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斯万夫人周围(2)
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的那一年，我还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顿饭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天下午我总算能看拉贝玛[9]主演的《淮德拉》[10]日场，还因为与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使我骤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尔贝特·斯万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唤醒的感情与他们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么地不同。
新年假期即将到来，我也日益无精打采，因为希尔贝特亲口告诉我在假期中我再也见不到她，母亲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气，想让我解解闷，有一天便对我说：“如果你仍然很想听拉贝玛的戏，我想父亲会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带你去。”
这是因为德·诺布瓦先生曾对父亲说应该让我去听拉贝玛的戏，对年轻人来说这是珍贵的回忆，父亲才改变一贯的态度——他反对我在他所谓的无聊小事（这种看法使外祖母震惊）上浪费时间并冒生病卧床的危险，并且几乎认为既然大使劝我看戏，那么看戏似乎成了飞黄腾达的秘诀之一。外祖母一直认为我能从拉贝玛的戏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为了我她放弃看戏，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牺牲。此刻，她无比惊异，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一句话便使我的健康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她对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鲜空气和早睡的生活习惯寄托于理性主义者的坚定希望，因此认为打破习惯便会招来灾祸，她痛心地对父亲说：“您太轻率了！”父亲生气地回答说：“怎么，您现在又不愿意让他听戏！多么荒唐，您不是口口声声说听戏对他有好处吗？”
德·诺布瓦先生在对我至关重要的另一件事上，改变了父亲的意图。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外交官，而我却难以接受。即使我在外交部内待一段时间，但总有一天我会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希尔贝特并不住在那里。我愿意恢复从前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所设想的、后来又放弃的文学打算。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认为它比外交低贱得多。他甚至不能称它为事业。可是有一天，对新阶层的外交官看不上眼的德·诺布瓦先生竟对父亲说，当作家和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施展同样的影响，而且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嗳！真没想到，诺布瓦老爹毫不反对你从事文学。”父亲对我说。父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因此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和重要人物的谈话得到解决，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说：“过几天，开完会后我带他来吃饭。你可以和他谈谈，露一手。好好写点东西给他看。他和《两个世界评论》的社长过从甚密，他会让你进去，他会安排的，这是个精明的老头，确实，他似乎认为外交界，在今天……”
