉得她可并不高兴。”

“哦，这一点你可错了。当然啰，她不得不非常小心。老头儿老是受到那些想要见他的人的纠缠，她不得不让老头儿节省精力。她总怕他过分劳累。你只要想想她竟然使老头儿活到八十四岁，而且始终神智不衰，那实在了不起。老头儿去世后，我常去看她。她非常寂寞。不管怎么说，她全心全意地服侍了德里菲尔德整整二十五年。要知道，这可是奥赛罗[24]干的工作，我真替她感到难过。”

“她年纪还不算大。没准儿她还会结婚的。”

“不会的，她不会这么做。那样的话就太糟了。”

谈话稍微停了一下，我们都抿了一口白兰地。

“在德里菲尔德成名前就认识他的人，如今在世的只有五个，你大概也是其中之一。有一个时期，你常去拜访他，是吗？”

“拜访过不少次。那会儿我几乎还是个小孩，而他已经是中年人了。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知己的好友。”

“也许不是，不过，你一定知道不少他的事情，那是别人所不知道的。”

“大概是这样。”

“你有没有考虑写一些对他的回忆？”

“天哪，这可没有！”

“你不觉得你应该写一下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一个小说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小说和近百年来写出的任何一部小说几乎一样有希望传诸久远。”

“不见得吧。我总觉得他的小说相当乏味。”

罗伊望着我，眼睛里闪烁着笑意。

“你就爱这么抬杠！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有你这种看法的人是少数。不瞒你说，他的小说我不只看过一两遍，而是六七遍。每看一遍都觉得更好。你有没有看过他去世时评论他的那些文章？”

“看过几篇。”

“意见那么一致，真是惊人。我每一篇都看了。”

“要是每一篇的内容都没什么不同，那不是很不必要的吗？”

罗伊和气地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那篇文章十分精彩。看看它对老头儿就会有很好的了解。我听说《评论季刊》下几期也要刊登好几篇文章。”

“我仍然认为他的小说相当乏味。”

罗伊宽容地微笑着。

“你的看法和所有说话有分量的评论家的看法都不一致，你不觉得有点儿不安吗？”

“倒没觉得怎么不安。我动笔写作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你根本想不到我看见过多少人被捧为天才，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耀，然后就湮没无闻了。我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死了吗？还是关进疯人院了？还是藏在办公室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作品借给哪个偏僻的村子里的医生和老姑娘看。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仍是哪个意大利pension[25]里的大人物。”

“哦，不错，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我见过这样的人。”

“你还做过关于他们的演讲。”

“那是免不了的。只要办得到的话，总该帮他们一把。你知道那些人决不会有什么前途。去它的，反正宽厚待人总是做得到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德里菲尔德并不是那一类人。他作品的全集共有三十七卷，在索思比书店的最后一套卖了七十八镑。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的书的销售量每年稳步增长，去年是销售量最多的一年。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上次我在德里菲尔德太太那儿时，她给我看了他的稿费收入清单。德里菲尔德的地位已成定局。”

“谁能说得准呢？”

“嗳，你不是觉得你能吗？”罗伊尖刻地答道。

我并没有生气。我知道我把他惹火了，暗自感到高兴。

“我觉得我少年时形成的出自直觉的判断还是正确的。那时候，人家告诉我说卡莱尔[26]是个伟大的作家，我很惭愧，觉得他的《法国革命史》和《旧衣新裁》简直读不下去。现在还有人会读他的这些作品吗？我原来以为别人的意见总比我自己的高明。所以我勉强相信乔治·梅瑞狄斯的作品文笔华丽。可是我心里却认为他的作品矫揉造作，冗长啰嗦，也不真诚。现在，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那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你要是欣赏瓦尔特·佩特[27]，那就表明你是一个有教养的青年，于是我很欣赏瓦尔特·佩特，可是天哪，他的《马利乌斯》真把我读得烦死了。”

