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夜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3月，顺治皇帝福临病逝，得年24岁，被尊谥“章皇帝”，庙号“世祖”。他年仅八岁的三子玄烨继承大统，并于次年改元康熙，这就是康熙皇帝。1662年（清康熙元年）10月，蛰伏滇缅交界地区的南明李定国余部，在其子李嗣兴的率领下，向清军投降。1669年（清康熙八年），16岁的玄烨铲除长期把持大权的辅政大臣鳌拜一党，正式亲政。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年底，历时八年、席卷清帝国南方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至此，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除孤悬海外的台湾明郑政权外，从中央的权臣到地方的异姓藩王和前朝势力都被清除。接下来，解决东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从被巴海逐出黑龙江之后，俄国人着实消停了一段时间。沙俄当局在确认了斯捷潘诺夫一伙全军覆没的消息之后，暂时打消了占领黑龙江的念头。这倒不是他们认输了，而是为了先尽快消化已征服的土地。

此时，在以尼布楚为中心的外贝加尔地区的俄国各据点，因失去了黑龙江产粮区的供养，简直是度日如年。殖民机构发不起薪金，管不起饭，于是多次发生哥萨克哗变、集体出逃的恶性事件。以至于尼布楚、伊尔根斯克和捷列姆宾斯克三城一度只有114名哥萨克，尼布楚督军甚至不敢带人出城去强征毛皮实物税。时任沙皇米海依洛维奇只能传谕令托博尔斯克等其他督军区调运粮食武器、增派人手前往尼布楚加强守备力量，给长期驻守外贝加尔三城的老哥萨克增加薪金，以笼络人心。

趁着俄国人焦头烂额之际，尼布楚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始频频发难，就连相对温顺听话的通古斯人也开始拒交赋税。1662年7月，通古斯人进攻伊尔根斯克城堡，并夺走了俄国人放养在野外的马匹。次年，68名哥萨克在头目巴尔菲诺夫的带领下，哗变逃往黑龙江地区，不知所踪。经此巨变，兵力本就单薄的老托尔布津手底下只剩区区46人！1664年（清康熙三年）1月，数目不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向尼布楚城堡发起攻击。据守此处的十几名哥萨克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依然负隅顽抗，缺乏攻坚能力的布里亚特人数次进攻均遭失利，最后被迫退走。

之后，攒足了劲的俄国人要开始反扑了。1665年（清康熙四年）9月27日，哥萨克十人长瓦西里耶夫率领69人，占据了位于色楞格河上游楚库河口的楚库柏兴，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堡。俄国人将该据点视为“防卫贝加尔湖以东俄国村庄免受蒙古人进攻的挡箭牌和前哨站”。至1668年（清康熙七年），色楞格斯克堡的哥萨克增加到97人，房屋有29间。到此为止，外贝加尔地区的城堡体系正式形成，稳定了后方的俄国人又开始琢磨黑龙江的事情了。

就在这一年，位于叶尼塞斯克和雅库茨克交汇点的伊利姆斯克督军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件，客观上再次激起了俄国人殖民黑龙江的狂潮。事情的起因是伊利姆斯克督军奥布霍夫在前往乌斯季库特城堡视察工作时，和该地区煮盐场波兰籍监督官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妻子通奸。不甘受辱的切尔尼戈夫斯基怒发冲冠，带人刺杀了见色起意的上级。之后为了逃避惩罚和以功抵过，他就带着34名同伙，携款带枪，再次窜入黑龙江雅克萨，重建了此前被毁的所谓“阿尔巴津”城堡，并以雅克萨据点为巢穴，四处抄略土著居民。到1669年，他们已经和先后到来的哥萨克集合起了300多人的队伍，其足迹一直深入到今天的齐齐哈尔一带。宁古塔边镇为之震动。吴振臣所著的《宁古塔纪略》描述这些“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的“逻车国人”，使用了一种威慑力相当大的爆炸火器——“状如西瓜，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给当地居民制造了极大的恐慌。

1660年后，清廷自以为东北边防已定，随即将宁古塔驻军大量撤回盛京及关内，导致当地防务再次出现空虚局面。万般无奈之下，宁古塔将军巴海一面向北京方面求援，一面尽己所能武装辖区内的流犯准备抵抗。抢完东西之后的俄国人见此情形，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打草惊蛇，遂扬长而去，打道回府了。

边防局势的紧张也引起了朝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1669年8月，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莫洛洪就上疏朝廷：“宁古塔以外，黑镇以内，皆朝廷（贡）貂百姓所居之地，而罗刹常为侵犯。其宁古塔亦应酌量增兵。如此沿边布置设兵，严加守备，则边圉永固矣。”然而，正忙于整顿内部的清帝国，根本没有精力顾及边防事务。不过，朝廷倒也不是因此就无所作为，虽然暂时无力再组织一场驱逐入侵者的军事行动，却仍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迁徙土著，坚壁清野。