不会和希尔贝特分离，这种幸福使我产生了写篇好文章给德·诺布瓦先生看的愿望——而不是能力。我动手写了几页便感到厌烦，笔从我手中落下，我恼怒得哭了起来。我想到自己永远是庸才，想到自己毫无天赋，连即将来访的德·诺布瓦先生向我提供的永不离开巴黎的良机都没有能力利用。当我想到能去听拉贝玛的戏时，胸中的忧愁才有所排解。我喜爱的景色是海滨风暴，因为它最猛烈，与此相仿，我最喜欢这位名演员扮演的是传统角色，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扮演这些角色的艺术堪称炉火纯青。当我们希望接受某种自然印象或艺术印象从而获得宝贵的发现时，我们当然不愿让心灵接受可能使我们对美的准确价值产生谬误的、较为低劣的印象。拉贝玛演出《安德罗玛克》、《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淮德拉》，这是我的想象力渴望已久的精彩场面。如果我能听见拉贝玛吟诵这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大人……[11]等等，那我会心醉神迷；就仿佛在威尼斯乘小船去弗拉里教堂欣赏提香[12]圣母像或者观看卡帕契奥[13]的系列画《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一样。这些诗句，我已经在白纸黑字的简单复制品中读过，但我将看见它们在金嗓子所带来的空气和阳光中出现，好比是实现了旅行的梦想，我想到这里时，心便剧烈地跳动。威尼斯的卡帕契奥，《淮德拉》中的拉贝玛，这是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中的杰作，它们所具有的魅力使它们在我身上富有生命力，使我感到卡帕契奥和威尼斯、拉贝玛和《淮德拉》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如果我在卢浮宫的画廊里观看卡帕契奥的画，或者在某出我从未听说的戏中听拉贝玛朗诵，我便不会再产生美妙的惊叹，不会再感到终于看见使我梦绕魂萦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其次，既然我期待从拉贝玛的表演中得到高贵和痛苦的某些方面的启示，如果女演员用她卓越和真实的艺术来表演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在平庸粗俗的情节上添点儿真和美，那么，这种表演会更加卓越和真实。
总之，如果拉贝玛表演的是一出新戏，我便难以对她的演技和朗诵作出判断，因为我无法将我事先不知道的台词与她的语调手势所加之于上的东西区别开，我会觉得它们和台词本是一体。相反，我能倒背如流的老剧本仿佛是特有的、准备好的广大空间，我能完全自由地判断拉贝玛如何将它当做壁画而发挥她那富有新意的创造力。可惜几年前她离开了大舞台，成为一个通俗剧团的名角，为它立下汗马功劳。她不再表演古典戏剧。我常常翻阅广告，但看到的总是某某时髦作家专门为她炮制的新戏。有一天，我在戏栏里寻找元旦那一周的日场演出预告，第一次看到——在压轴节目中，因为开场小戏毫无意义，它的名字显得晦暗，其中包含对我陌生的一切特殊情节——拉贝玛夫人演出《淮德拉》中的两幕，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半上流社会》和《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这些名字像《淮德拉》名字一样，在我眼前显得晶莹可鉴、光亮照人（因为我很熟悉它们），闪烁着艺术的微笑。它们似乎为拉贝玛夫人增添了光彩，因为在看完报上的节目预告以后，我又读到一则消息，说拉贝玛夫人决定亲自再次向公众表演往日创造的角色。看来艺术家知道某些角色的意义不仅限于初次上演、使观众耳目一新，或再次上演而大获成功。她将所扮演的角色视作博物馆的珍品——向曾经欣赏珍品的老一代或未曾目睹珍品的新一代再次展示的珍品，这的确是十分有益的。在仅仅用来消磨夜晚时光的那些演出的预告中，她塞进了《淮德拉》这个名字，它并不比别的名字长，也未采用不同的字体，但她心照不宣地将它塞了进去，仿佛女主人在请客人入席时，将他们——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告诉你，然后用同样的声调介绍贵宾：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
给我看病的医生，即禁止我作任何旅行的那位，劝父母不要让我去看戏，说我回来以后会生病的，而且可能病得很久，总之，我的痛苦将大于乐趣。如果我期待于剧院的仅仅是乐趣，那么，这种顾虑会使我望而却步，因为痛苦将会淹没乐趣。然而——正如我梦寐以求的巴尔贝克之行、威尼斯之行一样——我所期待于这场演出的，不是乐趣，而是其他，是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一旦被我获得，便再也不会被我那闲散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所夺去，即使这些小事使我的肉体承受痛苦。我在剧场中所感到的乐趣可能仅仅是感知真理的必要形式，但我不愿它受到影响和破坏，我盼望自己在演出结束以后才像预料中的那样感到身体不适。我恳求父母让我去看《淮德拉》，但是自从见过医生以后，他们便执意不允。我时时为自己背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我的声调尽量抑扬顿挫，以便更好地欣赏拉贝玛朗诵中的不平凡之处。她的表演所将揭示的神圣的美如同圣殿中之圣殿一样隐藏在帷幔之后，我看不见它，但我时时想象它的新面貌。