“噢，不错，现在大概没有人读佩特的作品了，梅瑞狄斯的作品当然也已经过时，而卡莱尔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空话连篇的人。”

“你不知道，三十年前，他们看上去都十拿九稳地会流芳百世。”

“那么，你从来没有看走了眼吗？”

“也有过一两次。我过去对纽曼[28]作品的看法远不如现在，而对菲茨杰拉德[29]那读起来音韵铿锵的四行诗则比现在的看法要好得多。那时候，我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简直读不下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他的杰作。”

“那么，有哪些作品是你当时欣赏而目前仍然欣赏的呢？”

“噢，例如《项狄传》[30]、《阿米莉亚》[31]和《名利场》，《包法利夫人》、《巴马修道院》[32]和《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华兹华斯、济慈和魏尔兰[33]的诗歌。”

“我这么说你可不要见怪，我认为你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新颖独到之处。”

“你这么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我也觉得这些看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我想要向你解释一下，以前不管是出于胆小还是为了尊重当时知识界的意见，我说过一些赞扬某些作家的话，而实际上我却并不钦佩某些当时大家认为深可钦佩的作家，后来的发展似乎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而当时我真正、直觉地喜欢的一些作家却跟我和一般的评论意见一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罗伊沉默了一会儿。他朝杯子底下看了看，我不知道他是想看看杯里还有没有咖啡，还是想找点话说。我对壁炉台上的钟看了一眼；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起身告辞了。也许我猜错了，罗伊请我吃饭只是为了和我随便谈谈莎士比亚和玻璃碗琴[34]。我暗自责备自己不该对他抱有那些刻薄的想法。我关切地看着他。如果这真是他请我吃饭的唯一目的，那一定是他感到厌倦或是灰心了。如果他不是另有用意，那只可能是至少目前，社交生活叫他实在受不住了。不过他发现我在看钟，就又开口了。

“一个人整整干了六十年，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而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样的人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否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德里菲尔德的作品已经给译成了各个文明国家的文字；在他的弗恩大宅里，书架上都摆满了他的作品的译本。当然我也愿意承认，他写的许多作品现在看起来有点儿过时了。他是在一个艰难的时期成名的，他的作品往往显得冗长。他的大多数故事情节都惊险离奇，但是他的作品中有一个特点你必须承认，那就是美。”

“真的吗？”我说。

“说到底，只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德里菲尔德作品的每一页上都洋溢着美。”

“真的吗？”我说。

“那次他八十岁生日，我们把他的一幅画像送去给他的时候，可惜你不在场。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我在报上看了报道。”

“你知道，那次到场的不只是作家，那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集会——包括科学、政治、商业、艺术各界以及上流社会的代表；这么一大批名流显要汇集在黑马厩镇的火车站，都从那列火车上走下来。我想这样的情景你可不容易见到。当首相把勋章授给老头儿的时候，那场面实在令人感动。他发表了很动人的讲话。不瞒你说，那天好多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

“德里菲尔德哭了吗？”

“没有，他非常镇定，就和平时一样，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又很平静，举止彬彬有礼，对大家的这番盛情自然很感激，但是外表却有点儿淡漠。德里菲尔德太太怕他太累，所以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就留在书房里，她叫人用托盘送了点东西给他吃。在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我溜出来跑去看看他。他正抽着烟斗，瞅着我们送给他的那幅画像。我问他觉得画得怎样。他不肯说，只是微微一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把假牙拿下来。我说不行，代表团一会儿就要进来向他告别。接着我问他，他是否觉得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怪得很，’他说，‘真是怪得很。’我想他实际上是累垮了。在他的晚年，他吃东西、抽烟都很邋遢。装烟斗的时候总把烟丝弄了一身。德里菲尔德太太不愿意人家看见他这样子，不过当然她并不怕我看见。我替他稍微把衣服拍拍干净，随后他们大家都进来和他握手告别，我们就都回伦敦去了。”