早在1662年清廷就向宁古塔方面专门下达文件：招降土著100户及以上者授予一等军功，招降80户者授予二等军功，招降60户者授予三等军功，招降40户者授予四等军功，招降20户者授予五等军功。鼓励宁古塔的官员将佐通过规劝、赏赐等怀柔的手段，尽可能地把黑龙江一带的土著居民迁入宁古塔、盛京这样的清朝实际控制区域，加以妥善安置，断绝俄国人的粮食和税收来源。对于迁入后的新人口，清廷免费发放粮食、家具、牲畜等生活必需品。如此高福利，自然吸引了很多土著氏族背井离乡，往清朝统治区搬迁。这些居民后来被安置在嫩江流域布特哈地区，“编为世管佐领，分旗永戍”。到1667年（清康熙六年），这些居民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总数达40个佐领的“索伦—达呼儿八围”，这就是著名的“索伦八旗”的前身。

当然在此形势下，存在别有用心者。40个佐领中，有一个叫根特木儿的鄂温克首领。他违抗清朝要他戍守呼玛堡的命令，率其亲属40人开了小差，向西北叛逃至被沙俄占领的尼布楚。他为了博取新主子的信任，竟然在当地通古斯人中招募了几百人充当“伪军”，欺压自己的同胞。这种恶劣行径导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处理问题成了清朝每次和俄国人交涉都要提及的重要内容。

见“博格达大军”未至，俄国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截止到1681年，卷土重来的哥萨克们在黑龙江中游及其支流结雅河流域，先后沿江修筑了“波克罗夫斯卡娅”“安德留什金纳”“上结雅斯克”“西林穆迪斯克”“多隆堡”等多处据点。他们后来又在额尔古纳河地区修筑了额尔古纳堡，形成了一条“黑龙江沿线俄国城堡走廊”。虽然清廷把黑龙江的大部分土著人南迁，着实让俄国人过了一段苦日子。不过很快，来自西伯利亚其他俄国城堡的农民、渔民和猎人就纷至沓来，从事各种生产贸易活动。他们更开挖银矿，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据不完全统计，到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在黑龙江流域，俄国人播种的耕地面积达到1.7万多亩。其出产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供应到尼布楚、雅库茨克等地。当时，整个黑龙江沿线，俄国据点村庄里的成年男子总人数已超过了1500名。沙俄当局即以阿尔巴津堡为中心设立阿尔巴津督军区，与外贝加尔督军区、雅库茨克督军区分别统辖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就这样，俄国人堂而皇之地把清廷的“后院”当成了自家的“前院”。

于是，康熙皇帝面临两个抉择：收复失地和默认既成事实。作为一位国力上升时期的有为君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当三藩之乱尚未平定的时候，康熙皇帝就开始对东北的防务进行调整。1671年（清康熙十年），清廷从宁古塔调出700名士兵，驻防于新增吉林乌拉兵站。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清廷又从外地调入290名八旗兵驻宁古塔。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清廷再次增调722名八旗兵驻防吉林乌拉。三藩之乱平定后的1682年9月，康熙派遣满洲正白旗副都统瓜尔佳·郎坦、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董鄂·彭春等人，率精干人员秘密前往东北边境，指导对俄国人的战前侦察工作。蒙古科尔沁部5位王公受命，率180名士兵，以打猎为名，深入到雅克萨一带勘察地形及交通情况。同年12月，郎坦等完成任务回京，将“罗刹情形具奏”，作为皇帝的决策参考。

对于郎坦等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的结论，康熙深以为然。但身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所要考虑的不可能仅仅限于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还要考虑如何从各方面为军事打击提供保障的问题。虽然朝野中某些大臣对东北用兵颇有异议，但是在康熙亲自主持下，围绕东北边疆备战问题的各项工作，还是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将宁古塔将军北部“东至额尔白克河二千二百里宁古塔界，西至喀尔喀九百余里撤陈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三千三百余里俄罗斯界”的“羁縻之地”，纳为帝国的本部疆域。清廷设立“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这是继元朝之后，中国政权第二次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虽然与内地的省府行政体制有别，但是其管理权限仍超出了唐、明等王朝在当地曾经设置的“都督府”和“都司”等羁縻机构。首任黑龙江将军是在协调边民内迁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出身于满洲镶红旗的宁古塔副都统富察·萨布素。他总领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副都统辖区，将军府驻地为这一年刚刚修筑的城堡瑷珲。这座重木构造的将军府城，当时俨然成为集战时指挥中心和后勤保障枢纽为一身的大本营。鉴于当地陆上交通不便，为保证战时运输兵力和军需粮秣，清廷从瑷珲城到宁古塔境内松花江上游的吉林乌拉造船厂（1674年兴建），依照地形路程的情况下设墨尔根、兴安岭等驿站20余个，以保证运输线和军情传递的畅通。吉林乌拉的造船厂则昼夜开工，修补和建造大军所需的战船和运输船。枪炮火药、刀矛弓箭、甲胄棉衣、粮草药品等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走陆路，经盛京到达宁古塔。而后大部分物资在吉林乌拉装船起运，走松花江—黑龙江航线抵达瑷珲；少部分则走陆路，以牛马车辆运输，穿过蒙古科尔沁部和嫩江一带的“索伦八围”，与当地蒙古人和索伦人等所筹集的食用牛羊等牲畜一道，送至瑷珲。为了鼓励当地土著积极投身到备战工作中，康熙甚至下旨免除了他们一年的赋税。