我想到希尔贝特找到那本小册子中的贝戈特的话：“高贵的仪表，基督徒的朴素，冉森派的严峻，特雷泽公主及克莱芙公主[14]，迈锡尼的戏剧[15]，戴尔菲的象征[16]，太阳的神话。”这种神圣的美不分昼夜地高踞在我内心深处的、永远烛火通明的祭坛之上，而我那严厉而轻率的父母将决定我能否将这位女神（她将在原来隐藏着她无形形象的地方显露真面目）的美吸进，永远吸进我的精神之中。我的目光凝视着那难以想象的形象，我整日与家庭的障碍搏斗，但是当障碍被扫平，当母亲——尽管这个日场戏正好是委员会开会，而会后父亲将带德·诺布瓦先生来家吃饭的那一天——对我说：“唉，我们不愿意使你不高兴，如果你实在想去那就去吧。”当一直作为禁忌的戏院此刻只由我来决定取舍，我将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实现夙愿时，我却反而犹豫不决，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是否除了父母的反对以外尚有其他否定的理由。首先，虽然他们最初的残酷让我讨厌，但此刻的允诺却使我觉得他们十分亲切。因此，一想到会使他们难过，我自己就感到难过，在这种情绪之下，生活的目的对我来说似乎不再是真理，而是柔情，生活的好与坏的标准似乎只是由我父母快活还是不快活而定。“如果这会使您不快活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对母亲这样说。她却反过来叫我不必有这种顾虑，这种顾虑会破坏我从《淮德拉》中得到的乐趣，而她和父亲正是考虑到我的乐趣才解除禁令的。这样一来，乐趣似乎成为某种十分沉重的义务。其次，如果看戏归来病倒的话，我能很快痊愈吗？因为假期一结束，希尔贝特一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要去看她。为了决定看不看戏，我将这全部理由与我对拉贝玛完美艺术的想象（虽然它在面纱下难以看见）作比较，在天平的一端我放上“感到妈妈忧愁，可能去不了香榭丽舍大街”，在另一端放上“冉森派的严峻，太阳的神话”，但是这些词句本身最后在我思想中变得晦暗，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分量。渐渐地，我的犹豫变得十分痛苦，我完全可能仅仅为了结束这种犹豫，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犹豫而决定去看戏。我完全可能任人领到剧院，但不是为了得到精神启示和完美艺术的享受，而是为了缩短痛苦；不是为了谒见智慧女神，而是谒见在女神面纱之下偷梁换柱的、既无面孔又无姓名的无情的神明。幸亏突然之间一切都起了变化。我去看拉贝玛表演的夙愿受到了新的激励，以至我急切和兴奋地等待这个日场，原因是那天当我像每日一样来到戏剧海报圆柱前时（我像柱头隐士那样伫立在那里，这种时刻近来变得更严峻），我看到了第一次刚刚贴上去的、仍然潮湿的、详尽的《淮德拉》演出海报（其实其他演员并不具有足以使我作出决定的魅力）。这张海报使我原先犹豫不决的那件事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它近在眼前，几乎正在进行之中——因为海报上落款的日期不是我看到它的那一天，而是演出的那一天，而落款的钟点正是开幕的时刻。我在圆柱前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想，到了那一天，在这个准确的钟点，我将坐在我的座位上，等着拉贝玛出台。我担心父母来不及为外祖母和我订两个好座位，便一口气跑回家，如痴如呆地望着那句富有魅力的话：“正厅不接待戴帽的女士。两点钟后谢绝入场。”这句话取代了我脑中的“冉森派的严峻”和“太阳的神话”。
可惜，这头一场戏使我大失所望。父亲提议在去委员会时顺便将外祖母和我带到剧场。出门时他对母亲说：“想法弄一顿丰盛的晚餐吧，你大概还记得我要带德·诺布瓦来吧。”母亲当然没有忘记。从前一天起，弗朗索瓦丝就沉浸在创造热情之中。她很高兴在烹调艺术上露一手，这方面她的确极有天赋。她听说来客是一位新客，更为兴奋，决定按她的秘方烹制冻汁牛肉。她对构成她作品的原料的内在质量极为关切，亲自去中央菜市场选购最上等的臀部肉、小腿肉和小牛腿，就好像米开朗琪罗当年为修建朱尔二世的陵墓而用八个月时间去卡拉雷山区挑选最上等的大理石。弗朗索瓦丝兴冲冲地出出进进，她那绯红的面孔不禁使母亲担心这位老女仆会累垮，就像美第奇陵墓的雕刻师[17]当年累倒在皮特拉桑塔石矿里一样。而且从前一天起，她便吩咐人将那粉红色大理石一般的、她所称作“内约”的火腿，裹上面包屑送到面包房去烤。她第一次听人谈到“约克”火腿时，便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别人说的是她知道的那个名字——她低估了语言的丰富性，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同时存在“约克”和“纽约”呢？真令人难以相信。此后，每当她听见或在广告上看见“约克”这个名字时，她便认为是“纽约”，并将“纽”读作“内”。因此她一本正经地对打下手的厨娘说：“你去奥莉达店买点火腿。太太一再嘱咐要‘内约’火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