我站起身来。

“噢，我真得走了。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

“我正要上莱斯特画廊去看一个画展的预展。我认识那儿的人。要是你高兴的话，我可以带你进去。”

“谢谢你，我也收到一张请柬。不，我现在不想去。”

我们走下楼梯，我拿了帽子。出了门我就转向皮卡迪利大街，罗伊说：

“我和你一起走到街那头。”他赶上我的步子。“你认识他的头一位太太，是吗？”

“谁的？”

“德里菲尔德的。”

“哦！”我早已把他忘了。“是的。”

“熟吗？”

“相当熟。”

“我想她这人很讨厌。”

“我没这个印象。”

“她一定粗俗得不得了。她是个酒店的女招待，是吗？”

“是的。”

“我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娶她。我一直听说她对他非常不忠实。”

“是非常不忠实。”

“你还记得她长得什么样吗？”

“记得，记得非常清楚，”我笑着说。“她很好看。”罗伊短促地笑了笑。

“一般人可不是这个印象。”

我没有回答。我们已经走到皮卡迪利大街了，我站住了脚，把手伸给罗伊。他握了握我的手，但是我觉得没有他通常的那股热情劲儿。我感到他好像对这次会面很失望。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失望。不论他曾想要我做什么，我都无法去做，因为他根本没有给我一点儿暗示。我缓缓地在里茨大饭店的拱廊下走过，又沿着公园的栅栏走去，一直走到半月街的对面。一路上我都想着我今天的态度是不是异常地令人生畏。显然罗伊觉得今天不是请我为他帮忙的合适的时机。

我又顺着半月街走去，在经过皮卡迪利大街的车马喧嚣之后，半月街上静悄悄的，令人心旷神怡。这儿宁静而有气派。大多数的住宅都有房间出租，不过不是粗俗地贴张招租广告。有的房子像医生诊所似的，在门口安一块擦得锃亮的铜牌来说明它是供出租的；有的房子在它的扇形窗上用油漆端端正正地写着有房出租的字样。有一两家特别慎重，只写出了房主的姓名，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内情，就很可能以为那是一家裁缝铺或是一家当铺。这儿不像另一条也有房间出租的杰明街那么交通拥挤，只是东一处西一处的有时会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也没有人看管，停在某一个门口，偶尔在另一个门口会看到一辆出租汽车，从车上走下一位中年女士。你会有一种感觉，住在这儿的人似乎不像杰明街的住户那么欢快，名声也不像他们那样不怎么好；那儿的喜欢赛马的汉子一早起来，头还在疼，就嚷着要喝烈酒解醉；而住在这儿的则是一些从乡间来的有身份的妇女；她们在伦敦的社交活动季节到伦敦来住六个星期；也有的是一些不轻易吸收会员的俱乐部里的老年绅士。你觉得这些人年复一年地都到同一幢房子来住，也许在这儿的房主还在某些私人宅第里干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他了。我的房东费洛斯小姐就曾在一些大户人家当过厨娘，不过你要是看见她上牧羊人市场去买东西，你根本猜不出她过去的身份。她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厨娘那样矮胖结实，脸色红润，蓬头垢面；她身材瘦小，腰板儿笔挺，衣着整洁入时；她已是中年，脸上一副意志坚决的样子，嘴上抹着口红，戴着单片眼镜。她做事有条不紊，言语不多，常带着冷冷的嘲讽神情，花起钱来手笔很大。

我住的房间是在底层，客厅的墙壁糊着旧时的有云石花纹的墙纸，墙上挂着一些水彩画，画的都是浪漫的场景：有骑士在向他们的情人告别，也有古代的武士在宏伟的大厅里欢宴；四下里放着好几盆巨大的蕨类植物，扶手椅上的皮革已经退色。整间房有趣地弥漫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氛。我向窗外眺望，以为该见到一辆私人双轮马车，而不是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窗帘是厚厚的红棱纹平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