截至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年初，宁古塔方面已经整修和新建用于作战的水师战船80艘，用于后勤运输的大小船只不下200艘。其中包括10艘大战船、40艘二号战船、10艘江船、10艘划子船在内的70艘战船，被划拨给扩建中的黑龙江水师营。瑷珲各处粮仓已囤积存粮5770余石，足够参战人员两年的用度。

在今天看来，这场即将爆发的雅克萨之战可能仅仅是古老帝国边陲一起规模不大的军事冲突，但实际上这场小仗的胜败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却非同小可。清帝国的西面，是当时的中亚霸主——基本统一了蒙古卫拉特四部、征服了哈萨克的准噶尔汗国，北面是表面臣服大清、背地里心怀鬼胎的喀尔喀蒙古各部。俄国人为防止二者联合起来，威胁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势力存在，就暗中挑唆这些本就积怨已深的草原各部进行火并，等到他们两败俱伤再拉拢其中部分王公投向自己的怀抱。

可以想见，如果清帝国在黑龙江一带与俄国人的角逐中败下阵来，那么康熙将要面临的就是非常棘手的局面：本就是一盘散沙的漠北喀尔喀蒙古部落或倒向准噶尔，或倒向俄国，帝国首都北京将岌岌可危。届时，发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这一狂言的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将提前开始他“光复大元朝，重建蒙古帝国”的军事行动，大举东侵。而在黑龙江，得胜的俄国人则有可能乘势南下，直接威胁大清朝的龙兴之地——盛京和宁古塔。如此一来，大清的江山将岌岌可危。

所以，这一时期康熙皇帝的神经高度紧绷。备战工作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亲自过问，包括战备粮储存的具体数目和运输船只的数量，甚至尺寸大小这些细枝末节。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此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清剿行动一旦失败，将引发多么恶劣的连锁反应。于是，康熙皇帝在此期间表现出了一股莫名的焦躁易怒情绪。前方官员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倘若稍有迟疑，都会引发他的不满和愤怒，结果就是倒霉者轻则被训斥，重则丢乌纱。1683年，宁古塔将军巴海以“报田禾歉收不实，部议夺官，削世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主持的移民和驻军屯田工作中，出现耕牛病死过多和农具损坏严重的现象，又因为手头上人力有限，对于康熙皇帝要他派人去强行收割俄国人在雅克萨周边所种庄稼的命令无法执行，惹得皇帝下旨指责他“籍端延误进兵”，结果原本应当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担当主将的他，就这样被临时换了下来。虽然他没被罢官，但却退居二线。

1682年3月，康熙皇帝出山海关东巡盛京、宁古塔各地，视察防务，宣慰边民，泛舟松花江上写下了“我来问俗非观兵”的诗句。说明即使在备战期间，康熙皇帝依然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此时的中俄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往来。前文提到的特使契奇金并没能把特兰斯别科夫那封充满硝烟味道的信件带到中国，他和10余名哥萨克在一次抢劫中被达斡尔人全歼。所以直到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沙皇阿列克谢二世的信使巴依科夫才抵达北京，得到顺治皇帝的接见。其后康熙年间又先后两次接待了来访的俄国使团。1681年2月6日，清朝大理寺卿明爱、理藩院郎中额耳塞等人，奉康熙旨意前往雅克萨向俄国人传达谈判旨意，得到时任雅克萨总管报告的尼布楚督军，也曾派人远赴嫩江流域和清廷和谈。

俄国人此行的目的：一来为了通商；二来为了收集情报，以便服务于本国的侵略扩张事业。所以俄国人对于清朝关于确认领土主权、勘定边界、处理偷渡叛逃者等相关呼吁充耳不闻。如此鸡同鸭讲的外交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康熙皇帝终于明白：要维护清帝国在黑龙江的领土完整，除了开战，已经别无选择。

《平定罗刹方略·卷二》中记载，康熙皇帝在朝会上，对那些仍然在是否对黑龙江上的俄国人用兵这一问题摇摆不定的大臣们说：“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表明自己并不想穷兵黩武。其后，他历数俄国人“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真（赫哲）、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夺村庄；攘夺貂皮”等罪状，虽然清朝“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但是骄横的俄国侵略者无视朝廷的严正警告，“竟不报命；反深入赫真费雅喀一带扰害益甚”。在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遭到粗暴践踏的时刻，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问题，所以出兵东北势在必行。“俟发兵爱辉，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派水师将领施琅东征，于澎湖列岛一带歼灭明郑军队主力；末代明郑延平王郑克塽投降。海内尘氛已息，是时候跟俄国人摊牌了。